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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国人知道,诗人柳亚子跟毛泽东常有诗词唱和。然而,对由诗词唱和所生发的柳亚子那桩“反动印章”案却鲜为人知。
一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国内和平问题,由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此事轰动山城重庆,令世界瞩目。时居重庆的柳亚子亦深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所折服。在毛泽东抵渝当晚,柳即应邀参加了以周恩来、王若飞名义举行的茶会。两日后,柳亚子即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前往曾家岩桂园拜访毛泽东。这是柳亚子与毛泽东的第二次晤面。
1925年冬到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在广州与毛泽东第一次晤面。
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交往,是因为柳亚子不仅是诗人,而且更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在跟毛泽东第一次晤面之前的1924年,他就说:“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一个在前清宣统年间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诗人,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能够与时俱进,只崇拜马克思,这种精神实不简单。
大革命时期柳亚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活动。在廖仲恺被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暗杀后,他拍案而起,怒斥道:“最怜作贼是王敦。”当时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为国民党三贤。当蒋介石反共面目初露端倪时,他去找与他过往甚密的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要恽代英派人刺杀蒋介石。恽代英认为不可,批评他过激,向他晓以共产党不搞暗杀活动的道理。
广州一别,毛、柳各奔东西。19年之后,二人在重庆相见,柳亚子兴奋不已!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沙坪坝南开学校南津村柳之寓所回拜柳亚子。柳亚子当即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应柳的索求,在离开重庆前四天,即10月7日,将自己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亲笔抄录给柳亚子,并附信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沁园春·雪》后来发表在11月14日的《新民报》副刊上。该副刊称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不可及”。
《沁园春·雪》的发表,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人们竞相颂诵。
柳亚子知道毛泽东众多雅好之一便是把玩印章,便特请治印高手给毛泽东刻了两枚印章。一枚为白文“毛泽东印”,另一枚为朱文“润之”。但印章治成时,毛泽东已离渝返延安了,柳亚子只得托人带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在1946年1月28日给柳亚子复信说:
“很久以前接大函,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笔者注:孙女士,即孙荪荃,谭平山夫人,爱国民主人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二
1945年,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展示自己为革命事业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他请篆刻大师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一方印章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爰丝,弟畜灌夫”,意为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抱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爰丝家里。季心像待兄长一样尊敬爰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西汉名将灌夫等人。
第二方印章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正平)为东汉建安初年才子,此人性格傲岸,没有媚骨。在群贤荟萃的京城许都(今河南许昌),他只看得起孔融(文举)和杨修(德祖)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 孺子”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或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王尔德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反对当时的市侩哲学和道德标准,宣传“为艺术而艺术”,晚年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其影响巨大的名著《革命军》一书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尊崇,号召中国人以他们为榜样,为中国的革命、独立而奋斗。
柳亚子深恐别人误会,又请曹立庵先生在第二方印上加了边款,语曰:“予请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1945年。亚子。”
借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本是文人常用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柳亚子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敬重,抒拥护和赞助革命之情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严密的“陪都”重庆,请人为他刻了这两枚印章。
为纪念刻印一事,柳亚子还作长诗一首以明其志。诗中有这样几句:“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
三
1963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为1966年冬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他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宅,动员柳的后人捐赠遗物。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受了柳亚子家属捐献的柳亚子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及其他文物6000余件。博物馆将此作为革命文物加以珍藏,这是中国人民给予柳亚子的崇高荣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别有用心地亲手制造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冤案——“反动印章”案,给柳亚子加上“反革命”的帽子,对他肆意进行身后的诬陷和迫害,并借此把攻击矛头指向主张纪念柳亚子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原来,在革命博物馆收藏的柳亚子的文物中,有两枚印章特别引起康生的注意,其中一枚是:“前身称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所谓博古通今的“无产阶级理论权威”康生,不可能不知道上述这些典故。但他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顾专家的鉴定和解说,利用群众不熟悉历史典故和古代汉语,故意引导人们把“大儿”“小儿”这两个词理解为“大儿子”“小儿子”,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因此,他在1966年7月初一看到这两枚印章的印文时,便一口咬定是“反动之极”,是“反革命”的,并杀气腾腾地责问收藏柳亚子遗物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他明知收藏这些遗物是遵照周总理指示而为,却别有用心地说:“革命博物馆竟然接收和保存这样反革命的东西,令人十分惊异。”并下令文化部“彻底追查”。
在他的淫威下,柳亚子的这两枚印章竟被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并派人监督,将印章砸碎,还将印章的照片和底片全部焚毁。
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反动印章”案和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一样,也终被彻底平反,水落石出。柳亚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革命领袖的真挚感情,如同他的诗文一样,将永留人民心中。
(责编任 志)
一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国内和平问题,由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此事轰动山城重庆,令世界瞩目。时居重庆的柳亚子亦深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所折服。在毛泽东抵渝当晚,柳即应邀参加了以周恩来、王若飞名义举行的茶会。两日后,柳亚子即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前往曾家岩桂园拜访毛泽东。这是柳亚子与毛泽东的第二次晤面。
1925年冬到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在广州与毛泽东第一次晤面。
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交往,是因为柳亚子不仅是诗人,而且更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在跟毛泽东第一次晤面之前的1924年,他就说:“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一个在前清宣统年间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诗人,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能够与时俱进,只崇拜马克思,这种精神实不简单。
大革命时期柳亚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活动。在廖仲恺被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暗杀后,他拍案而起,怒斥道:“最怜作贼是王敦。”当时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为国民党三贤。当蒋介石反共面目初露端倪时,他去找与他过往甚密的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要恽代英派人刺杀蒋介石。恽代英认为不可,批评他过激,向他晓以共产党不搞暗杀活动的道理。
广州一别,毛、柳各奔东西。19年之后,二人在重庆相见,柳亚子兴奋不已!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沙坪坝南开学校南津村柳之寓所回拜柳亚子。柳亚子当即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应柳的索求,在离开重庆前四天,即10月7日,将自己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亲笔抄录给柳亚子,并附信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沁园春·雪》后来发表在11月14日的《新民报》副刊上。该副刊称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不可及”。
《沁园春·雪》的发表,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人们竞相颂诵。
柳亚子知道毛泽东众多雅好之一便是把玩印章,便特请治印高手给毛泽东刻了两枚印章。一枚为白文“毛泽东印”,另一枚为朱文“润之”。但印章治成时,毛泽东已离渝返延安了,柳亚子只得托人带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在1946年1月28日给柳亚子复信说:
“很久以前接大函,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笔者注:孙女士,即孙荪荃,谭平山夫人,爱国民主人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二
1945年,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展示自己为革命事业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他请篆刻大师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一方印章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爰丝,弟畜灌夫”,意为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抱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爰丝家里。季心像待兄长一样尊敬爰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西汉名将灌夫等人。
第二方印章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正平)为东汉建安初年才子,此人性格傲岸,没有媚骨。在群贤荟萃的京城许都(今河南许昌),他只看得起孔融(文举)和杨修(德祖)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 孺子”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或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王尔德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反对当时的市侩哲学和道德标准,宣传“为艺术而艺术”,晚年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其影响巨大的名著《革命军》一书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尊崇,号召中国人以他们为榜样,为中国的革命、独立而奋斗。
柳亚子深恐别人误会,又请曹立庵先生在第二方印上加了边款,语曰:“予请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1945年。亚子。”
借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本是文人常用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柳亚子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敬重,抒拥护和赞助革命之情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严密的“陪都”重庆,请人为他刻了这两枚印章。
为纪念刻印一事,柳亚子还作长诗一首以明其志。诗中有这样几句:“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
三
1963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为1966年冬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他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宅,动员柳的后人捐赠遗物。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受了柳亚子家属捐献的柳亚子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及其他文物6000余件。博物馆将此作为革命文物加以珍藏,这是中国人民给予柳亚子的崇高荣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别有用心地亲手制造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冤案——“反动印章”案,给柳亚子加上“反革命”的帽子,对他肆意进行身后的诬陷和迫害,并借此把攻击矛头指向主张纪念柳亚子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原来,在革命博物馆收藏的柳亚子的文物中,有两枚印章特别引起康生的注意,其中一枚是:“前身称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所谓博古通今的“无产阶级理论权威”康生,不可能不知道上述这些典故。但他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顾专家的鉴定和解说,利用群众不熟悉历史典故和古代汉语,故意引导人们把“大儿”“小儿”这两个词理解为“大儿子”“小儿子”,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因此,他在1966年7月初一看到这两枚印章的印文时,便一口咬定是“反动之极”,是“反革命”的,并杀气腾腾地责问收藏柳亚子遗物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他明知收藏这些遗物是遵照周总理指示而为,却别有用心地说:“革命博物馆竟然接收和保存这样反革命的东西,令人十分惊异。”并下令文化部“彻底追查”。
在他的淫威下,柳亚子的这两枚印章竟被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并派人监督,将印章砸碎,还将印章的照片和底片全部焚毁。
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反动印章”案和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一样,也终被彻底平反,水落石出。柳亚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革命领袖的真挚感情,如同他的诗文一样,将永留人民心中。
(责编任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