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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领导傅雨田同志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中共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从“文化大革命”前我任傅老的秘书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再度任他的秘书），直到2003年1月2日他病逝止，我和他有着长达37年的经常接触。傅老是我最敬重的老首长和良师，我时常为他那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品德与风范所感动和激励！
傅老逝世虽已逾1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在傅老逝世11周年之际，将跟随傅老30多年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的事例、感受回忆、整理出来，既可寄托无尽的哀思，更可弘扬傅老崇高的人格风范，启人思考，给人教益。
无限忠诚于
共产主义、党、祖国和人民
傅雨田同志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牢记共产主义信念、理想、使命和责任，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借机陷害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通过搞假证、诬陷等恶劣手段，欺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薄一波等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说成是“自首叛变”，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当时，这61人中幸存的有41人，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捐躯，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这41名幸存者中，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傅雨田同志即是遭此诬陷者之一。
对傅雨田同志的革命经历，我在整理其简历和翻阅有关史料时早有了解；后来通过学习中央平反该案的文件和阅读薄一波等同志的文章及有关资料，对该诬陷案的真相就更清楚了：1931年9月，傅雨田同志在北平任互济会交通员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儿童局干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傅雨田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中，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机密，坚贞不屈。敌人便给他带上加重的双镣，致使他的腿骨变形。1933年9月，他被敌人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中共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积极参加反“反省”和绝食斗争，机智勇敢地传递党的情报，抄写并传递杨献珍等同志在狱中翻译的马列原著；积极参加“狱中党校”，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党的文件。经过狱中斗争的严格锻炼和考验，他于1934年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6年10月，他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2002年秋，90余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曾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中任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在给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特别称赞他当年在狱中“年龄虽然很小，但表现很好，很机智勇敢，很坚定忠诚”。
“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虽遭诬陷、迫害被“监护”长达10年之久，但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他才得以恢复工作，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79年3月初，我陪傅老回广西办理“迁家”和平反后的有关事宜。当时，他要将补发的“文化大革命”10年扣发的2万余元工资的一半交党费。因为同时要用这笔钱购置生活必需品（“文化大革命”时他家已被抄光），我不得不劝说他改用6000元交党费。而这6000元，是当年傅老每月5元党费按10年计共600元的10倍。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胸怀、境界和思想感情问题。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愤，甚至引发某些对共产党的意见以及所谓“信仰危机”。傅老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无不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感动！
1966年3月，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任“四清”工作总团团长时，他见丢弃在垃圾堆里的报纸上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像，便将报纸拣起，弄干净、放好。1979年春、夏，敌特几次投寄反动宣传品和“策反信”，他都原封不动地让我报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机关。病重期间，他不时哼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等歌曲，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即使在病危弥留之际，他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傅雨田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人，总应有某种信念或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否则就立不起、站不住。而“信”，必正，必诚：“正避误”，“诚则灵”。而检验“诚”之关键则是“危”与“终”：“危难识英雄”，“终点见高低”。可以说，傅雨田同志的一生，是对“信”与“诚”的最好诠释。这也使我更加理解，傅老为何不止一次地称赞并要我认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这两本书，并把保尔关于“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那段名言当做座右铭。
真抓实干，鞠躬尽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就要像个样子，说与做不能两张皮。”傅雨田同志所说的工作的“样子”正体现在他自身工作的特点当中：使命至上，责任第一，不尚空谈，真抓实干。他既高度注重原则性，又非常注重灵活性；既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出发点与落脚点相协调；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不避险，几十年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9年秋，年仅14岁、尚在沈阳读中学的傅雨田同志，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毅然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傅雨田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即被分配到绥东抗日前线。不久转到太原，任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太原市委组织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纵队（旅）政治部主任、三纵队（旅）政委。七七事变后，他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多次率部与日军及反动敌顽殊死搏斗，先后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手、腿等多处，小腿骨里终生留有敌人的弹片。1941年春，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先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5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雨田同志随大批干部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省新民县委书记，新民中心县委书记，辽西一、五地委书记，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8年，先后任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辽北省委秘书长。剿匪时，他亲抵匪穴与匪首谈判。面对土匪们的枪口，他毫不退让和妥协。由于环境恶劣、紧张艰苦，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依然日夜操劳，直至倒地不起才转移到一座寺庵边治疗边工作。在东北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废除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后方支前，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傅雨田同志先后任辽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其间，他还主持辽西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任省总工会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他任东北局直属长春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按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要求，以满腔的热情、过人的胆识和智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和指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他调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助理，成为我党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现代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之一。
1958年10月，傅雨田同志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建委主任、科委主任和文教办主任。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经常深入厂矿、林区生产班组和学校调查研究，写过很多有价值的专题报告。例如，关于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柳州火电厂、柳州拖拉机厂、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等基础工业项目不能停建、缓建的报告，关于规划桂林城建合理布局防止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等等。在西津水电站等工业重点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建设、城市规划布局、科技和文教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自治区科技协会的一次会上说：“科委八千岁，科协一万岁！”与会者兴奋地称赞道：“真是风趣幽默，精辟深刻！”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下乡累计达3年之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壮乡武鸣华侨农场水田插秧时，多条蚂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来，他却毫不在乎。傅雨田同志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受到当地群众干部的怀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傅雨田同志即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恢复建立省人民政府时，他又当选常务副省长。他痛惜我国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10年发展机会，怀着追回已逝岁月的心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每周“预安排”的工作表都是满满的，但他看过后总要密密麻麻地加上许多。白天忙得够累了，晚上还要安排人谈工作，每天都要谈到过半夜。他为江西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他多次深入德兴铜基地、贵溪冶炼厂、永平铜矿、江西钢厂、新余钢铁厂、江西第二化肥厂、九江炼油厂、南昌发电厂、江西化纤厂、江西棉纺厂、九江棉纺厂等企业，萍乡、安源、英岗岭和丰城等煤矿，西华山、大吉山和盘古山等钨矿，景德镇各瓷厂，调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他甚至不顾年迈，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检查指导工作。在江西一些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一大批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9月后，他还担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和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为江西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他担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负责筹备省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1985年，傅雨田同志受命出任《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和编审小组组长。该书全书88万字，是国史丛书、国家重大出版工程。1991年6月，他又受命出任《当代江西简史》的主编。该书是国家下达的又一重大国史研究项目。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为共和国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雨田同志在江西虽未分管新闻出版战线的工作，但他仍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新闻出版事业。他经常与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视厅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论工作。在基层和厂矿企业考察调研时，偶有记者随行。他很感谢也很赞赏记者付出的辛劳。1979至1980年江西日报社工交组（处）长熊性勤同志几次随行调研。有一天，他因夜里写稿子，中午又奔波赶路，有些疲困，傅雨田同志便风趣地对人们说：“你们看哎——‘熊’，很壮很棒，本来很‘懒’，可偏偏‘性勤’！”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疲困也驱散了。傅雨田同志对江西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造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多次下到印刷厂调研。他见竹叶青酒的包装印刷很好，便将自家那瓶酒送给省经委的一位处长，请他同印刷厂的同志研究改进江西的包装印刷。他是书店的常客。读到好的图书，常向人推荐，甚至买来送人；报刊上读到好文章，也常向人推荐，有时还剪下送人。1991年11月23日是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日，他题写了“繁荣出版事业——庆祝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1994年，省委宣传部组织编著出版《中国母亲》一书，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礼。该书拟请薄一波同志题词，但又怕薄老不肯题写。为此，由我向傅老求助，他二话没说，当即亲笔给薄老写了信。该书最终得到了薄老的题词。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好书奖。21世纪出版社出版《画说〈资本论〉》时，傅老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但当出版社再三请他做该套书顾问时，他却说：“我给你们出点力可以，这个名无论如何我是不要的。” 在长期的工作中，傅雨田同志一贯废寝忘食，有时即使感冒高烧到40度也不休息。由于工作过于劳累，1995年3月，他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
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百姓
傅雨田同志经常说：“我们做工作，说到底是为群众办事，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
傅雨田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上下班路上或出差途中，遇有路边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一定会同工作人员先送人到医院然后再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工资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灾民。1979年春，他曾几次在晚饭后一个人到南昌下正街电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职工们事后知道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既感到新鲜、高兴，又感到没与他多说些话而遗憾。1981年11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时，一位女职工要去福建与一军人结婚因买不到车票而心急如焚，傅雨田同志便用自己坐去开会的小车从大余送她到南昌转车去福建。他还设法采取多种方式与社会群众广泛接触、交朋友，以便体察民情。他与社会上一普通小伙子多年保持通信联系。正因为他时刻注意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真挚情感，所以他在工作中始终能够很好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作用。而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政治上是否过硬的一个试金石。
清正廉明，艰苦朴素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勤恳朴实，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评价他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
2000年4月13日中午，我与傅老的小儿子小垣及傅老最后一任秘书钟宏样，由辽宁省委、新民市委有关部门同志陪同，在傅老家乡老合牛录（村）开采访会。比傅老小11岁的傅玉生说：“上个世纪60年代，雨田在广西工作时，我写信给他，请他帮我在广西找个工作。他就给我们村党支部写信，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在哪里都是革命工作，还是在家乡做吧。”比傅老小7岁的王英杰说：“1948年2月土改时，我任村会计，雨田当年在县城师范（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姓刘的老师，托我找雨田，帮他办一个不该办的事，被雨田拒绝了；雨田的姐夫听说后，也不好意思再找雨田了。1945年土改前，雨田从延安到东北工作不久，他特意回家来一趟，让他父亲把耕地分给少地的农民。但他父亲不同意，说：‘你在外干那么多年，没给我置地，还让我分地出去，不行！’但他父亲还是杀了两头猪，让全村人到他家吃了一顿。”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随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县查看农田后在村边大榕树下乘凉时，他忽然指着榕树垂到地面的大气根对我说：“你看，这只手不是伸得太长了吗？”说罢风趣地笑了。我也会意地笑了。我知道，他这样说，是把榕树的气根与人的手臂形象类比，是与刚才关于党的干部要廉洁，不要“懒、馋、沾、贪、变”的话题有关，和当时传诵的陈毅同志的名诗《手莫伸》也有联系。1979年江西产有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送来几张优购票，他在听取我的汇报后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那年到景德鎮开全省民主选举厂长试点会，会上给每人发了一张优购瓷器的票，也给他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各发了一张。他得知后严厉地批评说：“这不都成了采购员了？为什么不可以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不用票买？”1979年8月，他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他一看摆了白酒便生气地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把有关领导批评一顿，撤了酒才进餐。
傅雨田同志对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来南昌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为她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气愤地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还用脚搓。他到基层调研或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一般不多带随行人员，更极少带记者。他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十分俭朴，安步当车，粗茶淡饭。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时，社长来请他去讲话，因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门口打扫马路，来人竟把他当成了环卫工人。
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傅雨田同志多次向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非常关心和爱护同志
傅雨田同志富于革命情义，非常关心、爱护同志。而且这种关爱是普遍的、一贯的、多方面的，真可谓关怀备至。
傅雨田同志经常手把手地教年轻同志如何做好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立即千方百计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尤其因他而受株连的同志的下落。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而深表愧疚的人，他也尽力帮助他们解除思想包袱。他非常注意鼓励和指点同志包括身边工作人员结合工作、学习和调研等进行写作。
对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在他身边工作还是离开他的身边，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在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他的教育、培养、指导和熏陶，这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被“监护”不久，我也被关进了“牛棚”。在被“批斗”或“逼供”时，他的事实求是、从容镇定和一身正气，始终启发和支撑着我：我决不投歪风邪气之所需所好，而胡编乱造；哪怕是死，也不能出卖灵魂！我从“牛棚”“解放”下放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我都从他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很快就打听到我的下落，先后写信、打电话，并通过组织重新调我任他的秘书，终于解除了我背负多年的所谓“黑锅”。1979年3月，当得知我受他连累被“抄家”后，他便从他补发工资中补偿我300元（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对此，我非常感谢地说：“您们现在经济这么困难，我再怎么也不能要你们的钱哪！”傅老及其夫人邵方同志则说：“这是补发的钱——是人民的钱、党的钱！也不多，也算解决点你的困难吧！”他们见我执意不要，索性到银行用我爱人的名字存了一个折子，这样我就不便再退了。当时我在自己的日记和《诗记》里写了这样几句《感慨》：“武鸣文喑株连多，可奈何？莫奈何！高山流水有知音，义重重，情深深！”1993年6月，我把即将出版的诗集《春花秋月》清样呈送傅老指教，他很高兴，没几天就看完了，还亲笔署名题词：“情浓意新。”为了纪念这一珍贵的鼓励，我特意把他的题词印在了该诗集的扉页上。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与研究
傅雨田同志始终注重学习、思考、研究，深悟它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他从不虚度光阴，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他更注重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他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学习，在学习中注重思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写作相结合、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议并经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领导创办了“江西省经济学走读大学”，学制两年，主要学习《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这所走读大学为江西培育了一大批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人才。他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动态》和指导江西经济工作的理论刊物《赣江经济》。
傅雨田同志十分关心支持江西省经济研究所的组建和研究工作，并亲自担任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他多次主持学术研讨，主持了多年的双月（开始为双周）经济理论讨论会，结合全省乃至全国实际，研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制度同商品经济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引进外资》《实行多种所有制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外经与振兴江西经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企业活力》等几十个重大课题，组织撰写并发表论文100多篇，先后出版了《江西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论文选》《江西毗邻地区流通理论论文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浅论经济效益几个问题》《增强企业活力》《生产力规律研究》《江西奔小康韬略集锦》等7部著作。他还以“要研究好江西的基本省情，制定好江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指导编纂出版了173万字的《江西省情汇要》。
多年来，傅雨田同志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学习、研究与探讨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89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思考，撰写成《学习札记》，由江西省委内部刊物发表并转发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他在重病住院的7年多时间里，忍受着脑溢血、股骨头坏死、右半身瘫痪和严重褥疮等病痛的折磨，坚持学习、思考与研究，种种情形，感人至深。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傅雨田同志始终遵循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一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创新。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是一，二是二，原原本本，实实在在，作报告、写文章，用自己学习并消化了的语言，不讲假话、大话、空话，也极少讲套话。
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时，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助领导用畅所欲言的学习方法，在中央党校二部未出现所谓“抢救运动”中某些残酷斗争的严重后果，受到好评。
“大跃进”时期，他对某些违背客观规律和弄虚作假现象，就说过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多次据理争辩，说明是“组织营救”而不是“叛变”。
“文化大革命”后，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切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江西全省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正确，方法得当。1985年春，江西日报报道了一些“专业户”，傅雨田同志希望能进一步宣传这一新生事物，便亲自创作了一首歌词《歌唱专业户》，要我去征求姜惠龙总编辑的意见。姜惠龙同志对此非常重视，看了这首歌词认为很好，随即请著名作曲家孙效祖配上曲子，刊登在1985年3月3日的《江西日报》上。改革开放不久，新旧体制交替，很多东西来不及配套和规范，秩序有些乱，不少人不习惯，甚至有意见。对此，傅雨田同志解释说：“这些问题，就像人们刚上火车，乱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车开动了，秩序就逐渐安定了。”他的解释通俗易懂，人们口服心服。
山高水长情不止，竹莲璧合意有余。
傅雨田同志74年的革命历程，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艰难创建与逐步发展的轨迹。他的一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俯无愧于地，仰无愧于天！老战友车敏瞧送他的挽联曰：“胜利完成辩证法，光荣去见马克思。”因敬重傅雨田同志高尚的品格和道德风范，他逝世时有人或坐着轮椅去他家吊唁，或拄着拐杖颤抖着向他的遗体告别。正是：不图生前乱拍手，只要身后暗点头！
值此傅老逝世11周年之际，我思绪万端，感慨万千！血融泪酿，倾情纪祭——
呜呼——
悲风呼号，江河浩渺！
把酒泪滔滔，追思逐浪高！
噫吁唏——
逝者长依依，生者长戚戚！
十年音容在，秋风又春雨。
花木刻轮回，日月织信息。
清明芳草诗，松涛忠魂祭！
鹤唳鹃啼斑竹摇，征途漫漫马蹄急。
骨嵌敌弹记兴亡，血染江山图壮丽！
钢弹不倒英雄气，糖弹无伤革命志。
披肝沥胆人民情，鞠躬尽瘁公仆意！
人心是秤口是碑，潮去无语留珠玑。
昨夜星辰化朝阳，春雨秋风荣大地！
打捞碎月铸锤镰，记取誓词看足迹。
壁立千尺矗刚正，海纳百川养浩气！
翠竹拔地书劲节，虚心音亮做箫笛。
碧莲凌波举清廉，香蕊色鲜除污泥。
熠熠宗旨转时轮，巍巍信念撑玉宇。
继往开来涌洪流，与时俱进奋不息！○
（作者系原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江西省出版集团副董事长，曾两度任傅雨田同志秘书）
题图 傅雨田同志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从“文化大革命”前我任傅老的秘书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再度任他的秘书），直到2003年1月2日他病逝止，我和他有着长达37年的经常接触。傅老是我最敬重的老首长和良师，我时常为他那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品德与风范所感动和激励！
傅老逝世虽已逾1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在傅老逝世11周年之际，将跟随傅老30多年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的事例、感受回忆、整理出来，既可寄托无尽的哀思，更可弘扬傅老崇高的人格风范，启人思考，给人教益。
无限忠诚于
共产主义、党、祖国和人民
傅雨田同志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牢记共产主义信念、理想、使命和责任，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借机陷害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通过搞假证、诬陷等恶劣手段，欺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薄一波等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说成是“自首叛变”，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当时，这61人中幸存的有41人，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捐躯，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这41名幸存者中，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傅雨田同志即是遭此诬陷者之一。
对傅雨田同志的革命经历，我在整理其简历和翻阅有关史料时早有了解；后来通过学习中央平反该案的文件和阅读薄一波等同志的文章及有关资料，对该诬陷案的真相就更清楚了：1931年9月，傅雨田同志在北平任互济会交通员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儿童局干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傅雨田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中，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机密，坚贞不屈。敌人便给他带上加重的双镣，致使他的腿骨变形。1933年9月，他被敌人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中共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积极参加反“反省”和绝食斗争，机智勇敢地传递党的情报，抄写并传递杨献珍等同志在狱中翻译的马列原著；积极参加“狱中党校”，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党的文件。经过狱中斗争的严格锻炼和考验，他于1934年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6年10月，他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2002年秋，90余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曾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中任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在给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特别称赞他当年在狱中“年龄虽然很小，但表现很好，很机智勇敢，很坚定忠诚”。
“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虽遭诬陷、迫害被“监护”长达10年之久，但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他才得以恢复工作，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79年3月初，我陪傅老回广西办理“迁家”和平反后的有关事宜。当时，他要将补发的“文化大革命”10年扣发的2万余元工资的一半交党费。因为同时要用这笔钱购置生活必需品（“文化大革命”时他家已被抄光），我不得不劝说他改用6000元交党费。而这6000元，是当年傅老每月5元党费按10年计共600元的10倍。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胸怀、境界和思想感情问题。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愤，甚至引发某些对共产党的意见以及所谓“信仰危机”。傅老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无不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感动！
1966年3月，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华侨农场任“四清”工作总团团长时，他见丢弃在垃圾堆里的报纸上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像，便将报纸拣起，弄干净、放好。1979年春、夏，敌特几次投寄反动宣传品和“策反信”，他都原封不动地让我报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机关。病重期间，他不时哼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等歌曲，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即使在病危弥留之际，他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傅雨田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人，总应有某种信念或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否则就立不起、站不住。而“信”，必正，必诚：“正避误”，“诚则灵”。而检验“诚”之关键则是“危”与“终”：“危难识英雄”，“终点见高低”。可以说，傅雨田同志的一生，是对“信”与“诚”的最好诠释。这也使我更加理解，傅老为何不止一次地称赞并要我认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这两本书，并把保尔关于“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那段名言当做座右铭。
真抓实干，鞠躬尽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就要像个样子，说与做不能两张皮。”傅雨田同志所说的工作的“样子”正体现在他自身工作的特点当中：使命至上，责任第一，不尚空谈，真抓实干。他既高度注重原则性，又非常注重灵活性；既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出发点与落脚点相协调；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不避险，几十年一以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9年秋，年仅14岁、尚在沈阳读中学的傅雨田同志，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毅然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傅雨田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即被分配到绥东抗日前线。不久转到太原，任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太原市委组织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纵队（旅）政治部主任、三纵队（旅）政委。七七事变后，他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多次率部与日军及反动敌顽殊死搏斗，先后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手、腿等多处，小腿骨里终生留有敌人的弹片。1941年春，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先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5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雨田同志随大批干部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省新民县委书记，新民中心县委书记，辽西一、五地委书记，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8年，先后任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辽北省委秘书长。剿匪时，他亲抵匪穴与匪首谈判。面对土匪们的枪口，他毫不退让和妥协。由于环境恶劣、紧张艰苦，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依然日夜操劳，直至倒地不起才转移到一座寺庵边治疗边工作。在东北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废除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后方支前，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傅雨田同志先后任辽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其间，他还主持辽西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任省总工会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他任东北局直属长春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按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要求，以满腔的热情、过人的胆识和智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和指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他调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助理，成为我党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现代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之一。
1958年10月，傅雨田同志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建委主任、科委主任和文教办主任。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经常深入厂矿、林区生产班组和学校调查研究，写过很多有价值的专题报告。例如，关于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柳州火电厂、柳州拖拉机厂、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等基础工业项目不能停建、缓建的报告，关于规划桂林城建合理布局防止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等等。在西津水电站等工业重点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建设、城市规划布局、科技和文教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自治区科技协会的一次会上说：“科委八千岁，科协一万岁！”与会者兴奋地称赞道：“真是风趣幽默，精辟深刻！”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下乡累计达3年之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壮乡武鸣华侨农场水田插秧时，多条蚂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来，他却毫不在乎。傅雨田同志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受到当地群众干部的怀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傅雨田同志即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恢复建立省人民政府时，他又当选常务副省长。他痛惜我国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10年发展机会，怀着追回已逝岁月的心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每周“预安排”的工作表都是满满的，但他看过后总要密密麻麻地加上许多。白天忙得够累了，晚上还要安排人谈工作，每天都要谈到过半夜。他为江西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他多次深入德兴铜基地、贵溪冶炼厂、永平铜矿、江西钢厂、新余钢铁厂、江西第二化肥厂、九江炼油厂、南昌发电厂、江西化纤厂、江西棉纺厂、九江棉纺厂等企业，萍乡、安源、英岗岭和丰城等煤矿，西华山、大吉山和盘古山等钨矿，景德镇各瓷厂，调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他甚至不顾年迈，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检查指导工作。在江西一些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一大批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9月后，他还担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和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为江西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他担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负责筹备省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1985年，傅雨田同志受命出任《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和编审小组组长。该书全书88万字，是国史丛书、国家重大出版工程。1991年6月，他又受命出任《当代江西简史》的主编。该书是国家下达的又一重大国史研究项目。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为共和国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雨田同志在江西虽未分管新闻出版战线的工作，但他仍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新闻出版事业。他经常与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视厅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论工作。在基层和厂矿企业考察调研时，偶有记者随行。他很感谢也很赞赏记者付出的辛劳。1979至1980年江西日报社工交组（处）长熊性勤同志几次随行调研。有一天，他因夜里写稿子，中午又奔波赶路，有些疲困，傅雨田同志便风趣地对人们说：“你们看哎——‘熊’，很壮很棒，本来很‘懒’，可偏偏‘性勤’！”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疲困也驱散了。傅雨田同志对江西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造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多次下到印刷厂调研。他见竹叶青酒的包装印刷很好，便将自家那瓶酒送给省经委的一位处长，请他同印刷厂的同志研究改进江西的包装印刷。他是书店的常客。读到好的图书，常向人推荐，甚至买来送人；报刊上读到好文章，也常向人推荐，有时还剪下送人。1991年11月23日是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日，他题写了“繁荣出版事业——庆祝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1994年，省委宣传部组织编著出版《中国母亲》一书，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礼。该书拟请薄一波同志题词，但又怕薄老不肯题写。为此，由我向傅老求助，他二话没说，当即亲笔给薄老写了信。该书最终得到了薄老的题词。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好书奖。21世纪出版社出版《画说〈资本论〉》时，傅老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但当出版社再三请他做该套书顾问时，他却说：“我给你们出点力可以，这个名无论如何我是不要的。” 在长期的工作中，傅雨田同志一贯废寝忘食，有时即使感冒高烧到40度也不休息。由于工作过于劳累，1995年3月，他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
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百姓
傅雨田同志经常说：“我们做工作，说到底是为群众办事，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
傅雨田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上下班路上或出差途中，遇有路边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一定会同工作人员先送人到医院然后再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工资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灾民。1979年春，他曾几次在晚饭后一个人到南昌下正街电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职工们事后知道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既感到新鲜、高兴，又感到没与他多说些话而遗憾。1981年11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时，一位女职工要去福建与一军人结婚因买不到车票而心急如焚，傅雨田同志便用自己坐去开会的小车从大余送她到南昌转车去福建。他还设法采取多种方式与社会群众广泛接触、交朋友，以便体察民情。他与社会上一普通小伙子多年保持通信联系。正因为他时刻注意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真挚情感，所以他在工作中始终能够很好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作用。而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政治上是否过硬的一个试金石。
清正廉明，艰苦朴素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勤恳朴实，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评价他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
2000年4月13日中午，我与傅老的小儿子小垣及傅老最后一任秘书钟宏样，由辽宁省委、新民市委有关部门同志陪同，在傅老家乡老合牛录（村）开采访会。比傅老小11岁的傅玉生说：“上个世纪60年代，雨田在广西工作时，我写信给他，请他帮我在广西找个工作。他就给我们村党支部写信，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在哪里都是革命工作，还是在家乡做吧。”比傅老小7岁的王英杰说：“1948年2月土改时，我任村会计，雨田当年在县城师范（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姓刘的老师，托我找雨田，帮他办一个不该办的事，被雨田拒绝了；雨田的姐夫听说后，也不好意思再找雨田了。1945年土改前，雨田从延安到东北工作不久，他特意回家来一趟，让他父亲把耕地分给少地的农民。但他父亲不同意，说：‘你在外干那么多年，没给我置地，还让我分地出去，不行！’但他父亲还是杀了两头猪，让全村人到他家吃了一顿。”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随傅雨田同志在广西武鸣县查看农田后在村边大榕树下乘凉时，他忽然指着榕树垂到地面的大气根对我说：“你看，这只手不是伸得太长了吗？”说罢风趣地笑了。我也会意地笑了。我知道，他这样说，是把榕树的气根与人的手臂形象类比，是与刚才关于党的干部要廉洁，不要“懒、馋、沾、贪、变”的话题有关，和当时传诵的陈毅同志的名诗《手莫伸》也有联系。1979年江西产有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送来几张优购票，他在听取我的汇报后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那年到景德鎮开全省民主选举厂长试点会，会上给每人发了一张优购瓷器的票，也给他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各发了一张。他得知后严厉地批评说：“这不都成了采购员了？为什么不可以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不用票买？”1979年8月，他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他一看摆了白酒便生气地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把有关领导批评一顿，撤了酒才进餐。
傅雨田同志对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来南昌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为她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气愤地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还用脚搓。他到基层调研或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一般不多带随行人员，更极少带记者。他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十分俭朴，安步当车，粗茶淡饭。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时，社长来请他去讲话，因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门口打扫马路，来人竟把他当成了环卫工人。
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傅雨田同志多次向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非常关心和爱护同志
傅雨田同志富于革命情义，非常关心、爱护同志。而且这种关爱是普遍的、一贯的、多方面的，真可谓关怀备至。
傅雨田同志经常手把手地教年轻同志如何做好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立即千方百计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尤其因他而受株连的同志的下落。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而深表愧疚的人，他也尽力帮助他们解除思想包袱。他非常注意鼓励和指点同志包括身边工作人员结合工作、学习和调研等进行写作。
对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在他身边工作还是离开他的身边，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在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他的教育、培养、指导和熏陶，这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被“监护”不久，我也被关进了“牛棚”。在被“批斗”或“逼供”时，他的事实求是、从容镇定和一身正气，始终启发和支撑着我：我决不投歪风邪气之所需所好，而胡编乱造；哪怕是死，也不能出卖灵魂！我从“牛棚”“解放”下放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我都从他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很快就打听到我的下落，先后写信、打电话，并通过组织重新调我任他的秘书，终于解除了我背负多年的所谓“黑锅”。1979年3月，当得知我受他连累被“抄家”后，他便从他补发工资中补偿我300元（按物价折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对此，我非常感谢地说：“您们现在经济这么困难，我再怎么也不能要你们的钱哪！”傅老及其夫人邵方同志则说：“这是补发的钱——是人民的钱、党的钱！也不多，也算解决点你的困难吧！”他们见我执意不要，索性到银行用我爱人的名字存了一个折子，这样我就不便再退了。当时我在自己的日记和《诗记》里写了这样几句《感慨》：“武鸣文喑株连多，可奈何？莫奈何！高山流水有知音，义重重，情深深！”1993年6月，我把即将出版的诗集《春花秋月》清样呈送傅老指教，他很高兴，没几天就看完了，还亲笔署名题词：“情浓意新。”为了纪念这一珍贵的鼓励，我特意把他的题词印在了该诗集的扉页上。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与研究
傅雨田同志始终注重学习、思考、研究，深悟它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他从不虚度光阴，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学习方法，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他更注重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他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学习，在学习中注重思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写作相结合、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议并经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领导创办了“江西省经济学走读大学”，学制两年，主要学习《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这所走读大学为江西培育了一大批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人才。他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动态》和指导江西经济工作的理论刊物《赣江经济》。
傅雨田同志十分关心支持江西省经济研究所的组建和研究工作，并亲自担任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他多次主持学术研讨，主持了多年的双月（开始为双周）经济理论讨论会，结合全省乃至全国实际，研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制度同商品经济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引进外资》《实行多种所有制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外经与振兴江西经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企业活力》等几十个重大课题，组织撰写并发表论文100多篇，先后出版了《江西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论文选》《江西毗邻地区流通理论论文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浅论经济效益几个问题》《增强企业活力》《生产力规律研究》《江西奔小康韬略集锦》等7部著作。他还以“要研究好江西的基本省情，制定好江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指导编纂出版了173万字的《江西省情汇要》。
多年来，傅雨田同志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学习、研究与探讨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89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思考，撰写成《学习札记》，由江西省委内部刊物发表并转发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他在重病住院的7年多时间里，忍受着脑溢血、股骨头坏死、右半身瘫痪和严重褥疮等病痛的折磨，坚持学习、思考与研究，种种情形，感人至深。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傅雨田同志始终遵循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一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创新。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是一，二是二，原原本本，实实在在，作报告、写文章，用自己学习并消化了的语言，不讲假话、大话、空话，也极少讲套话。
1943年任中央党校二部秘书科长、组教科长时，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助领导用畅所欲言的学习方法，在中央党校二部未出现所谓“抢救运动”中某些残酷斗争的严重后果，受到好评。
“大跃进”时期，他对某些违背客观规律和弄虚作假现象，就说过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多次据理争辩，说明是“组织营救”而不是“叛变”。
“文化大革命”后，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切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江西全省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正确，方法得当。1985年春，江西日报报道了一些“专业户”，傅雨田同志希望能进一步宣传这一新生事物，便亲自创作了一首歌词《歌唱专业户》，要我去征求姜惠龙总编辑的意见。姜惠龙同志对此非常重视，看了这首歌词认为很好，随即请著名作曲家孙效祖配上曲子，刊登在1985年3月3日的《江西日报》上。改革开放不久，新旧体制交替，很多东西来不及配套和规范，秩序有些乱，不少人不习惯，甚至有意见。对此，傅雨田同志解释说：“这些问题，就像人们刚上火车，乱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车开动了，秩序就逐渐安定了。”他的解释通俗易懂，人们口服心服。
山高水长情不止，竹莲璧合意有余。
傅雨田同志74年的革命历程，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艰难创建与逐步发展的轨迹。他的一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俯无愧于地，仰无愧于天！老战友车敏瞧送他的挽联曰：“胜利完成辩证法，光荣去见马克思。”因敬重傅雨田同志高尚的品格和道德风范，他逝世时有人或坐着轮椅去他家吊唁，或拄着拐杖颤抖着向他的遗体告别。正是：不图生前乱拍手，只要身后暗点头！
值此傅老逝世11周年之际，我思绪万端，感慨万千！血融泪酿，倾情纪祭——
呜呼——
悲风呼号，江河浩渺！
把酒泪滔滔，追思逐浪高！
噫吁唏——
逝者长依依，生者长戚戚！
十年音容在，秋风又春雨。
花木刻轮回，日月织信息。
清明芳草诗，松涛忠魂祭！
鹤唳鹃啼斑竹摇，征途漫漫马蹄急。
骨嵌敌弹记兴亡，血染江山图壮丽！
钢弹不倒英雄气，糖弹无伤革命志。
披肝沥胆人民情，鞠躬尽瘁公仆意！
人心是秤口是碑，潮去无语留珠玑。
昨夜星辰化朝阳，春雨秋风荣大地！
打捞碎月铸锤镰，记取誓词看足迹。
壁立千尺矗刚正，海纳百川养浩气！
翠竹拔地书劲节，虚心音亮做箫笛。
碧莲凌波举清廉，香蕊色鲜除污泥。
熠熠宗旨转时轮，巍巍信念撑玉宇。
继往开来涌洪流，与时俱进奋不息！○
（作者系原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江西省出版集团副董事长，曾两度任傅雨田同志秘书）
题图 傅雨田同志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