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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业已隆重闭幕，友人有诗赞曰：“御香缥缈绕明堂，济济群真共举觞。如斗蟠桃新结果，覆杯沧海再生桑。争敲颂圣红牙板，曼舞娱宾白凤凰。鳌极紫宸终不改，龙华高会又收场”。其评价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有些问题确实是年年提出而没啥大改变的，教育即为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方今教育问题，牵涉极广，仅就教育评估一项来说，目前就深深困扰着高教体系。大陆教育部设有评估中心，每年职司评估。评估之结果，则直接影响各校之经费、排名、声望。学校为争取名次，只好压迫各系所去想办法；各系所又再逼教师去填表、申报、发文章、出成果。上下交征利，人人痛苦不堪。
而为了取得好成绩，各校皆手段尽出，恩威并施，纵横捭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致送礼、换票、请客、分红之各类传言层出不穷；抄袭论文或把著作拆开发表，以增加数量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学风不正，尽人皆知。每年人大、政协会中也对教育部此举多有批评。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还为此制作了专版报导，认为评估制度扼杀了大陆教育的生机。
既然评估之病人所尽知，只要去高校访问，没有不听见骂声的，可是为什么竟不能改变之呢？
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之逻辑，早已使得教育走上了产业化的不归路。教育不论过去有多少崇高之理想与价值，目前在海峡两岸它都已是一项产业。因此大学就如同工厂，教师即如雇工，其著作、研究成果及教学成果（学生）则是产品。雇主既投入了成本，就要看产出。知识雇工若提不出成果来说明业绩，当然只好滚蛋。什么师道尊严、自由思考，都是闲扯。
产品又是要营销到市场上去的，故必须考虑其市场与营销策略。若能占有市场、建立品牌，那就是好学校，不然则否。一门知识或一个科系再好再重要，如市场不需要，便只好关门。近年人文学科迅速没落，各种结合市场而毫无知识重要性之应用学科媚俗而生，皆肇因于此。
工业化生产的模式，又不同于过去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是讲究标准化、数量化、快速化。
因为要批量生产，故两岸大学近年皆急速扩张、博硕士之比例扶摇直上。教师的研究论著也要量化生产。
又因为要快速生产，故学生的修业年限不断减缩，以精简作业流程，有人甚且主张硕士可以不必写论文。反之，教师的论文则最好一年几十篇，可以流水线作业，迅速批量生产，或照给钱单位的意思生产。
至于标准化，则是指规格化。例如教师发表论著，该每年几篇、可刊登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计几个点数，乃至论文该怎么写，格式、注脚、摘要、参考书目、标点符号，都一一规定之。如此才能使产品面目雷同，抹煞掉个性。
目前这一套生产模式，经由“全球化”浪潮而遍及东亚，台湾、香港、大陆皆入其彀中，无法自拔。毛病都差不多，但整体来看，其实比始作俑者的美国更为严重。因为美国没有教育部，评估实质上等于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而且办学者各出机杼、各自为政久矣，自主的空间及发展特色的机会皆远胜于台湾与大陆。美国的大学更不必崇洋媚外，认为论文必须用外文写、发表在外国刊物上才有价值。何况，同行之间的自律，跟官僚行政体系主导评估，性质与效能迥然不同，“权、钱、知识”三结合的情况自然要比台湾与大陆少许多。
这就是目前虽然人人都骂教育评估，可是绝难改善的症结所在。掌权者不会放弃这主导学术与教育发展的大好机会，许多人和机构则视此为获得权和钱的快捷方式。那些不屑于参加这场权钱追逐游戏者，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洁身自好，却注定在这次竞逐中成为边缘者。所以纵或本来持批评意见的或观望的，最终亦多被裹胁进去，一起做着知识工人的生产游戏。
这样的教育困境，跟出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关系密切。教育与学术发展乃出版事业的上游，一旦学界沉沦，出版事业必受波及，是不言可喻的道理。
目前这样的制度造成学术发展两方面的危机，一是数字化危机。机构与个人都追求数量，而非质量，所以才会有把研究成果拆开发表的弊端。专门著作也减少了，要分散成许多篇论文发表。整体环境重期刊而轻专著。可是图书市场上学术著作还卖得动，期刊就难销了，实质上只是论文集的所谓专著也不好卖。于是这些期刊及论文集大抵只是学者与机构自己出钱印、自己分赠亲友并用以申报成果，属于“花钱买吆喝”的性质。市场统计上虽增加了许多书种，看起来学术出版十分蓬勃，可是基本是虚假的数字，毫无社会意义。
这就又形成了另一项危机：专业化危机。学者写文章，主要是想进占专业核心刊物、一级刊物，以提供专业评比；如果写书，目的也只想用以参加专业评奖。大家各自找一个小圈子去争名夺利，天地之大，无暇宏观。而这些书和论文，其实又都是规格化生产，因此它们固然不想流通于一般读者之间，与社会对话；一般人看此呆板枯燥之物也根本看不下去。结果据说学术愈来愈繁荣了，但社会上愈来愈没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可看，学者与社会之睽隔乃愈甚。试比较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著作在社会上的影响，便知今日之沉疴实已不轻。一边是没有生机的“假牙塔”，一边是没有大脑的社会在“刑天舞干戚”，彼此各行其是。
討论当今出版业不振的人甚多，但似乎较少人谈到两岸教育评鉴所带来的恶果。本文简略陈言，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方今教育问题，牵涉极广，仅就教育评估一项来说，目前就深深困扰着高教体系。大陆教育部设有评估中心，每年职司评估。评估之结果，则直接影响各校之经费、排名、声望。学校为争取名次，只好压迫各系所去想办法；各系所又再逼教师去填表、申报、发文章、出成果。上下交征利，人人痛苦不堪。
而为了取得好成绩，各校皆手段尽出，恩威并施，纵横捭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致送礼、换票、请客、分红之各类传言层出不穷；抄袭论文或把著作拆开发表，以增加数量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学风不正，尽人皆知。每年人大、政协会中也对教育部此举多有批评。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还为此制作了专版报导，认为评估制度扼杀了大陆教育的生机。
既然评估之病人所尽知，只要去高校访问，没有不听见骂声的，可是为什么竟不能改变之呢？
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之逻辑，早已使得教育走上了产业化的不归路。教育不论过去有多少崇高之理想与价值，目前在海峡两岸它都已是一项产业。因此大学就如同工厂，教师即如雇工，其著作、研究成果及教学成果（学生）则是产品。雇主既投入了成本，就要看产出。知识雇工若提不出成果来说明业绩，当然只好滚蛋。什么师道尊严、自由思考，都是闲扯。
产品又是要营销到市场上去的，故必须考虑其市场与营销策略。若能占有市场、建立品牌，那就是好学校，不然则否。一门知识或一个科系再好再重要，如市场不需要，便只好关门。近年人文学科迅速没落，各种结合市场而毫无知识重要性之应用学科媚俗而生，皆肇因于此。
工业化生产的模式，又不同于过去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是讲究标准化、数量化、快速化。
因为要批量生产，故两岸大学近年皆急速扩张、博硕士之比例扶摇直上。教师的研究论著也要量化生产。
又因为要快速生产，故学生的修业年限不断减缩，以精简作业流程，有人甚且主张硕士可以不必写论文。反之，教师的论文则最好一年几十篇，可以流水线作业，迅速批量生产，或照给钱单位的意思生产。
至于标准化，则是指规格化。例如教师发表论著，该每年几篇、可刊登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计几个点数，乃至论文该怎么写，格式、注脚、摘要、参考书目、标点符号，都一一规定之。如此才能使产品面目雷同，抹煞掉个性。
目前这一套生产模式，经由“全球化”浪潮而遍及东亚，台湾、香港、大陆皆入其彀中，无法自拔。毛病都差不多，但整体来看，其实比始作俑者的美国更为严重。因为美国没有教育部，评估实质上等于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而且办学者各出机杼、各自为政久矣，自主的空间及发展特色的机会皆远胜于台湾与大陆。美国的大学更不必崇洋媚外，认为论文必须用外文写、发表在外国刊物上才有价值。何况，同行之间的自律，跟官僚行政体系主导评估，性质与效能迥然不同，“权、钱、知识”三结合的情况自然要比台湾与大陆少许多。
这就是目前虽然人人都骂教育评估，可是绝难改善的症结所在。掌权者不会放弃这主导学术与教育发展的大好机会，许多人和机构则视此为获得权和钱的快捷方式。那些不屑于参加这场权钱追逐游戏者，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洁身自好，却注定在这次竞逐中成为边缘者。所以纵或本来持批评意见的或观望的，最终亦多被裹胁进去，一起做着知识工人的生产游戏。
这样的教育困境，跟出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关系密切。教育与学术发展乃出版事业的上游，一旦学界沉沦，出版事业必受波及，是不言可喻的道理。
目前这样的制度造成学术发展两方面的危机，一是数字化危机。机构与个人都追求数量，而非质量，所以才会有把研究成果拆开发表的弊端。专门著作也减少了，要分散成许多篇论文发表。整体环境重期刊而轻专著。可是图书市场上学术著作还卖得动，期刊就难销了，实质上只是论文集的所谓专著也不好卖。于是这些期刊及论文集大抵只是学者与机构自己出钱印、自己分赠亲友并用以申报成果，属于“花钱买吆喝”的性质。市场统计上虽增加了许多书种，看起来学术出版十分蓬勃，可是基本是虚假的数字，毫无社会意义。
这就又形成了另一项危机：专业化危机。学者写文章，主要是想进占专业核心刊物、一级刊物，以提供专业评比；如果写书，目的也只想用以参加专业评奖。大家各自找一个小圈子去争名夺利，天地之大，无暇宏观。而这些书和论文，其实又都是规格化生产，因此它们固然不想流通于一般读者之间，与社会对话；一般人看此呆板枯燥之物也根本看不下去。结果据说学术愈来愈繁荣了，但社会上愈来愈没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可看，学者与社会之睽隔乃愈甚。试比较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著作在社会上的影响，便知今日之沉疴实已不轻。一边是没有生机的“假牙塔”，一边是没有大脑的社会在“刑天舞干戚”，彼此各行其是。
討论当今出版业不振的人甚多，但似乎较少人谈到两岸教育评鉴所带来的恶果。本文简略陈言，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