1984年5月，我和几位同学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有机会升入师范类大学深造。离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我们被安排到宣威一中插班强化复习应考。这样一来，待我们下课回到学校时，早已过了开饭时间，但自己一点不用担心，每次回来，宿舍里的同学早已把饭打来放好了。由于师范期间学习的课程与程度明显不能适应高考，就必须日夜苦战，根本没时间洗衣服、被子等，可室友却帮洗了，同班女生还会一针一线把被子装钉起来。同年9月，我顺利进入云南师范大学学习，大学4年间，尽管我家庭非常困难，假期回家都很难有什么钱带在身上，但我还可以借钱给其他同学应急，就因为有五六位宣威师范的同班同学，一直从他们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资助我。没有学校的公平公正，我进不了大学；没有同学的无私帮助，我很难顺利读完大学。三十年来，我一直感念当年学校风清气正的校风，更追怀同学问彼此无猜的单纯，这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正是当年这些同学将年少的单纯变为行动，而没去计较得与失，使我心中留下了单纯的底色，在面对生活中无数关乎得与失的选择时，有了衡量的标尺。
　　如果为了应世，而把单纯的心性任意地驱赶了，这不仅是成长的缺憾，也会有人格的短板；命运的攫取和赐予，生命的繁复与敲击，永远敌不过的，只是一颗热爱生活的热烈而单纯的心。
　　现实中我们却越来越难见单纯的心，更多的是精明而精致的人。我们何以弄丢了这种单纯？
　　1986年，台湾的陈映真问冯骥才：“‘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得更厉害的东西？”冯想了想，说：“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陈问害处是什么，冯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灵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唯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那么，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不会已经提前到了我们的中小学？
　　作家王安忆对即将逝去的巴金说：“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作为塑造最复杂未来之才的教师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
　　无论世相多么诡异而复杂，无论现实多么骨感而无力，我们仍然追怀单纯，在更多后生身上去感染单纯。木心先生有言：“最佳景观：难得有一位渺小的伟人，在肮脏的世界上，干净地活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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