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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3日国新办关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中国粮食的“高价困境”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要“多讲一句”。事实上，这个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补贴、配额等问题，成为当天发布会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过去的几年，作为中国农业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之一，陈锡文已经屡次提及中国的高粮价，只是态度在发生着变化。4年前，他提醒消费者要“宽容粮价上涨”，因为“中国粮价涨幅只有国际水平的1/4到1/5”，“我国的情况要比全球情况好得多”。
而在上述发布会上，陈锡文表示，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相比，中国现在的主要农产品，包括稻谷、小麦、玉米、棉花、糖等，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
他说，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的低税配额用完，对国外粮食征收了60%的关税后，如果其价格比国内还低，我们就真的没有竞争力了。
而目前中国部分粮种与国际的价格差，早已不止60%。
成本上升
2014年7月，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发布《2012—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披露了在几种主要粮食的价格方面，中国与其他主产国之间的对比：小麦：2013年底，中国的价格为2500元/吨，美国为1300元/吨;玉米：中国为2250元/吨，美国为900元/吨;稻谷：中国为2900元/吨，越南为1900元/吨。其中，中美之间小麦与玉米的价差，均超过了60%。
也就是说，即便是按照WTO的规定，在配额用完后对这些粮食征收60%的关税，其价格也低于国内市场。
这一格局的形成，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内，国际上粮食的价格稳中有降，中国的粮价则稳步上扬。美国的小麦价格，曾在2007-2008年一度高出中国市场1000元/吨，后来在冲顶后急剧回落，随后始终在低位徘徊，与中国小麦的价差逐渐拉开。越南的稻谷，也曾在2005-2008年间与中国价位接近，后来在攀升至5000元/吨后大幅跳水，从此一蹶不振。
陈锡文说，如果拿中国现在的收购价与2010年相比，小麦的价格大约提高了60%多，而稻谷的价格差不多提高了100%。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中国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的投入大，物的投入大”。前者指人力成本的上升，后者则指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
人力成本的上升，被认为是推动粮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在外出打工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背景下，农业人力成本的计算，开始具有了一些工业属性。也就是说，过去是按农民计算其成本，现在则要按准工人计算。因为这些在城里务工的农民，通常会在农忙季节返乡。而他们在田间劳作的代价，就是牺牲了在城里的务工。其中的成本，都会计入每粒粮食中。
如果将2008年以来粮价的变化与同期用工成本的变化做比较，会发现这是两条大体平行的上扬曲线。前几年被讨论较多的“刘易斯拐点”，事实上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因为它们指向的是同一群人，即农民工。这个称谓，对农民意味着两种身份，对工业和农业则意味着人力成本的变化。
人力成本的大小，除了人力的价格，还取决于人力的投入量。近些年，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从人工向机械化转化，但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这一进程：一是机械化的普及程度不高，致使人力的投入仍然居高不下;二是小块分割、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形态，让机械化的效率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在两种生产方式之间转化：在城市，他们面对的是现代化的大生产，到了农村，他们不得不面对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除了人力成本，化肥、农药等物的投入偏高，也是导致中国粮价偏高的一个因素。官方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农药的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除了推高成本外，化肥农药的过量投入，还产生一些拔苗助长的不良后果。今年“一号文件”的开篇，提出了4个中国农业将要面临的重大考验，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考验，分别是粮食的高价压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