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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神话中,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是那把上帝赋予的钥匙。学术研究最终需要打开的何尝不是一个学科的神秘盒子?需要找到的又何尝不是那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新闻民俗学潘多拉魔盒的中国钥匙”,这是我在阅读过陕西新闻学者卜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刘婷经历多年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所著的《新闻民俗学》之后最直接也最真切的感受。这是因为,古希腊神话中那把上帝的钥匙是与潘多拉盒子一同放在人类的大脑里,目的是让人们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自己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
对于新闻民俗学来讲,目前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其研究的紧迫性值得引起新闻界和学界的足够重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对于当下具体的新闻实践指导性则更弱。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正以一种时刻令人惊叹的速度在发展,如何在波涛汹涌、声势浩荡的传媒浪潮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适应自身需要,引领时代发展,这不仅仅是媒体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传媒教育者需要反思的问题。相对个体的阅读和感悟而言,《新闻民俗学》带给笔者的欣喜在于,既往在思考中的许多困惑和问题都在其中找到了相应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答案。
笔者在大学期间曾主修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加之对于文学、史学的兴趣,从中深受教益。毕业后在新闻一线从事编采工作已逾10个年头,期间又因特定机缘兼职从事新闻教育先后长达9年,因为教学需要又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前所未有地投入兴趣,从而弥补了不少学校教育中知识结构性缺陷。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笔者对于83万字《新闻民俗学》充满兴趣又心怀感佩,阅读该书的过程,笔者有幸分享了著作的智慧与发现,思考多启示也多,付诸笔端更是感慨良多,这里不妨怀揣浅陋对于相对集中的几点思考进行总结,权且当做著作之外蹩脚的注脚。
一、 对于新闻学传统与现代的启示意义
在对新闻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感慨新闻学和中医学在中国的命运何其相似却又有不同。包括高端研究者如教授、基础学习者如学生,以及参与具体实践的从业者,倡导专业主义精神没有错,但必须认识到专业主义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具备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形成的,不能因此就轻视或者忽视在学科诞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尚未揭示其意义、显示其直接作用的部分。就拿中医学来说,按说中西医之辩本不值一驳,但是由于西医依赖于精确的检测方法和精密的器械,从而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而备受年轻一代的推崇,但是相比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医中药对于中国来讲,何止是拯救了性命,而是拯救了一个民族,尽管许多方面尚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解释,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
相比较中医学来讲,新闻学的学术观点更具冲击力。因为现代意义的新闻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加之学科的特殊性,尽管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飞鸽传书,岩石刻字”具有共识性质,但是“新闻”词源考证以及载体考证就被许多人认为牵强附会的渊源所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媒介传承所总结出来的具体的操作理论,因为受到非正常环境影响较多,很难指导目前的新闻实践,相比较近代以来,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西方新闻学所孕育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年轻一代从根本上表示质疑甚至给予否定。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从情感上给人以“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难以接受。
创立新闻民俗学是一个可喜的发现,不仅回答了新闻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偏见,也击中了当下许多新闻从业者的技术性软肋。对于新闻学与民俗学的交集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化解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民俗学的传统特性和新闻学的现代特征通过对于“新闻民俗学”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兼容性效果。而且对于当下的传统文化、草根文化、古典文化的复兴和产业的勃发起着重要作用。引入“民俗”这一贯穿人类文化进程的活力因子,恰似激活了一根红色神经,从而调动了整个新闻学首尾相接的新旧肌体。
二、 对于新闻学角度与特色的开创意义
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角度,这项研究最直接的体现在以新闻报道作为载体,以传播方式作为手段,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省力和外塑力上。对于新闻学而言,民俗调动了动与静的区域文化生态,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新闻更加具有深度和底蕴;对于民俗学而言,新闻对于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风俗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也只有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时刻发现并提请对于民俗的重视保护和发扬光大。
正如《新闻民俗学》中所说的:“中国没有别具特色的新闻民俗学,因而新闻从业人员缺少新闻民俗学常识并用以观察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敏感,往往漠视新闻背后的民俗文化生态,忽略深度报道中民俗现实的广阔渗透性、久远传承性。这种情况既妨害了民俗学的深入研究,也妨害了新闻学特别是新闻报道学的研讨。”
综观我国三十年以来的新闻学研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媒介的变革,从自我出发,完全摆脱束缚的新闻学研究时日尚浅,站在熟悉并接受的角度,进行适应于当下媒介具体新闻实践的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的并不多见。毫无疑问,以新闻学作为母体或者内核探索多线条、多角度研究所实现的是新闻学的精细化分类,目前的状况是,许多学者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新闻学研究方向相对集中,和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也集中于新闻心理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等方面,导致路径性的拥堵,甚至影响了新闻学这趟列车的高速前行。
笔者以为,新闻民俗学的探索角度是新闻学研究最具张力的线条之一。因为新闻在社会中的亲水性,使得民俗信息成为新闻海洋中无处不在的浪花,这种浪花又会因为新闻的实时性而稍纵即逝。这就有必要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中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兴趣的部分做起,进行方向性引导,促使他们加强对于民俗学的认识,在新闻报道中主动强化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报道力度,从而彰显报道的效力,最终形成民俗文化的浪潮和社会发展浪潮齐头并进的和谐生态。
在《新闻民俗学》中,两位学者坦言“在学术上所要处理的症结是,构建新闻民俗学体系中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感言,“没有国际视野,会流于井底之蛙;没有中国特色,就只会认外国的月亮圆。”通过对于全书的阅读来看,事实的丰富和解析的独到印证了他们的学术追求,让人为之欣喜。
三、 对于新闻报道深度与精度的探索意义
媒介的发展和受众的需求,对于新闻报道提出了速度、深度、精度、密度、广度、高度、力度等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不是兼顾的关系,而是并用的关系。笔者认为,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有着非同一般的探索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来自于深度,一则貌似简单的社会新闻,往往由于对新闻背景认识的深浅决定新闻效果的成败。两位学者在对《新闻民俗学》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外大量新闻报道社会评价的成败和新闻评价的得失,让我们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与精度决定新闻报道的效力形成丰富的判断。
笔者曾就都市报的新闻报道的现状提出了“思想性和技术性双重贫弱”的批评,还曾倡导“报纸新闻报道应追求‘慢’的艺术”,之所以说“慢”,是和广播、电视和新兴的网络、手机等媒体的“快”相比较而言,想要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和网络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应该在报道的深度和精度上做文章,换句话说,就是提倡多一些深层思考和深度分析,也即所谓的“慢”的艺术,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报纸面临“被逐渐消亡”的预测,才能更好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
事实上,新闻的深度和精度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纸质媒介所需要的,新兴的大众传媒所凭借的种种传播手段和形式,越是汇集海量丰富的资讯,越是需要考虑深度和精度的问题,惟其如此,方能在传播过程中牢牢抓住受众,并实现其自身传播的价值。新闻民俗学作为角度一种,两位学者对其报道的功能有着较好的诠释,其中包括增进新闻教化、习性的作用,丰富新闻表现形式,拓宽、加深新闻背景,强化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提升对外传播的软实力等五个方面。全书在对民俗新闻报道完成题材、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基础性分类后,通过相对宏阔和庞大的报道原则和报道方式的骨架进行恢弘的论述,具体到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这种触角的伸展不仅让我们丰富了学术视野,加深了探索深度,而且对于解决当下新闻报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出了方法性的回答。
回看当下的新闻报道已经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化为精细型,换句话说,新闻报道已经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只有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进行良好的把握,才能让读者在丰富的新闻资讯面前,重拾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记者的绝对信赖。
眼下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引领下,一些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进行的专业性探索仅仅停留在方法意义上,如何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也就是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适用现代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对于新闻报道进行开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却又从未被重视的课题, 新闻民俗学之所以大有可为,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补上了重要的一课。
四、 对于新闻报道原则与方式的开拓意义
《新闻民俗学》全书三编,用了两编16章的篇幅对于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方式进行探究,其间不仅交织着新闻学和民俗学智慧的光芒,而且从学术肌理来看,这种别具特色的开拓,对于我们考察新闻报道的所跳荡的具有活力的民俗文化因子,对其进行准确判断、离析,并且如何在新闻报道乃至社会生活中,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提取不仅具有基本层面的方法性意义,还具有深度层面的精神性意义。
就民俗新闻报道原则方面,书中探索了进步价值取向的原则;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返璞归真的原则;突出民俗个性与精华的原则;差异化原则;移风易俗的原则等七个方面。在每个子目下面,又进行了丰富的细分,仅以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为例,就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观开始,涵盖了生态环境报道、建筑风水报道、中医药报道、天文历法和节俗报道、经济民俗报道、体育报道等方面,正所谓新闻无处不在、民俗亦无处不在,没有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对时刻发生民俗新闻构成准确的认知,就有可能让一则新闻失去原本具有的新闻传播效力;再比如返璞归真的报道原则中,在对返璞归真报道原则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生活民俗、教育报道、名人与富人报道、政务报道、文艺报道的返璞归真逐一进行深度剖解。更值得欣喜的是深入其中并不意味着深陷其中,比如在对传统教育的认识中,书中就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行业,如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脱离时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倡行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以财、色诱导学生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中肯地指出,教育新闻的返璞归真,不是要宣扬诸如此类糟粕,而是要疏离、抛弃这些过时的习俗观念。没错,即便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优劣并存民俗文化信息在新闻中不时投射,受众的态度暧昧往往使得精神逐臭现象成为时代发展的隐忧,如果没有原则地加以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走向便会乱了阵脚。
就民俗新闻报道的方式来看,书中的探索包括了采风式报道、旅行式报道、两项对立相依的报道、故事讲述、“类的样本”报道、寻根揭秘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预测式报道等九个方面。其中采风式、旅行式、故事讲述式报道,在我国现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因为目前新闻观念的更新有所削弱,两项对立相依式报道从结构模式和叙事方面民俗新闻报道方式进行盘整,寻根揭秘式具有民俗新闻独有的特质,至于调查性、解释性、预测式报道则是目前固有的分类,尽管显得林林总总,但是在民俗新闻的构架之下,却激活了这些种类繁多的报道方式,给我们以全新甚至是全景式的探索。
在《新闻民俗学诞生小记》中,卜元先生坦言,“新闻民俗学除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还运用了逻辑推理、理论诠释的方法,但没有求全,也无法求全,倾向于学科范畴和每一个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提出,但都力求实际。”两位学者治学的态度是严谨和审慎的,工作是扎实而富有成效的,正是如此,他们对于既往的新闻报道原则和方法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阅读《新闻民俗学》的过程之中,笔者常能感受到两位学者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下新闻报道过程中所处的弱化地位的一种忧切之心,又能深刻感受到他们对于新闻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无限憧憬,他们的学术探索充满了新闻独有的激情和理性,这让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面对一些章节的表述,感受到他们的严谨与审慎,一些章节又感受到欢欣与快慰。尽管感触颇深,受益匪浅,遗憾的是,所言不能尽述,以上几点,权当是为更多新闻学者研读《新闻民俗学》所做的铺垫。
中国古代讲“天时地利人和”,《新闻民俗学》的诞生也似乎恰与古训相合。从“天时”来说,我们的民俗文化已经到了亟待保护的一个重要时段,文化实力见证国家综合实力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地利”上来说,新闻民俗学诞生于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历史上十三朝的建都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的陕西恰如其分;再就“人和”而言,由卜元、刘婷两位多年从事新闻实践的老少学者搭班,卜元先生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积淀,刘婷又有多年海外西学的给养,可谓相得益彰。
所以说,在笔者看来,《新闻民俗学》一书正像是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中国钥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把智慧的钥匙,探索新闻民俗学无比神奇却又令人神往的宝藏。
(作者系《三秦都市报》评论员)
对于新闻民俗学来讲,目前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其研究的紧迫性值得引起新闻界和学界的足够重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对于当下具体的新闻实践指导性则更弱。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正以一种时刻令人惊叹的速度在发展,如何在波涛汹涌、声势浩荡的传媒浪潮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适应自身需要,引领时代发展,这不仅仅是媒体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传媒教育者需要反思的问题。相对个体的阅读和感悟而言,《新闻民俗学》带给笔者的欣喜在于,既往在思考中的许多困惑和问题都在其中找到了相应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答案。
笔者在大学期间曾主修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加之对于文学、史学的兴趣,从中深受教益。毕业后在新闻一线从事编采工作已逾10个年头,期间又因特定机缘兼职从事新闻教育先后长达9年,因为教学需要又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前所未有地投入兴趣,从而弥补了不少学校教育中知识结构性缺陷。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笔者对于83万字《新闻民俗学》充满兴趣又心怀感佩,阅读该书的过程,笔者有幸分享了著作的智慧与发现,思考多启示也多,付诸笔端更是感慨良多,这里不妨怀揣浅陋对于相对集中的几点思考进行总结,权且当做著作之外蹩脚的注脚。
一、 对于新闻学传统与现代的启示意义
在对新闻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感慨新闻学和中医学在中国的命运何其相似却又有不同。包括高端研究者如教授、基础学习者如学生,以及参与具体实践的从业者,倡导专业主义精神没有错,但必须认识到专业主义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具备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形成的,不能因此就轻视或者忽视在学科诞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尚未揭示其意义、显示其直接作用的部分。就拿中医学来说,按说中西医之辩本不值一驳,但是由于西医依赖于精确的检测方法和精密的器械,从而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而备受年轻一代的推崇,但是相比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医中药对于中国来讲,何止是拯救了性命,而是拯救了一个民族,尽管许多方面尚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解释,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
相比较中医学来讲,新闻学的学术观点更具冲击力。因为现代意义的新闻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加之学科的特殊性,尽管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飞鸽传书,岩石刻字”具有共识性质,但是“新闻”词源考证以及载体考证就被许多人认为牵强附会的渊源所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媒介传承所总结出来的具体的操作理论,因为受到非正常环境影响较多,很难指导目前的新闻实践,相比较近代以来,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西方新闻学所孕育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年轻一代从根本上表示质疑甚至给予否定。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从情感上给人以“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难以接受。
创立新闻民俗学是一个可喜的发现,不仅回答了新闻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偏见,也击中了当下许多新闻从业者的技术性软肋。对于新闻学与民俗学的交集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化解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民俗学的传统特性和新闻学的现代特征通过对于“新闻民俗学”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兼容性效果。而且对于当下的传统文化、草根文化、古典文化的复兴和产业的勃发起着重要作用。引入“民俗”这一贯穿人类文化进程的活力因子,恰似激活了一根红色神经,从而调动了整个新闻学首尾相接的新旧肌体。
二、 对于新闻学角度与特色的开创意义
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角度,这项研究最直接的体现在以新闻报道作为载体,以传播方式作为手段,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省力和外塑力上。对于新闻学而言,民俗调动了动与静的区域文化生态,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新闻更加具有深度和底蕴;对于民俗学而言,新闻对于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风俗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也只有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时刻发现并提请对于民俗的重视保护和发扬光大。
正如《新闻民俗学》中所说的:“中国没有别具特色的新闻民俗学,因而新闻从业人员缺少新闻民俗学常识并用以观察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敏感,往往漠视新闻背后的民俗文化生态,忽略深度报道中民俗现实的广阔渗透性、久远传承性。这种情况既妨害了民俗学的深入研究,也妨害了新闻学特别是新闻报道学的研讨。”
综观我国三十年以来的新闻学研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媒介的变革,从自我出发,完全摆脱束缚的新闻学研究时日尚浅,站在熟悉并接受的角度,进行适应于当下媒介具体新闻实践的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的并不多见。毫无疑问,以新闻学作为母体或者内核探索多线条、多角度研究所实现的是新闻学的精细化分类,目前的状况是,许多学者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新闻学研究方向相对集中,和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也集中于新闻心理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等方面,导致路径性的拥堵,甚至影响了新闻学这趟列车的高速前行。
笔者以为,新闻民俗学的探索角度是新闻学研究最具张力的线条之一。因为新闻在社会中的亲水性,使得民俗信息成为新闻海洋中无处不在的浪花,这种浪花又会因为新闻的实时性而稍纵即逝。这就有必要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中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兴趣的部分做起,进行方向性引导,促使他们加强对于民俗学的认识,在新闻报道中主动强化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报道力度,从而彰显报道的效力,最终形成民俗文化的浪潮和社会发展浪潮齐头并进的和谐生态。
在《新闻民俗学》中,两位学者坦言“在学术上所要处理的症结是,构建新闻民俗学体系中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感言,“没有国际视野,会流于井底之蛙;没有中国特色,就只会认外国的月亮圆。”通过对于全书的阅读来看,事实的丰富和解析的独到印证了他们的学术追求,让人为之欣喜。
三、 对于新闻报道深度与精度的探索意义
媒介的发展和受众的需求,对于新闻报道提出了速度、深度、精度、密度、广度、高度、力度等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不是兼顾的关系,而是并用的关系。笔者认为,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有着非同一般的探索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来自于深度,一则貌似简单的社会新闻,往往由于对新闻背景认识的深浅决定新闻效果的成败。两位学者在对《新闻民俗学》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外大量新闻报道社会评价的成败和新闻评价的得失,让我们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与精度决定新闻报道的效力形成丰富的判断。
笔者曾就都市报的新闻报道的现状提出了“思想性和技术性双重贫弱”的批评,还曾倡导“报纸新闻报道应追求‘慢’的艺术”,之所以说“慢”,是和广播、电视和新兴的网络、手机等媒体的“快”相比较而言,想要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和网络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应该在报道的深度和精度上做文章,换句话说,就是提倡多一些深层思考和深度分析,也即所谓的“慢”的艺术,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报纸面临“被逐渐消亡”的预测,才能更好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
事实上,新闻的深度和精度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纸质媒介所需要的,新兴的大众传媒所凭借的种种传播手段和形式,越是汇集海量丰富的资讯,越是需要考虑深度和精度的问题,惟其如此,方能在传播过程中牢牢抓住受众,并实现其自身传播的价值。新闻民俗学作为角度一种,两位学者对其报道的功能有着较好的诠释,其中包括增进新闻教化、习性的作用,丰富新闻表现形式,拓宽、加深新闻背景,强化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提升对外传播的软实力等五个方面。全书在对民俗新闻报道完成题材、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基础性分类后,通过相对宏阔和庞大的报道原则和报道方式的骨架进行恢弘的论述,具体到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这种触角的伸展不仅让我们丰富了学术视野,加深了探索深度,而且对于解决当下新闻报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出了方法性的回答。
回看当下的新闻报道已经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化为精细型,换句话说,新闻报道已经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只有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进行良好的把握,才能让读者在丰富的新闻资讯面前,重拾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记者的绝对信赖。
眼下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引领下,一些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进行的专业性探索仅仅停留在方法意义上,如何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也就是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适用现代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对于新闻报道进行开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却又从未被重视的课题, 新闻民俗学之所以大有可为,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补上了重要的一课。
四、 对于新闻报道原则与方式的开拓意义
《新闻民俗学》全书三编,用了两编16章的篇幅对于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方式进行探究,其间不仅交织着新闻学和民俗学智慧的光芒,而且从学术肌理来看,这种别具特色的开拓,对于我们考察新闻报道的所跳荡的具有活力的民俗文化因子,对其进行准确判断、离析,并且如何在新闻报道乃至社会生活中,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提取不仅具有基本层面的方法性意义,还具有深度层面的精神性意义。
就民俗新闻报道原则方面,书中探索了进步价值取向的原则;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返璞归真的原则;突出民俗个性与精华的原则;差异化原则;移风易俗的原则等七个方面。在每个子目下面,又进行了丰富的细分,仅以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为例,就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观开始,涵盖了生态环境报道、建筑风水报道、中医药报道、天文历法和节俗报道、经济民俗报道、体育报道等方面,正所谓新闻无处不在、民俗亦无处不在,没有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对时刻发生民俗新闻构成准确的认知,就有可能让一则新闻失去原本具有的新闻传播效力;再比如返璞归真的报道原则中,在对返璞归真报道原则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生活民俗、教育报道、名人与富人报道、政务报道、文艺报道的返璞归真逐一进行深度剖解。更值得欣喜的是深入其中并不意味着深陷其中,比如在对传统教育的认识中,书中就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行业,如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脱离时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倡行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以财、色诱导学生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中肯地指出,教育新闻的返璞归真,不是要宣扬诸如此类糟粕,而是要疏离、抛弃这些过时的习俗观念。没错,即便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优劣并存民俗文化信息在新闻中不时投射,受众的态度暧昧往往使得精神逐臭现象成为时代发展的隐忧,如果没有原则地加以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走向便会乱了阵脚。
就民俗新闻报道的方式来看,书中的探索包括了采风式报道、旅行式报道、两项对立相依的报道、故事讲述、“类的样本”报道、寻根揭秘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预测式报道等九个方面。其中采风式、旅行式、故事讲述式报道,在我国现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因为目前新闻观念的更新有所削弱,两项对立相依式报道从结构模式和叙事方面民俗新闻报道方式进行盘整,寻根揭秘式具有民俗新闻独有的特质,至于调查性、解释性、预测式报道则是目前固有的分类,尽管显得林林总总,但是在民俗新闻的构架之下,却激活了这些种类繁多的报道方式,给我们以全新甚至是全景式的探索。
在《新闻民俗学诞生小记》中,卜元先生坦言,“新闻民俗学除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还运用了逻辑推理、理论诠释的方法,但没有求全,也无法求全,倾向于学科范畴和每一个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提出,但都力求实际。”两位学者治学的态度是严谨和审慎的,工作是扎实而富有成效的,正是如此,他们对于既往的新闻报道原则和方法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阅读《新闻民俗学》的过程之中,笔者常能感受到两位学者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下新闻报道过程中所处的弱化地位的一种忧切之心,又能深刻感受到他们对于新闻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无限憧憬,他们的学术探索充满了新闻独有的激情和理性,这让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面对一些章节的表述,感受到他们的严谨与审慎,一些章节又感受到欢欣与快慰。尽管感触颇深,受益匪浅,遗憾的是,所言不能尽述,以上几点,权当是为更多新闻学者研读《新闻民俗学》所做的铺垫。
中国古代讲“天时地利人和”,《新闻民俗学》的诞生也似乎恰与古训相合。从“天时”来说,我们的民俗文化已经到了亟待保护的一个重要时段,文化实力见证国家综合实力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地利”上来说,新闻民俗学诞生于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历史上十三朝的建都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的陕西恰如其分;再就“人和”而言,由卜元、刘婷两位多年从事新闻实践的老少学者搭班,卜元先生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积淀,刘婷又有多年海外西学的给养,可谓相得益彰。
所以说,在笔者看来,《新闻民俗学》一书正像是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中国钥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把智慧的钥匙,探索新闻民俗学无比神奇却又令人神往的宝藏。
(作者系《三秦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