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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江湖事，得先从乱世说起，而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则要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这几个长时段，从春秋战国开始，游走的江湖中人就成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客，而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代，更是游走于江湖中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但是，要说最能体现游走的江湖特色的时代，当推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从朱温于公元907年建立后唐到宋太祖于公元960年建立宋朝，其间短短50余年间，却充分展示了帝国时代的“江湖”色彩。
五代十国的皇帝个个是泼皮流氓的头子，江湖中的狠角色。后梁太祖朱温，是乡党痛恨的流氓头子“朱阿三”。后唐武皇李克用，人称“独眼龙”。后唐庄宗李存勖，人称“斗鸡眼”。后周太祖郭威，人称“郭雀儿”。前蜀国主王建，人称“贼王八”。闽王王审知，人称“白马三郎”。荆南国主高从海，人称“无赖子”。后汉高祖刘知远，吴王杨行密，南唐国主李昇，吴越王钱镠，楚王马殷，北汉国王刘旻等，个个都是兵痞、无赖、赌棍、打手、走私犯出生，没有当上皇帝前都是好勇斗狠、无恶不作的角色；等他们做了皇帝，也不改流氓本色，站立于朝廷中的大臣，大都是偷鸡摸狗、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而恶习难改。后周皇帝柴荣的父亲柴守礼，在柴荣当了皇帝后，与其他九个老泼皮，号称“十阿父”，在洛阳无恶不作，横行无忌，柴荣也只好装聋作哑。
用后世道学家的眼光看，这些时代，真是道德日下，人欲横流，恶人当道，官即为匪为盗的世界，真是人心不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向号称以伦理道德治国的华夏古国，在秩序健全时，尚能维持体面，而一旦出现政治失控，整个社会就仿佛变了一个样，与道德治国的目标完全相反，成为一个反道德的世界，这就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无法说清的，只有从历史行为学和社会学等方向去寻找说明。当然，这种独特的社会格局，也远非任侠的武侠小说所推崇的那般美好，江湖当道的世界遵循的完全是生存竞争原则：弱肉强食。
江湖中人似乎是帝国等级伦序规则下的漏网之鱼。
帝国的秩序原本就是以控制土地和人口为目标，以静态的组织设计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被编织于等级伦序网中。帝国的规则就是，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身份行事，那么帝国秩序即归于和谐，刑法和其他手段只是辅助手段。因此，帝国社会秩序就是在静态的人伦关系中形成的，在静态的群体中，从小成长起来的成员之间，共同遵守人伦原则生活，长久熟悉的群体，使互相之间的行为受到人情、面子、道德评价和亲缘关系的约束。帝国的官僚，则以统一的道德原则组织起来，超越地域性，而维系帝国的统治。因此，帝国稳定的力量，来源于社会群体亲缘关系的稳定，以及长久静态的非流动的地域生活形态。
然而，以帝国社会的人伦原则来说，实际上，以每一个个体为中心，根据人伦关系远近的不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他可以欺骗、甚至打击与他们人伦关系之外的陌生人或者人伦关系的疏远者；对他说来，越核心的人伦中心圈，越具有信任感和信任价值。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
依此原则，与己人伦关系既远者，不过是一能言之鸟兽，杀而食之，亦属合乎人伦道德的范畴。因为人伦的原则本来不是普遍的，是有远近亲疏的。帝国所有的训练，所有的经典，都在说明这种秩序的合理性，都在于把整个帝国社会导入此一秩序之中。当然，这种秩序最为重要的是排斥交流和迁徙等动荡的因素，一切都必须是静态的、稳定的。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一旦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又会怎样呢？
帝国社会这种静态、稳定的格局，是秩序维系的关键。一旦政治管控出现问题，社会秩序就会呈现另外一种格局，那些逸出人伦格局的因素，总是以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他人，并结成强悍的掠夺性群体；这种因素一旦突破传统格局的制约，即不再受到管控而不能被遏制，而呈现为失序状态下的制度性掠夺形态。在不受人伦秩序遏制的这些因素成为主导因素时，弱肉强食的规则就成为了最根本的规则。
即使在帝国社会的稳定秩序中，这种逸出社会人伦秩序的行为，也常常出现。因为，对于伦际秩序来说，对付与自身无关的人是用不着客气的，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因远近亲疏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行动的原则，是伦际秩序的根本游戏规则之一。
稳定的秩序中经常会出现的犯罪行为，可很容易被伦际规范认定并得到遏制。但一旦逸出稳定的群体，帝国的制度没有相应的架构，因而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掠夺性集团或者犯罪组织。逸出稳定伦序关系的人群，往往会按类人伦关系的准则，建立起相应的组织。这种类人伦关系的组织，引用的原则也是等级伦序的准则，即上下主从关系，强权者对其中处于底层者行使绝对的支配权。当这种组织原则成为社会普遍原则之后，即使对群体之外的人实施什么样的残忍攻击，都不会觉得过分。这种类人伦组织与等级伦际关系的共通之处，即是都是引用的上下等级关系原则：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绝对支配和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绝对服从。
所谓江湖儿女的组织形式，大都以拟血缘的方式完成，所谓桃园结义、拜把子、认干爹，无不以血缘模式为旨归。只是在正常的、稳定的伦际秩序中，在稳定的群体中，人伦情境行为得到贯彻；在类人伦秩序中，遵循的更多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原则。
五代十国从朱温于公元907年建立后唐到宋太祖于公元960年建立宋朝，其间短短50余年间，却充分展示了帝国时代的“江湖”色彩。
五代十国的皇帝个个是泼皮流氓的头子，江湖中的狠角色。后梁太祖朱温，是乡党痛恨的流氓头子“朱阿三”。后唐武皇李克用，人称“独眼龙”。后唐庄宗李存勖，人称“斗鸡眼”。后周太祖郭威，人称“郭雀儿”。前蜀国主王建，人称“贼王八”。闽王王审知，人称“白马三郎”。荆南国主高从海，人称“无赖子”。后汉高祖刘知远，吴王杨行密，南唐国主李昇，吴越王钱镠，楚王马殷，北汉国王刘旻等，个个都是兵痞、无赖、赌棍、打手、走私犯出生，没有当上皇帝前都是好勇斗狠、无恶不作的角色；等他们做了皇帝，也不改流氓本色，站立于朝廷中的大臣，大都是偷鸡摸狗、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而恶习难改。后周皇帝柴荣的父亲柴守礼，在柴荣当了皇帝后，与其他九个老泼皮，号称“十阿父”，在洛阳无恶不作，横行无忌，柴荣也只好装聋作哑。
用后世道学家的眼光看，这些时代，真是道德日下，人欲横流，恶人当道，官即为匪为盗的世界，真是人心不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向号称以伦理道德治国的华夏古国，在秩序健全时，尚能维持体面，而一旦出现政治失控，整个社会就仿佛变了一个样，与道德治国的目标完全相反，成为一个反道德的世界，这就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无法说清的，只有从历史行为学和社会学等方向去寻找说明。当然，这种独特的社会格局，也远非任侠的武侠小说所推崇的那般美好，江湖当道的世界遵循的完全是生存竞争原则：弱肉强食。
江湖中人似乎是帝国等级伦序规则下的漏网之鱼。
帝国的秩序原本就是以控制土地和人口为目标，以静态的组织设计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被编织于等级伦序网中。帝国的规则就是，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身份行事，那么帝国秩序即归于和谐，刑法和其他手段只是辅助手段。因此，帝国社会秩序就是在静态的人伦关系中形成的，在静态的群体中，从小成长起来的成员之间，共同遵守人伦原则生活，长久熟悉的群体，使互相之间的行为受到人情、面子、道德评价和亲缘关系的约束。帝国的官僚，则以统一的道德原则组织起来，超越地域性，而维系帝国的统治。因此，帝国稳定的力量，来源于社会群体亲缘关系的稳定，以及长久静态的非流动的地域生活形态。
然而，以帝国社会的人伦原则来说，实际上，以每一个个体为中心，根据人伦关系远近的不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他可以欺骗、甚至打击与他们人伦关系之外的陌生人或者人伦关系的疏远者；对他说来，越核心的人伦中心圈，越具有信任感和信任价值。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
依此原则，与己人伦关系既远者，不过是一能言之鸟兽，杀而食之，亦属合乎人伦道德的范畴。因为人伦的原则本来不是普遍的，是有远近亲疏的。帝国所有的训练，所有的经典，都在说明这种秩序的合理性，都在于把整个帝国社会导入此一秩序之中。当然，这种秩序最为重要的是排斥交流和迁徙等动荡的因素，一切都必须是静态的、稳定的。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一旦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又会怎样呢？
帝国社会这种静态、稳定的格局，是秩序维系的关键。一旦政治管控出现问题，社会秩序就会呈现另外一种格局，那些逸出人伦格局的因素，总是以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他人，并结成强悍的掠夺性群体；这种因素一旦突破传统格局的制约，即不再受到管控而不能被遏制，而呈现为失序状态下的制度性掠夺形态。在不受人伦秩序遏制的这些因素成为主导因素时，弱肉强食的规则就成为了最根本的规则。
即使在帝国社会的稳定秩序中，这种逸出社会人伦秩序的行为，也常常出现。因为，对于伦际秩序来说，对付与自身无关的人是用不着客气的，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因远近亲疏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行动的原则，是伦际秩序的根本游戏规则之一。
稳定的秩序中经常会出现的犯罪行为，可很容易被伦际规范认定并得到遏制。但一旦逸出稳定的群体，帝国的制度没有相应的架构，因而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掠夺性集团或者犯罪组织。逸出稳定伦序关系的人群，往往会按类人伦关系的准则，建立起相应的组织。这种类人伦关系的组织，引用的原则也是等级伦序的准则，即上下主从关系，强权者对其中处于底层者行使绝对的支配权。当这种组织原则成为社会普遍原则之后，即使对群体之外的人实施什么样的残忍攻击，都不会觉得过分。这种类人伦组织与等级伦际关系的共通之处，即是都是引用的上下等级关系原则：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绝对支配和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绝对服从。
所谓江湖儿女的组织形式，大都以拟血缘的方式完成，所谓桃园结义、拜把子、认干爹，无不以血缘模式为旨归。只是在正常的、稳定的伦际秩序中，在稳定的群体中，人伦情境行为得到贯彻；在类人伦秩序中，遵循的更多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