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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眼里，那个冰冷的钢铁，像人一样有温度，有知觉，还有感情。那是因为打造它的每颗心是热的，每双手是热的，所以当那个小伙子，从脚手架上不慎掉落，像一面旗样挂在了钢筋上，一条36毫米的螺纹钢，从他大腿根部扎进去30厘米长，顶到了胃，却没伤到任何一个重要的器官……每每想到这个细节，身上会感到一种疼痛，泪水会情不自禁浮上眼眶……这些人都承担着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说，只要为大火箭顺利腾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特殊的“民工”们
他们是一群被称为特殊的“民工”。
说老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比民工还要苦。民工起码比他们自由，累了，想休一天休一天，不想干随时甩手走人。但他们不行。他们得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让你去大戈壁滩，你就得打背包，义无反顾；让你去海岛，你就得装上行囊，不讲条件：出发！
某安装总队杨晓明和雷逢胜对2009年的春节，印象特别深。别人都在欢欢喜喜过年，他们却在大年初一忙得不可开交：装车皮。其实，在我看来，是大搬家，或叫大转移。你想吧，把所有施工用的车辆、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小到锅碗瓢盆、小马扎，还有简易房、帐篷，总之一应俱全，啥都不能落下，统统要装车，到了那边马上要用，决不能缺这缺那，这比搬家还细碎。三个营的人，整整忙乎了三个全天，才大体装完车。他们那个年，跟家人亲友都没能好好聚一聚，不是不想聚，而是没时间聚。他们的家人，好像也习惯了，知道任务来了，不能拖后腿了。有的家属，刚成家，这种日子没过习惯，或许还会抱怨两句，现在连抱怨都懒得了，因为怎么抱怨也留不住人，还不如亲亲热热一团和气把人送走。可以这样说，连他们的家人都习惯了长期分居，日子里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这不，大年初六，满世界都充塞着浓浓的年味，张贴的红对联还是全新的，就是大院也都是张灯结彩的，国家规定的节假日还没休完，而他们却要向新的征程出发了！
指挥长杨晓明伫立在站台上，耳畔刮过阵阵寒风，就像工地上飘扬的旗帜和标语发出的召唤。可不是召唤吗？新的“战场”就等着你们去开辟。三年、五年？还是更久的时间？这在当时，很难估算，毕竟这样一个大工程，不定的因素太多太多，常常是计划不如变化。杨晓明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贴在窗户上，眼睛里充满期待和新奇，总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不过，他一句话都没说，他们也能知道肩上的責任。这个责任，是去建设一座崭新的航天发射场，给中国的大火箭量身定制的文昌发射场！几个重大项目，地标性的建筑，还有发射场里面的路，这些都是他们的任务。他们这么早过去，就是要把图纸上的图，落到地面上去。不难想象，高大雄伟的发射塔架，又要在他们手下诞生！就这样凭空想一想，心都会咚咚地跳起来。前面三座发射场，哪一座发射塔不是他们亲手铸就的？每年新兵入伍，首先要带他们去总队的荣誉室，把整个历史翻看一遍，好好地让他们受一次教育。是的，在执行一项重大工程整装待发前，他们必定要去荣誉室，重温一遍，让兵们在每张老照片和解说词里汲取营养，获取力量。这个时候，经验丰富的老兵会瞬间挺直脊背，新战士单纯的目光会瞬间变得坚毅，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牢牢地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在为国防建设流血流汗……
只要想到这些，杨晓明心里就更亮堂了。他伸出手臂，和车上的兵们招手告别，说：海南见！发射场见！
2009年的大年初六，在汽笛声中，列车载着这批特殊的“民工”们，缓缓驶出北京站台，向着新的征程，向着海南，向着还画在纸上的“发射场”出发了。
但杨晓明和雷逢胜没跟着列车走，他们马上要赶往机场，从空中飞过去。他们手下还有很多人，都一起飞。他们要比这趟列车更早地到达目的地，将在那个海岛上迎候他们的到来。
一个外人，是很难想象这些特殊的“民工”是如何在没有任何后勤生活保障下，把十几顶帐篷像一朵一朵蘑菇样悄然在祖国的最南端支了起来，在满是沼泽、滩涂，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的林子里开始全新的生活。真的很难想象，从此，这里就是他们驻扎的营地，他们的又一个新家。
杨晓明，东北汉子，深邃的目光，潜藏着无穷的力量，一个外人绝对想象不出他经历了多少考验，也很难想象他那一双脚板，为国防工程建设走遍东西南北中，留下了多少印迹。
那天，在总队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杨晓明点燃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听见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远处向我走来：回来很长时间，眼前还是烈日炎炎，兵们扛着水泥，水泥和汗水搅和在一起，满身黑乎乎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个脏兮兮的样子，在我眼前晃动，很长时间，一眨眼就是这个画面，抹都抹不去。我甚至不能去想，他们忍受着高温，在水泥和钢筋中吃力穿行的样子，让人有多心痛……真的……他声音一下小了下来。他的嗓音也浸泡在了湿漉漉的泪水中。
而我们的采访，却刚刚开始。我想，如果一个人的情感不在深处，哪会这样动情？哪会一说起来，就忍不住流泪？我又遇见一个爱兵如子的“兵头儿”了。
杨晓明说，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海南。当地的气温，2月份就到达36摄氏度 。再健壮的身体，都很难吃得消，在这样高温高湿高盐雾下扛水泥、扎钢筋、挖桩基……我们每天早晨6点吃饭，6：30开始上班，晚上7：00吃饭，一天时间几乎都扎在工地上。没有一个兵，叫过一声苦。
杨晓明还说，每天晚上，帐篷里面像蒸笼一样，电风扇呼啦呼啦地转动，呼出来的风，全是热的，热浪里面的气味，你是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热成这样了，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出帐篷，必须穿长裤。
“为什么？”我不解了，因为海南的气候，穿长裤是会热死人的。
杨晓明说，因为，有一所小学在附近。
“哦。”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那么热的天，穿运动短裤怎么不可以？
他说，我们规定不可以。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要求：不能影响学校上课。为了这个‘不影响’，又多出好多规定：车不能进学校，因为，车一发动，发动机就会带去响声；人不能大声喧哗，要他们尽量不出声。”
杨晓明说，即使这样，还是有了一个小插曲：告状信。
这让我瞪大了眼睛。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搭好帐篷驻扎进去后不久。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那封告状信，还觉得问题挺严重的。”
“告状信什么内容？”
“说我们影响了孩子们上课。”
我知道，当地的老百姓非常重视文化教育。
杨晓明说，这封告状信，一家伙寄到了海南日报社。海南日报社派记者下来调查此事。
记者首先找到了学校的校长。校长告诉记者说，的确是有影响。但他们的影响都是正面，不是负面的。一早，他们悄悄起床，把操场、厕所全打扫干净了。自他们进驻以来，学校周边环境干净多了。他们还和我们学校结下深厚的友谊。
校长还说，他们纪律很严。吃饭不许说话，走路不许大声喧哗。这么热的天，他们出帐篷必须穿长裤。从工地下班回来，车停在外面，从不靠近学校，害怕车上的发动机响和刹车声太响，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他们都是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出去。他们的内务，非常整齐。他们的工具，就放在学校里面，平时，我们上课，他们从来不进来拿东西，要拿，也是大清早去拿。
校长还告诉记者：你看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每个人晒得脱了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吃苦的精神，还看到了严明的纪律。他们什么时候都是正正规规的，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说，还有一位老师，给你们写过一首诗？你还记得诗的内容吗？”我问杨晓明。
“是的。她是校长的夫人，姓潘。潘老师用很朴实的语言，给我们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椰树下的帐篷》，抄在学校的黑板上。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你可以找康璐，她那里可能能找到。”
康璐是总队宣传科安全官，也是我的小文友。后来，她从微信里把潘老师的诗发给了我：
学校里驻扎着一支特殊的“民工”，
那绿色帐篷就掩映在椰树丛中，
视驻地为故乡，
把百姓当亲人。
我们欣赏，我们感动，
爱你好比海阔天空，
祝你早日完成那神圣使命！
不论这是不是诗，不论这诗写得水平如何，可在总队官兵的眼里，它是世上最棒的贊美诗。
通过记者一番调查，告状信变成了表扬信。
在总队，另一个人也跟我提到告状信的事。他是杨晓明的好帮手雷逢胜。他俩都是第二任078指挥长张平介绍给我的。
雷逢胜，原是总队的工程师，后提升为副指挥长。我只记得雷逢胜皮肤黝黑，长得结实，一副憨厚的模样。
雷逢胜说，2月9号，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挖开了第一锹土。这一锹挖下去，就意味着一场硬仗打响了！
刚进发射场时，主要的工作是三通一平，白天去放线，把地面中线、边线画出来，把画在图纸上的路，要放在地面上去。第一天，余建秋带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第二天，在一片椰子林里，又一次迷路。钻进丛林里，就是头顶着太阳，也迷失方向，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回来的路。如遇到老百姓种的地，青苗决不能动。还不能破坏地上的庄稼，要绕过去。椰子树，也不能砍。遇到密丛，就用刀劈一劈。像董福民、陈景顺、张澍良、赵阔他们几个业务骨干非常辛苦。林子里面野菠萝长得很大，身上全是刺，穿着衣服，也能把皮肤扎得生疼；还有蚂蚁，树上一晃，全掉身上，还有毒，咬得身上皮肤又红又肿。整个发射场都要放线。放好线，才能往前走。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很费劲。
费点劲，都没啥，就怕遇见意想不到的险情。
“那你们遇见过吗？”
雷逢胜说，刚到文昌没多久，就遇上了。有一天，也是放线，我们三个人差点陷入沼泽。那天，余建秋打头，先一脚下去，半个身子就进去了，后面的周湘虎一看情形不对，马上去拉他，不但没拉上来，一条腿又陷了进去；我在后面，也慌了，想过去帮他们一把，刚拉住周的手，一下又滑了进去。那天，真的好险啊！我们三个人差点全部牺牲。要不是附近的那几个战友及时赶来救援，可能就被沼泽一口吃掉了……
余建秋和周湘虎也跟我说起过陷进沼泽的事。这次，雷逢胜的讲述，还是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三人中，就雷逢胜让我感到有些陌生。真是对不起，我即使坐在电脑前，盘着腿，手指不断地敲打键盘，唯独没听他的录音，因为我记得他讲的事，印象还挺深，只是想不起他清晰的模样了。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他们从文昌发射场撤场后，稍作休整，又辗转到北京的航天城承建另一个工程。他在那里负责整个项目。我是在航天城工棚里找到他的，在他工作的简易板房里采访了他。就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我真不记得他的长相了，只记得他中等个，脸上的皮肤，全是紫外线留下的痕迹，还记得他是河南鹤壁人。1972年9月出生。1993年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来到安装总队。他最早接触的工程就是载人航天，他说，那个工程也是从第一锹土开始到最后圆满收工。当时，他的儿子雷越舒出生不到一岁半，等他工程完工从戈壁滩回来，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
对指挥长杨晓明的采访，也很玄乎。要是晚一天打电话联系，可能采访他的计划就要泡汤，抑或不会这么顺利。他本人并不在北京，他已去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承建另一个新工程项目，这次被总队召回，是参加干部测评还是开一个什么会？我正好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告知会一结束，便要赶回工地，只有开会前还有点空档。
我是匆匆赶过去的。
因为，杨晓明是我必须采访的人。有好几个人都向我推荐他。我要不采访杨晓明，将是我的损失，也是这本书的损失。有一位领导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杨晓明，就没有文昌发射场。”“没有安装总队，我们将一事无成。所有临时的活，修路、通电、通水、挖桩、技术阵地的路，供电、消防等等，都是他们干的！再加两个发射工位！” 这是078工程指挥部第二任指挥长张平说的，“我们把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总队。每个任务，他们都完成得特别好！这是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吃苦又能打硬仗的部队！”可见安装总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仓促了一些，但他还是给我讲述了记忆中几个难忘的故事小片段。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当时，张平是078工程副指挥长，王维昌升任走后，他接任指挥长。
张平说，他这一辈子很幸运，幸运在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他永远记住改变他命运的这个日子：1972年12月5日。
这是他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日子。到了部队，新兵连军训一结束，他被分到司令部工程队。从此，便和工程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三年后，他又幸运地到了东南大学这座高等学府深造，学的还是工程设计。三年学业完成后，他又回到司令部工程科当了计划部助理。1979年又调到了使他视野大开的总部机关工程局。还真像他本人说的一样，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和工程项目形影不离。30年后，他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同的是，他已从一名普通工作者，变成一位高层领导者。
这就是张平的人生简历。简单到用工程两个字就能概括。
他把一生只干好一件事，当作人生的目标，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人生境界，很多人的失败，就在于不断犯熊瞎子掰苞米的错误，最后一事无成。而张平只干一件事的专注，颇有一种“禅悟”的味道。听他讲自己的人生时，我不禁时时会想起军队著名作家周涛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我想，张平如遇周涛，一定会有所见略同惺惺相惜的感觉。
早些年，我就认识了他。那时我们是一个工作组的成员，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卫星发射任务。他慈眉善目，热心助人，性格耿直，和他说话不用绕弯子，完全一副老大哥的风范。在饭桌上，他却让我吃了一惊：不吃荤，只吃素。我以为他是佛教徒。没问呢，他的话打消了我的疑问。他说，从小到现在，没吃过带眼睛的东西。我查了一下，这种生理特质，有个学名，叫“胎里素”。有这种特质的人，一般都能够专注于某件事，心无旁骛。看来，张平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又想，假如让他上战场怎么办？可你看他平常的为人做派，行动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走起路来挺胸拔背，绝对是个标准的军人。尤其是他的发型：小平头，大概就像他从事的职业一样，一辈子没改变过。这样的人，你还用怀疑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吗？
“我第二件幸运的事，就是参与文昌发射场的建设。从2002年（论证）就开始参与。之前海南省和航天部联合给人大提案，要省里自己出钱建文昌发射场。1997年、1998年提案转到我们这边。当时首长说：我们没有这需要。后来的事情就有点‘顶’不住了，一位副部长指示：那我们就接过来论证吧。这就到了2002年，总装（备部）机关正式组织人员开始论证。我也荣幸地参与了论证。我当时是工程局副局长。原来是作试局组织论证。2007年8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后，转到工程局。我组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写。
“2008年完成了科研报告。2009年6月份，我的命令就下到西昌，参与组织发射场的建设。我从论证到组织科研报告到参与发射场建设，幸运就幸运在能在机关参与论证和科研报告，又能到一线参加建设。这三个过程，我一个都没落下。我一生都在搞工程，又能参与完整的这么一个重大工程，你说我有多幸运！”
2009年7月6日到西昌，7月29日到海南。这些日期张平记得很清楚。他是到海南过的“八一”。担任中心副总师，指挥部副主任，负责技术工作。
张平說：“2011年10月，中心在成都开了一个会议，总结文昌发射场建设，我初步提出了‘划分阶段’。2009年：准备阶段，叫准备之年。指挥部进入，施工队考察，人员的培训，征地工作的协调。当然，征地工作一直伴随到工程的最后——这实在没有办法快起来。我一边督促图纸设计，一边积极承办开工典礼。9月24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这是象征性的开工，要再不开工，没法给全国人民和海南省一个交代。这是我提出的：准备之年。”
“2010年是开局之年：标志是长征五号垂直测试厂房正式开工。到了5月份，开局之年，我们又遇到了困难。也可以说是挫折。我们满怀信心要把开局之年搞好，桩基础却出了质量问题。在078工程指挥部总结时说的是遇到挫折。海南发射场区域地质情况太复杂，设计所按要求进行地质情况勘查，其中还增加了一些项目，就这样也没能摸清下面的地质情况。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岩石的情况在图纸上描绘的从北到南是个斜面，其实它不是斜面，而是高低起伏，最浅的地方5米就能挖到岩石，最深的地方18米也没能挖到岩石。（注：桩基一定要打到岩石上面。）在施工中，指挥部还是很重视的，因为第一个项目：人工挖桩，精力高度集中，人员调配也是最强的。但结果还是经验不足，在人工桩浇筑混凝土时出现了质量问题，有的地方强度不够，大概有7、8根桩质量不过关。按照工程标准，这就是质量问题。当时，指挥部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我负责工程，压力更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设计所商量，也请教了上海一些专家，用高压注浆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总算把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弥补了质量上的缺陷。总装和中心领导认为，这是质量事故。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出了质量问题，肯定是我们管理上有漏洞，进行仔细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浇筑过程中下大雨；另是在18米多深的桩孔内浇筑混凝土，容易出现离析现象，也就是说，浇筑中水泥砂浆与石子分离了，它们自己分开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现场控制不严，监督、把关、措施和管理不到位，再加上自然环境——下雨，不利于施工。当时，压力真的很大。党委书记找我们每个人谈话，要处分一些人。我跟孙书记说：要处分就处分我，我是负责技术的领导，下面人我建议不处分。为什么？我们的工程刚刚开始，先损兵折将，将来的工作怎么开展？我觉得，有时出现问题，不完全是责任心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经验不足，就会犯错，这么大一个工程，也需要试错。”
说到这，张平的声音像涨潮的海水，起伏跌宕，滔飞浪卷，让人感觉有一股冲击力，也让人心境难平…… 其实，在开局之年这一巨大工程没打响前，张平曾向总部机关提出建议，不要马上上重大工程，先上小工程，让大家先“练练兵”。如果说这是张平对工程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多年积累的经验，更何况078工程指挥部不论是计划组、工艺组还是施工组的成员，大都没有做过大工程，还有好些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书本，还没来得及消化，就上大工程不合适，应该先上小工程，让他们练一练手。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实现，总装机关从全局考虑确定先建设重要工业项目。这也是因为建设任务太重，钱又太少，时间表上根本安排不过来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局之年，受点挫折，也是坏事变好事，因为挫折，给每个建设者敲响了警钟。
这一段写完之后，我在“罗胖60秒”里听到：试错的收益。很受启发。罗振宇说试错不是成本，在外表看来是失败，但是从内部看，凝聚了团队的意识，其实是巨大的收益。他还说，永远不要怕团队犯错！这不是犯错，是“密封”。“密封”什么意思？就像一架蒸汽机，要想运转，必须得有橡胶做的密封圈，才能把产生的能量约束和集中起来，用到对的地方。
听完他试错的收益，我马上联想到张平讲的“试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也是文昌航天發射场建设过程中的一次真正的“密封”，张平在心里也就不用再纠结这件事了！
谁来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
发射场一期的道路都是安装总队完成的。雷逢胜说，2月9日第一锹土开挖后，大部分人员都在主攻这条路。到3月15日，第一期4公里的主干道修通了。
我在文昌发射场每天晚饭后，从801出发，往508方向，走3公里的宽阔马路，就是他们修筑的。后来，这条路取名：航天路。傍晚，若不下雨，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快走，不知多少双脚和这条路亲密接触过，但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一边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一边和“走友”聊着天，绝对想不起修路者是谁？他们现在何方？是的，我们怎么会去关心他们？他们就像这条路里面的铺路石，不会被人想起，也不会被人看见，永远默默无闻。
但我听到过——不知谁说过一嘴：这些路，修的质量超棒！不论下大暴雨，还是重力碾压，都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雷逢胜说，是的。路修好的第四天，下了一场大暴雨，只有二处被水冲坏，它经受了考验。
我听第二任指挥长张平说，把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你们总队。你说一说，哪些是“急、难、险、重”的任务？
雷逢胜用了两秒钟搜索：第一件应该是650套安置房。
2009年5月1日，文昌市政府正在发愁，移民安置房建设的进程推进太慢了，有600多套房子还在图纸上，没办法落地。这安置房的建设工期，实在太拖拉，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搬迁。如果他们不搬迁，势必要影响发射场的建设。他们希望得到部队的援助。
这个急、重的任务，便落到我们总队的头上。我们没推辞，也不能推辞，义不容辞地把任务接了过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龙楼镇开工了。
总队还特意新建了一个水泥搅拌站。
雷逢胜说，我们去工地了解施工情况的时候，一下就找到进度慢的根源是：稀缺的混凝土。由于本地不生产混凝土，要去外面运，而这个运输过程相当误事。如果我们承建的这650套房子，也要从外面去运混凝土，进展照样快不起来。想要快，必须先解决混凝土的问题。650套房子需要多少混凝土？从外面来来回回运输，成本也吃不消啊；光是运输要投入多少车辆和人力？而且这也太受限制了，时间上也耗不起，发射场建设的后续任务一旦上马，我们的人手也腾不出来了，那就更糟糕了。另外，发射场一旦开工，也需要大量混凝土。于是，我们总队的工程师们坐下商议，决定自己建一个搅拌站，解决混凝土问题。
用了40天时间，搅拌站就建好了。
这40天是什么概念？设备要订货，材料配比要做试验，40天时间能建好一个搅拌站，已相当神速了。它的好处是，发射场开工后，搅拌站也能出大力。后来，火箭垂直厂房、两个发射工位、701、801协作楼都用我们总队的混凝土，不仅质量好，价格低廉，还从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龙楼560套安置房的建设，我们只用了一年半时间，按期完工。
巧的是，发射场建设的蓝图规划也在这时候出台了。
后来，再遇到的“急、难、险、重”的活，要数502的人工挖孔桩。
原是地方工程队干的，但501出了质量问题后，张平指挥长又提议把这个硬任务，交给了我们总队。
关于人工挖孔桩，我先要打住。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第二任指挥长张平，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总队，就一目了然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插进一段王春的采访。
因为，王春是501、502、503的现场代表。
你在508，面朝东南，目光不要停留在发射塔架上，往回收，你就能看见501、502、503厂房。从508俯瞰，那一片蓝色的建筑，并不高，感觉像个板房。其实，是视觉上的偏差。走到近前，它是一处雄伟高大的建筑。
特别要提醒的是：就是501厂房的大门，是非标大门，设计重量585451公斤，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大门。工艺组组长赵铁山告诉我：建得也很艰难。门的重量太重，尺寸也很大，门高就有81米。这么大个家伙上去后，要保持不变形，要正常驱动，打开，关闭，密封，都是很难做到的。它是重工集团武昌船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
如果有机会去文昌发射场参观，这个亚洲最大的大门，也是一道景观，请不要错过哈！
提到501、502、503厂房，先听一听王春的介绍吧，我们也就知道他们身上的任务有多艰巨了。
这三个厂房分别是两个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和一个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 这三个厂房，由两个施工单位承建。厂房设计时就要求非常高，厂房的特点也可用一个字表达：高。是甲级建筑，里面的钢筋非常的密。这给浇筑混凝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400—600mm厚的墙体，里面的钢筋密密麻麻，把混凝土倒进去，非常麻烦。有时，混凝土倒进去了，下不去，这就是给质量安全带来隐患，也很容易出现“狗洞”现象，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不可逆转，连弥补都不能弥补，必须整个混凝土敲掉重来，如果真这样，麻烦就大了，对结构伤害很大，代价也很大。所以，各级领导要求，浇筑时，现场代表必须盯在现场。打混凝土一般都在晚上打，只要打上，人和机器都不能停，一直要浇筑下去，直到规定的位置才能停止。
最长的一次浇筑进行了两夜一天。
当时，航天路没修好，车都从很差的老路上走，最害怕也最担心的就是路上堵车。
但这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辆装载混凝土的罐车，堵在路上过不来。这是路上出了一起车祸，装载车又高又长，路又窄，自然路被堵得死死的。工地这边只能干着急，眼看着快不行了，从另一个地方借了一车混凝土，慢慢地在界面上浇着，一边浇，一边等。因为不能停，一停，混凝土就凝结了，还会出现裂缝，这是绝對不允许的，不然就成了施工质量问题。
王春说，每次浇筑我都会特别担心类似的情况发生。也是每次浇筑，都要事先和当地的交警协调，得到他们的配合后，万一路况发生意外，希望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保证装载车一路畅行。
第二个技术难题是：“高支模”，即高大模板支撑。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打房梁。那么高大的火箭，要在厂房笔直地站起来，你想，要多高的房子才能装得下它呢？厂房有100米高，高支模是43米，如果它像普通房子那样，一层一层上去，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房子里面全是空的，要支这个模板，很困难，要么从地面上，一直支上去，要么想其他的办法。他们采取的支模的办法是直接在上面支钢梁，在预埋的钢梁上做支模，从地面一直支上去，43米高，危险性非常大。文昌的天气特别，腐蚀很大，脚手架放在外面一年半载，就腐蚀倒塌。还好，这两家施工单位对钢结构的施工技术都很过硬，方案做得也比较好。你想，要在90米高度，来做钢架，施工难度之大，完全可以想象。
再就是桩基——这就是人工挖桩基了。
这也是上面张平指挥长和雷逢胜提到的人工挖桩基。
设计上要求：人工挖。1.1米的直径，有的桩基深度要到20多米，最浅的也要12米，平均下来就是十五六米，有七八层楼高。为什么会有深浅不一？这是因为桩基必须要挖到岩石为止，这样的桩基才坚实可靠。每三个人负责一个桩，一天只能挖两三米。挖这种桩基，很危险。因为挖这种桩基出过很多伤亡事故。一旦发生塌方，人是不可救的，几乎一眨眼的时间就什么都没了。你在上面看着，也会提心吊胆。这种人工挖桩，设计上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许爆破，怕爆破影响地基的坚固性。人工挖桩的难度实在很大，进程也很慢。这些桩基，任务艰巨，风险大。后来，出了问题，我们再也不敢把这任务交给地方施工队的工人干了，特意交给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安装总队。所以，每个桩基都是安装总队官兵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每个桩基里都流淌着官兵们的辛劳和汗水……
从王春的讲述中，我们已经清楚人工挖桩是怎么回事了。但，需要补充的是，501桩基出现质量问题后，078工程指挥部才把502人工挖孔桩交给了总队。
我们再回到前面对雷逢胜的采访。
“我们接不接？还有，两个发射工位的导流槽已经开挖了，我们的人员非常紧张。加上地质情况不熟。这任务就变得十分艰巨。”
“那你们接了吗？”
“接了。张平指挥长要交给总队，我们不能不接。216根桩基，从3月份开挖，一直到9月份才完成任务。其间，遇到过游泥——就是稀泥巴，挖机都陷进去。基坑里还要做止水帷幕。”
——止水帷幕又是个概念。雷逢胜告诉我，其实把它理解成防水墙就好了。
后面的导流槽，止水帷幕给他们出了一个大大大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实在太大了！
写到这，我的思绪有些混乱，不知为什么，又一次想起张平指挥长提到的处分一事，便再次问他：那次有人受处分吗？
张平喝了一口水，又给我讲述了这件事：
孙书记分别找我们几个领导谈话、开会。我坚决要求，要处分就处分我，不能处分下面的人，不能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工程刚刚开始。孙书记听进去了，便说：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总结工作中的不足。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也是给我们鼓励为主。
我们总结了经验，在后来的桩基上没有出现质量问题。
火箭还在设计中，有些技术问题不能固化，我们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是典型的“三边”工程。所以，设计所的图纸完不成，我们现场没办法去做招标工作，但“后线”（指完成工程任务的时间）又给我们卡死了。当时，我在指挥部提出，502（长征七号火箭测试厂房）、102（长征七号火箭发射工位）的桩基开挖直接交给安装总队，采取议标的方式，也就是先干，后议。我说服了王维昌指挥长和中心危志刚书记，他们同意了。但还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必须同意，总装机关必须同意。
这时候，我就有点生病的感觉，刚好总装首长带着工作组来工地检查工作。
我对生病没经验。我很少生病，就觉得胃里难受。但奇怪的是不影响吃饭。王维昌指挥长可能看出我有什么不对，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饭也能吃，就是不舒服。那时，胃里已经出血了。
总装首长带着工作组到工地检查。我陪着去501，下到坑下面，下去还没事，上来就很费劲了。
接着，总装首长要听汇报，便去了101，先听安装总队的汇报，他们汇报结束后，我就提出两个项目按议标的方式进行。首长确认这事后，指示加快工程建设。因为这次决策的正确，使得施工进度提前了半年完成。否则，按正常招标的话，就抢不出这个时间。 这个会开完后，又到海南省去汇报。晚上吃完饭回到宿舍休息，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王维昌指挥长和刘医生到我房间，看我蜷曲在床上，说：你得赶紧去看医生。
到了文昌县医院，人家一看这情况，说，肯定是胃出血或十二指肠出血，很危险，我们不检查了，用救护车直接送解放军医院吧。
我没用救护车，还是坐自己的车去了187医院。
一验血，血色素降到7.3。男性正常值应是13～18g/dL。医生说，你必须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没有血。指挥部听说这一消息，马上组织人员献血，大家都积极踊跃给我输血。我输了三个人的血。这让我非常感动。感动的是组织对我的关怀，同志们给我输的血。当时，住院时，我跟他们说，不要向中心报告，不要让他们担心。他们听了我的，就没汇报。他们为此还挨了中心孙书记的批评，说：一个领导快要死了，你们不报告，承担得起责任吗？
我住了半个月医院。最终301得出结论，是十二指肠出血。
说真的，501出了问题后，我的压力特别大。后来，又制定了一套措施，加强监督力度和协调机制。
只要指挥部没会议，我就到现场去。有一天，是安装总队浇筑502桩基混凝土，晚上待到一点多。这还受到上级机关首长的表扬。这是我应该做的，501出了问题，502不能再出了，如再出什么事，把我浇进混凝土里我也承担不起责任。这责任，交到你手里，你就得担当起来，不能再有闪失了。
这次502桩基浇筑很顺利。
张平指挥长在文昌发射场工作了三年零一个月。这三年，是创业的起步阶段，非常艰苦。发射场的有些道路，是他们组织手下的人员修出来的。他们顶着“三高”，还有紫外线强烈的照射——如果两三个小时你的皮肤不暴皮，四个小时，绝对暴皮。有些人把胳膊和脸，暴露在日光下，能一层一层剥落下来，像烤焦的番薯一样。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气候，也给现场施工的进度带来很大的影响。
再就是因为资金的短缺。有些道路，是真的没钱修，只能自己去修。車辆方面缺乏，就找安装总队杨晓明副总队长支援。张平说，这样的大型活动，他和范副书记组织过两次。
有一次，正好南京某大学教授带着学生到安装总队实习，从那路过，他们以为张平和范书记都是民工。到了晚上，在饭桌上，那位教授才知道他们俩何许人也，好一番感慨！
张平的好脾性也是出了名。有人告诉我，这位首长从来不骂人，还要求下属们对待施工单位不能态度粗暴，不要骂骂咧咧，有理讲理，有问题说问题。在采访中，我向他求证。他说：“我们和施工方，永远是矛盾的。他想多挣点钱，我们想多省点钱；他想偷工减料，我们想把好质量关。这种矛盾，就看你怎么组织协调，处理好这种关系。”
张平也承认，文昌发射场这个项目，施工单位的确很难挣到钱。因为经费控制很严格，招标又是最低价竞标，施工环境又艰苦。就说挖桩基的那些民工吧，他们干着干着就跑了。桩基，直径1米，深度要挖到岩石为止，一个人在下面挖，一个人在上面拉。想想看，十几米深，人待在下面，那是什么感觉？你不去经历，很难想象人家那种苦，好多人因为吃不了这种苦，真的是干着干着人就不见了。后来，只能交给安装总队干。
“安装总队的官兵们确实是好样的！”
张平还说，安装总队的杨晓明副总队长，是做出巨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杨晓明，文昌发射场就不会进展这么快！
“哦，为什么？”
张平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导流槽。
导流槽施工遇到拦路虎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是这样介绍导流槽的：
导流槽就是火箭点火时看见“轰”一下喷出火焰的那个位置。
这个导流槽有别于其他三个发射场的导流槽。
对导流槽的要求非常高，它首先要耐得住2300摄氏度高温的燃烧，那么，这就要求导流槽的面层耐火混凝土要特别耐烧，耐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导流槽的设计，因为导热要快，设计者们为它设计了一个锥形体；也不能用普通的混凝土，用的是白刚玉，这种混凝土还专门为它研制了两年的时间；再就是喷水系统。设计者为了让2000多摄氏度迅速降温，除了导流槽的外形设计要突破，还要求提前两秒钟开始喷水，就是嘀嗒一下，21.7吨的水，哗的一下就下来。也就是说，火箭点火以后，它的温度首先要通过水来降温。这个水的高位水箱放在哪里？设计者们将它搁在发射塔的顶部。也就是说，发射塔架的顶部装了一个550吨的高位水箱。这个设计也是一项创新。高位水箱里的水，提前两秒钟，两边通过1.8米的管道，到发射台上，下面通过一级喷水、二级喷水、进行分流，水冲下来以后，边上有60根的管子往下喷。
第四任指挥长说，我们这个发射塔上的水箱和国外的发射场不同，国外是在塔架三百米远的地方建个水塔，然后把水引过来，进行喷水。而我们文昌发射场是直接放在塔架的顶部。这是我去国外几个发射场后提出的。为什么呢？因为文昌发射场是发射塔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而国外是钢结构。这个水箱放上去以后出风口结构受力起到优化作用，等于水塔和勤务塔合而为一，这效果非常好。通过这三方面，把2000度气流进行逐一的分流，确保火箭点火起飞以后，火箭自身不被烧坏，对发射台和导流槽也起到保护的作用。
这就是导流槽整个系统。
1号工位的导流槽上，还加了两堵墙。现在，那里成了一道漂亮的景观，参观者到了这里都会停下脚步，举起相机，留影纪念。
可是，就是这道漂亮的景观，施工时遇到了几个大难题。
雷逢胜和杨晓明分别告诉我，这两个工位施工时都遇到很多难点，它们都很难突破。
首先，岩石爆破，难度相当大，大就大在要把震波降到最低，不然，震波会影响到发射场内的地下结构。光是爆破的石方，就有12万方，要是把它们一块一块摆放，能摆120公里长，相当于绕北京四环路两圈。
但这个难度，解决起来还算容易些，难度更大的还是导流槽的止水问题。
导流槽要挖25米深。它离海岸线只有800米，按正常人的步履只有7分钟时间，也就是说，走上7分钟，就到海边了。看海景可以，但要挖导流槽，宽110米，长140米，地基和海水几乎相连在一起，一锹下去，水就往上来。12米以上，全是沙土，水透性太好了。这给施工带来一大难题，就是止水；再就是文昌地处台风多发地区，热带风暴频频来袭，又带来大量的降水，这让施工难上加难。而且，沙，具有流动性，它带来的风险，也是无法估量的。弄不好，海水有可能倒灌进来。
如何止水成了当务之急。
怎么解决？
这把总指挥和工程师们全难住了，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
解决不了止水问题，整个项目建设就得停下来。停下来，就要耽误工期。可总部给他们下达的任务非常重，特别是时间要求非常紧。
有个老兵告诉我，我们对海岛的气候、环境、地质、地貌太陌生了，它们跟内陆几乎不一样，以往的经验，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本来，一开始，发射场建设的方案是先上民用和基础设施，也就是把通常的吃、住、行、水、电、通信等这些有了保障后，再上工业设施，也就是导流槽这些重大项目。这样的好处是，用小型的项目，让我们熟悉一下当地的地质情况，达到练兵的目的。但总部把这个方案给否了，要先上工业设施，再后建民用基础设施。这就等于我们失去了“练兵”的机会，特别是对地质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中遇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经验可参照，只能摸索着前行，小问题好解决，像止水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全都傻眼了。
上述这一观点，和干了一辈子工程的张平指挥长的建议不谋而合。
但事情已成这样，再去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两个发射工位的建设，是总队的重中之重。止水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工程都得停下来。杨曉明说，停一天工，时针都变成鞭子样抽打过来，好些人都急得上火，到处找降火药吃。
怎么办？
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赶紧走访止水专家和当地有经验的专家，向他们取经。但他们给出的方案，就是钢筋水泥土围一圈，叫咬合桩，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止水办法。这办法好是好，但造价太高，得用钱去堆，而他们预算里没那么多钱。按这个方案，可能半个止水都做不下来，钱就花光了。
请示上级，能不能再要到一点钱。
答复是：我们也没办法把钱变出来。
上级变不出钱来做咬合桩，他们做下级的就应该变，不是变钱，得变思路。
这个思路，既要有咬合桩的止水性能，又不能像咬合桩那样堆钱。
你们想去吧！
怎么办？怎么办？
无形的压力，压到杨晓明头上，每过一分钟，重量都在增加。带领技术专家解决施工中的难题，是他这个总指挥长职责的一部分。每天，闹心得连觉都睡不着，嘴边燎起一层水泡。
工程师们个个心急如焚，会议室的墙上挂着的工程计划进度表，他们看见它，头就耷拉下来，好像惭愧似的。
还有的人做梦都在想方案，半夜腾地从床上跳起来。
在此，摘录总队宣传科干事康璐写的一段话：“工程师们看着会议室墙壁上的工程进度表，急在心头。如果没有有效的止水方案，下一步施工根本无法进行。坑基止水施工的成败，决定了整个发射工位的施工进度，甚至影响着整个发射场的建设进程。”
“那些日子，寻找到最佳方案，成了工程师们每天吃饭睡觉都在思虑的事情，有时候在梦里都会冒出一些点子。”
从短短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日思夜想，这要牺牲多少脑细胞啊？谁能看见他们哪个脑海里智慧的星光在闪烁？
终于，有一天，有位工程师提出一个方案，他说话的声音弱弱的，像是征得大家的支持：我想用三轴搅拌桩和高压旋喷桩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试一试效果。
这没有过先例。这个方案钱倒是省了，可安全系数又怎样呢？这个谁的心里都没底啊！
尽管心里没底，但大家还是同意了。他们个个都鼓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冒着风险也要去尝试。
大概是考虑到风险，所以就格外小心，把方方面面工作都做得特别细致，每个细节都是考虑了再考虑，计算了再计算，总之是慎之又慎。他们也不知做了多少次论证和试验，最终创造了深搅旋喷组合桩新型止水帷幕结构体系，有效阻隔了大量高压地下水向基坑的渗入。
他们成功了！
成功地解决了沿海深基坑止水的难题！
原来这还是一项发明！
后来，他们还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尽管止水问题解决了，但这两个发射工位的工期，还是被延误了一段时间。延误的原因不是止水问题，而是油漆出了问题。
这又是一种新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大火箭付出：值！
有关油漆的问题，发射场有一个人特别清楚。
他就是赵铁山。
我是在清澜901他的办公室见到了赵铁山。
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可见他是个讲究整洁的人。
在他的身上，更是看见了一个技术干部做事的精细，真的是精细得令人难以置信。他2009年选调到文昌发射场，这么多年，天天坚持写工作日志。假如，你想知道文昌发射场这一年哪一天做了一些什么事，哪台设备质量如何，哪位领导视察了工地，做了什么指示和决策等等，你不用费心去问别人，就问赵铁山吧！
赵铁山，湖南洞口县人。
国防科大研究生毕业后，赵铁山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从此和发射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從设计、建设、到（大火箭）成功首飞的全过程。从2009年2月25日参加相关工作的培训班起算，到2016年6月25日实现CZ-7火箭暨发射场成功首飞，历时7年零4个月。我担任078工程指挥部工艺质量组组长，和全组其余12名同志一道，驻工程设计研究所参加发射场设计，承担发射塔架、测试厂房等发射场重要建筑物的非标、空调、供电等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60余个设备项目的招标、建设、验收、结算任务，参加CZ-7、CZ-5H火箭暨发射场首飞任务的技术协调与保障工作，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赵铁山整理工作日志时写在前面的一段话。
他每天都做工作日志。每天干了什么，都有记录。日志厚厚的9大本。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大工程，全国都在关注。我要把每天都干了什么，哪些事，当时是谁定的，怎么定的，都要说清楚。就是说，谁对这件事，假如有疑问，我要把它完全复原。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说，当时，哪怕一个电话，通知我干什么，我都有记录。或者是哪个领导定下的事情要去做，怎么做，我也都有记录。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说得清楚。
赵铁山的笔记，做得非常出色，字迹工整，像书写文件一般，几乎看不见涂来改去，页面干干净净。可见他有多认真，多细心，多负责任！
赵铁山是078工程指挥部工艺质量组组长。2010年3月7日，赵铁山命令正式下达078工程指挥部，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发射场的关键单体里面的空调、非标、供配电等设备项目的招标采购、安装调试验收、结算等工作。他任这个组的组长。这个组共13人，他们是：徐果、易哲飞、杨胜、陈彦虎、杨华、郭锐、李晓斌、涂齐勇、向祝强、彭勇勇、赵勇、王才勇。这些人都是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选来的。这些人，大多是他挑选来的，都是些技术干部。这些干部虽然没有机关工作经验，但技术功底特别深厚。可以这么说，空调、非标、供电这些项目，集中了比较强大的技术力量。他们在招标之前，对每个技术项目都认真书写了技术要求。这个要求写完之后，又要汇集设计所、技术部、发射站，等这几方认可后，再同设计图纸一起，拿出去发标，哪个厂家中标后，再投入生产。比如说，我需要五个杯子，必需写清楚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形状，杯子的颜色，你的品牌，必须在哪几个里选，说得非常详细。现在，不论是机关，还是使用单位，对这些设备项目，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些技术干部的特点，就是做事认真，甚至是较真。比如转包现象是不允许的。有一个器件，某厂家自己忙不过来，拿到下面的工厂去生产，被我们的监制人员发现后，只好又拿回去自己生产。”
在赵铁山的工作日志上，我看到了这些派出去的监制名单，他们是：朴世杰、高泽楷、刘书蒙、董易、张再经、吴坤、李强、阳衡东、孙玉良。
这些人里，我只认识张再经。
请在此稍做停留，介绍一下张再经和王光义。
因为，最先给我介绍张再经的，是长征七号的01指挥王光义，他时任发测站副站长。好些人都叫王光义“数字指挥”。听说，王光义脑袋里装满了数据，你要问他什么，张口便能答上来。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
王光义还是“长五”01的备份。“长七”发射的时候，“长五”01是他的备份。报定岗的时候，他们两个01指挥是互备关系。这就是说，万一对方有个什么急事，有人能马上顶上去。
王光义，1999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江西吉安人。
“到这里来是机缘巧合。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当时算是找好了工作。大四的第一学期，和上海一家单位内定的。不料，过完年回学校，不知对方什么原因取消了，就又重新开始找工作。后来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招聘会上，碰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人，感觉很向往。当时，招聘的人跟我说，可能工资不是很高，约束相对大。我说没关系，我们也是农村出来的，能吃苦。就这样签了约。”
王光义在机关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下到基层，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短板”。火箭是一个全新的，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看一些资料，毕竟太有限，资料中的很多疑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问，因为他们的整个队伍也没有人接触过新火箭，也没人打过交道，可以说谁都不认识那“大家伙”。
王光义向组织申请，去北京航天一院学习。
王光义说，那三个月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让他获益匪浅。
王光义还讲了很多精彩的片段。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里就有张再经。
长七火箭的吊装，一开始，不知怎么吊装。研究来研究去，不知研究了多少回。这么个大家伙，要组装起来，特别费劲。吊装工作程序都是新写出来的。这些人全是新手，第一次吊装。其中只有9个人见过火箭，有13个人火箭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怎么办？
面对这么大的家伙，大家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件事。他从来没看见过大火箭。他问我，怎么会呢？吊装有这么难吗？它难在哪里呀？我一下噎住了，是呀，难在哪里呢？它太复杂了，我一下也说不清楚。等这部书出来后，我一定要送他一本，让他看看我们的归零官是怎么解释那个难度的。
王光义说，站里（发射站）是下了功夫建设吊装分队的。文昌的吊装，难度比西昌大多了。而吊装是发射合练的第一步，一定要做好。
再接着说王光义遇到的难题。
这时，安装总队的高工冯忠志说，先弄个模型吧。我会弄这个模型。到时你们再开始编写文书流程。
王光义说太好了。
模型来了后，接下来，就是练习了。从第一个口令，到第一个动作，一步一步往下推。
王光义就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六级士官高泽楷，另一个就是地面营一连的连长张再经。 以前他们做得有多好，我没看见，但這次“长五”的转场，我却亲眼所见，那水平简直了！
第一次见到张再经，就是“长五”转运这天。把“长五”从火箭垂直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从轨道上一寸一寸前移，都得有人指挥。这个指挥员就是张再经。
最最关键点，就是快靠近发射塔架时，不能自动，要靠人工指挥。当它们准确地、分毫不差地停在发射塔架上时，好多围观者，都举手热烈地鼓掌。为什么鼓掌，我先不表。我要先去请教一个问题。
不得不再耗点时间，请发射站长唐功建给我上一课。
唐功建，在发射场干了19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给人一种敦厚踏实的感觉。他要不聪明、不出人头地，我想他的父母都不答应。他的大脑袋里就装了两个发射场——西昌、文昌。所以，发射场上的事，好像没有他解决不了的。每次看见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想象不出他发怒时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见过他在发射十分紧要的关头，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样子。唐功建1994年国防科大毕业后就来到发射场，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一直干到西昌发射站副站长，然后又调到文昌担任发测站的站长。
唐功建的属下，包括“长七”“长五”两个“01”指挥，都对唐功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点都不夸张，连他们站的小司机都告诉我说：唐站长可厉害了，你问他什么事，他都能答上来，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的。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请教唐功建：活动平台不是智能的吗？它为什么不能自动停，还要人工指挥？
唐功建即答：最初的设计是活动发射平台和塔架的距离是1200毫米，后来又提出一个需求，要解决一个问题：新设计了一条液氢的管路，占去了920毫米，于是活动平台和塔架距离只剩200多毫米了，而这个活动发射平台从轨道开过来的惯性，要滑行3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距离太近，不早控制它，这活动发射平台和塔架就得撞上，必须在更远的地方让它滑行，等它停下，再慢慢移过来。
我又问唐功建，你对张再经他们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唐功建笑道：满意！
对唐功建的回答，我也要赞一个！
这时，我们都站在发射场坪上，太阳刚好被高大的发射塔架挡出一片阴凉。所有的人都颇兴奋，刚刚把“长五”像高贵的公主一样，从垂直厂房“迎娶”到发射场。从早上折腾到中午。这一路，不知有多少人为它送行，2.5公里的路，它在轨道上走多快，下面那条路上的人们就走多快。这哪里是特装车运过来的，分明是众人的肩膀给抬过来的！
“长五”大火箭成功转运到发射场后，很多人显得格外兴奋。
还是这一天，有一个人，他在微信里发了一首诗。此人，还去央视一套“开”过“讲”，他“开讲啦”的主题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这是我国最新的一座发射场，也是我国最南端的一座发射场，更是我国第一座滨海发射场……他是个全才，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当然，最精通的还是他的业务，此次担任发射副总指挥；他的脑细胞之发达，“别人一个弯没转过来，他们俩肯定转过去十个弯了”，这是我听到一个年轻技术干部称颂他和唐功建脑袋绝顶聪明时用的比喻。有一次在饭桌上，他讲了一个小时候犯傻的故事：说看人家跳水都头朝下往下扎，他照此模仿，哪曾想老家的小河水浅，一头扎进沙堆里，来了一个“狗啃泥”，头上撞出一个大包。我听完乐了，心想，他的聪明，是不是那次跳水，水神给他悄悄开了智？
还是这一天，我刚转身准备离开时，唐功建却指着一个人说：“王作家，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活动平台的总设计霍建华。”
哦，一个意外的惊喜！
霍建华中等个，戴着安全帽，脸上又架了一副眼镜，给人感觉是个健壮的知识分子。
我赶紧伸手和他握了一下，请他介绍一下设计相关情况。
霍建华介绍说，这么一个大型复杂的设备，集成化很高：机械、电气、液压、供气、低温、控制都一体化，现是国内性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一个发射活动平台。长：27.5米，宽23米，高70米，重2000多吨，包括行走，无机调速，变频调速，运行中都比较平稳。
我们是从无到有。
2006年立项后，开始设计，这一过程很艰难，经过多次反复，方案的设计，单机的研试——因为大火箭的难度增加，其中最难的还是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还要适应大火箭提出新的要求，难度相当大。
以前火箭都是4点支撑，这个是12点调平，控制、测试、精度到系统设计的难度都明显增大。
另外还有整体结构的布局，上面说的几点，还有连接器、防护塔、低温、供气都要集成到上面去，如何保证活动发射台有更大的强度，更好的支撑，都要经过实验去验证，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怎么做实验，去验证它的能力，它的变形量，来满足这些需求。
2008年才完成初样研制。
同年，到12月8日完成试样研制。
2013年9月完成总装和调试。
2014年11月到海南的第一个大型设备进场，就是它。
这个运输也非常不易。从山西公路运输，到天津，再海运到清澜港，又公路运输到发射场，这一路走得非常艰难。那时候路上的运输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
霍建华继续说：已经到2014年9月份了，才完成安装调试，因为到这里还要做各种试验：供气、低温和连接器都要重新调试。到了2015年9月 才参加任务合练。2016年3月份整个合练完成。
“这过程进展顺利吗？”
“遇到一些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调试的问题。”
“举个例子。”
“调平的时候，就遇到困难。在家的时候，做了模拟样机，负载模拟火箭，但实际火箭是比较柔性的，我们这个都是机械的，比较硬，刚度比较大，调试时就有了差异。12点调平怎么能有一个更好的测点？反复研究，这一过程用了三个月，才闯过这道难关。” 霍建华对这个设计还是很满意的。这次，“长五”发射来了60来个人。200多人参与了这个火箭活动平台的研制工作，光设计就有100多人。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看张再经是怎么指挥霍建华他们设计的“胖五”神气地站立在上面的活动平台吧。
张再经举着对话机喊：
“按时就位——25毫米——前行——准备！”
“各就各位——2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这是操作平台里的操作手的声音。
话音落，活动平台微微地移动了一下。
“按时就位——25毫米——前行——准备！”
张再经再次喊叫。
“各就各位——2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
活动平台又向前移动了一点点。
“按时就位——15毫米——前行——准备！”
“各就各位——1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
当最后一次移动后，那个激光红点正好对准一个圆圈的正中间，有人马上惊呼“10.8环！”“10.8环！”
张再经是海南儋州人。个子不高，晒得黑不溜秋的，一看就很精明强干。2007年考入国防科大，2011年毕业后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听说自己的家乡要建发射场，积极报名，2014年4月被批准来到了文昌发射场。
他说，来到这里，没有一条完整的路，住在美兰小学，条件艰苦，但他心里高兴，不仅离家近，还能在家门口，成为新发射场的一名建设者，为她添一块砖，捧一把土，再苦再累心里都是甜的。
张再经说，离家虽近，开车三个来小时，父母见到他很是欢喜。但没过几个小时，父母就开始催他回单位去，说见到面了，大家都很好就好了，你工作忙，还是早点回，不要让领导们为你操心。
不过，张再经不用父母催，也会早早回来。他手下还有40来号人，塔架、勤务、非标设备、航标、特装车，都属他们管辖范围。他们要掌握这些技能，都要跟岗学习，从零开始，质量把控，他必须严格把关。把他们培养成为各个岗位的骨干，是他的职责。
张再经告诉我，他手下每个人都具备开七八种车的能力，既能开卫星车，也能开汽瓶车、吊车，人手少，不然忙不过来。刚开始练习吊装的时候，洋相百出，一会方向错了，一会又撞上了，到今天不出一丝差错，可以想象训练过程付出多少汗水。
张再经说：我们都没见过大火箭，也没开过这么长的车，要把46米长的火箭，从码头运到发射场，想想，都特别难。说真的，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站里把我们派到天津学习，跟着师傅们训练，他们光上理论课不让动车，左右偏差不能超过10厘米。倒车时，让我们上去试一下，而于金伟上去一试，一把就位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信心了！”
后来，他们开箭体运输车，都能一次到位。
张再经说：让我当吊装指挥员，这边也没人干过，还到西昌去看吊装。回来，做了一个模型，就开始又训练。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张再经所带领的是个有战斗力又有协作精神的小团队。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导流槽上拆一张网。我没问这张网的用途，猜它可能是用来保护高空作业以防万一的。马上就要发射了，它不能再待在导流槽里，不然会变成灰烬，所以要拆掉它。拆卸这活就是张再经带着几个小伙子在那里干的。它非常难拆，中间是空的，人不能上去，只能站两边，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就很难拆卸下来。尽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但体现的却是一个团队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不过，话又说回来，哪一次发射不是一个大团队的精诚合作？！
“涂装”还是出现了问题
哦，绕远了，我们再回到赵铁山的办公室，听他耐心解释质量控制的几道程序；简直把我听晕了！一共七道关，从设计到生产，从安装到验收遗留问题再到整改，严得不能再严了！
一是二次深化设计评审。
也就是说，设计单位的圖纸出来后，具体设备是不确定的，哪家厂家中标后，要根据其设备进行二次深化设计。二次设计完成后，图纸又将返回到设计单位、发射场的技术部，还有使用单位发射站，这几家再进行评审，看看你深化设计出来的图纸，是否和我们的设计意图一致。这是第一道关。
二次设计评审通过以后，厂家组织生产。这第二道关，我们要派人员去工厂，进行质量控制。我们所派的人员，尤其是隐蔽工程，比如说涂装，上一道漆做完以后，在下一道漆要上时，必须有我们的质量控制员认可签字以后，下一道工序才能往下走。这是在工厂的质量控制。
生产完了后，要进行出厂验收。这是质量控制的第三道关。出厂验收的这一关，同样是设计单位、技术部总体单位、使用单位一起进行验收。确保不把工厂的问题带到现场，必须在厂内完成整改，一旦发现问题，哪道质量不过关，不能出厂，必须整改完后，再进行验收，然后出厂。
第四道关：设备进场验收安装，再进行一次质量复查。
第五道关：现场安装调试。我们的人员有设计单位的、使用单位的，技术总体单位的监理，组成质量控制小组，进行现场质量把关。安装调试之前，还要对厂家方案进行评审，评审通过之后，才能开始安装调试。
第六道关：竣工验收……
第七道关：遗留问题整改……总之这一道道关把下来后，项目投入运行后，基本没有质量问题。
就在这时，我很不合时宜地请他讲一讲油漆的事情。
他们叫“涂装”。发射塔架上的钢结构做完后，因防腐的需要，要刷油漆。就是这层油漆出了问题。
这不，把得这么严，还是出了质量问题。
按设计的要求，也是严格按国家标准的要求，要刷五层油漆。第一道是底漆，第二第三层是中间漆，第四第五层是面漆。总共是五道工序。
选择的油漆是一个名牌。是国外的名牌，广告上的词，很霸道，说是刷新世界。其中一款产品，说明上还说“重防腐”。但它在海南，没有使用的案例。这就是说，在海南这个特殊的气候环境下，还没机会展示过这个品牌的质地，它在发射场是第一次登台亮相。 可就是这次登台，它把自己牌子给砸了！
它的面漆，刷完后，手轻轻地一撕，就像纸一样撕了下来。本来钢材要做一层厚厚的“皮肤”上去，它却给钢材做了一件“衣服”，完全能剥下来。
声称重防腐，事实连个屁都防不住。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从指挥部组织9次分析评审会记录中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
赵铁山在工作日志上是这样记录的：
2013年2月18日，10个轴系进场，检查发现表面油漆普遍存在可剥离问题。
2月21日，经设计所、太重（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初步认为原因是中间油漆没有干就开始做表面漆，要求涂料供货商××公司立即派人到场共同分析处理。
2月27日组织设计所、技术部、文昌发测站、安装总队、太重公司、沪能公司等各方人员对太重编写的《201#回转平台轴系支座涂层脱落处理方案》进行评审，确定为了不影响工期，安装总队先安装轴系，在塔上重做轴系涂层。
3月5日，两个铰座进场，都存在严重的面漆脱落现象。
3月7日，组织设计所等单位的人员，共同讨论涂装问题处理方案，梳理所用涂装的批次和数量，确定所用涂料样品送检，现场检查问题涂装的厚度和拉力度，在现场搭建施工环境，更换涂料批次后，现场进行涂装面漆处理。
3月8日、9日组织“太重”“沪能”、××公司人员分析涂装问题原因。
3月10日，沪能公司提供了在自己公司完成的交叉对比实验报告，由于实验的环境和“太重”的施工环境不同，要求重做交叉对比实验。
……
3月12日，组织太重、沪能、××公司及沪能外请的三位国内防腐领域专家开会，讨论分析问题，在我一再追问下，××承认3月7日回复函中关于××对该批次涂料复检结果合格的说法是虚假的，承认事实上没有做复检。承认201#涂装涂料主剂中存在絮状物，××解释涂料罐存在双重标签的原因是这些罐子原准备装其他涂料，后来这批涂料急用就重做标签贴上后用于总装这批涂料了，××表态尊重专家意见。
3月13日，我打电话试图核实主剂批号，主剂标识号和固化剂批号、固化剂标识号，先从网上查到××公司的400×××××××客服电话，拨通后被告知应去找800××××××的客服，拨通800××××××的客服后，被告知应去找021-58××××××，拨通021-58××××××被告知应该去找品管部，拨通品管部后，被告知应去问专业人员，并说专业人员不在；核实无果。3月13日下午，组织201#回转平台轴系支座、铰座、油缸支座面漆脱落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案评审会，由11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其中国内涂装领域知名专家5名。
摘录到这，说真的，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难以想象当事者包括赵铁山在处理这个质量问题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素养。赵铁山为了核实一个批号、标识号，他打了多少电话，那还是一个做油漆的知名品牌，出了质量问题，照样不敢担当，照样推三阻四。
我：油漆事件影响到发射场建设工期吗？
赵铁山说：还好，处理比较及时。因为发射场建设“全面开花”，各个项目都在赶进度，每个工作面，不存在闲下来的情况下。这方面受延误时，那方面就赶上来。总体来说，工期还没受太大的影响。
当时的工期都在赶。要赶在2014年底，发射场的大工程项目都要竣工验收。
“2014年9月18日，参加CZ-7火箭/货运飞船发射场合练任务准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这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第一次阵地领导小组会。协调CZ-7火箭地面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计划。”從赵铁山的工作日志中可以看见，“长七”运载火箭合练任务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赵铁山所在组负责发射场工业单位中非标、空调、供电等关键设备项目。他们这个组，可控资金是5.5个亿左右。
大部分中标单位，是国企，还有少量民企。
赵铁山说，我们也就是发射场设备厂家的一个协调员。
赵铁山给我举了一个惊险又紧张的事例。
这件事发生在发射场竣工验收阶段。整个文昌发射场建设告一段落，上级机关正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技术方面是设计所在牵头，总装领导要求第二天早上八点，对发射场的吊车进行专项验收。
明天就该验收205吊车项目了。为了验收顺利过关，生产厂家太重公司头一天便对吊车进行全面检查。不料，有一台吊车原本好好的，检查时，突然失灵了。故障的原因倒是很快找到了，是控制系统一个模块出了问题，只要换下这一块模块，问题就解决了。可厂家手头没有这个模块。生产这一模块的厂家是西门子公司，就是去购买，速递过来，再神速也来不及了。而且，整个海南都找不着这种模块。怎么办？明天8点就要验收。验收通不过，那影响可就大了。会影响到后面的合练任务。
在发射场建设单位中，另有一吊车厂也用这个模块，派人去协调，但协调不下来。原因很微妙，说白了，两家是竞争关系。人家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提供这块模板，就是借用一下也不行。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告诉赵铁山说，作为个人，我可以给，但我给了，我的饭碗回去就保不住，你们理解理解我吧。
话说到这地步，工作就不好往下再做了。但还是不死心，还想再做他的工作。后来再给那负责人打电话时，人家索性把手机都关掉了，电话都不接了。也只能从理解的角度为他着想了。
所有管吊车的人，那一夜都寝食难安。
发射场这么多设备，就找不出一家用这模块的？
深夜，觉也睡不着，赵铁山翻来覆去地想。几乎一夜没合眼，眼睁睁看着窗外一点点白亮，一看时间已到五点，他心里又一紧。这就是说，11月27日已经过去5个多小时，还有两个多小时，如果再找不到模块，这个项目验收就会不通过，那台吊车就不能使用，就不具备11月28日货运飞船进场条件，直接影响“长七”合练任务的顺利进行，后果非常严重。对发射场每个人来说，任务是天，任务是地，他一个工艺组长担得起这个责吗？这时，他又试着给那个厂家负责人打电话，希望他借一下模块，救个急，但手机关机，人家真的是怕丢饭碗呀……正在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有一家空调好像也用这种模块。赵铁山试着打电话问问看，一问，果真有。他一下从床上蹦起来，那个喜出望外，别提多高兴了！天蒙蒙亮，就赶紧派人去取。七点半前终于把模块换好。八点准时迎接验收。
故障排除后，太重公司吊车项目的负责人对赵铁山说：昨晚，我自杀的心都有了。
看看吧，多少人在为中国大火箭操着心？但他们怀揣的是同一个目标：为了中国大火箭腾飞的这一天，操多少心都值！
特殊的“民工”们
他们是一群被称为特殊的“民工”。
说老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比民工还要苦。民工起码比他们自由，累了，想休一天休一天，不想干随时甩手走人。但他们不行。他们得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让你去大戈壁滩，你就得打背包，义无反顾；让你去海岛，你就得装上行囊，不讲条件：出发！
某安装总队杨晓明和雷逢胜对2009年的春节，印象特别深。别人都在欢欢喜喜过年，他们却在大年初一忙得不可开交：装车皮。其实，在我看来，是大搬家，或叫大转移。你想吧，把所有施工用的车辆、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小到锅碗瓢盆、小马扎，还有简易房、帐篷，总之一应俱全，啥都不能落下，统统要装车，到了那边马上要用，决不能缺这缺那，这比搬家还细碎。三个营的人，整整忙乎了三个全天，才大体装完车。他们那个年，跟家人亲友都没能好好聚一聚，不是不想聚，而是没时间聚。他们的家人，好像也习惯了，知道任务来了，不能拖后腿了。有的家属，刚成家，这种日子没过习惯，或许还会抱怨两句，现在连抱怨都懒得了，因为怎么抱怨也留不住人，还不如亲亲热热一团和气把人送走。可以这样说，连他们的家人都习惯了长期分居，日子里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这不，大年初六，满世界都充塞着浓浓的年味，张贴的红对联还是全新的，就是大院也都是张灯结彩的，国家规定的节假日还没休完，而他们却要向新的征程出发了！
指挥长杨晓明伫立在站台上，耳畔刮过阵阵寒风，就像工地上飘扬的旗帜和标语发出的召唤。可不是召唤吗？新的“战场”就等着你们去开辟。三年、五年？还是更久的时间？这在当时，很难估算，毕竟这样一个大工程，不定的因素太多太多，常常是计划不如变化。杨晓明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贴在窗户上，眼睛里充满期待和新奇，总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不过，他一句话都没说，他们也能知道肩上的責任。这个责任，是去建设一座崭新的航天发射场，给中国的大火箭量身定制的文昌发射场！几个重大项目，地标性的建筑，还有发射场里面的路，这些都是他们的任务。他们这么早过去，就是要把图纸上的图，落到地面上去。不难想象，高大雄伟的发射塔架，又要在他们手下诞生！就这样凭空想一想，心都会咚咚地跳起来。前面三座发射场，哪一座发射塔不是他们亲手铸就的？每年新兵入伍，首先要带他们去总队的荣誉室，把整个历史翻看一遍，好好地让他们受一次教育。是的，在执行一项重大工程整装待发前，他们必定要去荣誉室，重温一遍，让兵们在每张老照片和解说词里汲取营养，获取力量。这个时候，经验丰富的老兵会瞬间挺直脊背，新战士单纯的目光会瞬间变得坚毅，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牢牢地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在为国防建设流血流汗……
只要想到这些，杨晓明心里就更亮堂了。他伸出手臂，和车上的兵们招手告别，说：海南见！发射场见！
2009年的大年初六，在汽笛声中，列车载着这批特殊的“民工”们，缓缓驶出北京站台，向着新的征程，向着海南，向着还画在纸上的“发射场”出发了。
但杨晓明和雷逢胜没跟着列车走，他们马上要赶往机场，从空中飞过去。他们手下还有很多人，都一起飞。他们要比这趟列车更早地到达目的地，将在那个海岛上迎候他们的到来。
一个外人，是很难想象这些特殊的“民工”是如何在没有任何后勤生活保障下，把十几顶帐篷像一朵一朵蘑菇样悄然在祖国的最南端支了起来，在满是沼泽、滩涂，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的林子里开始全新的生活。真的很难想象，从此，这里就是他们驻扎的营地，他们的又一个新家。
杨晓明，东北汉子，深邃的目光，潜藏着无穷的力量，一个外人绝对想象不出他经历了多少考验，也很难想象他那一双脚板，为国防工程建设走遍东西南北中，留下了多少印迹。
那天，在总队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杨晓明点燃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听见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远处向我走来：回来很长时间，眼前还是烈日炎炎，兵们扛着水泥，水泥和汗水搅和在一起，满身黑乎乎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个脏兮兮的样子，在我眼前晃动，很长时间，一眨眼就是这个画面，抹都抹不去。我甚至不能去想，他们忍受着高温，在水泥和钢筋中吃力穿行的样子，让人有多心痛……真的……他声音一下小了下来。他的嗓音也浸泡在了湿漉漉的泪水中。
而我们的采访，却刚刚开始。我想，如果一个人的情感不在深处，哪会这样动情？哪会一说起来，就忍不住流泪？我又遇见一个爱兵如子的“兵头儿”了。
杨晓明说，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海南。当地的气温，2月份就到达36摄氏度 。再健壮的身体，都很难吃得消，在这样高温高湿高盐雾下扛水泥、扎钢筋、挖桩基……我们每天早晨6点吃饭，6：30开始上班，晚上7：00吃饭，一天时间几乎都扎在工地上。没有一个兵，叫过一声苦。
杨晓明还说，每天晚上，帐篷里面像蒸笼一样，电风扇呼啦呼啦地转动，呼出来的风，全是热的，热浪里面的气味，你是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热成这样了，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出帐篷，必须穿长裤。
“为什么？”我不解了，因为海南的气候，穿长裤是会热死人的。
杨晓明说，因为，有一所小学在附近。
“哦。”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那么热的天，穿运动短裤怎么不可以？
他说，我们规定不可以。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要求：不能影响学校上课。为了这个‘不影响’，又多出好多规定：车不能进学校，因为，车一发动，发动机就会带去响声；人不能大声喧哗，要他们尽量不出声。”
杨晓明说，即使这样，还是有了一个小插曲：告状信。
这让我瞪大了眼睛。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搭好帐篷驻扎进去后不久。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那封告状信，还觉得问题挺严重的。”
“告状信什么内容？”
“说我们影响了孩子们上课。”
我知道，当地的老百姓非常重视文化教育。
杨晓明说，这封告状信，一家伙寄到了海南日报社。海南日报社派记者下来调查此事。
记者首先找到了学校的校长。校长告诉记者说，的确是有影响。但他们的影响都是正面，不是负面的。一早，他们悄悄起床，把操场、厕所全打扫干净了。自他们进驻以来，学校周边环境干净多了。他们还和我们学校结下深厚的友谊。
校长还说，他们纪律很严。吃饭不许说话，走路不许大声喧哗。这么热的天，他们出帐篷必须穿长裤。从工地下班回来，车停在外面，从不靠近学校，害怕车上的发动机响和刹车声太响，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他们都是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出去。他们的内务，非常整齐。他们的工具，就放在学校里面，平时，我们上课，他们从来不进来拿东西，要拿，也是大清早去拿。
校长还告诉记者：你看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每个人晒得脱了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吃苦的精神，还看到了严明的纪律。他们什么时候都是正正规规的，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说，还有一位老师，给你们写过一首诗？你还记得诗的内容吗？”我问杨晓明。
“是的。她是校长的夫人，姓潘。潘老师用很朴实的语言，给我们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椰树下的帐篷》，抄在学校的黑板上。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你可以找康璐，她那里可能能找到。”
康璐是总队宣传科安全官，也是我的小文友。后来，她从微信里把潘老师的诗发给了我：
学校里驻扎着一支特殊的“民工”，
那绿色帐篷就掩映在椰树丛中，
视驻地为故乡，
把百姓当亲人。
我们欣赏，我们感动，
爱你好比海阔天空，
祝你早日完成那神圣使命！
不论这是不是诗，不论这诗写得水平如何，可在总队官兵的眼里，它是世上最棒的贊美诗。
通过记者一番调查，告状信变成了表扬信。
在总队，另一个人也跟我提到告状信的事。他是杨晓明的好帮手雷逢胜。他俩都是第二任078指挥长张平介绍给我的。
雷逢胜，原是总队的工程师，后提升为副指挥长。我只记得雷逢胜皮肤黝黑，长得结实，一副憨厚的模样。
雷逢胜说，2月9号，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挖开了第一锹土。这一锹挖下去，就意味着一场硬仗打响了！
刚进发射场时，主要的工作是三通一平，白天去放线，把地面中线、边线画出来，把画在图纸上的路，要放在地面上去。第一天，余建秋带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第二天，在一片椰子林里，又一次迷路。钻进丛林里，就是头顶着太阳，也迷失方向，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回来的路。如遇到老百姓种的地，青苗决不能动。还不能破坏地上的庄稼，要绕过去。椰子树，也不能砍。遇到密丛，就用刀劈一劈。像董福民、陈景顺、张澍良、赵阔他们几个业务骨干非常辛苦。林子里面野菠萝长得很大，身上全是刺，穿着衣服，也能把皮肤扎得生疼；还有蚂蚁，树上一晃，全掉身上，还有毒，咬得身上皮肤又红又肿。整个发射场都要放线。放好线，才能往前走。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很费劲。
费点劲，都没啥，就怕遇见意想不到的险情。
“那你们遇见过吗？”
雷逢胜说，刚到文昌没多久，就遇上了。有一天，也是放线，我们三个人差点陷入沼泽。那天，余建秋打头，先一脚下去，半个身子就进去了，后面的周湘虎一看情形不对，马上去拉他，不但没拉上来，一条腿又陷了进去；我在后面，也慌了，想过去帮他们一把，刚拉住周的手，一下又滑了进去。那天，真的好险啊！我们三个人差点全部牺牲。要不是附近的那几个战友及时赶来救援，可能就被沼泽一口吃掉了……
余建秋和周湘虎也跟我说起过陷进沼泽的事。这次，雷逢胜的讲述，还是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三人中，就雷逢胜让我感到有些陌生。真是对不起，我即使坐在电脑前，盘着腿，手指不断地敲打键盘，唯独没听他的录音，因为我记得他讲的事，印象还挺深，只是想不起他清晰的模样了。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他们从文昌发射场撤场后，稍作休整，又辗转到北京的航天城承建另一个工程。他在那里负责整个项目。我是在航天城工棚里找到他的，在他工作的简易板房里采访了他。就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我真不记得他的长相了，只记得他中等个，脸上的皮肤，全是紫外线留下的痕迹，还记得他是河南鹤壁人。1972年9月出生。1993年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来到安装总队。他最早接触的工程就是载人航天，他说，那个工程也是从第一锹土开始到最后圆满收工。当时，他的儿子雷越舒出生不到一岁半，等他工程完工从戈壁滩回来，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
对指挥长杨晓明的采访，也很玄乎。要是晚一天打电话联系，可能采访他的计划就要泡汤，抑或不会这么顺利。他本人并不在北京，他已去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承建另一个新工程项目，这次被总队召回，是参加干部测评还是开一个什么会？我正好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告知会一结束，便要赶回工地，只有开会前还有点空档。
我是匆匆赶过去的。
因为，杨晓明是我必须采访的人。有好几个人都向我推荐他。我要不采访杨晓明，将是我的损失，也是这本书的损失。有一位领导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杨晓明，就没有文昌发射场。”“没有安装总队，我们将一事无成。所有临时的活，修路、通电、通水、挖桩、技术阵地的路，供电、消防等等，都是他们干的！再加两个发射工位！” 这是078工程指挥部第二任指挥长张平说的，“我们把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总队。每个任务，他们都完成得特别好！这是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吃苦又能打硬仗的部队！”可见安装总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仓促了一些，但他还是给我讲述了记忆中几个难忘的故事小片段。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当时，张平是078工程副指挥长，王维昌升任走后，他接任指挥长。
张平说，他这一辈子很幸运，幸运在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他永远记住改变他命运的这个日子：1972年12月5日。
这是他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日子。到了部队，新兵连军训一结束，他被分到司令部工程队。从此，便和工程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三年后，他又幸运地到了东南大学这座高等学府深造，学的还是工程设计。三年学业完成后，他又回到司令部工程科当了计划部助理。1979年又调到了使他视野大开的总部机关工程局。还真像他本人说的一样，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和工程项目形影不离。30年后，他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同的是，他已从一名普通工作者，变成一位高层领导者。
这就是张平的人生简历。简单到用工程两个字就能概括。
他把一生只干好一件事，当作人生的目标，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人生境界，很多人的失败，就在于不断犯熊瞎子掰苞米的错误，最后一事无成。而张平只干一件事的专注，颇有一种“禅悟”的味道。听他讲自己的人生时，我不禁时时会想起军队著名作家周涛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我想，张平如遇周涛，一定会有所见略同惺惺相惜的感觉。
早些年，我就认识了他。那时我们是一个工作组的成员，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卫星发射任务。他慈眉善目，热心助人，性格耿直，和他说话不用绕弯子，完全一副老大哥的风范。在饭桌上，他却让我吃了一惊：不吃荤，只吃素。我以为他是佛教徒。没问呢，他的话打消了我的疑问。他说，从小到现在，没吃过带眼睛的东西。我查了一下，这种生理特质，有个学名，叫“胎里素”。有这种特质的人，一般都能够专注于某件事，心无旁骛。看来，张平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又想，假如让他上战场怎么办？可你看他平常的为人做派，行动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走起路来挺胸拔背，绝对是个标准的军人。尤其是他的发型：小平头，大概就像他从事的职业一样，一辈子没改变过。这样的人，你还用怀疑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吗？
“我第二件幸运的事，就是参与文昌发射场的建设。从2002年（论证）就开始参与。之前海南省和航天部联合给人大提案，要省里自己出钱建文昌发射场。1997年、1998年提案转到我们这边。当时首长说：我们没有这需要。后来的事情就有点‘顶’不住了，一位副部长指示：那我们就接过来论证吧。这就到了2002年，总装（备部）机关正式组织人员开始论证。我也荣幸地参与了论证。我当时是工程局副局长。原来是作试局组织论证。2007年8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后，转到工程局。我组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写。
“2008年完成了科研报告。2009年6月份，我的命令就下到西昌，参与组织发射场的建设。我从论证到组织科研报告到参与发射场建设，幸运就幸运在能在机关参与论证和科研报告，又能到一线参加建设。这三个过程，我一个都没落下。我一生都在搞工程，又能参与完整的这么一个重大工程，你说我有多幸运！”
2009年7月6日到西昌，7月29日到海南。这些日期张平记得很清楚。他是到海南过的“八一”。担任中心副总师，指挥部副主任，负责技术工作。
张平說：“2011年10月，中心在成都开了一个会议，总结文昌发射场建设，我初步提出了‘划分阶段’。2009年：准备阶段，叫准备之年。指挥部进入，施工队考察，人员的培训，征地工作的协调。当然，征地工作一直伴随到工程的最后——这实在没有办法快起来。我一边督促图纸设计，一边积极承办开工典礼。9月24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这是象征性的开工，要再不开工，没法给全国人民和海南省一个交代。这是我提出的：准备之年。”
“2010年是开局之年：标志是长征五号垂直测试厂房正式开工。到了5月份，开局之年，我们又遇到了困难。也可以说是挫折。我们满怀信心要把开局之年搞好，桩基础却出了质量问题。在078工程指挥部总结时说的是遇到挫折。海南发射场区域地质情况太复杂，设计所按要求进行地质情况勘查，其中还增加了一些项目，就这样也没能摸清下面的地质情况。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岩石的情况在图纸上描绘的从北到南是个斜面，其实它不是斜面，而是高低起伏，最浅的地方5米就能挖到岩石，最深的地方18米也没能挖到岩石。（注：桩基一定要打到岩石上面。）在施工中，指挥部还是很重视的，因为第一个项目：人工挖桩，精力高度集中，人员调配也是最强的。但结果还是经验不足，在人工桩浇筑混凝土时出现了质量问题，有的地方强度不够，大概有7、8根桩质量不过关。按照工程标准，这就是质量问题。当时，指挥部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我负责工程，压力更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设计所商量，也请教了上海一些专家，用高压注浆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总算把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弥补了质量上的缺陷。总装和中心领导认为，这是质量事故。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出了质量问题，肯定是我们管理上有漏洞，进行仔细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浇筑过程中下大雨；另是在18米多深的桩孔内浇筑混凝土，容易出现离析现象，也就是说，浇筑中水泥砂浆与石子分离了，它们自己分开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现场控制不严，监督、把关、措施和管理不到位，再加上自然环境——下雨，不利于施工。当时，压力真的很大。党委书记找我们每个人谈话，要处分一些人。我跟孙书记说：要处分就处分我，我是负责技术的领导，下面人我建议不处分。为什么？我们的工程刚刚开始，先损兵折将，将来的工作怎么开展？我觉得，有时出现问题，不完全是责任心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经验不足，就会犯错，这么大一个工程，也需要试错。”
说到这，张平的声音像涨潮的海水，起伏跌宕，滔飞浪卷，让人感觉有一股冲击力，也让人心境难平…… 其实，在开局之年这一巨大工程没打响前，张平曾向总部机关提出建议，不要马上上重大工程，先上小工程，让大家先“练练兵”。如果说这是张平对工程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多年积累的经验，更何况078工程指挥部不论是计划组、工艺组还是施工组的成员，大都没有做过大工程，还有好些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书本，还没来得及消化，就上大工程不合适，应该先上小工程，让他们练一练手。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实现，总装机关从全局考虑确定先建设重要工业项目。这也是因为建设任务太重，钱又太少，时间表上根本安排不过来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局之年，受点挫折，也是坏事变好事，因为挫折，给每个建设者敲响了警钟。
这一段写完之后，我在“罗胖60秒”里听到：试错的收益。很受启发。罗振宇说试错不是成本，在外表看来是失败，但是从内部看，凝聚了团队的意识，其实是巨大的收益。他还说，永远不要怕团队犯错！这不是犯错，是“密封”。“密封”什么意思？就像一架蒸汽机，要想运转，必须得有橡胶做的密封圈，才能把产生的能量约束和集中起来，用到对的地方。
听完他试错的收益，我马上联想到张平讲的“试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也是文昌航天發射场建设过程中的一次真正的“密封”，张平在心里也就不用再纠结这件事了！
谁来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
发射场一期的道路都是安装总队完成的。雷逢胜说，2月9日第一锹土开挖后，大部分人员都在主攻这条路。到3月15日，第一期4公里的主干道修通了。
我在文昌发射场每天晚饭后，从801出发，往508方向，走3公里的宽阔马路，就是他们修筑的。后来，这条路取名：航天路。傍晚，若不下雨，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快走，不知多少双脚和这条路亲密接触过，但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一边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一边和“走友”聊着天，绝对想不起修路者是谁？他们现在何方？是的，我们怎么会去关心他们？他们就像这条路里面的铺路石，不会被人想起，也不会被人看见，永远默默无闻。
但我听到过——不知谁说过一嘴：这些路，修的质量超棒！不论下大暴雨，还是重力碾压，都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雷逢胜说，是的。路修好的第四天，下了一场大暴雨，只有二处被水冲坏，它经受了考验。
我听第二任指挥长张平说，把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你们总队。你说一说，哪些是“急、难、险、重”的任务？
雷逢胜用了两秒钟搜索：第一件应该是650套安置房。
2009年5月1日，文昌市政府正在发愁，移民安置房建设的进程推进太慢了，有600多套房子还在图纸上，没办法落地。这安置房的建设工期，实在太拖拉，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搬迁。如果他们不搬迁，势必要影响发射场的建设。他们希望得到部队的援助。
这个急、重的任务，便落到我们总队的头上。我们没推辞，也不能推辞，义不容辞地把任务接了过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龙楼镇开工了。
总队还特意新建了一个水泥搅拌站。
雷逢胜说，我们去工地了解施工情况的时候，一下就找到进度慢的根源是：稀缺的混凝土。由于本地不生产混凝土，要去外面运，而这个运输过程相当误事。如果我们承建的这650套房子，也要从外面去运混凝土，进展照样快不起来。想要快，必须先解决混凝土的问题。650套房子需要多少混凝土？从外面来来回回运输，成本也吃不消啊；光是运输要投入多少车辆和人力？而且这也太受限制了，时间上也耗不起，发射场建设的后续任务一旦上马，我们的人手也腾不出来了，那就更糟糕了。另外，发射场一旦开工，也需要大量混凝土。于是，我们总队的工程师们坐下商议，决定自己建一个搅拌站，解决混凝土问题。
用了40天时间，搅拌站就建好了。
这40天是什么概念？设备要订货，材料配比要做试验，40天时间能建好一个搅拌站，已相当神速了。它的好处是，发射场开工后，搅拌站也能出大力。后来，火箭垂直厂房、两个发射工位、701、801协作楼都用我们总队的混凝土，不仅质量好，价格低廉，还从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龙楼560套安置房的建设，我们只用了一年半时间，按期完工。
巧的是，发射场建设的蓝图规划也在这时候出台了。
后来，再遇到的“急、难、险、重”的活，要数502的人工挖孔桩。
原是地方工程队干的，但501出了质量问题后，张平指挥长又提议把这个硬任务，交给了我们总队。
关于人工挖孔桩，我先要打住。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第二任指挥长张平，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总队，就一目了然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插进一段王春的采访。
因为，王春是501、502、503的现场代表。
你在508，面朝东南，目光不要停留在发射塔架上，往回收，你就能看见501、502、503厂房。从508俯瞰，那一片蓝色的建筑，并不高，感觉像个板房。其实，是视觉上的偏差。走到近前，它是一处雄伟高大的建筑。
特别要提醒的是：就是501厂房的大门，是非标大门，设计重量585451公斤，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大门。工艺组组长赵铁山告诉我：建得也很艰难。门的重量太重，尺寸也很大，门高就有81米。这么大个家伙上去后，要保持不变形，要正常驱动，打开，关闭，密封，都是很难做到的。它是重工集团武昌船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
如果有机会去文昌发射场参观，这个亚洲最大的大门，也是一道景观，请不要错过哈！
提到501、502、503厂房，先听一听王春的介绍吧，我们也就知道他们身上的任务有多艰巨了。
这三个厂房分别是两个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和一个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 这三个厂房，由两个施工单位承建。厂房设计时就要求非常高，厂房的特点也可用一个字表达：高。是甲级建筑，里面的钢筋非常的密。这给浇筑混凝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400—600mm厚的墙体，里面的钢筋密密麻麻，把混凝土倒进去，非常麻烦。有时，混凝土倒进去了，下不去，这就是给质量安全带来隐患，也很容易出现“狗洞”现象，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不可逆转，连弥补都不能弥补，必须整个混凝土敲掉重来，如果真这样，麻烦就大了，对结构伤害很大，代价也很大。所以，各级领导要求，浇筑时，现场代表必须盯在现场。打混凝土一般都在晚上打，只要打上，人和机器都不能停，一直要浇筑下去，直到规定的位置才能停止。
最长的一次浇筑进行了两夜一天。
当时，航天路没修好，车都从很差的老路上走，最害怕也最担心的就是路上堵车。
但这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辆装载混凝土的罐车，堵在路上过不来。这是路上出了一起车祸，装载车又高又长，路又窄，自然路被堵得死死的。工地这边只能干着急，眼看着快不行了，从另一个地方借了一车混凝土，慢慢地在界面上浇着，一边浇，一边等。因为不能停，一停，混凝土就凝结了，还会出现裂缝，这是绝對不允许的，不然就成了施工质量问题。
王春说，每次浇筑我都会特别担心类似的情况发生。也是每次浇筑，都要事先和当地的交警协调，得到他们的配合后，万一路况发生意外，希望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保证装载车一路畅行。
第二个技术难题是：“高支模”，即高大模板支撑。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打房梁。那么高大的火箭，要在厂房笔直地站起来，你想，要多高的房子才能装得下它呢？厂房有100米高，高支模是43米，如果它像普通房子那样，一层一层上去，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房子里面全是空的，要支这个模板，很困难，要么从地面上，一直支上去，要么想其他的办法。他们采取的支模的办法是直接在上面支钢梁，在预埋的钢梁上做支模，从地面一直支上去，43米高，危险性非常大。文昌的天气特别，腐蚀很大，脚手架放在外面一年半载，就腐蚀倒塌。还好，这两家施工单位对钢结构的施工技术都很过硬，方案做得也比较好。你想，要在90米高度，来做钢架，施工难度之大，完全可以想象。
再就是桩基——这就是人工挖桩基了。
这也是上面张平指挥长和雷逢胜提到的人工挖桩基。
设计上要求：人工挖。1.1米的直径，有的桩基深度要到20多米，最浅的也要12米，平均下来就是十五六米，有七八层楼高。为什么会有深浅不一？这是因为桩基必须要挖到岩石为止，这样的桩基才坚实可靠。每三个人负责一个桩，一天只能挖两三米。挖这种桩基，很危险。因为挖这种桩基出过很多伤亡事故。一旦发生塌方，人是不可救的，几乎一眨眼的时间就什么都没了。你在上面看着，也会提心吊胆。这种人工挖桩，设计上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许爆破，怕爆破影响地基的坚固性。人工挖桩的难度实在很大，进程也很慢。这些桩基，任务艰巨，风险大。后来，出了问题，我们再也不敢把这任务交给地方施工队的工人干了，特意交给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安装总队。所以，每个桩基都是安装总队官兵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每个桩基里都流淌着官兵们的辛劳和汗水……
从王春的讲述中，我们已经清楚人工挖桩是怎么回事了。但，需要补充的是，501桩基出现质量问题后，078工程指挥部才把502人工挖孔桩交给了总队。
我们再回到前面对雷逢胜的采访。
“我们接不接？还有，两个发射工位的导流槽已经开挖了，我们的人员非常紧张。加上地质情况不熟。这任务就变得十分艰巨。”
“那你们接了吗？”
“接了。张平指挥长要交给总队，我们不能不接。216根桩基，从3月份开挖，一直到9月份才完成任务。其间，遇到过游泥——就是稀泥巴，挖机都陷进去。基坑里还要做止水帷幕。”
——止水帷幕又是个概念。雷逢胜告诉我，其实把它理解成防水墙就好了。
后面的导流槽，止水帷幕给他们出了一个大大大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实在太大了！
写到这，我的思绪有些混乱，不知为什么，又一次想起张平指挥长提到的处分一事，便再次问他：那次有人受处分吗？
张平喝了一口水，又给我讲述了这件事：
孙书记分别找我们几个领导谈话、开会。我坚决要求，要处分就处分我，不能处分下面的人，不能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工程刚刚开始。孙书记听进去了，便说：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总结工作中的不足。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也是给我们鼓励为主。
我们总结了经验，在后来的桩基上没有出现质量问题。
火箭还在设计中，有些技术问题不能固化，我们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是典型的“三边”工程。所以，设计所的图纸完不成，我们现场没办法去做招标工作，但“后线”（指完成工程任务的时间）又给我们卡死了。当时，我在指挥部提出，502（长征七号火箭测试厂房）、102（长征七号火箭发射工位）的桩基开挖直接交给安装总队，采取议标的方式，也就是先干，后议。我说服了王维昌指挥长和中心危志刚书记，他们同意了。但还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必须同意，总装机关必须同意。
这时候，我就有点生病的感觉，刚好总装首长带着工作组来工地检查工作。
我对生病没经验。我很少生病，就觉得胃里难受。但奇怪的是不影响吃饭。王维昌指挥长可能看出我有什么不对，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饭也能吃，就是不舒服。那时，胃里已经出血了。
总装首长带着工作组到工地检查。我陪着去501，下到坑下面，下去还没事，上来就很费劲了。
接着，总装首长要听汇报，便去了101，先听安装总队的汇报，他们汇报结束后，我就提出两个项目按议标的方式进行。首长确认这事后，指示加快工程建设。因为这次决策的正确，使得施工进度提前了半年完成。否则，按正常招标的话，就抢不出这个时间。 这个会开完后，又到海南省去汇报。晚上吃完饭回到宿舍休息，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王维昌指挥长和刘医生到我房间，看我蜷曲在床上，说：你得赶紧去看医生。
到了文昌县医院，人家一看这情况，说，肯定是胃出血或十二指肠出血，很危险，我们不检查了，用救护车直接送解放军医院吧。
我没用救护车，还是坐自己的车去了187医院。
一验血，血色素降到7.3。男性正常值应是13～18g/dL。医生说，你必须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没有血。指挥部听说这一消息，马上组织人员献血，大家都积极踊跃给我输血。我输了三个人的血。这让我非常感动。感动的是组织对我的关怀，同志们给我输的血。当时，住院时，我跟他们说，不要向中心报告，不要让他们担心。他们听了我的，就没汇报。他们为此还挨了中心孙书记的批评，说：一个领导快要死了，你们不报告，承担得起责任吗？
我住了半个月医院。最终301得出结论，是十二指肠出血。
说真的，501出了问题后，我的压力特别大。后来，又制定了一套措施，加强监督力度和协调机制。
只要指挥部没会议，我就到现场去。有一天，是安装总队浇筑502桩基混凝土，晚上待到一点多。这还受到上级机关首长的表扬。这是我应该做的，501出了问题，502不能再出了，如再出什么事，把我浇进混凝土里我也承担不起责任。这责任，交到你手里，你就得担当起来，不能再有闪失了。
这次502桩基浇筑很顺利。
张平指挥长在文昌发射场工作了三年零一个月。这三年，是创业的起步阶段，非常艰苦。发射场的有些道路，是他们组织手下的人员修出来的。他们顶着“三高”，还有紫外线强烈的照射——如果两三个小时你的皮肤不暴皮，四个小时，绝对暴皮。有些人把胳膊和脸，暴露在日光下，能一层一层剥落下来，像烤焦的番薯一样。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气候，也给现场施工的进度带来很大的影响。
再就是因为资金的短缺。有些道路，是真的没钱修，只能自己去修。車辆方面缺乏，就找安装总队杨晓明副总队长支援。张平说，这样的大型活动，他和范副书记组织过两次。
有一次，正好南京某大学教授带着学生到安装总队实习，从那路过，他们以为张平和范书记都是民工。到了晚上，在饭桌上，那位教授才知道他们俩何许人也，好一番感慨！
张平的好脾性也是出了名。有人告诉我，这位首长从来不骂人，还要求下属们对待施工单位不能态度粗暴，不要骂骂咧咧，有理讲理，有问题说问题。在采访中，我向他求证。他说：“我们和施工方，永远是矛盾的。他想多挣点钱，我们想多省点钱；他想偷工减料，我们想把好质量关。这种矛盾，就看你怎么组织协调，处理好这种关系。”
张平也承认，文昌发射场这个项目，施工单位的确很难挣到钱。因为经费控制很严格，招标又是最低价竞标，施工环境又艰苦。就说挖桩基的那些民工吧，他们干着干着就跑了。桩基，直径1米，深度要挖到岩石为止，一个人在下面挖，一个人在上面拉。想想看，十几米深，人待在下面，那是什么感觉？你不去经历，很难想象人家那种苦，好多人因为吃不了这种苦，真的是干着干着人就不见了。后来，只能交给安装总队干。
“安装总队的官兵们确实是好样的！”
张平还说，安装总队的杨晓明副总队长，是做出巨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杨晓明，文昌发射场就不会进展这么快！
“哦，为什么？”
张平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导流槽。
导流槽施工遇到拦路虎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是这样介绍导流槽的：
导流槽就是火箭点火时看见“轰”一下喷出火焰的那个位置。
这个导流槽有别于其他三个发射场的导流槽。
对导流槽的要求非常高，它首先要耐得住2300摄氏度高温的燃烧，那么，这就要求导流槽的面层耐火混凝土要特别耐烧，耐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导流槽的设计，因为导热要快，设计者们为它设计了一个锥形体；也不能用普通的混凝土，用的是白刚玉，这种混凝土还专门为它研制了两年的时间；再就是喷水系统。设计者为了让2000多摄氏度迅速降温，除了导流槽的外形设计要突破，还要求提前两秒钟开始喷水，就是嘀嗒一下，21.7吨的水，哗的一下就下来。也就是说，火箭点火以后，它的温度首先要通过水来降温。这个水的高位水箱放在哪里？设计者们将它搁在发射塔的顶部。也就是说，发射塔架的顶部装了一个550吨的高位水箱。这个设计也是一项创新。高位水箱里的水，提前两秒钟，两边通过1.8米的管道，到发射台上，下面通过一级喷水、二级喷水、进行分流，水冲下来以后，边上有60根的管子往下喷。
第四任指挥长说，我们这个发射塔上的水箱和国外的发射场不同，国外是在塔架三百米远的地方建个水塔，然后把水引过来，进行喷水。而我们文昌发射场是直接放在塔架的顶部。这是我去国外几个发射场后提出的。为什么呢？因为文昌发射场是发射塔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而国外是钢结构。这个水箱放上去以后出风口结构受力起到优化作用，等于水塔和勤务塔合而为一，这效果非常好。通过这三方面，把2000度气流进行逐一的分流，确保火箭点火起飞以后，火箭自身不被烧坏，对发射台和导流槽也起到保护的作用。
这就是导流槽整个系统。
1号工位的导流槽上，还加了两堵墙。现在，那里成了一道漂亮的景观，参观者到了这里都会停下脚步，举起相机，留影纪念。
可是，就是这道漂亮的景观，施工时遇到了几个大难题。
雷逢胜和杨晓明分别告诉我，这两个工位施工时都遇到很多难点，它们都很难突破。
首先，岩石爆破，难度相当大，大就大在要把震波降到最低，不然，震波会影响到发射场内的地下结构。光是爆破的石方，就有12万方，要是把它们一块一块摆放，能摆120公里长，相当于绕北京四环路两圈。
但这个难度，解决起来还算容易些，难度更大的还是导流槽的止水问题。
导流槽要挖25米深。它离海岸线只有800米，按正常人的步履只有7分钟时间，也就是说，走上7分钟，就到海边了。看海景可以，但要挖导流槽，宽110米，长140米，地基和海水几乎相连在一起，一锹下去，水就往上来。12米以上，全是沙土，水透性太好了。这给施工带来一大难题，就是止水；再就是文昌地处台风多发地区，热带风暴频频来袭，又带来大量的降水，这让施工难上加难。而且，沙，具有流动性，它带来的风险，也是无法估量的。弄不好，海水有可能倒灌进来。
如何止水成了当务之急。
怎么解决？
这把总指挥和工程师们全难住了，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
解决不了止水问题，整个项目建设就得停下来。停下来，就要耽误工期。可总部给他们下达的任务非常重，特别是时间要求非常紧。
有个老兵告诉我，我们对海岛的气候、环境、地质、地貌太陌生了，它们跟内陆几乎不一样，以往的经验，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本来，一开始，发射场建设的方案是先上民用和基础设施，也就是把通常的吃、住、行、水、电、通信等这些有了保障后，再上工业设施，也就是导流槽这些重大项目。这样的好处是，用小型的项目，让我们熟悉一下当地的地质情况，达到练兵的目的。但总部把这个方案给否了，要先上工业设施，再后建民用基础设施。这就等于我们失去了“练兵”的机会，特别是对地质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中遇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经验可参照，只能摸索着前行，小问题好解决，像止水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全都傻眼了。
上述这一观点，和干了一辈子工程的张平指挥长的建议不谋而合。
但事情已成这样，再去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两个发射工位的建设，是总队的重中之重。止水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工程都得停下来。杨曉明说，停一天工，时针都变成鞭子样抽打过来，好些人都急得上火，到处找降火药吃。
怎么办？
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赶紧走访止水专家和当地有经验的专家，向他们取经。但他们给出的方案，就是钢筋水泥土围一圈，叫咬合桩，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止水办法。这办法好是好，但造价太高，得用钱去堆，而他们预算里没那么多钱。按这个方案，可能半个止水都做不下来，钱就花光了。
请示上级，能不能再要到一点钱。
答复是：我们也没办法把钱变出来。
上级变不出钱来做咬合桩，他们做下级的就应该变，不是变钱，得变思路。
这个思路，既要有咬合桩的止水性能，又不能像咬合桩那样堆钱。
你们想去吧！
怎么办？怎么办？
无形的压力，压到杨晓明头上，每过一分钟，重量都在增加。带领技术专家解决施工中的难题，是他这个总指挥长职责的一部分。每天，闹心得连觉都睡不着，嘴边燎起一层水泡。
工程师们个个心急如焚，会议室的墙上挂着的工程计划进度表，他们看见它，头就耷拉下来，好像惭愧似的。
还有的人做梦都在想方案，半夜腾地从床上跳起来。
在此，摘录总队宣传科干事康璐写的一段话：“工程师们看着会议室墙壁上的工程进度表，急在心头。如果没有有效的止水方案，下一步施工根本无法进行。坑基止水施工的成败，决定了整个发射工位的施工进度，甚至影响着整个发射场的建设进程。”
“那些日子，寻找到最佳方案，成了工程师们每天吃饭睡觉都在思虑的事情，有时候在梦里都会冒出一些点子。”
从短短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日思夜想，这要牺牲多少脑细胞啊？谁能看见他们哪个脑海里智慧的星光在闪烁？
终于，有一天，有位工程师提出一个方案，他说话的声音弱弱的，像是征得大家的支持：我想用三轴搅拌桩和高压旋喷桩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试一试效果。
这没有过先例。这个方案钱倒是省了，可安全系数又怎样呢？这个谁的心里都没底啊！
尽管心里没底，但大家还是同意了。他们个个都鼓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冒着风险也要去尝试。
大概是考虑到风险，所以就格外小心，把方方面面工作都做得特别细致，每个细节都是考虑了再考虑，计算了再计算，总之是慎之又慎。他们也不知做了多少次论证和试验，最终创造了深搅旋喷组合桩新型止水帷幕结构体系，有效阻隔了大量高压地下水向基坑的渗入。
他们成功了！
成功地解决了沿海深基坑止水的难题！
原来这还是一项发明！
后来，他们还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尽管止水问题解决了，但这两个发射工位的工期，还是被延误了一段时间。延误的原因不是止水问题，而是油漆出了问题。
这又是一种新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大火箭付出：值！
有关油漆的问题，发射场有一个人特别清楚。
他就是赵铁山。
我是在清澜901他的办公室见到了赵铁山。
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可见他是个讲究整洁的人。
在他的身上，更是看见了一个技术干部做事的精细，真的是精细得令人难以置信。他2009年选调到文昌发射场，这么多年，天天坚持写工作日志。假如，你想知道文昌发射场这一年哪一天做了一些什么事，哪台设备质量如何，哪位领导视察了工地，做了什么指示和决策等等，你不用费心去问别人，就问赵铁山吧！
赵铁山，湖南洞口县人。
国防科大研究生毕业后，赵铁山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从此和发射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從设计、建设、到（大火箭）成功首飞的全过程。从2009年2月25日参加相关工作的培训班起算，到2016年6月25日实现CZ-7火箭暨发射场成功首飞，历时7年零4个月。我担任078工程指挥部工艺质量组组长，和全组其余12名同志一道，驻工程设计研究所参加发射场设计，承担发射塔架、测试厂房等发射场重要建筑物的非标、空调、供电等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60余个设备项目的招标、建设、验收、结算任务，参加CZ-7、CZ-5H火箭暨发射场首飞任务的技术协调与保障工作，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赵铁山整理工作日志时写在前面的一段话。
他每天都做工作日志。每天干了什么，都有记录。日志厚厚的9大本。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大工程，全国都在关注。我要把每天都干了什么，哪些事，当时是谁定的，怎么定的，都要说清楚。就是说，谁对这件事，假如有疑问，我要把它完全复原。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说，当时，哪怕一个电话，通知我干什么，我都有记录。或者是哪个领导定下的事情要去做，怎么做，我也都有记录。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说得清楚。
赵铁山的笔记，做得非常出色，字迹工整，像书写文件一般，几乎看不见涂来改去，页面干干净净。可见他有多认真，多细心，多负责任！
赵铁山是078工程指挥部工艺质量组组长。2010年3月7日，赵铁山命令正式下达078工程指挥部，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发射场的关键单体里面的空调、非标、供配电等设备项目的招标采购、安装调试验收、结算等工作。他任这个组的组长。这个组共13人，他们是：徐果、易哲飞、杨胜、陈彦虎、杨华、郭锐、李晓斌、涂齐勇、向祝强、彭勇勇、赵勇、王才勇。这些人都是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选来的。这些人，大多是他挑选来的，都是些技术干部。这些干部虽然没有机关工作经验，但技术功底特别深厚。可以这么说，空调、非标、供电这些项目，集中了比较强大的技术力量。他们在招标之前，对每个技术项目都认真书写了技术要求。这个要求写完之后，又要汇集设计所、技术部、发射站，等这几方认可后，再同设计图纸一起，拿出去发标，哪个厂家中标后，再投入生产。比如说，我需要五个杯子，必需写清楚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形状，杯子的颜色，你的品牌，必须在哪几个里选，说得非常详细。现在，不论是机关，还是使用单位，对这些设备项目，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些技术干部的特点，就是做事认真，甚至是较真。比如转包现象是不允许的。有一个器件，某厂家自己忙不过来，拿到下面的工厂去生产，被我们的监制人员发现后，只好又拿回去自己生产。”
在赵铁山的工作日志上，我看到了这些派出去的监制名单，他们是：朴世杰、高泽楷、刘书蒙、董易、张再经、吴坤、李强、阳衡东、孙玉良。
这些人里，我只认识张再经。
请在此稍做停留，介绍一下张再经和王光义。
因为，最先给我介绍张再经的，是长征七号的01指挥王光义，他时任发测站副站长。好些人都叫王光义“数字指挥”。听说，王光义脑袋里装满了数据，你要问他什么，张口便能答上来。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
王光义还是“长五”01的备份。“长七”发射的时候，“长五”01是他的备份。报定岗的时候，他们两个01指挥是互备关系。这就是说，万一对方有个什么急事，有人能马上顶上去。
王光义，1999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江西吉安人。
“到这里来是机缘巧合。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当时算是找好了工作。大四的第一学期，和上海一家单位内定的。不料，过完年回学校，不知对方什么原因取消了，就又重新开始找工作。后来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招聘会上，碰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人，感觉很向往。当时，招聘的人跟我说，可能工资不是很高，约束相对大。我说没关系，我们也是农村出来的，能吃苦。就这样签了约。”
王光义在机关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下到基层，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短板”。火箭是一个全新的，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看一些资料，毕竟太有限，资料中的很多疑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问，因为他们的整个队伍也没有人接触过新火箭，也没人打过交道，可以说谁都不认识那“大家伙”。
王光义向组织申请，去北京航天一院学习。
王光义说，那三个月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让他获益匪浅。
王光义还讲了很多精彩的片段。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里就有张再经。
长七火箭的吊装，一开始，不知怎么吊装。研究来研究去，不知研究了多少回。这么个大家伙，要组装起来，特别费劲。吊装工作程序都是新写出来的。这些人全是新手，第一次吊装。其中只有9个人见过火箭，有13个人火箭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怎么办？
面对这么大的家伙，大家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件事。他从来没看见过大火箭。他问我，怎么会呢？吊装有这么难吗？它难在哪里呀？我一下噎住了，是呀，难在哪里呢？它太复杂了，我一下也说不清楚。等这部书出来后，我一定要送他一本，让他看看我们的归零官是怎么解释那个难度的。
王光义说，站里（发射站）是下了功夫建设吊装分队的。文昌的吊装，难度比西昌大多了。而吊装是发射合练的第一步，一定要做好。
再接着说王光义遇到的难题。
这时，安装总队的高工冯忠志说，先弄个模型吧。我会弄这个模型。到时你们再开始编写文书流程。
王光义说太好了。
模型来了后，接下来，就是练习了。从第一个口令，到第一个动作，一步一步往下推。
王光义就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六级士官高泽楷，另一个就是地面营一连的连长张再经。 以前他们做得有多好，我没看见，但這次“长五”的转场，我却亲眼所见，那水平简直了！
第一次见到张再经，就是“长五”转运这天。把“长五”从火箭垂直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从轨道上一寸一寸前移，都得有人指挥。这个指挥员就是张再经。
最最关键点，就是快靠近发射塔架时，不能自动，要靠人工指挥。当它们准确地、分毫不差地停在发射塔架上时，好多围观者，都举手热烈地鼓掌。为什么鼓掌，我先不表。我要先去请教一个问题。
不得不再耗点时间，请发射站长唐功建给我上一课。
唐功建，在发射场干了19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给人一种敦厚踏实的感觉。他要不聪明、不出人头地，我想他的父母都不答应。他的大脑袋里就装了两个发射场——西昌、文昌。所以，发射场上的事，好像没有他解决不了的。每次看见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想象不出他发怒时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见过他在发射十分紧要的关头，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样子。唐功建1994年国防科大毕业后就来到发射场，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一直干到西昌发射站副站长，然后又调到文昌担任发测站的站长。
唐功建的属下，包括“长七”“长五”两个“01”指挥，都对唐功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点都不夸张，连他们站的小司机都告诉我说：唐站长可厉害了，你问他什么事，他都能答上来，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的。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请教唐功建：活动平台不是智能的吗？它为什么不能自动停，还要人工指挥？
唐功建即答：最初的设计是活动发射平台和塔架的距离是1200毫米，后来又提出一个需求，要解决一个问题：新设计了一条液氢的管路，占去了920毫米，于是活动平台和塔架距离只剩200多毫米了，而这个活动发射平台从轨道开过来的惯性，要滑行3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距离太近，不早控制它，这活动发射平台和塔架就得撞上，必须在更远的地方让它滑行，等它停下，再慢慢移过来。
我又问唐功建，你对张再经他们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唐功建笑道：满意！
对唐功建的回答，我也要赞一个！
这时，我们都站在发射场坪上，太阳刚好被高大的发射塔架挡出一片阴凉。所有的人都颇兴奋，刚刚把“长五”像高贵的公主一样，从垂直厂房“迎娶”到发射场。从早上折腾到中午。这一路，不知有多少人为它送行，2.5公里的路，它在轨道上走多快，下面那条路上的人们就走多快。这哪里是特装车运过来的，分明是众人的肩膀给抬过来的！
“长五”大火箭成功转运到发射场后，很多人显得格外兴奋。
还是这一天，有一个人，他在微信里发了一首诗。此人，还去央视一套“开”过“讲”，他“开讲啦”的主题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这是我国最新的一座发射场，也是我国最南端的一座发射场，更是我国第一座滨海发射场……他是个全才，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当然，最精通的还是他的业务，此次担任发射副总指挥；他的脑细胞之发达，“别人一个弯没转过来，他们俩肯定转过去十个弯了”，这是我听到一个年轻技术干部称颂他和唐功建脑袋绝顶聪明时用的比喻。有一次在饭桌上，他讲了一个小时候犯傻的故事：说看人家跳水都头朝下往下扎，他照此模仿，哪曾想老家的小河水浅，一头扎进沙堆里，来了一个“狗啃泥”，头上撞出一个大包。我听完乐了，心想，他的聪明，是不是那次跳水，水神给他悄悄开了智？
还是这一天，我刚转身准备离开时，唐功建却指着一个人说：“王作家，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活动平台的总设计霍建华。”
哦，一个意外的惊喜！
霍建华中等个，戴着安全帽，脸上又架了一副眼镜，给人感觉是个健壮的知识分子。
我赶紧伸手和他握了一下，请他介绍一下设计相关情况。
霍建华介绍说，这么一个大型复杂的设备，集成化很高：机械、电气、液压、供气、低温、控制都一体化，现是国内性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一个发射活动平台。长：27.5米，宽23米，高70米，重2000多吨，包括行走，无机调速，变频调速，运行中都比较平稳。
我们是从无到有。
2006年立项后，开始设计，这一过程很艰难，经过多次反复，方案的设计，单机的研试——因为大火箭的难度增加，其中最难的还是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还要适应大火箭提出新的要求，难度相当大。
以前火箭都是4点支撑，这个是12点调平，控制、测试、精度到系统设计的难度都明显增大。
另外还有整体结构的布局，上面说的几点，还有连接器、防护塔、低温、供气都要集成到上面去，如何保证活动发射台有更大的强度，更好的支撑，都要经过实验去验证，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怎么做实验，去验证它的能力，它的变形量，来满足这些需求。
2008年才完成初样研制。
同年，到12月8日完成试样研制。
2013年9月完成总装和调试。
2014年11月到海南的第一个大型设备进场，就是它。
这个运输也非常不易。从山西公路运输，到天津，再海运到清澜港，又公路运输到发射场，这一路走得非常艰难。那时候路上的运输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
霍建华继续说：已经到2014年9月份了，才完成安装调试，因为到这里还要做各种试验：供气、低温和连接器都要重新调试。到了2015年9月 才参加任务合练。2016年3月份整个合练完成。
“这过程进展顺利吗？”
“遇到一些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调试的问题。”
“举个例子。”
“调平的时候，就遇到困难。在家的时候，做了模拟样机，负载模拟火箭，但实际火箭是比较柔性的，我们这个都是机械的，比较硬，刚度比较大，调试时就有了差异。12点调平怎么能有一个更好的测点？反复研究，这一过程用了三个月，才闯过这道难关。” 霍建华对这个设计还是很满意的。这次，“长五”发射来了60来个人。200多人参与了这个火箭活动平台的研制工作，光设计就有100多人。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看张再经是怎么指挥霍建华他们设计的“胖五”神气地站立在上面的活动平台吧。
张再经举着对话机喊：
“按时就位——25毫米——前行——准备！”
“各就各位——2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这是操作平台里的操作手的声音。
话音落，活动平台微微地移动了一下。
“按时就位——25毫米——前行——准备！”
张再经再次喊叫。
“各就各位——2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
活动平台又向前移动了一点点。
“按时就位——15毫米——前行——准备！”
“各就各位——15毫米——前行——准备完毕！”
当最后一次移动后，那个激光红点正好对准一个圆圈的正中间，有人马上惊呼“10.8环！”“10.8环！”
张再经是海南儋州人。个子不高，晒得黑不溜秋的，一看就很精明强干。2007年考入国防科大，2011年毕业后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听说自己的家乡要建发射场，积极报名，2014年4月被批准来到了文昌发射场。
他说，来到这里，没有一条完整的路，住在美兰小学，条件艰苦，但他心里高兴，不仅离家近，还能在家门口，成为新发射场的一名建设者，为她添一块砖，捧一把土，再苦再累心里都是甜的。
张再经说，离家虽近，开车三个来小时，父母见到他很是欢喜。但没过几个小时，父母就开始催他回单位去，说见到面了，大家都很好就好了，你工作忙，还是早点回，不要让领导们为你操心。
不过，张再经不用父母催，也会早早回来。他手下还有40来号人，塔架、勤务、非标设备、航标、特装车，都属他们管辖范围。他们要掌握这些技能，都要跟岗学习，从零开始，质量把控，他必须严格把关。把他们培养成为各个岗位的骨干，是他的职责。
张再经告诉我，他手下每个人都具备开七八种车的能力，既能开卫星车，也能开汽瓶车、吊车，人手少，不然忙不过来。刚开始练习吊装的时候，洋相百出，一会方向错了，一会又撞上了，到今天不出一丝差错，可以想象训练过程付出多少汗水。
张再经说：我们都没见过大火箭，也没开过这么长的车，要把46米长的火箭，从码头运到发射场，想想，都特别难。说真的，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站里把我们派到天津学习，跟着师傅们训练，他们光上理论课不让动车，左右偏差不能超过10厘米。倒车时，让我们上去试一下，而于金伟上去一试，一把就位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信心了！”
后来，他们开箭体运输车，都能一次到位。
张再经说：让我当吊装指挥员，这边也没人干过，还到西昌去看吊装。回来，做了一个模型，就开始又训练。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张再经所带领的是个有战斗力又有协作精神的小团队。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导流槽上拆一张网。我没问这张网的用途，猜它可能是用来保护高空作业以防万一的。马上就要发射了，它不能再待在导流槽里，不然会变成灰烬，所以要拆掉它。拆卸这活就是张再经带着几个小伙子在那里干的。它非常难拆，中间是空的，人不能上去，只能站两边，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就很难拆卸下来。尽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但体现的却是一个团队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不过，话又说回来，哪一次发射不是一个大团队的精诚合作？！
“涂装”还是出现了问题
哦，绕远了，我们再回到赵铁山的办公室，听他耐心解释质量控制的几道程序；简直把我听晕了！一共七道关，从设计到生产，从安装到验收遗留问题再到整改，严得不能再严了！
一是二次深化设计评审。
也就是说，设计单位的圖纸出来后，具体设备是不确定的，哪家厂家中标后，要根据其设备进行二次深化设计。二次设计完成后，图纸又将返回到设计单位、发射场的技术部，还有使用单位发射站，这几家再进行评审，看看你深化设计出来的图纸，是否和我们的设计意图一致。这是第一道关。
二次设计评审通过以后，厂家组织生产。这第二道关，我们要派人员去工厂，进行质量控制。我们所派的人员，尤其是隐蔽工程，比如说涂装，上一道漆做完以后，在下一道漆要上时，必须有我们的质量控制员认可签字以后，下一道工序才能往下走。这是在工厂的质量控制。
生产完了后，要进行出厂验收。这是质量控制的第三道关。出厂验收的这一关，同样是设计单位、技术部总体单位、使用单位一起进行验收。确保不把工厂的问题带到现场，必须在厂内完成整改，一旦发现问题，哪道质量不过关，不能出厂，必须整改完后，再进行验收，然后出厂。
第四道关：设备进场验收安装，再进行一次质量复查。
第五道关：现场安装调试。我们的人员有设计单位的、使用单位的，技术总体单位的监理，组成质量控制小组，进行现场质量把关。安装调试之前，还要对厂家方案进行评审，评审通过之后，才能开始安装调试。
第六道关：竣工验收……
第七道关：遗留问题整改……总之这一道道关把下来后，项目投入运行后，基本没有质量问题。
就在这时，我很不合时宜地请他讲一讲油漆的事情。
他们叫“涂装”。发射塔架上的钢结构做完后，因防腐的需要，要刷油漆。就是这层油漆出了问题。
这不，把得这么严，还是出了质量问题。
按设计的要求，也是严格按国家标准的要求，要刷五层油漆。第一道是底漆，第二第三层是中间漆，第四第五层是面漆。总共是五道工序。
选择的油漆是一个名牌。是国外的名牌，广告上的词，很霸道，说是刷新世界。其中一款产品，说明上还说“重防腐”。但它在海南，没有使用的案例。这就是说，在海南这个特殊的气候环境下，还没机会展示过这个品牌的质地，它在发射场是第一次登台亮相。 可就是这次登台，它把自己牌子给砸了！
它的面漆，刷完后，手轻轻地一撕，就像纸一样撕了下来。本来钢材要做一层厚厚的“皮肤”上去，它却给钢材做了一件“衣服”，完全能剥下来。
声称重防腐，事实连个屁都防不住。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从指挥部组织9次分析评审会记录中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
赵铁山在工作日志上是这样记录的：
2013年2月18日，10个轴系进场，检查发现表面油漆普遍存在可剥离问题。
2月21日，经设计所、太重（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初步认为原因是中间油漆没有干就开始做表面漆，要求涂料供货商××公司立即派人到场共同分析处理。
2月27日组织设计所、技术部、文昌发测站、安装总队、太重公司、沪能公司等各方人员对太重编写的《201#回转平台轴系支座涂层脱落处理方案》进行评审，确定为了不影响工期，安装总队先安装轴系，在塔上重做轴系涂层。
3月5日，两个铰座进场，都存在严重的面漆脱落现象。
3月7日，组织设计所等单位的人员，共同讨论涂装问题处理方案，梳理所用涂装的批次和数量，确定所用涂料样品送检，现场检查问题涂装的厚度和拉力度，在现场搭建施工环境，更换涂料批次后，现场进行涂装面漆处理。
3月8日、9日组织“太重”“沪能”、××公司人员分析涂装问题原因。
3月10日，沪能公司提供了在自己公司完成的交叉对比实验报告，由于实验的环境和“太重”的施工环境不同，要求重做交叉对比实验。
……
3月12日，组织太重、沪能、××公司及沪能外请的三位国内防腐领域专家开会，讨论分析问题，在我一再追问下，××承认3月7日回复函中关于××对该批次涂料复检结果合格的说法是虚假的，承认事实上没有做复检。承认201#涂装涂料主剂中存在絮状物，××解释涂料罐存在双重标签的原因是这些罐子原准备装其他涂料，后来这批涂料急用就重做标签贴上后用于总装这批涂料了，××表态尊重专家意见。
3月13日，我打电话试图核实主剂批号，主剂标识号和固化剂批号、固化剂标识号，先从网上查到××公司的400×××××××客服电话，拨通后被告知应去找800××××××的客服，拨通800××××××的客服后，被告知应去找021-58××××××，拨通021-58××××××被告知应该去找品管部，拨通品管部后，被告知应去问专业人员，并说专业人员不在；核实无果。3月13日下午，组织201#回转平台轴系支座、铰座、油缸支座面漆脱落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案评审会，由11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其中国内涂装领域知名专家5名。
摘录到这，说真的，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难以想象当事者包括赵铁山在处理这个质量问题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素养。赵铁山为了核实一个批号、标识号，他打了多少电话，那还是一个做油漆的知名品牌，出了质量问题，照样不敢担当，照样推三阻四。
我：油漆事件影响到发射场建设工期吗？
赵铁山说：还好，处理比较及时。因为发射场建设“全面开花”，各个项目都在赶进度，每个工作面，不存在闲下来的情况下。这方面受延误时，那方面就赶上来。总体来说，工期还没受太大的影响。
当时的工期都在赶。要赶在2014年底，发射场的大工程项目都要竣工验收。
“2014年9月18日，参加CZ-7火箭/货运飞船发射场合练任务准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这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第一次阵地领导小组会。协调CZ-7火箭地面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计划。”從赵铁山的工作日志中可以看见，“长七”运载火箭合练任务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赵铁山所在组负责发射场工业单位中非标、空调、供电等关键设备项目。他们这个组，可控资金是5.5个亿左右。
大部分中标单位，是国企，还有少量民企。
赵铁山说，我们也就是发射场设备厂家的一个协调员。
赵铁山给我举了一个惊险又紧张的事例。
这件事发生在发射场竣工验收阶段。整个文昌发射场建设告一段落，上级机关正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技术方面是设计所在牵头，总装领导要求第二天早上八点，对发射场的吊车进行专项验收。
明天就该验收205吊车项目了。为了验收顺利过关，生产厂家太重公司头一天便对吊车进行全面检查。不料，有一台吊车原本好好的，检查时，突然失灵了。故障的原因倒是很快找到了，是控制系统一个模块出了问题，只要换下这一块模块，问题就解决了。可厂家手头没有这个模块。生产这一模块的厂家是西门子公司，就是去购买，速递过来，再神速也来不及了。而且，整个海南都找不着这种模块。怎么办？明天8点就要验收。验收通不过，那影响可就大了。会影响到后面的合练任务。
在发射场建设单位中，另有一吊车厂也用这个模块，派人去协调，但协调不下来。原因很微妙，说白了，两家是竞争关系。人家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提供这块模板，就是借用一下也不行。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告诉赵铁山说，作为个人，我可以给，但我给了，我的饭碗回去就保不住，你们理解理解我吧。
话说到这地步，工作就不好往下再做了。但还是不死心，还想再做他的工作。后来再给那负责人打电话时，人家索性把手机都关掉了，电话都不接了。也只能从理解的角度为他着想了。
所有管吊车的人，那一夜都寝食难安。
发射场这么多设备，就找不出一家用这模块的？
深夜，觉也睡不着，赵铁山翻来覆去地想。几乎一夜没合眼，眼睁睁看着窗外一点点白亮，一看时间已到五点，他心里又一紧。这就是说，11月27日已经过去5个多小时，还有两个多小时，如果再找不到模块，这个项目验收就会不通过，那台吊车就不能使用，就不具备11月28日货运飞船进场条件，直接影响“长七”合练任务的顺利进行，后果非常严重。对发射场每个人来说，任务是天，任务是地，他一个工艺组长担得起这个责吗？这时，他又试着给那个厂家负责人打电话，希望他借一下模块，救个急，但手机关机，人家真的是怕丢饭碗呀……正在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有一家空调好像也用这种模块。赵铁山试着打电话问问看，一问，果真有。他一下从床上蹦起来，那个喜出望外，别提多高兴了！天蒙蒙亮，就赶紧派人去取。七点半前终于把模块换好。八点准时迎接验收。
故障排除后，太重公司吊车项目的负责人对赵铁山说：昨晚，我自杀的心都有了。
看看吧，多少人在为中国大火箭操着心？但他们怀揣的是同一个目标：为了中国大火箭腾飞的这一天，操多少心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