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出生在长沙，父亲是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干部。
　　童年时我住在中建六公司，那时候很好动，经常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大人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飞天蜈蚣”。
　　　上山下乡，我被分配到湖南、江西、广东交界的郴州汝城。1969年1月，我来到了汝城县热水镇。
　　　16岁的我，就要开始赶着牛犁田，不会干农活，还被牛顶翻过。
　　　我帮文艺宣传队出节目，演过笛子独奏，其实我根本不会吹，农民也听不懂，一个劲地鼓掌。要来第二首曲子时笛膜破了，我只好红着脸下了台。
　　　汝城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天晚上做完工，在回家的路上，总感觉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我问旁边的农民，农民没有理睬。回到家，只听见家里的狗大叫了一声，马上往床下钻。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碰到了老虎。
　　　我下放了只有不到9个月，养了40多只鸡，6只鸭，回来前全部留给了当地农民。
　　　1969年9月，我开始在湖南省农机研究所当钳工，对各种机械设备充满了好奇，没事的时候就搞些小玩意儿。
　　有一次单位用进口的日本四轮拖拉机做实验，把零件拆散后丢在一边不管了，我觉得可惜，就重新组装了一下，最后竟然拼成了一辆机动平板车。
　　　“文革”后期，单位有免试上大学的机会，单位分到了两个名额，一个到华东工学院，另一个到湖南农大，当时我被选送到华东工学院。但我们修理车间有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师傅，领导给我做工作：“他比你大，把机会让给他吧。”
　　　当时我也无所谓，就同意了。结果他去了三个半月就读不下去了。他回到长沙时，我又气愤又伤心。事实上，我到现在还在后悔自己没有一张文凭。
　　　我开始在车间里制图、搞设计，后来当上了车间调度，等于说是“技术厂长”。
　　　1978年，我结了婚，不久爱人怀孕了，做B超知道是个男孩，但当时计划生育很严，我又是共产党员，领导要求我把指标让给别人。我当时真的太听话了，就遵照领导的要求做了。
　　1981年，女儿出生，第一眼看到她，我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当时就想多赚钱，起码要付得起奶粉钱吧。
　　在湖南农机研究所，我还得到过单位的科技发明二等奖。我发明的茶叶复千机，得到了5元钱奖金。
　　　1986年，我开始了下海生活。当时农机所效益下滑，单位鼓励大家自力更生，我开始停薪留职，租用了单位临街的一个门面，开了一家餐馆，叫密林酒家。
　　　刚下海时，我是不情愿的，害怕丢掉铁饭碗，但单位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只有出来混社会。饭店刚开张时生意不好，一天只有100多元的流水，但随后生意开始火爆。4年后，单位看到我赚钱，有点眼红，就通过加租等手段排挤我。我把饭店转让掉，拿了两万多元。
　　　1990年我又开了一家饭店，叫做阳春酒家。生意依然非常火，夜宵更是供不应求。房东看我生意好，想要自己开店，先是加租，最后干脆把我赶走。
　　　后来，我又租了市农机所的门面，才算稳定下来。中午和傍晚是酒席饭菜，晚上卡拉OK很火，開始是免费的，后来我规定50元包场，附近的学生很高兴，每天都有包场。
　　　这样搞了半年多，我把店卖掉，在1996年开了一家食品厂，主要是做各种熟食。店员基本还是开饭店时的那些伙计，他们一直死心塌地跟着我，我也合不得他们。
　　　但开了不久，各种麻烦事不断，只好又退出。
　　　在这几年中，我总共开了6家饭店，后来的5家都用一个店名——阳春酒家，取“阳春白雪”之意。如果能坚持到现在，可能早就形成一个品牌了。
　　　开了几年饭店，没赚到多少钱，反倒是欠条一大摞——我们单位的同事经常吃饭打白条，有时还会遇到吃霸王餐的。
　　　1997年底，我和爱人商量跑出租车。当时长沙有大约3000辆个体出租车，我花了3万多买了一辆旧夏利。
　　　现在回想，开出租车真够人受的，每天为了200块钱累死累活，一只眼睛要注意警察，半只眼睛盯着乘客，另半只眼要看路。开了一段时间，我找了一个副班，倒班开。那段时间，我最怕的就是晚上接到电话，不是司机被打了，就是被抢劫了。
　　　下海这么多年，我创造了单位许多第一：第一个安装电话，那是在1988年，当时非常时髦；第一个用煤气罐；第一个买车……
　　　2002年下半年，我与单位谈判，说自己已经下海十几年了，要求回来上班。单位没有地方安排，就临时把我调到了食堂。
　　　湖南农机研究所于2003年并入中南林学院，后来又更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我被调到了保卫处，一直工作到现在。
　　　细数人生的各个阶段，我还是怀念与机械相伴的时代，现在我们车间的小推车还是我设计的，用了20多年。只有在车间，我才能体会到快乐，车间的所有工作都难不倒我。
　　　2002年到2008年，我发明了“高楼逃生自降器”和“水中逃生自救器’。平时爱琢磨一些小玩意，但时代进步太快，我明显感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力不从心。
　　　我平时喜欢摄影，一直梦想去西藏，十几年前就有这个打算。退休以后，我想开摩托车或骑单车，自己一个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