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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关键词：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3.89；C93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132-08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20世纪一直存在着偏高的女孩死亡率，而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以来也出现持续偏高的趋势，且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续且大范围的偏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1]。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从长期来看，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2，3]；同时，性别失衡不但损害了女孩和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还对社会所有人群都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社会和人口的整体福利，阻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1，4]。
中国目前正在、并且将要继续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其后果已开始显现，并成为威胁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引起了政府、社会各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揭示，持续的婚姻挤压会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后果，提高人口终身不婚水平、提高男性初婚年龄、拉大夫妇年龄差[5，6]，并进一步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如未婚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婚姻家庭的稳定问题、非婚生育问题、独身者的养老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7，8]。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的快速转型，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的特征[9]，“不安全”“风险”“恐怖”“恐惧”等概念开始被学界频繁用来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注释。随着社会大众对风险感知的增强，社会风气、治安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等方面都在影响着公众的安全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人口安全问题，同样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和巨大风险，由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有可能影响个人安全感。有研究表明，不能结婚男性的数量越大，其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就越多，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使人群广泛产生不安定感[10]。由此可见，研究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还非常少见。
婚姻挤压是存在于婚姻市场的一般特征，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且存在着时代及地区差异。虽然有关婚姻挤压的研究自1980年代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而逐渐引起关注，但早在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中国就出现过较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遭受挤压的往往是政治成分差的男性[8]，但并未被社会所关心。中国目前的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之一，而女性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的婚姻迁移导致婚姻挤压后果发生了空间的转移，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的男性成为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11，12]；同时，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农村人口择偶与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也使得城乡及区域间的婚姻挤压态势更为复杂[1]。因此，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时代与地区差异进行深入探讨。
男性婚姻挤压致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性面临成婚困难甚至失婚的困境。在这个普婚制社会中，婚姻家庭生活的缺失会影响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状况。已有研究证实，大龄未婚人群相较于已婚人群在社会上更加孤立，更容易感到孤独[13]。在中国这样的普婚制社会，大龄未婚更让农村男性感到自卑[14]。大龄未婚男性的不良心理状况是一种潜在因素，可能导致对抗、厌世、轻生以及性犯罪等社会问题[15]。大量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单身男性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性侵害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从而威胁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群体的安全；另一方面，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也有可能刺激性产业、婚外情、婚外性等事件的发生，从而对已婚男女及其家庭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4]。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既是婚姻挤压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利益的侵害者，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处于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的安全感现状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这样的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分析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探讨婚姻挤压下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首先，全面分析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基于性别和婚姻的视角，对农村人口进行群体分类，分别分析男性与女性群体的安全感、同性群体中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安全感现状。其次，分析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是婚姻挤压的直接表现形式，对比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与已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能够揭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产生的影响。中国婚姻挤压的原因、程度及其影响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其一，年龄分层理论认为，同期群面临着与先期群不同的环境，内外干预因素都会出现变化，生于不同时代的男性因成长历程不同，遭受婚姻挤压的背景也不相同，在安全感方面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本文根据中国人口社会发展特征，将男性出生年代划分1960年以前、1960-1976年、1976年以后三个时期，比较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之间安全感的差异。其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婚姻挤压的程度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更加严重[16]，这将影响个体的安全感。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差异，深入探讨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概念的界定与测度
1.安全感。“安全感”（security）与“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概念最早由W. I. Thomas和Alfred Adler提出[17]，但直到1960年代才逐渐引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者的关注[18]；1980年代后，“个人安全感”成为犯罪学的重要课题[19]。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关注点不同，对于安全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心理学中的安全感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安全感不利于人格健康发展，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社会学关注的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在犯罪学领域则是将安全感理解为对犯罪的恐惧，是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指标。虽然不同学科对安全感研究关注的点不同，但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容的，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种类型[20]。本文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及犯罪学领域对安全感的定义，认为安全感包括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个部分。
2.内在安全感。内在安全感也叫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其对应的正是心理学中作为人格特质的安全感[21]。本文将内在安全感定义为个体的一种人格特点，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特质，并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感量表[22]对个人的内在安全感进行测量。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感量表编制于1950年代，时间较早、项目较多（共包含75题），目前在中国并未得到普遍使用；丛中和安丽娟[22]应用的量表包含人际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共16个题项），符合安全感的理论构想，与经典的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量表呈显著的相关，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是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的安全感检测量表[23，24]。
3.外在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有的来自暂时环境变化，有的则来自相对持久的社会环境压力或人际关系压力[20]。外在安全感指个体受外在因素而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感受，是一种对情境反应的安全感。本文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包括收入、养老、婚姻、家庭、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环境这六个方面的安全感受来综合评价个人的外在安全感。
（三）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0年1-3月进行的“全国百村抽样人口调查”。该调查主要通过对各种人群：农村未婚男性（包括大龄和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已婚和未婚女性的调查，旨在研究婚姻状况对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等），婚姻、生育、养老、社会支持、社会融合、生活福利、失范和安全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婚姻挤压所带来的后果。
本次调查通过组织大学生为调查员，利用寒假返乡期间进行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 867份，范围覆盖了全国28个省份，包括了东部9个省市的27个村庄、中部8个省的60个村庄、西部11个省及自治区的75个村庄，各类型的问卷数量情况见表1。虽然调查存在一定偏差，但调查涵盖省份较广，调查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反映出目前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婚姻挤压的相关人口社会后果。有关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及其他调查情况参见靳小怡等[16]。
三、分析结果
（一）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
表2对所有样本依据性别及婚姻状况进行分类，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各类群体在安全感方面的差异。
1.不同性别群体的安全感：男性、女性。在内在安全感方面，从安全感量表的得分来看，男性和女性在两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理论均值，女性群体在两因子的得分上均略高于男性群体，这表明女性群体具有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方面，两性人群只有在家庭问题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有关收入、养老、婚姻及医疗问题的安全感评价上，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受更低，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对治安环境的安全评价上，女性群体虽然给出了较高的总体安全评价，但仍有近四成的女性认为夜晚独行非常的不安全，这说明，女性群体更容易产生由治安环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2.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大龄未婚男性、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从表2中对不同男性群体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龄未婚男性的总体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内在安全感方面，大龄未婚男性在安全感量表的两因子上的得分均低于已婚男性和小龄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男性群体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最低。外在安全感方面，所有男性对医疗及收入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而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及养老问题的安全感明显低于其他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
3.女性群体的安全感：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在女性群体中，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在安全感的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首先，在内在安全感方面，未婚女性的内在安全感略高于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婚姻差异。其次，在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在养老、婚姻、家庭及治安环境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已婚女性在养老及婚姻问题上的安全感较低，未婚女性则是对家庭及治安环境的安全感较低。
（二）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1.不同时代（出生队列）下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表3提供了三个时代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比较。内在安全感方面，生于1960-1976年间的已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高，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不同年龄段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均低于已婚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大龄未婚男性均对婚姻及养老问题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与已婚男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于1960-1976年的大龄未婚男性对自身婚姻的担忧强烈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较为强烈。由此可见，对于35～50岁的男性而言，婚姻挤压致使的难以成婚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年龄段未婚者的安全感。 2.不同地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从表4可知，在内在安全感上，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外在安全感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同时，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收入、养老问题的安全感也比较低，而东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医疗问题的安全感最低。由此可见，婚姻挤压在中部及西部地区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而事实上，中部及西部正是婚姻挤压较为严重的地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0年“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分析中国农村各类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并集中讨论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婚姻挤压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了以下重要发现和启示：
首先，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水平略低于女性群体，大龄未婚男性是所有群体中安全感水平最低的人群。在独立的男性或女性群体中，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安全感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在中国，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个人成年的社会化标志，是家庭延续的基础。那些遭遇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不仅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而且婚姻的剥夺也会危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从而给其心理带来更为严重的压力，降低其心理的内在安全感受；同时，由于配偶和子女的缺失，大龄未婚男性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会支持，抵御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更弱，因而外在安全感更低。
其次，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时代及地域特征。婚姻挤压对生于1960-1976年间的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生于社会较动荡时期，家庭经济水平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到达适婚年龄时正逢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女性人口由内陆向沿海的大规模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一年龄段男性的婚姻挤压；并且，在经济相对落后、婚姻挤压更为严重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感受婚姻挤压的影响也较为严重。
安全感是体现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安全感的缺失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福利，同时也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致使个体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自身安全感的需求，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对社会公共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和影响。基于以上的结论与分析，本研究认为婚姻挤压对农村各个群体的安全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对和谐社会构建存在潜在威胁。如何有效防治婚姻挤压下各群体安全感缺失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中国目前人口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新挑战，亟需政府和社会公众给予高度关注，在公共政策层面做到未雨绸缪。鉴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建立有重点、分层次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体系，制定优惠政策提高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获取收入的能力，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纳入到社会管理范围内，从而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状况，减少威胁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状况的压力源；（2）倡导妇联、村委会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民众力量，对遭受婚姻挤压的弱势群体及其家庭应给予充足的人文关怀，定期走访与其交流，及时了解和解决个人及其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困难。（3）提供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正。将心理辅导逐步引入农村家庭，对安全感较低的大龄未婚男性，尤其是已经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高危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婚姻和安全感之间的问题，用成熟的方式面对和处理，协助他们改良行为模式，从而将可能的公共安全危及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了“风险社会”的行列，性别失衡与其他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及安全感受。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社会中逐步扩大，从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对人们认知形态的影响，这无疑是给性别失衡的社会安全后果问题敲响了警钟，切实治理性别失衡问题刻不容缓。本文的初步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性别失衡的社会影响，为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本文基于微观层次数据，对农村各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婚姻挤压对安全感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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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social risks” in the current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which brings an adversely effect on the sense of security including groups of different marriage state.It becomes the hidden trouble for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From the microlevel analysis of personal sense of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marriage squeeze effect on security of rural male groups，we found that：The rural bachelors’ security is the minimum，marital status for personal secur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and the marriage squeeze’s effect on male security h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e and area.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rural groups in China，we should improve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condition of rural groups， solve the gender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marriage squeeze， and take more concern on issue of marriage squeeze and the security problem of rural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t the country level.
Key words：gender imbalance；marriage squeeze；unmarried men；sense of security
关键词：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3.89；C93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132-08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20世纪一直存在着偏高的女孩死亡率，而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以来也出现持续偏高的趋势，且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续且大范围的偏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1]。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从长期来看，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2，3]；同时，性别失衡不但损害了女孩和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还对社会所有人群都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社会和人口的整体福利，阻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1，4]。
中国目前正在、并且将要继续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其后果已开始显现，并成为威胁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引起了政府、社会各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揭示，持续的婚姻挤压会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后果，提高人口终身不婚水平、提高男性初婚年龄、拉大夫妇年龄差[5，6]，并进一步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如未婚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婚姻家庭的稳定问题、非婚生育问题、独身者的养老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7，8]。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的快速转型，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的特征[9]，“不安全”“风险”“恐怖”“恐惧”等概念开始被学界频繁用来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注释。随着社会大众对风险感知的增强，社会风气、治安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等方面都在影响着公众的安全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人口安全问题，同样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和巨大风险，由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有可能影响个人安全感。有研究表明，不能结婚男性的数量越大，其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就越多，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使人群广泛产生不安定感[10]。由此可见，研究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还非常少见。
婚姻挤压是存在于婚姻市场的一般特征，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且存在着时代及地区差异。虽然有关婚姻挤压的研究自1980年代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而逐渐引起关注，但早在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中国就出现过较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遭受挤压的往往是政治成分差的男性[8]，但并未被社会所关心。中国目前的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之一，而女性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的婚姻迁移导致婚姻挤压后果发生了空间的转移，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的男性成为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11，12]；同时，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农村人口择偶与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也使得城乡及区域间的婚姻挤压态势更为复杂[1]。因此，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时代与地区差异进行深入探讨。
男性婚姻挤压致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性面临成婚困难甚至失婚的困境。在这个普婚制社会中，婚姻家庭生活的缺失会影响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状况。已有研究证实，大龄未婚人群相较于已婚人群在社会上更加孤立，更容易感到孤独[13]。在中国这样的普婚制社会，大龄未婚更让农村男性感到自卑[14]。大龄未婚男性的不良心理状况是一种潜在因素，可能导致对抗、厌世、轻生以及性犯罪等社会问题[15]。大量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单身男性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性侵害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从而威胁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群体的安全；另一方面，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也有可能刺激性产业、婚外情、婚外性等事件的发生，从而对已婚男女及其家庭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4]。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既是婚姻挤压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利益的侵害者，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处于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的安全感现状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这样的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分析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探讨婚姻挤压下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首先，全面分析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基于性别和婚姻的视角，对农村人口进行群体分类，分别分析男性与女性群体的安全感、同性群体中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安全感现状。其次，分析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是婚姻挤压的直接表现形式，对比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与已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能够揭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产生的影响。中国婚姻挤压的原因、程度及其影响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其一，年龄分层理论认为，同期群面临着与先期群不同的环境，内外干预因素都会出现变化，生于不同时代的男性因成长历程不同，遭受婚姻挤压的背景也不相同，在安全感方面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本文根据中国人口社会发展特征，将男性出生年代划分1960年以前、1960-1976年、1976年以后三个时期，比较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之间安全感的差异。其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婚姻挤压的程度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更加严重[16]，这将影响个体的安全感。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差异，深入探讨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概念的界定与测度
1.安全感。“安全感”（security）与“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概念最早由W. I. Thomas和Alfred Adler提出[17]，但直到1960年代才逐渐引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者的关注[18]；1980年代后，“个人安全感”成为犯罪学的重要课题[19]。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关注点不同，对于安全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心理学中的安全感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安全感不利于人格健康发展，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社会学关注的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在犯罪学领域则是将安全感理解为对犯罪的恐惧，是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指标。虽然不同学科对安全感研究关注的点不同，但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容的，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种类型[20]。本文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及犯罪学领域对安全感的定义，认为安全感包括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个部分。
2.内在安全感。内在安全感也叫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其对应的正是心理学中作为人格特质的安全感[21]。本文将内在安全感定义为个体的一种人格特点，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特质，并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感量表[22]对个人的内在安全感进行测量。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感量表编制于1950年代，时间较早、项目较多（共包含75题），目前在中国并未得到普遍使用；丛中和安丽娟[22]应用的量表包含人际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共16个题项），符合安全感的理论构想，与经典的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量表呈显著的相关，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是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的安全感检测量表[23，24]。
3.外在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有的来自暂时环境变化，有的则来自相对持久的社会环境压力或人际关系压力[20]。外在安全感指个体受外在因素而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感受，是一种对情境反应的安全感。本文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包括收入、养老、婚姻、家庭、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环境这六个方面的安全感受来综合评价个人的外在安全感。
（三）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0年1-3月进行的“全国百村抽样人口调查”。该调查主要通过对各种人群：农村未婚男性（包括大龄和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已婚和未婚女性的调查，旨在研究婚姻状况对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等），婚姻、生育、养老、社会支持、社会融合、生活福利、失范和安全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婚姻挤压所带来的后果。
本次调查通过组织大学生为调查员，利用寒假返乡期间进行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 867份，范围覆盖了全国28个省份，包括了东部9个省市的27个村庄、中部8个省的60个村庄、西部11个省及自治区的75个村庄，各类型的问卷数量情况见表1。虽然调查存在一定偏差，但调查涵盖省份较广，调查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反映出目前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婚姻挤压的相关人口社会后果。有关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及其他调查情况参见靳小怡等[16]。
三、分析结果
（一）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
表2对所有样本依据性别及婚姻状况进行分类，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各类群体在安全感方面的差异。
1.不同性别群体的安全感：男性、女性。在内在安全感方面，从安全感量表的得分来看，男性和女性在两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理论均值，女性群体在两因子的得分上均略高于男性群体，这表明女性群体具有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方面，两性人群只有在家庭问题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有关收入、养老、婚姻及医疗问题的安全感评价上，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受更低，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对治安环境的安全评价上，女性群体虽然给出了较高的总体安全评价，但仍有近四成的女性认为夜晚独行非常的不安全，这说明，女性群体更容易产生由治安环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2.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大龄未婚男性、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从表2中对不同男性群体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龄未婚男性的总体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内在安全感方面，大龄未婚男性在安全感量表的两因子上的得分均低于已婚男性和小龄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男性群体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最低。外在安全感方面，所有男性对医疗及收入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而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及养老问题的安全感明显低于其他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
3.女性群体的安全感：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在女性群体中，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在安全感的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首先，在内在安全感方面，未婚女性的内在安全感略高于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婚姻差异。其次，在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在养老、婚姻、家庭及治安环境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已婚女性在养老及婚姻问题上的安全感较低，未婚女性则是对家庭及治安环境的安全感较低。
（二）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1.不同时代（出生队列）下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表3提供了三个时代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比较。内在安全感方面，生于1960-1976年间的已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高，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不同年龄段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均低于已婚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大龄未婚男性均对婚姻及养老问题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与已婚男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于1960-1976年的大龄未婚男性对自身婚姻的担忧强烈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较为强烈。由此可见，对于35～50岁的男性而言，婚姻挤压致使的难以成婚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年龄段未婚者的安全感。 2.不同地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从表4可知，在内在安全感上，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外在安全感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同时，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收入、养老问题的安全感也比较低，而东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医疗问题的安全感最低。由此可见，婚姻挤压在中部及西部地区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而事实上，中部及西部正是婚姻挤压较为严重的地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0年“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分析中国农村各类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并集中讨论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婚姻挤压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了以下重要发现和启示：
首先，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水平略低于女性群体，大龄未婚男性是所有群体中安全感水平最低的人群。在独立的男性或女性群体中，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安全感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在中国，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个人成年的社会化标志，是家庭延续的基础。那些遭遇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不仅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而且婚姻的剥夺也会危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从而给其心理带来更为严重的压力，降低其心理的内在安全感受；同时，由于配偶和子女的缺失，大龄未婚男性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会支持，抵御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更弱，因而外在安全感更低。
其次，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时代及地域特征。婚姻挤压对生于1960-1976年间的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生于社会较动荡时期，家庭经济水平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到达适婚年龄时正逢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女性人口由内陆向沿海的大规模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一年龄段男性的婚姻挤压；并且，在经济相对落后、婚姻挤压更为严重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感受婚姻挤压的影响也较为严重。
安全感是体现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安全感的缺失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福利，同时也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致使个体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自身安全感的需求，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对社会公共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和影响。基于以上的结论与分析，本研究认为婚姻挤压对农村各个群体的安全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对和谐社会构建存在潜在威胁。如何有效防治婚姻挤压下各群体安全感缺失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中国目前人口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新挑战，亟需政府和社会公众给予高度关注，在公共政策层面做到未雨绸缪。鉴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建立有重点、分层次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体系，制定优惠政策提高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获取收入的能力，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纳入到社会管理范围内，从而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状况，减少威胁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状况的压力源；（2）倡导妇联、村委会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民众力量，对遭受婚姻挤压的弱势群体及其家庭应给予充足的人文关怀，定期走访与其交流，及时了解和解决个人及其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困难。（3）提供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正。将心理辅导逐步引入农村家庭，对安全感较低的大龄未婚男性，尤其是已经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高危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婚姻和安全感之间的问题，用成熟的方式面对和处理，协助他们改良行为模式，从而将可能的公共安全危及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了“风险社会”的行列，性别失衡与其他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及安全感受。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社会中逐步扩大，从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对人们认知形态的影响，这无疑是给性别失衡的社会安全后果问题敲响了警钟，切实治理性别失衡问题刻不容缓。本文的初步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性别失衡的社会影响，为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本文基于微观层次数据，对农村各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婚姻挤压对安全感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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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social risks” in the current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which brings an adversely effect on the sense of security including groups of different marriage state.It becomes the hidden trouble for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From the microlevel analysis of personal sense of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marriage squeeze effect on security of rural male groups，we found that：The rural bachelors’ security is the minimum，marital status for personal secur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and the marriage squeeze’s effect on male security h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e and area.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rural groups in China，we should improve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condition of rural groups， solve the gender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marriage squeeze， and take more concern on issue of marriage squeeze and the security problem of rural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t the country level.
Key words：gender imbalance；marriage squeeze；unmarried men；sense of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