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多月前，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出版了新著《苦难辉煌》。全书52万字，以充满激情的笔调纵横捭阖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四股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的猛烈碰撞。”
　　书籍出版后，受到各方关注。撇开众多赞扬，金一南教授选择了三个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采用问答的形式表明心迹，展露出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也现出了书中纷繁复杂史实背后的现实底色。本报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不仅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更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
　　
　　问：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您常常把自己比喻为桅杆上的瞭望者，主要任务是向前看，观察前方风云变幻。而此时奉献给读者的，却是一本回过头去审视以往重大历史事件的书，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换？甚至不怕有跨专业之嫌？
　　金一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也这样多次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社会思潮激荡，选择空间可以说前所未有，不同选择的后果却又大相径庭。作为一名研究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的学者，应该关注、思索、甚至解答这些问题。
　　但关注容易，思索也不难，真正要解答，又何其艰难。仅仅凭借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这就是我最初提笔的冲动。
　　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4年，文卷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军的密不可分。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和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能够从先辈们的奋斗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会改变国歌中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记住国际歌中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我们不仅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也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那么未来我们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想法成为写这本书的强劲驱动力。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问：书中描绘了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你说“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那么在这些如云的战将中，哪些人给您留下最深印象？
　　金一南：这样的将领太多了。写他们的时候，我不由会产生一种“神游”的感觉，似乎飘随在他们上面，看着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威武雄壮的活剧。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红十军团21师师长胡天桃。1935年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19师师长寻淮洲在战场上牺牲，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旅长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一笔一笔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缕、脚穿两只不一样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胜败清晰可见。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2师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红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惊心动魄的那13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
　　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陡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当时红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陡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拚杀正酣，1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3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指挥员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每每写到这里，我都为今天很多人已不知晓的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热泪盈眶。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当年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很多很多。他们没有活到胜利的这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让别人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所以我在前言中说：把这本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那些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问：有人说您的书是思想之作，是激情之作，也是红色之作。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各种观点非常多，您怎么看待与您持不同观点评价那段历史的人？
　　金一南：前面讲了，写作的时候我不断与头脑中的问题辩论，包括社会上那些不同看法。这其中有两种最为典型。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
　　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凤凰涅槃不靠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它的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为3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即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这一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中华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另一种说法则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充其量不过是扮演了坐在岸边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其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强大的双重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作用，就可知其之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的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伴，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见识了前所未见的历史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获取胜利，才能如此。所以我将此书定名为《苦难辉煌》。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9.2.20）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