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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调侃：“谁能总是假设一些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条件，却得出一些应用于现实的理论？”答案是经济学家。
陈志武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假设的意义非常大。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框架，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放进去分析。尽管经济学模型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毕竟人的大脑所能理解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通过简化的经济学模型我们才能知道，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与现实对比，从而让实际的经济体向着效率更高、分配更公正的方向转移、调整。”
2012年4月1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见到了陈志武。这位50岁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内地赴美留学，没考GRE、没考托福，却拿到了耶鲁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陈志武笑言，“那个年代，美国大学与中国学生打交道的经验是非常少的，有一些空子可钻。现在可是很难了。”
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陈志武，近年来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于社会经济所发表的见解常常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他用历史文化分析金融问题的著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这位经济学家聊天是很件愉快的事，因为即使是一些高深的理论，他也能讲得有趣易懂。
“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是陈志武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观点。“为何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要勤奋，但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富足？因为中国缺少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的缺失，只能通过大量劳动力辛勤工作来弥补，以此实现经济增长。”
“让民间借贷得到合法身份”
在博鳌，民间借贷成了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大家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对其内在原因的一个共识是：金融业对内开放程度过低，一方面会使民间资本以非正规金融形式存在，形成体外循环，蕴藏着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更多、更方便的融资途径，才能减少对非正规渠道的依赖。
温州改革试验区的出现让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但既有的问题依然存在，“符合条件的企业”方能获得小额贷款，条件是什么，由谁来决定？何时才能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小型银行？突破与悬念并存。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民间集资案件频发，江浙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老板借高利贷周转资金，又因为还不起债而破产“跑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年一直由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中国金融行业和市场，让民间金融无法合法存在和发展。最近几年推出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但其业务拓展空间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其实民间借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些年在温州却无法得到合法身份，只能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金融资源大部分都为国有企业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是地下交易得不到保障，也为操办地下钱庄的人提供了携款潜逃的机会，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多。
我觉得根本办法就是要让地下钱庄合法化，与其禁止它们存在，不如让它们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监管上面。
环球人物杂志：国内民间资本为什么大多走了放高利贷这条路，或者炒房、炒股，而不能通过天使投资等实业形式发展呢？
陈志武：这不能怪民间资本持有者。我看到很多人把指责的言论投向放贷的企业和个人，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制定规则、监管过度的机构以及规则本身，我想他们指责的方向是错的。政府对民间投资管得那么死，给他们的空间和选择范围这么小，必然会造成这种单一局面。
以温州的金融市场为例，一方面是那么多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资金，另一方面是那么多家庭和个人有大量资金无处投资。这说明市场没有给民间资本创造健康流通的环境，民间投资受到的抑制太大。如果市场机制健全，其本身的作用就足以把需要钱的一方和有兴趣投资的一方撮合到一起，互通有无、发生交易。
去年国内一方面通货膨胀、资金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却是那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无处借钱，只能借高利贷。金融市场扭曲得很厉害。对于民营企业的资金供给非常少，从而导致借贷利息很高，于是资金持有者也就没有兴趣投资实业了，天使投资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这也不能怪资金持有者贪婪，民间企业和个人有了钱之后，追求更高回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人性本能所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民间资本持有者的态度似乎是比较肯定的。
陈志武：是的。这些做金融投资、放贷的人表面上看是钻了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弥补了一些社会空缺，提供了社会需要，保障了就业，实际上是在给企业做贡献。所以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松管制，把一些不必要的门槛取消掉。
“对虚拟经济存在误解”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的现状说明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应重新大力发展工业等实体经济，挤出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的泡沫，你怎么看？
陈志武：讲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不理解现代经济的本质，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很过瘾，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误导性。第一，之所以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可以比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更高，正是因为金融管制过度，制造了太多的金融短缺，使得资金变得更值钱。而很多高利润的实体经济行业，又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盲目地往虚拟经济转移，不如说是监管过度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第二，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在出口增长很难的前提下，整个中国经济的产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而不是所谓的回到实体经济、做更多的投资。
比如美国，经济就是由消费带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1%，这与中国经济由投资带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都在强调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再增加工业生产，会使得市场本来就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个方面是，持有你所说观点的人还没有走出物质短缺的思维方式，因为以前一讲到发展经济，国人就会马上与增加物质生产能力联系起来，认为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缓解压力。但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物质生产出来却没地方销售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以工业或者所谓的实体经济为主，而是要往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方向发展。
以物流行业为例。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物流成本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高一两倍，更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了。大家关注的农产品价格，商场零售价是农村批发价的很多倍，就是因为物流成本太高，雁过拔毛。其他商品也是如此，终端价比出厂价高那么多。要解决问题，除了减税，就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这种划分方法，你觉得合适吗？
陈志武：我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更像是农业时代的划分方法。金融业通常被归入虚拟经济，因为没有生产看得到的物质产品，但我认为这绝对是一种误解。比如保险公司，按照一般理解是虚拟经济，但设想一下，有一种得病概率极低、治疗费用却极高的病，如果在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中，可以让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份价格低廉的医疗保险，从而免除因治病而倾家荡产的后顾之忧，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可以放心工作、生活、消费，那么这种所谓的虚拟经济对社会的贡献将是很大的。
编辑：孙夏力 美编：黄浩 编审：吴迎春
陈志武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假设的意义非常大。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框架，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放进去分析。尽管经济学模型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毕竟人的大脑所能理解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通过简化的经济学模型我们才能知道，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与现实对比，从而让实际的经济体向着效率更高、分配更公正的方向转移、调整。”
2012年4月1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见到了陈志武。这位50岁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内地赴美留学，没考GRE、没考托福，却拿到了耶鲁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陈志武笑言，“那个年代，美国大学与中国学生打交道的经验是非常少的，有一些空子可钻。现在可是很难了。”
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陈志武，近年来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于社会经济所发表的见解常常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他用历史文化分析金融问题的著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这位经济学家聊天是很件愉快的事，因为即使是一些高深的理论，他也能讲得有趣易懂。
“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是陈志武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观点。“为何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要勤奋，但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富足？因为中国缺少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的缺失，只能通过大量劳动力辛勤工作来弥补，以此实现经济增长。”
“让民间借贷得到合法身份”
在博鳌，民间借贷成了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大家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对其内在原因的一个共识是：金融业对内开放程度过低，一方面会使民间资本以非正规金融形式存在，形成体外循环，蕴藏着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更多、更方便的融资途径，才能减少对非正规渠道的依赖。
温州改革试验区的出现让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但既有的问题依然存在，“符合条件的企业”方能获得小额贷款，条件是什么，由谁来决定？何时才能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小型银行？突破与悬念并存。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民间集资案件频发，江浙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老板借高利贷周转资金，又因为还不起债而破产“跑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年一直由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中国金融行业和市场，让民间金融无法合法存在和发展。最近几年推出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但其业务拓展空间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其实民间借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些年在温州却无法得到合法身份，只能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金融资源大部分都为国有企业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是地下交易得不到保障，也为操办地下钱庄的人提供了携款潜逃的机会，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多。
我觉得根本办法就是要让地下钱庄合法化，与其禁止它们存在，不如让它们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监管上面。
环球人物杂志：国内民间资本为什么大多走了放高利贷这条路，或者炒房、炒股，而不能通过天使投资等实业形式发展呢？
陈志武：这不能怪民间资本持有者。我看到很多人把指责的言论投向放贷的企业和个人，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制定规则、监管过度的机构以及规则本身，我想他们指责的方向是错的。政府对民间投资管得那么死，给他们的空间和选择范围这么小，必然会造成这种单一局面。
以温州的金融市场为例，一方面是那么多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资金，另一方面是那么多家庭和个人有大量资金无处投资。这说明市场没有给民间资本创造健康流通的环境，民间投资受到的抑制太大。如果市场机制健全，其本身的作用就足以把需要钱的一方和有兴趣投资的一方撮合到一起，互通有无、发生交易。
去年国内一方面通货膨胀、资金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却是那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无处借钱，只能借高利贷。金融市场扭曲得很厉害。对于民营企业的资金供给非常少，从而导致借贷利息很高，于是资金持有者也就没有兴趣投资实业了，天使投资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这也不能怪资金持有者贪婪，民间企业和个人有了钱之后，追求更高回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人性本能所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民间资本持有者的态度似乎是比较肯定的。
陈志武：是的。这些做金融投资、放贷的人表面上看是钻了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弥补了一些社会空缺，提供了社会需要，保障了就业，实际上是在给企业做贡献。所以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松管制，把一些不必要的门槛取消掉。
“对虚拟经济存在误解”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的现状说明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应重新大力发展工业等实体经济，挤出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的泡沫，你怎么看？
陈志武：讲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不理解现代经济的本质，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很过瘾，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误导性。第一，之所以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可以比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更高，正是因为金融管制过度，制造了太多的金融短缺，使得资金变得更值钱。而很多高利润的实体经济行业，又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盲目地往虚拟经济转移，不如说是监管过度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第二，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在出口增长很难的前提下，整个中国经济的产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而不是所谓的回到实体经济、做更多的投资。
比如美国，经济就是由消费带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1%，这与中国经济由投资带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都在强调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再增加工业生产，会使得市场本来就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个方面是，持有你所说观点的人还没有走出物质短缺的思维方式，因为以前一讲到发展经济，国人就会马上与增加物质生产能力联系起来，认为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缓解压力。但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物质生产出来却没地方销售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以工业或者所谓的实体经济为主，而是要往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方向发展。
以物流行业为例。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物流成本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高一两倍，更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了。大家关注的农产品价格，商场零售价是农村批发价的很多倍，就是因为物流成本太高，雁过拔毛。其他商品也是如此，终端价比出厂价高那么多。要解决问题，除了减税，就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这种划分方法，你觉得合适吗？
陈志武：我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更像是农业时代的划分方法。金融业通常被归入虚拟经济，因为没有生产看得到的物质产品，但我认为这绝对是一种误解。比如保险公司，按照一般理解是虚拟经济，但设想一下，有一种得病概率极低、治疗费用却极高的病，如果在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中，可以让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份价格低廉的医疗保险，从而免除因治病而倾家荡产的后顾之忧，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可以放心工作、生活、消费，那么这种所谓的虚拟经济对社会的贡献将是很大的。
编辑：孙夏力 美编：黄浩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