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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福建事变，史称“闽变”，又称“十九路军事变”。 陈铭枢，作为福建事变的实际领导者，在整个事件的策划、发动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事变失败了，但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
创建军队与蒋结怨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汉族，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期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于1906年入黄埔陆军小学，同时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又以优异成绩入选学制两年的南京陆军中学第一期。辛亥革命后不久，陈铭枢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16年，陈铭枢参加方声涛部护国军，任连长。1918年，陈铭枢到闽南沿海的阳江，率民军起义，任独立营营长。1920年，粤军扩军整编，陈铭枢所部编入邓坚任师长的第一师第四团，陈铭枢任团长。蒋光鼐任第四团第一营教官，蔡廷锴任第四团第三营十一连连长。通过这次整编，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三位后来福建事变的核心人物，自此开始相互结交。
1925年7月，粤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陈铭枢任实力最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7月，陈铭枢率部参加北伐，任第四军参谋长。在北伐过程中，四军被冠以“铁军”称号，而陈铭枢率领的第十师，则因能走善战，尤其善于夜间作战，屡建战功，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陈铭枢一时成为铁军中影响很大的人物。在贺胜桥之役时，陈铭枢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宁汉出现分裂后，陈铭枢因拥护蒋介石，于1927年3月出走日本。蒋光鼐暂代第十一军军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陈铭枢回部复职，重新执掌军权。中原大战爆发后，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师增援津浦线作战，率先攻占济南。因蒋光鼐、蔡廷锴所部“出奇制胜，对全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予以嘉奖，下令将他们改编为第十九路军。
1929年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分管广东军政。因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有矛盾，又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于是离粤赴港后出国，以静观其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淞沪警备司令，此后，十九路军卫戍京沪。1932年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坐视十九路军失败，加上之前陈、蒋之间就矛盾重重，陈铭枢这次更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也坚定了其反蒋的决心。淞沪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寻机报复陈铭枢和十九路军。蒋介石下令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职务，并逼迫陈铭枢出国考察。之后，蒋介石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旅欧回国争取盟友
陈铭枢虽然出国旅游，但他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反蒋抗日。1933年5月6日，踌躇满志的陈铭枢由欧洲回国到达香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陈铭枢前往广东寻求陈济棠的支持。陈铭枢坚定地向他说明：非反蒋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图存的道理。但老奸巨猾的陈济棠并未鲜明表态。之后，陈铭枢又联络其他各界反蒋人士。
通过几天的港粤活动，陈铭枢把在国外形成的“腹稿”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联共反蒋抗日之策：一、争取与陈济棠合作，利用已有的西南执委会与执行部两个机构，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以十九路军为核心，建立新政党，联合共产党，发动民众，实现酝酿已久的政治路线。这是上策。二、陈济棠如不愿意干，就请胡汉民与李宗仁合作。迫使陈济棠不得不干。此为中策。三、如胡汉民不愿干，就请李济深出来领导，哪怕仅有十九路军，也要孤军奋战到底。这当然是下策。
陈铭枢的反蒋抗日计划，是以十九路军官兵的坚定支持为前提的，是以蒋光鼐、蔡廷锴掌控的福建基地而展开的。长期以来，陈铭枢一直被外界看作是十九路军公认的“历史领袖”，他自认为十九路军官兵都很有爱国思想，而且同他都很有感情，都很听他的话。然而，事实证明，陈铭枢过于自信了。蒋光鼐、蔡廷锴当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反蒋抗日计划。
合手定主意之后，陈铭枢开始信心十足地实施他的联共反蒋抗日计划。陈铭枢深知，凭他自己的资历、声望和影响，还难以担当领导反蒋抗日运动的重任，必须要找志同道合而又德高望重的人来领导号召，才能保证他的反蒋抗日大计得以顺利实施。
据一些参加福建事变的知情者回忆，陈铭枢最初曾想推宋庆龄出面领导这一反蒋抗日活动。宋庆龄一开始很赞赏和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义举，表示愿意为此奔走。但后来，由于陈铭枢与四川的刘湘等联络频繁，宋庆龄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根本不像革命，遂与陈铭枢脱离了联系。随后，陈铭枢又转向正在策划“以倒蒋为抗日”的胡汉民。诚然，胡汉民的威望很高，但他没有实权，关键还是要看陈济棠的态度。但陈济棠一开始就模棱两可，经过争取，陈铭枢没有看到希望，遂决定自己单独赴香港去实施第三步计划。
经过百般努力，陈铭枢总算找到了与他志同道合的领导人选——李济深。此后，陈铭枢又去争取李宗仁一致行动。但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陈铭枢的做法过左，就以广东不愿合作而没有后方为由，拒绝了陈铭枢。
进入多事之秋，时不我待。陈铭枢一方面与李济深一道通过各种关系，加快联共反蒋抗日的步伐，一方面通过蒋光鼐继续做蔡廷锴的思想工作。历史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正当蒋光鼐和蔡廷锴对陈铭枢的反蒋抗日大计犹豫不决时，发生了一件令十九路军官兵震撼的事件，即区寿年率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剿共”险遭歼灭。连城之惨败，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下定决心，放弃“剿共抗日反蒋”方针，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在联共反蒋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公开讨蒋问题上，蔡廷锴认为条件不成熟，应慎重从事。
许多学者认为陈铭枢反蒋之策中的联共并不是上策选择，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陈铭枢在香港拟定的反蒋之策中，联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3年5月，陈铭枢电约当时在广东任职的梅龚彬速来香港，“我要梅龚彬立即起身赶往上海，去同中共中央联系，谅解我们的苦衷，传达我的计划，务求达到十九路军与红军的停战与合作”。
梅龚彬原名梅电龙，是与潘汉年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接受陈铭枢的委派后，立即前往上海找党组织接头。由于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采取排斥中间抗日力量的态度，这次的联系没有得到具体结果。在这之后，陈铭枢又派刘伯垂和刘树模去上海，代表陈同中共中央谈判合作问题，经过一个月商谈，仍然没有结果。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十九路军的惨败后，万分焦急，他电告刘伯垂、梅龚彬等人说：“我们要求合作是有诚意的，若共产党不同我们合作，将来是要受历史裁判的”。与此同时，陈铭枢要求蔡廷锴严格约束部队，防止再发生冲突；一面积极物色人选直接到苏区与红军谈判。这时，陈铭枢的故友——吴明“流浪”到香港。吴明即陈公培，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陈公培的到来，使陈铭枢的苦恼顿时消失。陈铭枢认为陈公培是一个合适人选，当即决定派他作为十九路军代表，前往福建苏区与红军谈判反蒋抗日合作事宜。
9月22日，陈公培一行五人到达红军东方军指挥部——王台。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彭德怀，指出陈公培系我党脱党者，提供情况可靠，并派袁国平前往接谈。经过双方努力，会谈取得初步成果，十九路军领导人都表示满意，并迅速作出反应，准备更高级的会谈。10月6日，陈铭枢秘密从香港赶赴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派员到江西瑞金谈判事宜。决定：派徐明鸿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
10月26日，双方草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也称“抗日作战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四、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蒋抗日军事行动之准备等。但博古把持的中共中央并没有遵守这一协定。
酝酿倒蒋阻力重重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签订后不久，陈铭枢就表示发动反蒋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香港李济深家紧急召开一次重要筹备会。参加香港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多人。经过激烈争论，徐明鸿等人认为香港方面应该从速派人到闽领导革命。最后，斗志冲天的陈铭枢力排众议，会议作出决定：不计成败，即赴福州发动反蒋抗日运动，筹备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就新政府成立后的各项问题进行讨论。
这次香港会议及其决定，标志着一场以陈铭枢为主导的反蒋抗日风暴——福建事变已正式拉开序幕。会后，蒋光鼐迅速回到福州布置工作，先以诚心对蔡廷锴说：“贤初，我们的时机到了，我们要实行抗日，但要抗日，非革命不可。”此时，陈铭枢也来到蒋公馆。陈、蒋二人合口同声说：“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代，手无寸铁，尚能成功，且革命不能计较成败。”最后，蔡廷锴表示同意，这样十九路军高层意志达成完全统一。
陈铭枢等酝酿的福建事变，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蒋介石却完全清楚。在蒋介石心中，陈铭枢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颇有欲望的“军人政客”。1933年5月陈铭枢的回国和频繁来往于港粤之间，特别是在福建各地的活动，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并多次派人刺探陈铭枢的动向。此外，蒋介石还派林森等与陈铭枢有交情的人前去劝说，但陈不为所动，表示反蒋抗日，矢志不渝。与对付陈铭枢的手段不同，蒋介石对蒋光鼐、蔡廷锴则采取拉拢的手段，目的是分化利用，孤立陈铭枢，造成福建事变流产。但蒋、蔡二人跟随陈铭枢反蒋决心已定，蒋介石的阴谋均告失败。
1933年11月7日，福建事变的精神领袖——李济深抵达福州，意味着闽变的爆发已进入倒计时。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召开各党派会议，但会议对举义发生时间及组织新国家、改换国旗等存在较大分歧。
同日，陈铭枢鉴于举义发难时间等问题分歧很大，提议在鼓山召开福建事变主要策划者紧急秘密会议，以统一思想。陈铭枢考虑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怕蔡变卦，所以强调人员已经到齐，筹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时间迫切，认为目前是举旗发难的最好时机。蔡廷锴则不主张在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二个月看看情况，迨年（1934年一二月间）再发动。会上，陈铭枢和蔡廷锴的意见针锋相对。讨论了一整天，直到午夜，在发难时间问题上还是议而难决，最后，陈铭枢火了，蔡廷锴也妥协了。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新政府的问题。最后，会议决定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举事反蒋。鼓山会议是福建事变酝酿过程中最后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决策会议，也是争论最激烈的一次会议。多年后，蔡廷锴回忆福建事变，无限感慨地说：闽变就是在这样筹备未周，争议纷纷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表《告民众书》，这其实是十九路军和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的讨蒋宣言书。《告民众书》的公开发表，标志着酝酿已久的闽变序幕已经拉开。
竖旗倒蒋巩固政权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举行。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来自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共100余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有策划闽变的核心人物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而闽变的实际领导者陈铭枢则因为劳累过度、患重感冒而未出席大会。大会由黄琪翔致开幕词。接着萨镇冰、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何公敢、徐谦等代表相继发言。与会者阐述了召开临时大会的宗旨、意义以及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等。
11月20日晚8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之后，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发表人民政府对内宣言、对外宣言和人民政纲，用电报拍出。
在革命风云激荡的战争年代所爆发的重大事变，一般都有一股或数股军事力量作支撑和后盾，陈铭枢等策动的福建事变也是如此。十九路军是陈铭枢等策动闽变惟一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因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非常重视十九路军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联合反蒋党派另组新政党，是陈铭枢策划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既定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初，陈铭枢在旅欧期间拟定反蒋抗日活动蓝图时，就明确提出组织新政党的设想。回国定下反蒋三策之后，就告知他的幕僚林植夫等人另行组党的计划。
闽变爆发后，要另组新党，首先要脱离国民党。11月21日，闽变领导人致电胡汉民、李宗仁等，希望他们响应闽变，一致行动，但遭到拒绝。这样，曾经订立的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也就正式失效。为此草约奔波多次的李章达知悉后，气恼万分，建议立即脱离国民党。
脱离了国民党后，陈铭枢便加紧策划组织新政党。11月24日，陈铭枢发起的生产人民党宣告成立。“今天是生产人民党，到了相当时期同共产党合流”。这句话，说明了陈铭枢等人联共反蒋抗日是诚心诚意的。生产人民党成立后，陈铭枢又极力劝说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加入。在陈铭枢的敦促下，黄琪翔解散了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签名加入生产人民党。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继续他的联共政策。1933年10月26日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只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达成的协议仍需进一步商谈，才能得到真正实施。11月21日，刚刚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与苏区中央政府全权代表潘汉年秘密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要内容与《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的精神基本相同。
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人民政府比较积极主动地履行了1933年10月26日签订的有关协议。但他们最急切盼望的是与中共方面签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即与红军订立军事攻守同盟，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双方并没有真正合作，给蒋军入闽讨伐提供了可乘之机。
壮志未酬名垂青史
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极度恐慌，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即武力镇压。
蒋介石亲率15万蒋军入闽“讨逆”。面对强敌，是战是守，如何抗击强敌？事先没有明确战略部署的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只好疲于应敌。在蒋介石的分化利诱下，本来就与十九路军离心离德、若即若离的福建地方军阀们乘机“反正”，“拥护中央讨逆”。而十九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作战方案上也不统一。
陈铭枢等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深知光靠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前线是守不住的，福州难以确保。于是，在战略上还采取了两项应变措施：一是向红军求援；二是继续争取粤方支持。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实行“关门主义”：先叫十九路军吃点亏，我们再帮他。
在强敌面前，十九路军接连失败，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1934年1月8日白沙会议后，陈铭枢赶回福州，与李济深召开会议，布置解散撤退。会上，反蒋抗日受挫、内心十分痛楚的陈铭枢再三说明，蒋军大军压境，福州已难以固守，十九路军总部已决定放弃福州，择地再战，政府重要人员即日可先回香港，等军事稳定后再来。
1934年1月1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停止办公，迁都漳平。大势已去，宣布迁都，只是闽变领导人的寻求自我安慰、鼓舞斗志的说法而已。至此，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轰轰烈烈一时、独一无二的联共反蒋抗日政府宣告解体，历时仅53天的中华共和国，从此成了历史的名词。
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毛泽东、周恩来给予极高的评价。据闽变人士朱伯康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中，陈铭枢和毛泽东一起交谈，提及1933年的福建人民政府时，毛泽东深情地对他说：没有你们那时的人民政府，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还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接见民主人士，当他得知朱伯康曾是十九路军教官时，热情地对他说：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
（责编 任志）
创建军队与蒋结怨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汉族，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期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于1906年入黄埔陆军小学，同时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又以优异成绩入选学制两年的南京陆军中学第一期。辛亥革命后不久，陈铭枢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16年，陈铭枢参加方声涛部护国军，任连长。1918年，陈铭枢到闽南沿海的阳江，率民军起义，任独立营营长。1920年，粤军扩军整编，陈铭枢所部编入邓坚任师长的第一师第四团，陈铭枢任团长。蒋光鼐任第四团第一营教官，蔡廷锴任第四团第三营十一连连长。通过这次整编，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三位后来福建事变的核心人物，自此开始相互结交。
1925年7月，粤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陈铭枢任实力最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7月，陈铭枢率部参加北伐，任第四军参谋长。在北伐过程中，四军被冠以“铁军”称号，而陈铭枢率领的第十师，则因能走善战，尤其善于夜间作战，屡建战功，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陈铭枢一时成为铁军中影响很大的人物。在贺胜桥之役时，陈铭枢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宁汉出现分裂后，陈铭枢因拥护蒋介石，于1927年3月出走日本。蒋光鼐暂代第十一军军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陈铭枢回部复职，重新执掌军权。中原大战爆发后，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师增援津浦线作战，率先攻占济南。因蒋光鼐、蔡廷锴所部“出奇制胜，对全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予以嘉奖，下令将他们改编为第十九路军。
1929年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分管广东军政。因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有矛盾，又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于是离粤赴港后出国，以静观其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淞沪警备司令，此后，十九路军卫戍京沪。1932年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坐视十九路军失败，加上之前陈、蒋之间就矛盾重重，陈铭枢这次更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也坚定了其反蒋的决心。淞沪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寻机报复陈铭枢和十九路军。蒋介石下令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职务，并逼迫陈铭枢出国考察。之后，蒋介石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旅欧回国争取盟友
陈铭枢虽然出国旅游，但他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反蒋抗日。1933年5月6日，踌躇满志的陈铭枢由欧洲回国到达香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陈铭枢前往广东寻求陈济棠的支持。陈铭枢坚定地向他说明：非反蒋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图存的道理。但老奸巨猾的陈济棠并未鲜明表态。之后，陈铭枢又联络其他各界反蒋人士。
通过几天的港粤活动，陈铭枢把在国外形成的“腹稿”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联共反蒋抗日之策：一、争取与陈济棠合作，利用已有的西南执委会与执行部两个机构，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以十九路军为核心，建立新政党，联合共产党，发动民众，实现酝酿已久的政治路线。这是上策。二、陈济棠如不愿意干，就请胡汉民与李宗仁合作。迫使陈济棠不得不干。此为中策。三、如胡汉民不愿干，就请李济深出来领导，哪怕仅有十九路军，也要孤军奋战到底。这当然是下策。
陈铭枢的反蒋抗日计划，是以十九路军官兵的坚定支持为前提的，是以蒋光鼐、蔡廷锴掌控的福建基地而展开的。长期以来，陈铭枢一直被外界看作是十九路军公认的“历史领袖”，他自认为十九路军官兵都很有爱国思想，而且同他都很有感情，都很听他的话。然而，事实证明，陈铭枢过于自信了。蒋光鼐、蔡廷锴当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反蒋抗日计划。
合手定主意之后，陈铭枢开始信心十足地实施他的联共反蒋抗日计划。陈铭枢深知，凭他自己的资历、声望和影响，还难以担当领导反蒋抗日运动的重任，必须要找志同道合而又德高望重的人来领导号召，才能保证他的反蒋抗日大计得以顺利实施。
据一些参加福建事变的知情者回忆，陈铭枢最初曾想推宋庆龄出面领导这一反蒋抗日活动。宋庆龄一开始很赞赏和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义举，表示愿意为此奔走。但后来，由于陈铭枢与四川的刘湘等联络频繁，宋庆龄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根本不像革命，遂与陈铭枢脱离了联系。随后，陈铭枢又转向正在策划“以倒蒋为抗日”的胡汉民。诚然，胡汉民的威望很高，但他没有实权，关键还是要看陈济棠的态度。但陈济棠一开始就模棱两可，经过争取，陈铭枢没有看到希望，遂决定自己单独赴香港去实施第三步计划。
经过百般努力，陈铭枢总算找到了与他志同道合的领导人选——李济深。此后，陈铭枢又去争取李宗仁一致行动。但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陈铭枢的做法过左，就以广东不愿合作而没有后方为由，拒绝了陈铭枢。
进入多事之秋，时不我待。陈铭枢一方面与李济深一道通过各种关系，加快联共反蒋抗日的步伐，一方面通过蒋光鼐继续做蔡廷锴的思想工作。历史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正当蒋光鼐和蔡廷锴对陈铭枢的反蒋抗日大计犹豫不决时，发生了一件令十九路军官兵震撼的事件，即区寿年率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剿共”险遭歼灭。连城之惨败，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下定决心，放弃“剿共抗日反蒋”方针，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在联共反蒋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公开讨蒋问题上，蔡廷锴认为条件不成熟，应慎重从事。
许多学者认为陈铭枢反蒋之策中的联共并不是上策选择，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陈铭枢在香港拟定的反蒋之策中，联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3年5月，陈铭枢电约当时在广东任职的梅龚彬速来香港，“我要梅龚彬立即起身赶往上海，去同中共中央联系，谅解我们的苦衷，传达我的计划，务求达到十九路军与红军的停战与合作”。
梅龚彬原名梅电龙，是与潘汉年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接受陈铭枢的委派后，立即前往上海找党组织接头。由于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采取排斥中间抗日力量的态度，这次的联系没有得到具体结果。在这之后，陈铭枢又派刘伯垂和刘树模去上海，代表陈同中共中央谈判合作问题，经过一个月商谈，仍然没有结果。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十九路军的惨败后，万分焦急，他电告刘伯垂、梅龚彬等人说：“我们要求合作是有诚意的，若共产党不同我们合作，将来是要受历史裁判的”。与此同时，陈铭枢要求蔡廷锴严格约束部队，防止再发生冲突；一面积极物色人选直接到苏区与红军谈判。这时，陈铭枢的故友——吴明“流浪”到香港。吴明即陈公培，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陈公培的到来，使陈铭枢的苦恼顿时消失。陈铭枢认为陈公培是一个合适人选，当即决定派他作为十九路军代表，前往福建苏区与红军谈判反蒋抗日合作事宜。
9月22日，陈公培一行五人到达红军东方军指挥部——王台。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彭德怀，指出陈公培系我党脱党者，提供情况可靠，并派袁国平前往接谈。经过双方努力，会谈取得初步成果，十九路军领导人都表示满意，并迅速作出反应，准备更高级的会谈。10月6日，陈铭枢秘密从香港赶赴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派员到江西瑞金谈判事宜。决定：派徐明鸿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
10月26日，双方草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也称“抗日作战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四、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蒋抗日军事行动之准备等。但博古把持的中共中央并没有遵守这一协定。
酝酿倒蒋阻力重重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签订后不久，陈铭枢就表示发动反蒋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香港李济深家紧急召开一次重要筹备会。参加香港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多人。经过激烈争论，徐明鸿等人认为香港方面应该从速派人到闽领导革命。最后，斗志冲天的陈铭枢力排众议，会议作出决定：不计成败，即赴福州发动反蒋抗日运动，筹备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就新政府成立后的各项问题进行讨论。
这次香港会议及其决定，标志着一场以陈铭枢为主导的反蒋抗日风暴——福建事变已正式拉开序幕。会后，蒋光鼐迅速回到福州布置工作，先以诚心对蔡廷锴说：“贤初，我们的时机到了，我们要实行抗日，但要抗日，非革命不可。”此时，陈铭枢也来到蒋公馆。陈、蒋二人合口同声说：“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代，手无寸铁，尚能成功，且革命不能计较成败。”最后，蔡廷锴表示同意，这样十九路军高层意志达成完全统一。
陈铭枢等酝酿的福建事变，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蒋介石却完全清楚。在蒋介石心中，陈铭枢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颇有欲望的“军人政客”。1933年5月陈铭枢的回国和频繁来往于港粤之间，特别是在福建各地的活动，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并多次派人刺探陈铭枢的动向。此外，蒋介石还派林森等与陈铭枢有交情的人前去劝说，但陈不为所动，表示反蒋抗日，矢志不渝。与对付陈铭枢的手段不同，蒋介石对蒋光鼐、蔡廷锴则采取拉拢的手段，目的是分化利用，孤立陈铭枢，造成福建事变流产。但蒋、蔡二人跟随陈铭枢反蒋决心已定，蒋介石的阴谋均告失败。
1933年11月7日，福建事变的精神领袖——李济深抵达福州，意味着闽变的爆发已进入倒计时。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召开各党派会议，但会议对举义发生时间及组织新国家、改换国旗等存在较大分歧。
同日，陈铭枢鉴于举义发难时间等问题分歧很大，提议在鼓山召开福建事变主要策划者紧急秘密会议，以统一思想。陈铭枢考虑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怕蔡变卦，所以强调人员已经到齐，筹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时间迫切，认为目前是举旗发难的最好时机。蔡廷锴则不主张在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二个月看看情况，迨年（1934年一二月间）再发动。会上，陈铭枢和蔡廷锴的意见针锋相对。讨论了一整天，直到午夜，在发难时间问题上还是议而难决，最后，陈铭枢火了，蔡廷锴也妥协了。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新政府的问题。最后，会议决定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举事反蒋。鼓山会议是福建事变酝酿过程中最后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决策会议，也是争论最激烈的一次会议。多年后，蔡廷锴回忆福建事变，无限感慨地说：闽变就是在这样筹备未周，争议纷纷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表《告民众书》，这其实是十九路军和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的讨蒋宣言书。《告民众书》的公开发表，标志着酝酿已久的闽变序幕已经拉开。
竖旗倒蒋巩固政权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举行。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来自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共100余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有策划闽变的核心人物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而闽变的实际领导者陈铭枢则因为劳累过度、患重感冒而未出席大会。大会由黄琪翔致开幕词。接着萨镇冰、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何公敢、徐谦等代表相继发言。与会者阐述了召开临时大会的宗旨、意义以及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等。
11月20日晚8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之后，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发表人民政府对内宣言、对外宣言和人民政纲，用电报拍出。
在革命风云激荡的战争年代所爆发的重大事变，一般都有一股或数股军事力量作支撑和后盾，陈铭枢等策动的福建事变也是如此。十九路军是陈铭枢等策动闽变惟一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因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非常重视十九路军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联合反蒋党派另组新政党，是陈铭枢策划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既定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初，陈铭枢在旅欧期间拟定反蒋抗日活动蓝图时，就明确提出组织新政党的设想。回国定下反蒋三策之后，就告知他的幕僚林植夫等人另行组党的计划。
闽变爆发后，要另组新党，首先要脱离国民党。11月21日，闽变领导人致电胡汉民、李宗仁等，希望他们响应闽变，一致行动，但遭到拒绝。这样，曾经订立的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也就正式失效。为此草约奔波多次的李章达知悉后，气恼万分，建议立即脱离国民党。
脱离了国民党后，陈铭枢便加紧策划组织新政党。11月24日，陈铭枢发起的生产人民党宣告成立。“今天是生产人民党，到了相当时期同共产党合流”。这句话，说明了陈铭枢等人联共反蒋抗日是诚心诚意的。生产人民党成立后，陈铭枢又极力劝说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加入。在陈铭枢的敦促下，黄琪翔解散了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签名加入生产人民党。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继续他的联共政策。1933年10月26日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只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达成的协议仍需进一步商谈，才能得到真正实施。11月21日，刚刚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与苏区中央政府全权代表潘汉年秘密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要内容与《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的精神基本相同。
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人民政府比较积极主动地履行了1933年10月26日签订的有关协议。但他们最急切盼望的是与中共方面签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即与红军订立军事攻守同盟，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双方并没有真正合作，给蒋军入闽讨伐提供了可乘之机。
壮志未酬名垂青史
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极度恐慌，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即武力镇压。
蒋介石亲率15万蒋军入闽“讨逆”。面对强敌，是战是守，如何抗击强敌？事先没有明确战略部署的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只好疲于应敌。在蒋介石的分化利诱下，本来就与十九路军离心离德、若即若离的福建地方军阀们乘机“反正”，“拥护中央讨逆”。而十九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作战方案上也不统一。
陈铭枢等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深知光靠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前线是守不住的，福州难以确保。于是，在战略上还采取了两项应变措施：一是向红军求援；二是继续争取粤方支持。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实行“关门主义”：先叫十九路军吃点亏，我们再帮他。
在强敌面前，十九路军接连失败，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1934年1月8日白沙会议后，陈铭枢赶回福州，与李济深召开会议，布置解散撤退。会上，反蒋抗日受挫、内心十分痛楚的陈铭枢再三说明，蒋军大军压境，福州已难以固守，十九路军总部已决定放弃福州，择地再战，政府重要人员即日可先回香港，等军事稳定后再来。
1934年1月1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停止办公，迁都漳平。大势已去，宣布迁都，只是闽变领导人的寻求自我安慰、鼓舞斗志的说法而已。至此，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轰轰烈烈一时、独一无二的联共反蒋抗日政府宣告解体，历时仅53天的中华共和国，从此成了历史的名词。
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毛泽东、周恩来给予极高的评价。据闽变人士朱伯康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中，陈铭枢和毛泽东一起交谈，提及1933年的福建人民政府时，毛泽东深情地对他说：没有你们那时的人民政府，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还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接见民主人士，当他得知朱伯康曾是十九路军教官时，热情地对他说：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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