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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清朝，弹词是一种非常发达的文学样式，而创作弹词的人里有一大部分都是女性，女扮男装、封侯拜相是她们笔下重复出现又富有魅力的一个现象。在这些作品里，陈端生的《再生缘》是很著名的一部，其中的女主角孟丽君也被视为女扮男装形象的代言人而广为人知。陈端生将自己化身为书中桀骜不驯、惊才绝艳的孟丽君，倾尽半生心血，替天下所有女子，写尽了她们的希冀和悲哀，更道出了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本质和古代女性觉醒的艰难。
关键词：弹词女作家 自我书写 陈端生 《再生缘》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将自己化身为书中桀骜不驯、惊才绝艳的孟丽君，倾尽半生心血，替天下所有女子，写尽了她们的希冀和悲哀，更道出了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本质和古代女性觉醒的艰难。
一.《再生缘》中孟丽君的人物形象
若论《再生缘》中最为精彩绝艳之人物，非女主角孟丽君莫属。在众多女扮男装的弹词女主角当中，她无疑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决绝，女性意识觉醒得最彻底的那一个。而且她是一个明显的渐进式人物，孟丽君的成长伴随着其生活境遇的变迁而进行，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心理变化既是受了当下事情的刺激，又能够看出前期性格铺垫的痕迹。随着她踏足广阔新世界的脚步，形象框架里也不断地补充进新的一面，从礼教训诫下的闺中少女最终蜕变成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的国家栋梁，这是一条摆脱附庸、寻找自我的道路。
早期劇情里的孟丽君形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主要由两面构成，虽然是一个对爱情有所幻想、对女教也比较服从的闺阁小姐，却也有超出一般女子的才气、傲气、勇气和责任心。例如孟丽君不愿改嫁刘奎璧，除了从一而终的观念影响，更是因为她熟读文章经典，秉信君子高义，不屑于屈服强权、背信弃义的小人行径。而且她遇事不慌不避，敢于独自扮男装出走，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这种主见和胆识更不是寻常的柔弱女子能有的。总体来说，这个孟丽君形象是符合当时情节进程的，没有过分地激进，但已能看出叛逆的苗头。
随着孟丽君的官位越升越高，见识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她的形象就变得千面百变起来。处理政事的娴熟谨慎是清官贤相，安抚落榜举子又显出其高超的政治家手腕，面对素华小姐时真如一位温柔多情的郎君，比之前复杂了许多倍，更像一个真实鲜活的个体。在女扮男装的问题和旧婚约的纠缠上，尤其能表现出孟丽君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因为尊荣权势使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塑造她了更加自尊自信的独立人格，所以她对封建礼教的那一套有些看出内里门道，也不再遵从所谓女子以夫为天、万事顺从的教诲。心中不想复装，在行动上她也敢冒着风险反抗，言语中更不客气，借着手中权势，硬把未婚夫和父兄都打得节节败退、有口难言。当面对多情帝王的试探和威逼时，孟丽君先是巧妙周旋，再是严词拒绝，表现出了绝对的智慧和骨气。此等魄力心机岂是常人能有的？
由此可见，孟丽君不独是政治才华出众，心计谋略、杀伐果断亦是一等一，所以才能坐稳百官之首的权臣宰辅之位，若身为男儿，便做个一世枭雄也不是难事。只因为一个性别，就要折断雄鹰的翅膀使其坠落，哪一个读者会不觉得痛惜遗恨呢？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落差之下，孟丽君的形象便不单是打破性别禁锢的奇女子，还添上了末路英雄的悲壮色彩，继而成为女扮男装形象宝库里永不褪色的经典。即使今人读来，都不能不为其境遇潸然落泪，这就是一个优秀文学形象的永恒魅力。
二.弹词女作家群体的自传式写作
封建礼教束缚妇女是十分专制的，“女不出中门”和“内言不出于梱”的信条彻底割断了女性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导致大多数女性在历史上仿佛隐形人一般，教育的缺失更造成了女性文学的极不发达，但清代女作家的弹词创作却打开了这种封锁。《昼锦堂记》作者写道：“人将诗集传世上，我以弹词托付心。”[1]这位女子不曾在文学史上留下她的芳名，却深刻地道出了女性弹词写作的本质，很多作品都是作者本人生命的书写，映照出她们心中苦乐悲喜。这无疑是给了千百年来被迫沉默的女性一个发声的机会，那些生活在男权社会阴影里的可怜女子终于可以一吐心中怨愤与不平，表达自己要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意志和愿望。这是历史上中国女性第一次自觉的集体自我书写，是她们“冲出樊篱”的解放先声。
清朝女作家群体的崛起，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之前因缺乏对照组而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因为性别体验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创作中会表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差异。尤其女扮男装实在是一个关于性别的绝妙话题，外部身份和内部身份的转换与共存注定会使这种差异表现得更明显。对我们来说，从创作主体性别角度研究女扮男装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一定会收获良多。
研究女作家写的作品，必需意识到其与男作家作品的最大不同之处：男作家写作不会投入太多的情感，对他们来说那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女作家往往把女主角写成自己的化身，尤其是女扮男装的作品，其实就是女作家自己的追梦之旅和心灵港湾。所以，摸清作家身世和作品的关系是尤为必要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如陈端生这样出身官家、作品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女作家也无人问津，差点湮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更不必提其他寂寂无名，甚至作品和人都对不上号的女作家了。这固然有弹词体制在旧时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缘故，更多的还是因为一直以来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轻视和贬低。但正是这些女子，在男作家还写着女扮男装游戏人间的轻飘飘故事的时候，以女性独有的敏锐感知和主体视角，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现实、直击弊病的女扮男装作品，为受尽压迫的妇女们呼唤着平等和自由，而她们自己也正是对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资质低下、天性愚钝”污名的最好驳斥。所以这些女性作品是有莫大的价值的，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才能越过那重重高墙，看见里面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不再是史书上连名字都没有的冰冷姓氏，而是活生生的人，读这些作品，其实也是读着她们浪漫而悲情的生命篇章。陈端生是幸运的，有如陈寅恪、郭沫若这样的后世大家对其身世进行了详细考证和分析，孟丽君背后那个有着惊世之才却红颜薄命的矜傲女子逐渐显露出真容来，让我们得以窥探这位千古才女陈端生和另一个世界的孟丽君的“再生缘”。 三.名门才女，傲骨铮铮
记录陈端生生平事迹的资料不算多，但零星也有几处，主要是在陈文述《西泠闺咏》、邓之诚《骨董琐记》和《闺媛丛谈》等几部当中。这些资料所述端生身世基本一致，应当并非虚造，是可信的。陈端生字云贞，是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六年生于杭州，具体卒年不清楚，但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里进行了极为详尽可靠的论证，推断出陈端生大约卒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元年，去世时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陈句山字星斋，雍正年间中进士，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官至通政使，并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诗集》十二卷，有记载云：“星斋先生居京师，士大夫奉为文章宗匠。”[2]可以看出，陈句山在当时颇有名望。更重要的是，陈句山素来鼓励女子读书，并反对所谓“才女薄命”的说法。《紫竹山房文集》“才女说略”中云：“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奚啻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3]有了祖父首肯，陈家端生、长生两姊妹都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女。其父名为陈玉敦，中举之后历任过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陈端生应随着父亲在各地生活过，《再生缘》十七卷首有“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4]之语。另其母汪氏出身不低，应当也颇有才华，她对陈端生的文学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5]。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墨飘香的家庭里，陈端生读书之多、眼界之开阔，绝非一般的深闺小姐可比。且端生、长生少女之时，弟弟们安生、春生、桂生都颇为年幼，“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6]。由此可见，陈端生的惊世才华和矜傲性格都是有原因的。她笔下的孟丽君便没有礼教洗脑下寻常女子的畏缩退避和自轻自贱，反而是自信自强、勇敢独立，从不认为自己应该顺从所谓的命运，遇到任何事情都敢迎上去解决，凡是她所认定的事，绝不会轻易屈服和更改。从她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为避婚约易装出逃、连中三元金榜题名、主持科举取仕为师、欺君逆父也要维持男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孟丽君内心之强大、头脑之聪明确实数一数二，男子也无有几人能比。真如她所说，“我竟是春风独占上林枝”，“也算得，世上裙钗第一人”。[7]孟丽君就是“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8]。试想，连这部书都“不愿付刊经俗眼”[9]，梦想着颠覆世俗强加给女子的卑弱地位，建一番经天纬地大事业的女子，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叛逆和骄傲。但正是那个年代，容不下这个异类的存在，冰冷的现实总会击碎这独行者的梦。
四.半生坎坷，心志尤坚
陈端生二十岁那年应当是她生命的转折点。母亲的去世给了她非常沉重的打击，“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缃彩笔捐”[10]。第二年祖父也逝去，守孝三年后她嫁给了范菼范秋塘，当时二十三岁，已属晚嫁。据陈端生自己回忆，她的婚后生活尚算不错，“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11]，或许是为琐事所累，这段时间也没有继续写作。这样的日子未过几载，其夫就牵扯进了一桩科场舞弊案里（大部分资料都说范氏是获罪于科举作弊，另有一说是为继母控忤逆，总之应当是很严重的罪名，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此事都很少被提起。不过范氏究竟是否作弊并无定论，有可能是为人构陷，当年这样的文字冤狱也不少见。不论真假，此事对陈端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被判流放新疆伊犁，非遇赦不能回。陈端生“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过上了长达十几年郁闷填胸的孤寒生活。[12]丈夫归途之中，她便因病而亡，竟未及相见。
陈端生寿数不长，却是命途不顺、半生孤苦，矜傲性格和冷暗现实的碰撞，使陈端生更清醒和深刻地意识到了封建社会对女性、乃至是全天下人的压迫，却没有折弯她生来的傲骨，反而激起了她对现存秩序强烈的抵触和愤怒。她曾无望地呼喊道：“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13]在辍笔十二年后续写的十七卷中，陈端生饱经沧桑的笔触越发老辣，反抗的情绪也更为强烈，极力展现了孟丽君文弱书生外表下的强韧和不屈，面对风流天子和未婚夫婿的逼迫，她宁可口吐鲜血、命在旦夕，也绝不妥协。在男权话语的重重淤积中，陈端生艰难却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渴望和坚持，为女性争取这一份本应拥有的人权。这一刻，书中宁死不屈、刚烈叛逆的孟丽君和现实中傲骨铮铮、坚守尊严的陈端生仿佛重合在了一起，同样的惊才绝艳，也同样的穷途末路。
陈端生在开始写作时未必想到故事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毕竟她的初衷是再续《玉钏缘》①里的前世情缘，是想要全始终、得团圆的，但是故事中的人物一旦诞生，在某种程度上就脱离了作者的笔触，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如果作者不想全篇尽毁的话，就只能跟着人物的轨迹写下去。所以说，是陈端生天生的矜傲和半生的苦难缔造了孟丽君這个拥有超前独特思想的革命斗士形象，对她本人来说也无预料，怎么团圆亦使她陷入了困境当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她坚持着“开门雌伏不能堪”[14]，而现实的残酷又逼她清醒地看到无法对抗的世俗压力，这位才华绝代的女子也感到难以为继，最终停下了她的生花妙笔。如此看来，陈端生已经触到了古代女性觉醒的最深困境，也察觉到了尖锐矛盾的不可调和，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得已选择了放弃。确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15]
然而，陈端生的思想再超越，也不能超越她的时代，她无法想象一种抛弃了纲常伦理、尊卑高低的生活，一个新的平等自由、尊重人权的世界，所以在她的世界观里，孟丽君只能“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16]，这无疑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矛盾做法。陈端生在文中借元帝之口说出过“成了亲来改了装，依然要，天天办事进朝堂”[17]的设想，但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不可能成功，所以止步于了一个念头。晚清女作家李桂玉写作的弹词《榴花梦》其实接续了这个想法，女主角桂恒魁以女子身份建立了盖世的功业，做上了女王，但是在封建制度不改的情况下，无论怎么做，都不能够解救天下女子于水火当中。《榴花梦》以桂恒魁飞升仙界为结尾，大约也是理不清楚人间的这一团乱麻了。当然，这是不能怪陈端生的，她以闺中一女子的身份，能写出一部如此惊世骇俗、灭尽伦常的作品，一个把君权、父权、夫权都踩在脚底下的大胆叛逆的女主角，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和成功。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18]，“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19]。我们赞美陈端生，正是赞美她长在封建礼教之下却拥有着自由而独立的人格、纯净而无畏的灵魂，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她到底是怎样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呢，只能让后人在字里行间去寻觅她的身影了。
参考文献
[1]章禹纯主编.昼锦堂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400.
[2]（清）张维屏编撰.国朝诗人征略[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388.
[3]《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0.
[4][5][7][9][10][11][12][13][14][17]（清）陈端生著.再生缘（上中下）[M].刘崇义编校.第一版.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924，924，270，106，924，924，924，924， 954，884.
[6][8][15][18][19]陈寅恪著.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7- 58，58，57，66，59.
[16]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N].光明日报，1961.05.04.
注 释
①《再生缘》名为“再生”，自然是有前世之宿因，《玉钏缘》就是其前传。《玉钏缘》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一部弹词，作者似为母女二人，该书颇受闺中女子欢迎，在当时影响力很大。陈端生在第一卷第一回曾交代，她有意用此作品来弥补《玉钏缘》中的遗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弹词女作家 自我书写 陈端生 《再生缘》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将自己化身为书中桀骜不驯、惊才绝艳的孟丽君，倾尽半生心血，替天下所有女子，写尽了她们的希冀和悲哀，更道出了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本质和古代女性觉醒的艰难。
一.《再生缘》中孟丽君的人物形象
若论《再生缘》中最为精彩绝艳之人物，非女主角孟丽君莫属。在众多女扮男装的弹词女主角当中，她无疑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决绝，女性意识觉醒得最彻底的那一个。而且她是一个明显的渐进式人物，孟丽君的成长伴随着其生活境遇的变迁而进行，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心理变化既是受了当下事情的刺激，又能够看出前期性格铺垫的痕迹。随着她踏足广阔新世界的脚步，形象框架里也不断地补充进新的一面，从礼教训诫下的闺中少女最终蜕变成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的国家栋梁，这是一条摆脱附庸、寻找自我的道路。
早期劇情里的孟丽君形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主要由两面构成，虽然是一个对爱情有所幻想、对女教也比较服从的闺阁小姐，却也有超出一般女子的才气、傲气、勇气和责任心。例如孟丽君不愿改嫁刘奎璧，除了从一而终的观念影响，更是因为她熟读文章经典，秉信君子高义，不屑于屈服强权、背信弃义的小人行径。而且她遇事不慌不避，敢于独自扮男装出走，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这种主见和胆识更不是寻常的柔弱女子能有的。总体来说，这个孟丽君形象是符合当时情节进程的，没有过分地激进，但已能看出叛逆的苗头。
随着孟丽君的官位越升越高，见识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她的形象就变得千面百变起来。处理政事的娴熟谨慎是清官贤相，安抚落榜举子又显出其高超的政治家手腕，面对素华小姐时真如一位温柔多情的郎君，比之前复杂了许多倍，更像一个真实鲜活的个体。在女扮男装的问题和旧婚约的纠缠上，尤其能表现出孟丽君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因为尊荣权势使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塑造她了更加自尊自信的独立人格，所以她对封建礼教的那一套有些看出内里门道，也不再遵从所谓女子以夫为天、万事顺从的教诲。心中不想复装，在行动上她也敢冒着风险反抗，言语中更不客气，借着手中权势，硬把未婚夫和父兄都打得节节败退、有口难言。当面对多情帝王的试探和威逼时，孟丽君先是巧妙周旋，再是严词拒绝，表现出了绝对的智慧和骨气。此等魄力心机岂是常人能有的？
由此可见，孟丽君不独是政治才华出众，心计谋略、杀伐果断亦是一等一，所以才能坐稳百官之首的权臣宰辅之位，若身为男儿，便做个一世枭雄也不是难事。只因为一个性别，就要折断雄鹰的翅膀使其坠落，哪一个读者会不觉得痛惜遗恨呢？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落差之下，孟丽君的形象便不单是打破性别禁锢的奇女子，还添上了末路英雄的悲壮色彩，继而成为女扮男装形象宝库里永不褪色的经典。即使今人读来，都不能不为其境遇潸然落泪，这就是一个优秀文学形象的永恒魅力。
二.弹词女作家群体的自传式写作
封建礼教束缚妇女是十分专制的，“女不出中门”和“内言不出于梱”的信条彻底割断了女性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导致大多数女性在历史上仿佛隐形人一般，教育的缺失更造成了女性文学的极不发达，但清代女作家的弹词创作却打开了这种封锁。《昼锦堂记》作者写道：“人将诗集传世上，我以弹词托付心。”[1]这位女子不曾在文学史上留下她的芳名，却深刻地道出了女性弹词写作的本质，很多作品都是作者本人生命的书写，映照出她们心中苦乐悲喜。这无疑是给了千百年来被迫沉默的女性一个发声的机会，那些生活在男权社会阴影里的可怜女子终于可以一吐心中怨愤与不平，表达自己要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意志和愿望。这是历史上中国女性第一次自觉的集体自我书写，是她们“冲出樊篱”的解放先声。
清朝女作家群体的崛起，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之前因缺乏对照组而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因为性别体验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创作中会表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差异。尤其女扮男装实在是一个关于性别的绝妙话题，外部身份和内部身份的转换与共存注定会使这种差异表现得更明显。对我们来说，从创作主体性别角度研究女扮男装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一定会收获良多。
研究女作家写的作品，必需意识到其与男作家作品的最大不同之处：男作家写作不会投入太多的情感，对他们来说那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女作家往往把女主角写成自己的化身，尤其是女扮男装的作品，其实就是女作家自己的追梦之旅和心灵港湾。所以，摸清作家身世和作品的关系是尤为必要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如陈端生这样出身官家、作品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女作家也无人问津，差点湮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更不必提其他寂寂无名，甚至作品和人都对不上号的女作家了。这固然有弹词体制在旧时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缘故，更多的还是因为一直以来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轻视和贬低。但正是这些女子，在男作家还写着女扮男装游戏人间的轻飘飘故事的时候，以女性独有的敏锐感知和主体视角，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现实、直击弊病的女扮男装作品，为受尽压迫的妇女们呼唤着平等和自由，而她们自己也正是对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资质低下、天性愚钝”污名的最好驳斥。所以这些女性作品是有莫大的价值的，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才能越过那重重高墙，看见里面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不再是史书上连名字都没有的冰冷姓氏，而是活生生的人，读这些作品，其实也是读着她们浪漫而悲情的生命篇章。陈端生是幸运的，有如陈寅恪、郭沫若这样的后世大家对其身世进行了详细考证和分析，孟丽君背后那个有着惊世之才却红颜薄命的矜傲女子逐渐显露出真容来，让我们得以窥探这位千古才女陈端生和另一个世界的孟丽君的“再生缘”。 三.名门才女，傲骨铮铮
记录陈端生生平事迹的资料不算多，但零星也有几处，主要是在陈文述《西泠闺咏》、邓之诚《骨董琐记》和《闺媛丛谈》等几部当中。这些资料所述端生身世基本一致，应当并非虚造，是可信的。陈端生字云贞，是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六年生于杭州，具体卒年不清楚，但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里进行了极为详尽可靠的论证，推断出陈端生大约卒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元年，去世时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陈句山字星斋，雍正年间中进士，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官至通政使，并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诗集》十二卷，有记载云：“星斋先生居京师，士大夫奉为文章宗匠。”[2]可以看出，陈句山在当时颇有名望。更重要的是，陈句山素来鼓励女子读书，并反对所谓“才女薄命”的说法。《紫竹山房文集》“才女说略”中云：“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奚啻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3]有了祖父首肯，陈家端生、长生两姊妹都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女。其父名为陈玉敦，中举之后历任过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陈端生应随着父亲在各地生活过，《再生缘》十七卷首有“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4]之语。另其母汪氏出身不低，应当也颇有才华，她对陈端生的文学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5]。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墨飘香的家庭里，陈端生读书之多、眼界之开阔，绝非一般的深闺小姐可比。且端生、长生少女之时，弟弟们安生、春生、桂生都颇为年幼，“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6]。由此可见，陈端生的惊世才华和矜傲性格都是有原因的。她笔下的孟丽君便没有礼教洗脑下寻常女子的畏缩退避和自轻自贱，反而是自信自强、勇敢独立，从不认为自己应该顺从所谓的命运，遇到任何事情都敢迎上去解决，凡是她所认定的事，绝不会轻易屈服和更改。从她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为避婚约易装出逃、连中三元金榜题名、主持科举取仕为师、欺君逆父也要维持男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孟丽君内心之强大、头脑之聪明确实数一数二，男子也无有几人能比。真如她所说，“我竟是春风独占上林枝”，“也算得，世上裙钗第一人”。[7]孟丽君就是“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8]。试想，连这部书都“不愿付刊经俗眼”[9]，梦想着颠覆世俗强加给女子的卑弱地位，建一番经天纬地大事业的女子，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叛逆和骄傲。但正是那个年代，容不下这个异类的存在，冰冷的现实总会击碎这独行者的梦。
四.半生坎坷，心志尤坚
陈端生二十岁那年应当是她生命的转折点。母亲的去世给了她非常沉重的打击，“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缃彩笔捐”[10]。第二年祖父也逝去，守孝三年后她嫁给了范菼范秋塘，当时二十三岁，已属晚嫁。据陈端生自己回忆，她的婚后生活尚算不错，“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11]，或许是为琐事所累，这段时间也没有继续写作。这样的日子未过几载，其夫就牵扯进了一桩科场舞弊案里（大部分资料都说范氏是获罪于科举作弊，另有一说是为继母控忤逆，总之应当是很严重的罪名，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此事都很少被提起。不过范氏究竟是否作弊并无定论，有可能是为人构陷，当年这样的文字冤狱也不少见。不论真假，此事对陈端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被判流放新疆伊犁，非遇赦不能回。陈端生“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过上了长达十几年郁闷填胸的孤寒生活。[12]丈夫归途之中，她便因病而亡，竟未及相见。
陈端生寿数不长，却是命途不顺、半生孤苦，矜傲性格和冷暗现实的碰撞，使陈端生更清醒和深刻地意识到了封建社会对女性、乃至是全天下人的压迫，却没有折弯她生来的傲骨，反而激起了她对现存秩序强烈的抵触和愤怒。她曾无望地呼喊道：“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13]在辍笔十二年后续写的十七卷中，陈端生饱经沧桑的笔触越发老辣，反抗的情绪也更为强烈，极力展现了孟丽君文弱书生外表下的强韧和不屈，面对风流天子和未婚夫婿的逼迫，她宁可口吐鲜血、命在旦夕，也绝不妥协。在男权话语的重重淤积中，陈端生艰难却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渴望和坚持，为女性争取这一份本应拥有的人权。这一刻，书中宁死不屈、刚烈叛逆的孟丽君和现实中傲骨铮铮、坚守尊严的陈端生仿佛重合在了一起，同样的惊才绝艳，也同样的穷途末路。
陈端生在开始写作时未必想到故事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毕竟她的初衷是再续《玉钏缘》①里的前世情缘，是想要全始终、得团圆的，但是故事中的人物一旦诞生，在某种程度上就脱离了作者的笔触，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如果作者不想全篇尽毁的话，就只能跟着人物的轨迹写下去。所以说，是陈端生天生的矜傲和半生的苦难缔造了孟丽君這个拥有超前独特思想的革命斗士形象，对她本人来说也无预料，怎么团圆亦使她陷入了困境当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她坚持着“开门雌伏不能堪”[14]，而现实的残酷又逼她清醒地看到无法对抗的世俗压力，这位才华绝代的女子也感到难以为继，最终停下了她的生花妙笔。如此看来，陈端生已经触到了古代女性觉醒的最深困境，也察觉到了尖锐矛盾的不可调和，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得已选择了放弃。确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15]
然而，陈端生的思想再超越，也不能超越她的时代，她无法想象一种抛弃了纲常伦理、尊卑高低的生活，一个新的平等自由、尊重人权的世界，所以在她的世界观里，孟丽君只能“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16]，这无疑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矛盾做法。陈端生在文中借元帝之口说出过“成了亲来改了装，依然要，天天办事进朝堂”[17]的设想，但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不可能成功，所以止步于了一个念头。晚清女作家李桂玉写作的弹词《榴花梦》其实接续了这个想法，女主角桂恒魁以女子身份建立了盖世的功业，做上了女王，但是在封建制度不改的情况下，无论怎么做，都不能够解救天下女子于水火当中。《榴花梦》以桂恒魁飞升仙界为结尾，大约也是理不清楚人间的这一团乱麻了。当然，这是不能怪陈端生的，她以闺中一女子的身份，能写出一部如此惊世骇俗、灭尽伦常的作品，一个把君权、父权、夫权都踩在脚底下的大胆叛逆的女主角，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和成功。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18]，“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19]。我们赞美陈端生，正是赞美她长在封建礼教之下却拥有着自由而独立的人格、纯净而无畏的灵魂，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她到底是怎样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呢，只能让后人在字里行间去寻觅她的身影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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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N].光明日报，1961.05.04.
注 释
①《再生缘》名为“再生”，自然是有前世之宿因，《玉钏缘》就是其前传。《玉钏缘》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一部弹词，作者似为母女二人，该书颇受闺中女子欢迎，在当时影响力很大。陈端生在第一卷第一回曾交代，她有意用此作品来弥补《玉钏缘》中的遗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