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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的一种协商民主制度。
一直以来，海外对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存质疑之声，认为政协是“清谈部门”，是“花瓶摆设”。各级政协委员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属于“白说谁不说，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由此下结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持这样观点的人其实是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架构、作用缺乏真正的了解。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将召开，“两会”历来被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窗口。笔者多年跑全国政协报道，借采访心得和实例谈一谈人民政协是如何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通过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从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一、多元渠道聆听多元声音
当“协商民主”在西方还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时，半个多世纪前它已在中国扎根，并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事商量着办”——这一中国人对协商民主的通俗说法，被赋予了新的深意。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列出七种协商民主渠道的新提法，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中“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民主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组织体系。
以全国政协为例，在协商形式上，有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以及提案、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多种渠道形式。全国政协以下各级政协组织则在履行政协职能时，保障了委员的话语权。
政协委员们的声音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被决策层和决策机构听到。从大会发言、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到小组讨论、提案建议、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及提案办理协商，协商民主的方式这几年更加丰富和具有新意。
尤其是自2013年10月，人民政协重启曾因“文革”中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后，“双周协商”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座谈会一般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每场都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邀请相关主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并讨论。许多参加过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政协委员对笔者说，在双周协商会上发言不受限制，交流真诚、民主、务实，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很多重要事项的落实。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篮球明星姚明将“建议把体育赛事审批改为备案”的意见，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提了出来，这个“小建议”直指体育圈灰色地带的“大问题”，引起与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重视。几个月后，姚明的建议被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采纳。
姚委员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协商民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委员们的声音还会被中国最高领导人听到。每年两会，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会下到政协小组聆听委员们的发言。2015年，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很多政协界别小组的讨论，在与委员的交流互动中，领导人听意见、记笔记，畅谈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想法。
在中国，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与人大代表不同。人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政协委员则是通过提名推荐协商产生。因此也有外界质疑，来自34个界别的政协委员是否只是自己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从委员提交的提案和大会发言来看，委员们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就行业发展和社会热点发表看法提出意见理所应当，纯粹为自己利益代言的政协委员属于极个别现象。
笔者举几个简单例子即可说明。譬如，九三学社连续多年关注雾霾问题，这个界别里常年在山东工作的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委员最关心的就是北京的交通治理和燃放鞭炮管理；体育明星姚明委员多年呼吁反对象牙买卖；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委员伊利苏娅关注的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保障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政协就充分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的进步性。全国政协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全国政协委员总计2200多名。不同党派、民族、宗教、派别、阶层的代表人士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充分表达意见。
从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年邀请海外华侨列席政协大会。2008年前后，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相继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的舞台上。
近年来，政协会场的民主之风也越来越盛。笔者深深感觉到，无论是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联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还是平常的双周协商会议，委员们都会坦陈观点、直接质询、交锋争论。“抢话筒”的场面时时可见，“我先说”的声音此起彼伏，要求在座的某个现任部门主管官员“马上回答”的质询也不鲜见。
去年两会上，笔者就亲历了几场“论战”。文艺界别，冯小刚、成龙等“导演圈儿”的委员们集体“炮轰”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教育界别，几位来自高校的委员对教育资源如何公平分配进行了激烈“论战”；农业界别，杨晓平、王鹤龄等委员为避免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利益遭到破坏而集体献策……这充分体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的“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
可见，人民政协的作用就是在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的平台，将各种意见和建议汇总、交流、碰撞，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充分博弈后，最终达成共识，而这亦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特征之一。
二、围绕民生有效发声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在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兼职。这一特点也会让外界怀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否能够认真履职。 人民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近年来越发凸显出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发挥聪明才智、定期扎根基层，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各种渠道，积极履职。他们有的走乡串户用“脚”调研，有的开设“代表委员接待日”，有的发放和公布办公电话、电子信箱、开设微博、建立微信群，及时获知百姓诉求。
政协委员来自全国各地，是各行各业的业界精英，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份或几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提案，涉及腐败、环保、社保、收入分配、房价、物价，上学难、就业难、农民增收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民声反响强烈的领域。
据统计，近些年来，全国政协每年都会收到约5500份的委员提案，提案办复率均在95%以上。
一方面，政协委员们的提案有了反馈和落实，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如今，“会中办理提案直接进入决策”已在江西、上海、山东等一些地方成为现实。政协委员的建议得到了高效处理，政治协商被直接纳入决策程序。
参与上海自贸区筹备的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说：“在自贸区创设初期和运行整个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许多的工作都是放在政协的平台上推进的。”
另一方面，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质量也越来越高，对决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首钢搬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构建支持农业发展要素集聚机制、推动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等，这些涉及国家重要战略走向的提案，后来都写入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
每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会在中南海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等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举行民主协商会，近年来已经成为惯例。
三、新形势下人民政协使命更重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化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深水区，如何凝聚共识、实现善治是重大挑战，以商量为特征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政协的作用尤为凸显。
先协商、后决策、再讨论。在做重大决策前听取各方建议，出台规定后再进行充分讨论，聆听各方反应，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这些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特点，也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功能。
“我建议草案第4条‘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改为‘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我建议草案中凡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后面，都再加上一句‘并征求政协委员意见’”……在去年两会的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董大胜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口气提出了6条意见。
政协委员参政议政，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敢讲话、讲真话，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真协商”。
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在决策实施之前、决策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
“民众”则被视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如何让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广泛收集民意、汇聚民智，也是未来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
笔者了解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厂办大集体”职工的生活就业医疗保障问题是当地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当地代表委员的奔走建言下，辽宁省去年就此出台了专门文件。此后，国务院也明确提出，力争用2-3年妥善解决东北国企改革的社保历史遗留问题。
亲历问题解决的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滕卫平说：“人民协商，直接推动了决策民主化进程。”
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正在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为国献计，为民纾困。如果分层次说明，在全国政协层面，政协委员更多是针对国家的发展行使话语权；在地方政协层面，更多是针对地方的发展行使话语权。
2014年9月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包括：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建立健全协商议题提出、活动组织、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地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发扬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等等。
这些要求都围绕着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共同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展开，这也是“中国梦”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石。
四、“升级版”协商赋予“中国式民主”生命力
在协商民主实践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提出包括七个渠道的协商民主“升级版”，不仅对本国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如何实现民主”这一世界性难题也是积极探索。
在近年来的历次全国两会上，许多政协委员都给笔者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协商民主建设要以加强制度化为主要方向，以发挥主动性为关键环节，以增强有效性为根本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让“升级版”的协商民主真正“落地”，这也是“中国式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观察者认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从七个方面推进协商民主，是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个事实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制度自信”，他们在用全新的视角打量中国的民主制度，过去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政治协商是“花瓶”的偏见正在逐步纠正。
比如，在近两年的外媒两会报道中，美联社就关注到政协委员提案的数量变化，以及众多提案关注的民生问题，认为“中国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越发凸显出重要性”。
印度《经济时报》在报道2014年两会时称，中国的最高政治协商机构提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外媒的视角转变提醒我们，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包括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所说，“国外没有所谓的真经”。中国所要做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牢固树立“三个自信”，让协商民主的根在中国大地上扎得更深。
一直以来，海外对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存质疑之声，认为政协是“清谈部门”，是“花瓶摆设”。各级政协委员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属于“白说谁不说，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由此下结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持这样观点的人其实是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架构、作用缺乏真正的了解。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将召开，“两会”历来被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窗口。笔者多年跑全国政协报道，借采访心得和实例谈一谈人民政协是如何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通过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从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一、多元渠道聆听多元声音
当“协商民主”在西方还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时，半个多世纪前它已在中国扎根，并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事商量着办”——这一中国人对协商民主的通俗说法，被赋予了新的深意。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列出七种协商民主渠道的新提法，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中“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民主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组织体系。
以全国政协为例，在协商形式上，有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以及提案、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多种渠道形式。全国政协以下各级政协组织则在履行政协职能时，保障了委员的话语权。
政协委员们的声音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被决策层和决策机构听到。从大会发言、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到小组讨论、提案建议、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及提案办理协商，协商民主的方式这几年更加丰富和具有新意。
尤其是自2013年10月，人民政协重启曾因“文革”中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后，“双周协商”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座谈会一般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每场都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邀请相关主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并讨论。许多参加过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政协委员对笔者说，在双周协商会上发言不受限制，交流真诚、民主、务实，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很多重要事项的落实。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篮球明星姚明将“建议把体育赛事审批改为备案”的意见，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提了出来，这个“小建议”直指体育圈灰色地带的“大问题”，引起与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重视。几个月后，姚明的建议被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采纳。
姚委员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协商民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委员们的声音还会被中国最高领导人听到。每年两会，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会下到政协小组聆听委员们的发言。2015年，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很多政协界别小组的讨论，在与委员的交流互动中，领导人听意见、记笔记，畅谈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想法。
在中国，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与人大代表不同。人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政协委员则是通过提名推荐协商产生。因此也有外界质疑，来自34个界别的政协委员是否只是自己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从委员提交的提案和大会发言来看，委员们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就行业发展和社会热点发表看法提出意见理所应当，纯粹为自己利益代言的政协委员属于极个别现象。
笔者举几个简单例子即可说明。譬如，九三学社连续多年关注雾霾问题，这个界别里常年在山东工作的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委员最关心的就是北京的交通治理和燃放鞭炮管理；体育明星姚明委员多年呼吁反对象牙买卖；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委员伊利苏娅关注的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保障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政协就充分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的进步性。全国政协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全国政协委员总计2200多名。不同党派、民族、宗教、派别、阶层的代表人士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充分表达意见。
从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年邀请海外华侨列席政协大会。2008年前后，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相继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的舞台上。
近年来，政协会场的民主之风也越来越盛。笔者深深感觉到，无论是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联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还是平常的双周协商会议，委员们都会坦陈观点、直接质询、交锋争论。“抢话筒”的场面时时可见，“我先说”的声音此起彼伏，要求在座的某个现任部门主管官员“马上回答”的质询也不鲜见。
去年两会上，笔者就亲历了几场“论战”。文艺界别，冯小刚、成龙等“导演圈儿”的委员们集体“炮轰”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教育界别，几位来自高校的委员对教育资源如何公平分配进行了激烈“论战”；农业界别，杨晓平、王鹤龄等委员为避免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利益遭到破坏而集体献策……这充分体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的“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
可见，人民政协的作用就是在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的平台，将各种意见和建议汇总、交流、碰撞，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充分博弈后，最终达成共识，而这亦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特征之一。
二、围绕民生有效发声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在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兼职。这一特点也会让外界怀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否能够认真履职。 人民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近年来越发凸显出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发挥聪明才智、定期扎根基层，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各种渠道，积极履职。他们有的走乡串户用“脚”调研，有的开设“代表委员接待日”，有的发放和公布办公电话、电子信箱、开设微博、建立微信群，及时获知百姓诉求。
政协委员来自全国各地，是各行各业的业界精英，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份或几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提案，涉及腐败、环保、社保、收入分配、房价、物价，上学难、就业难、农民增收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民声反响强烈的领域。
据统计，近些年来，全国政协每年都会收到约5500份的委员提案，提案办复率均在95%以上。
一方面，政协委员们的提案有了反馈和落实，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如今，“会中办理提案直接进入决策”已在江西、上海、山东等一些地方成为现实。政协委员的建议得到了高效处理，政治协商被直接纳入决策程序。
参与上海自贸区筹备的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说：“在自贸区创设初期和运行整个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许多的工作都是放在政协的平台上推进的。”
另一方面，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质量也越来越高，对决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首钢搬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构建支持农业发展要素集聚机制、推动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等，这些涉及国家重要战略走向的提案，后来都写入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
每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会在中南海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等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举行民主协商会，近年来已经成为惯例。
三、新形势下人民政协使命更重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化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深水区，如何凝聚共识、实现善治是重大挑战，以商量为特征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政协的作用尤为凸显。
先协商、后决策、再讨论。在做重大决策前听取各方建议，出台规定后再进行充分讨论，聆听各方反应，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这些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特点，也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功能。
“我建议草案第4条‘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改为‘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我建议草案中凡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后面，都再加上一句‘并征求政协委员意见’”……在去年两会的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董大胜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口气提出了6条意见。
政协委员参政议政，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敢讲话、讲真话，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真协商”。
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在决策实施之前、决策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
“民众”则被视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如何让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广泛收集民意、汇聚民智，也是未来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
笔者了解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厂办大集体”职工的生活就业医疗保障问题是当地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当地代表委员的奔走建言下，辽宁省去年就此出台了专门文件。此后，国务院也明确提出，力争用2-3年妥善解决东北国企改革的社保历史遗留问题。
亲历问题解决的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滕卫平说：“人民协商，直接推动了决策民主化进程。”
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正在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为国献计，为民纾困。如果分层次说明，在全国政协层面，政协委员更多是针对国家的发展行使话语权；在地方政协层面，更多是针对地方的发展行使话语权。
2014年9月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包括：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建立健全协商议题提出、活动组织、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地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发扬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等等。
这些要求都围绕着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共同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展开，这也是“中国梦”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石。
四、“升级版”协商赋予“中国式民主”生命力
在协商民主实践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提出包括七个渠道的协商民主“升级版”，不仅对本国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如何实现民主”这一世界性难题也是积极探索。
在近年来的历次全国两会上，许多政协委员都给笔者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协商民主建设要以加强制度化为主要方向，以发挥主动性为关键环节，以增强有效性为根本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让“升级版”的协商民主真正“落地”，这也是“中国式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观察者认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从七个方面推进协商民主，是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个事实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制度自信”，他们在用全新的视角打量中国的民主制度，过去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政治协商是“花瓶”的偏见正在逐步纠正。
比如，在近两年的外媒两会报道中，美联社就关注到政协委员提案的数量变化，以及众多提案关注的民生问题，认为“中国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越发凸显出重要性”。
印度《经济时报》在报道2014年两会时称，中国的最高政治协商机构提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外媒的视角转变提醒我们，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包括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所说，“国外没有所谓的真经”。中国所要做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牢固树立“三个自信”，让协商民主的根在中国大地上扎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