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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趋势难以阻挡。中国城镇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5%增长到目前的50%，按照这种趋势，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人口将增加到总人口的80%左右。再过12年也就是2025年，中国将有大约22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定期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很容易感受到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限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中国西部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开展。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中国还有一道特殊的障碍需要克服：户口制度，人民网曾在2011年3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该制度“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居民分裂成两种等级，“阻碍了农村居民实现梦想的权利”。
除了社会问题，中国现在只有13%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就是金钱，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开发房地产或工业项目刺激经济发展。问题是，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对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难怪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对此表示了忧虑，设定明确的目标并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大力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为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中国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并选择了成都作为调查对象。
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成都的尝试第一次在国内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户口障碍，实现了居民的自由流动，让农民进入城市而不用失去土地，并为新移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在201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高层领导人表示，成都的实验有可能改变7亿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命运。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成都调研，和当地的农民、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广泛接触，使我们能实地了解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执行情况。我们发现，即使出发点再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农村人口的自由迁移仍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为了理解其中的复杂性，让我们来看看存在的主要问题：
1、虽然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在自己的村庄都有住房，但他们不包括在成都市政府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之中。一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流动，很难计算有多少农村居民会迁移到城市，所以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制定较为准确的预算开支。
2、如果有大量的农民迁移到城市，额外的教育经费将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在中国，孩子通常会在其住所附近的学校就读。由于所有的知名学校都集中在成都市的中心城区，许多农民会尽量往这些区域搬迁，让孩子就读最好的学校。没有办法预测这会对城市的学校产生何种影响。成都市政府估计，教育方面的投资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以应对农村学生的大量涌入。
3、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开支远低于城市地区。如果这两个区域的标准实现统一，成本就会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户籍制度的变化将导致区县政府管理的复杂化，成都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中国大多数城市不愿进行这样的改革，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因为成本上升给公共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将是难以估量的。
4、决定迁入城市的农民应该能够保留在农村地区的土地。成都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对农民财产所有权的保障。超过60%的农村人口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只有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保护时，农民才愿意迁入城市。
5、大量迁入城市农民的专业技能较低，这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如果经济放缓，他们又会首当其冲丢掉工作。即使失业工人得到基本社会保障的覆盖，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还是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成都市政府决定，农民不能和他们的土地完全切断。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的同时还保留了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
成都为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采取了全面的措施。我们将之称为“成都大三角”：产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要实现经济增长，基本社会结构就必须改变。没有机会均等，贫富差距悬殊就不能消除，不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农民就无法获得工作和住房，没有基本的决策参与权，政策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这是一个复杂的挑战，有许多不同的利益和需求纵横交错，有时甚至是相对立的。
城乡一体化大大促进了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开发农村地区潜在的人才资源，将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即使有来自中央的支持，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复杂。在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地方政府需要具备高明的管理技能并承担起伦理道德的社会责任。他们要确保个体农民的权利，但同时也要走合作化道路，规模化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他们需要吸引国内外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全面的土地改革，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国正通过各种试点项目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成都等城市将成为中国下一轮增长的驱动力。它们将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工业生产升级到设计创新，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中国的国内消费只占到总体经济的40%。如果中国的新兴城市成功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将有助于刺激国内消费，减少中国对西方出口的依赖。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不仅能有效抵御全球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它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除了社会问题，中国现在只有13%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就是金钱，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开发房地产或工业项目刺激经济发展。问题是，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对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难怪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对此表示了忧虑，设定明确的目标并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大力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为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中国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并选择了成都作为调查对象。
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成都的尝试第一次在国内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户口障碍，实现了居民的自由流动，让农民进入城市而不用失去土地，并为新移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在201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高层领导人表示，成都的实验有可能改变7亿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命运。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成都调研，和当地的农民、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广泛接触，使我们能实地了解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执行情况。我们发现，即使出发点再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农村人口的自由迁移仍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为了理解其中的复杂性，让我们来看看存在的主要问题：
1、虽然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在自己的村庄都有住房，但他们不包括在成都市政府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之中。一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流动，很难计算有多少农村居民会迁移到城市，所以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制定较为准确的预算开支。
2、如果有大量的农民迁移到城市，额外的教育经费将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在中国，孩子通常会在其住所附近的学校就读。由于所有的知名学校都集中在成都市的中心城区，许多农民会尽量往这些区域搬迁，让孩子就读最好的学校。没有办法预测这会对城市的学校产生何种影响。成都市政府估计，教育方面的投资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以应对农村学生的大量涌入。
3、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开支远低于城市地区。如果这两个区域的标准实现统一，成本就会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户籍制度的变化将导致区县政府管理的复杂化，成都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中国大多数城市不愿进行这样的改革，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因为成本上升给公共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将是难以估量的。
4、决定迁入城市的农民应该能够保留在农村地区的土地。成都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对农民财产所有权的保障。超过60%的农村人口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只有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保护时，农民才愿意迁入城市。
5、大量迁入城市农民的专业技能较低，这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如果经济放缓，他们又会首当其冲丢掉工作。即使失业工人得到基本社会保障的覆盖，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还是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成都市政府决定，农民不能和他们的土地完全切断。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的同时还保留了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
成都为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采取了全面的措施。我们将之称为“成都大三角”：产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要实现经济增长，基本社会结构就必须改变。没有机会均等，贫富差距悬殊就不能消除，不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农民就无法获得工作和住房，没有基本的决策参与权，政策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这是一个复杂的挑战，有许多不同的利益和需求纵横交错，有时甚至是相对立的。
城乡一体化大大促进了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开发农村地区潜在的人才资源，将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即使有来自中央的支持，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复杂。在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地方政府需要具备高明的管理技能并承担起伦理道德的社会责任。他们要确保个体农民的权利，但同时也要走合作化道路，规模化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他们需要吸引国内外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全面的土地改革，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国正通过各种试点项目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成都等城市将成为中国下一轮增长的驱动力。它们将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工业生产升级到设计创新，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中国的国内消费只占到总体经济的40%。如果中国的新兴城市成功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将有助于刺激国内消费，减少中国对西方出口的依赖。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不仅能有效抵御全球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它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