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安画派”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地域的画家组织，其人其事其作，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不可复制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论述，则“长安画派”的意义，打破旧传统，建立新图式，开新中国的新国画风气之先。我们的问题是：“长安画派” 从火热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绘画图式，影响很大，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的价值。但为什么几位画家却在晚年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山水画旧有的传统，或者说旧有的系统，悲喜之间，我们做什么样的解释？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美术界关注的。
　　关键词：长安畫派;终南山;传统;变化
　　在长安画派历史语境中不得不提的赵望云先生，其1941年画的《稻熟季节》，就有一定的传统绘画场景。后来他受张大千的影响，如1944年的《蜀中农家》等，就非常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但是他的绘画道路，基本上是沿着自己旅途写生的方式进行的，画现实中的人与现实中的景，成就了他在美术史的地位。到了1947年时候，他也还会偶尔画一点普遍意义上是山水画，但是仍然保留着一定生活的场景。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大变革，社会与政治影响了当时所有画家的选择并被裹胁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大潮之中。
　　而“长安画派”中的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当然不能独善其身，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画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与新生活的绘画作品。如1956年赵望云画的《终南春晓》，画面虽有树，有山，但主要体现的是劳动的场景。1958年画的《深入秦岭》，也还有生活的场景在。1959年画的《山区小学》，继续着生活场景的再现。1959年画的《陕南西乡板桥湾即景》，仍然是画劳动，画人民。到1965年之际，“长安画派”是有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长安画派”的画家们最后一次集体出行，到陕南桑山写生。从此之后六位画家各走各的路。尤其是赵望云、石鲁等再也没有一起去写生过。从1965年开始，受中国文化的变革、政治的变革，个人走向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画风迥然不同。到了1974年，赵望云在受迫害多年之后，他这时的绘画发生了变化，画家更愿意画一些非常接近传统山水画的画。他自己说，他的画是从来不画那些不劳动人的，但这个时期，他的画回到了传统意义上绘画。如1976年的《终南山居图》，已经不是原来“长安画派”风格的画。1977年《峪口人家》，更接近于我们传统的画，说明赵望云先生的思想也发生重大的变化。而1977年画的《双松并茂》这张画，已是非常传统的山水，已完全看不到“长安画派”早年的画法了。
　　石鲁先生，做为“长安画派”中面貌最为突出的一位，人生经历也是最为奇特。从他传世绘画来看，1954年以后的画，基本上都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的场景。如《移山》（1954年）。1957年，陕西省美协组织画家到商洛地区写生，石鲁作为代表画家，用画笔记录了“大跃进”时期陕南镇巴山区兴修梯田的宏大场面，并创作了《山区修梯田》（1958年）。到了1959年，创作的《秦川引水》图，画面是引终南山水工程的画，反映的是劳动的场面，与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完全不同。1959年画的《击鼓夜战》，我们看到的是也是生产场景。山、人之间的关系中，山是为人服务的，完全脱离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山和人的关系。应该说，从《山区修梯田》到《转战陕北》（1959年），石鲁的画都贯穿这个创作理念：人按照山画，山按照人画，情感是统一的。到1961年画《赤崖映碧流》时，他已经受到迫害了。因此，他就被迫改变了画山水画的画法。到1971年变成他独特的山水画，如《华岳剑门》。晚年，他画成《华岳积雪图》，完成了中国山水画重大的转变，从原来火热的生活中回到了中国传统意义的大秦岭山水画。
　　何海霞先生作为山水三杰之一，他的命运又跟别人不一样。他1950年到西安来，受时代与命运所困，被裹胁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去。其实，做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家，他处于极度无奈的状态。如1958年画的《自造水车》，画面就很是牵强。到1959年在秦岭写生，他原来和张大千学画的山水画的图式还在。如1960年的《层层梯田》，与“长安画派”的格调是一样的。其他的如1960年《石泉渡口》、1961年《山区幼儿园》，则也是这样的风格。“文革”中，何氏小心应付，其画大都是“长安画派”的山水格调，没有风险。“文革”之后，他才迎来了创作高峰。尤其是受其老师张大千晚年变化的影响，他创造了何氏“金碧山水”，有很大的影响。著名的《终南春晓》这幅画，创作于1989年。这时依旧能看出有“长安画派”的影子，因为有一个人在犁地。如果我们去掉这个犁地的人与牛，这就是一张很写意的山水画。至于《西岳华山》（1991年）这张作品，则是他晚年向他老师学习并开创了新的山水画图式。
　　从以上三位“长安画派”主要画家的作品来看，赵望云的山水画，山水只是为画面中的人服务，一以贯之的平民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十字街头的思考。诗心不在，也不是很重要。而是朴素的现实主义、人本精神，晚年山水回到诗心。石鲁的山水画，从革命风暴中树立人比天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情怀，与其叛逆的性格及天纵奇才，造就他的山水画的画风。受迫害后不肯低头，在困顿中研究中国传统山水人文精神，最终实现大写意的山水格调。有突破，成为标高。何海霞的山水，在新中国大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无奈之中被裹挟的生产建设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惊恐、不安之际，以保全自己为要，表现这方面内容的相对少，成就也不大。但晚年一开格调，重新回到传统山水之中，创金碧山水。
　　结语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大时代的风暴，政治风气的裹挟，改天换地的热情，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创作地重要的条件。生逢其时，但运动不断，牛鬼蛇神、变幻多端的社会与人心，最终使其回到写意写心的传统山水境界。如果近现代仍有“南北宗”之论，新时期的中国山水画，自“长安画派”以来一变，形成新的“南北宗”。从终南山到秦岭，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三人的山水画风之变，终究反映的是时代之变、制度之变、政治之变、人心之变。而我们今天终南山与中国山水画之论题，最终所云者，应是自古以来山水之变，终究是政治与文化之变，才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得以突显。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