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我认为存在着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公交车上，一位学生超身给老人让座，别人认为他“很有礼貌”；超市的收银台旁，你推着购物车安静地排在队伍后面，你“很文明”；很多人指责那些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认为他们“没有素质”；你被踩了一脚，却没有人向你道歉，你对此耿耿于怀。许多人动不动就把“文明”、“素质”这样的词挂在嘴边，却很少会想到这些词背后的涵义。
　　“文明化”这个词是从埃利亚斯(著名社会学家，著有《文明的进程》、《个体的社会》等书)来的，他发现在欧洲，从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慢慢地，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新的形成自外部的看法。传统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比较简单，他们日复一日住在一个小村子、小城市里，很少有机会离开生养他们的地方，重复祖祖辈辈做过的工作，没有很多的机会跟陌生人接触，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很多的关注；因为你每天见到的人，都是父母长辈、朋友邻居，是你再熟悉不过的人，根本没有必要去管理、协调与这些人的关系、行为。
　　而社会发展到19世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城市化进程、商业贸易的发展，大量的人群流动起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田间地头到流水线上，从家庭作坊到堆着大量文件的办公桌旁；他们不断面对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这些改变使得发端于传统熟人社会、特定生活圈子的行为规范不再合时宜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有些无可适从的人们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比如进行商业上的谈判，你不能当别人的面乱吐痰，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发出响声，要注意用语措辞。当然，不同人群、地区、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标准，是谁适应谁的标准’，还是谁与谁妥协?这是一个充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隐秘的、丰富的历史过程，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权力博弈过程。总而言之，尘埃落定，最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框架来协调这些人的关系与行为。
　　在埃利亚斯的分析中，法国与德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化”过程：最重要的过程在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何处理与宫廷贵族的关系?能够不断接触到法国贵族阶层，从而分事特权与荣耀，法国资产阶层效仿宫廷的礼仪，并在贵族制崩溃之后，延续了优雅的宫廷礼仪；德国资产阶级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由于无法从贵族统治中获得权力，他们创建了一套新的行为规范，与之抗衡。不同的历史性选择，发展出了德法两国不同的关于“文明”的概念，以及两种“文明社会”。
　　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种种政策上的限制，人们是没办法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在城市里一样，人们与自己的单位紧紧捆绑在一起：工作、结婚、房子、孩子等各方面，家庭生活即社会生活。单位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你获得社会身份、发展社会关系、开展社会生活的地方。在保持与单位的亲密接触的同时，人们很少与单位以外的人产生密切的关系。很多老外说中国非常奇怪，人们都非常喜欢维持一个关系网。这其实很重要，人们喜欢属于同样圈子的人，与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关系”不是中国人的性质，不是所谓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是中国历史遗产的结果。显然的，单位制期间，如果跟单位的同事没有很好的关系，这个人会面对很多问题，当时没有市场，没有信任，准确的说，没有社会性的信任——如果你遇见一个人，你不知道可不可以信任这个人，他是可靠的吗?
　　传统社会里，你可以凭生活的经验信任周围的人，但是现在行不通了。户籍政策上的放宽，城乡二元结构的缓慢消融，那么多的流动人口，不仅在地域间进行流动，如农民从土地流向城市的工厂、建筑工地，国际化企业里供职的、奔波于各地的“空中飞人”，还包括行业里的流动，人们自愿跳槽、沮丧着降职、欢喜着升迁。这些纵向的或横向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进入他人空间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尴尬境遇，以及他们如何顺利融入城市的问题。身份是农民，做着工人的工作，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还保留着农村的习惯，他们随地吐痰，他们“呼哧呼哧”大口扒饭，他们对排队没有概念，他们对礼貌用语没有很多知识……因为在乡土社会中，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周围都是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先验的规则，对行为的监督毫无用武之地。当他们进入城市，需要与大量的陌生人、陌生环境打交道的时候，先验的规则在“城市文明”的强势冲击中退却，变得“不文明”而窘迫。
　　这样的变化，可以从很多社会现象中看到：比方说开车的方式，很多人对中国司机的印象肯定很深刻，因为他们还用比较暴力、粗俗的方式去开车，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改变，有时车辆会彬彬有礼地让行人先过，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毕竟有所改变了，五六年前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叶，我在津京两地游历，几乎没有听过“你好”、“谢谢”、“对不起”；路上有人不小心碰到你的话，也没有人对你说对不起。这些状况与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国很像，是历史社会进程中十分正常的阶段。我想这是因为，人们不习惯周围的环境中出现陌生人，如果碰到的话，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当这些人不存在，目光飘忽，落到身形后面的某个树木或者墙壁上，陌生人被迫成为“隐身人”，又或者，陌生人被“物化”，他们跟梳子等物品一样，不成为人。人们只对认识的人负责，这样就成功规避了外部变化对先前规则的挑战。
　　消极的规避有时只是掩耳盗铃。在历史进程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所有的社会都遭遇过突然的巨变——战争、迁徙、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客观的指标来协调这些行为和关系。农民工应该适应大城市，但他们很无奈，因为除了在现实中磕磕碰碰、吸取教训之外，没有人去教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培养新行为规范对于成功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性。
　　埃利亚斯通过历史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既不存在专门的教授“礼仪”、“文明”的机构与人群，也没有相应的客观规定；然而，一般而言，有一个地方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那就是学校。老师告诉孩童们，礼貌的行为是这样的，不礼貌的是那样，不应该随地吐痰，不应该咂吧嘴喝汤……同样的，在法国，文明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过程。在我爸爸的年代，吐痰的人还是随处可见的，可是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了。如果一定说存在的话，可以去农村，很老的农民才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即使在欧洲也是比较新近的变化。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那些适应而不是创建行为规则的人们，显得拘谨而窘迫。
　　但中国毕竟是在几十年的短暂时间里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书店里出售很多关于“礼仪”的书，我买过几本，其中很详细地介绍了在正式的商业场合，人们应该如何着装、言行、举止，这很有意思。很多人注意到这个方面，而且有意识去培养；我认为，一套客观的、适应于全民的规则正在形成中。与法国社会潜移默化地培养行为规范不同，中国自有一套大张旗鼓、高调促使客观规则形成的机制，政府和社会团体经常倡导文明礼貌日，从90年代初提倡的“五讲四美”到11月1日的“排队日”，再到随处可见的“禁止随地吐痰”等标语提示。这些特殊的日子、标识表明了，政府有意引导、建构的一套客观的行为规范，酝酿已久，“社会文明”的意识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