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用手指划屏似乎就能通往整个世界，而学音乐的孩子还在刀耕火种，还在一步步攀登峭壁——古典音乐教育似乎没怎么受进化论影响，连喝彩时的Bravo也没变。这些未能急速变形的钢琴课，似乎成为一种遗留下来的文明课，被中国中产阶级接纳，并与他们大致相似的成功梦相连
陈东旻弹完舒曼的《交响练习曲》作品第13号，向舞台一侧幕布后的钢琴家鞠了一躬，加里·格拉夫曼便走向舞台中央，那儿，有两架三角钢琴并排放着。他88岁了，步态巍巍，但每一步都像踩在路易斯·阿姆斯壮的号音上，自成节奏。他走到陈东旻身旁，食指蘸蘸口唇，翻动琴上乐谱，示意脊背挺得笔直的小伙子从两页前再来一遍。
“右手与左手对齐。右手到高音3。右手音太平均了。哼出来，想象这是两个女高音在歌唱。Parlando是什么意思？你说得很对，像唱歌似的说话，这儿写着呢，但你没做……”在主题部分，格拉夫曼先生将双手举过头顶，随某串渐强音振奋了一下，贺绿汀音乐厅的小舞台上忽然生出些光芒。在我前排，一个女孩正对照着膝上的五线谱，右手五指在空中飞快弹奏着。
上海音乐学院的国际钢琴大师班办到今年是第12届。今年来了3位大师，除了中国琴友能迅速识别的“郎朗、王羽佳、张昊辰的老师”格拉夫曼先生，还有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的罗伯特·麦克唐纳德教授，意大利科莫钢琴艺术学院（与玛塔·阿格里奇于2002年共同创办，每年仅招7名学生，四十多位大师轮番执教）的院长威廉·纳波雷，这些人和学府所代表的高度，是底下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选拔出来的近三十位学员正在攀登的。而更多的成人，多半是母亲，陪着年龄各异的孩子们坐在底下，共同听完5天里的44节课。他们需要购票入场，5天通票1200元。其中有个男孩似乎不到一米三，那是上海市公共交通需要购票的身高。
每年，大师们都能在中国收获一些弹得非常非常出色的新人，比如今年上音唐哲教授的弟子郦笑轩。“天才”，在他们的视野里以每年若干个的频率出现，而这其中，格拉夫曼说，每30个被称作“天才”的人之中，有一个是真正的。
除此之外，这个国家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钢琴热多少带给他们“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宽慰——格拉夫曼记得，二战之前，茱莉亚音乐学院只有凤毛麟角几个亚洲学生;二战后的1950年代，柯蒂斯音乐学院开始出现日本、印尼、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的钢琴少年;大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年，钢琴系同时出现3位香港来的学生，让他印象深刻;近十多年，继韩国生源之后，中国学生大批出现在柯蒂斯和茱莉亚。格拉夫曼现在带4个学生，两个来自深圳郎朗创办的钢琴学校，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另一个来自印尼，父亲是中国人。而在美国本土，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选择钢琴作为一生的志业，律师、医生、金融、IT行业显然更稳定、更有保障。
格拉夫曼忽然想起，大约20年前，当他还是柯蒂斯校长时，收到一封来自某基金会的信函。信上说，请选择一位优秀的钢琴学生，我们愿意提供给他每年5000美元的奖学金，条件只有一个，他必须是美国公民。格拉夫曼先生翻阅着钢琴系的学生名册，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都不是美国公民;翻到最后一页，啊，有了，这位是美国籍——那位写出《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的儿子。“有点讽刺，是不是？”格拉夫曼先生说，小索尔仁尼琴后来成为柯蒂斯的钢琴教师。
去年冬天，他也来大师班讲过课，4个多小时讲完，进入提问环节，人群中一位一直站着听讲、手举得足够高的年轻女子获得了第一个发问的机会：
“大师，我想请教您，我的儿子两岁，已经学习钢琴两个月了，您觉得他应该注重练技术还是练感情？”
两秒钟静默，哄堂一阵大笑。格拉夫曼也笑了：“根据我的经验，技术和感情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分开练习。”
人群中，另一位琴童妈妈、生于70年代的雷淑容望着涨红脸僵在原地的80后姊妹——衣着潦草，带着新晋母亲的热切、方向感不良，以及在孩子学琴这件事上的骄傲和用力过猛——很想走过去拍拍她肩膀：“嘿，放松点儿，你儿子才两岁，莫扎特还要等一年才开始学琴呢。”雷淑容是加里·格拉夫曼自传《我为什么要练琴》（IReallyShouldBePracticing）大陆版的责任编辑。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首先，裁缝的儿子、拉小提琴的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先生和富家少女娜迪娅·玛哥林各自漫长的逃难路线不会最后在纽约出现交集——1918到1920年，弗拉基米尔和妹妹穿越欧亚大陆抵达哈尔滨，他被哈尔滨交响乐团聘为首席小提琴，经沈阳、大连、天津，到过上海，为租界里的英国人演奏过，他是在中国学会英语的。而娜迪娅一家离开基辅时，那些值钱但又无法带走的东西都被锁进了一个储物间，她的爷爷说：“不打紧，我们两星期后就回来了。”50年后，回来的是加里·格拉夫曼。
加里出生在纽约。一岁不到，他听着父亲的小提琴声，比如《卡门》中的一段《哈巴涅拉》，会痴痴笑，家里的京巴犬对这一段也特别有反应。3岁开始学钢琴，加里进步神速。7岁，面对一堆大名鼎鼎的审考官——其中之一，安东·鲁宾斯坦的得意门生约瑟夫·霍夫曼，当时是位于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很放松地弹了曲子，随后被录取。忘了说，柯蒂斯音乐学院只比加里年长3岁。
“You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这是父亲对加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弗拉基米尔很清楚，一个8岁的男孩可以弹得很好，但不代表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所以看重通识教育，那也是十分严格的欧式传统教育，来自哥伦比亚文法学校。加里10岁的时候，父亲拒绝了派拉蒙公司邀请“小天才”在一部电影中演出的机会。加里猜想，如果父亲知道他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很可能会擦亮眼镜片，挑起眉毛，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一本书？你还花时间写书？你应该多学两首协奏曲的！”
陈东旻弹完舒曼的《交响练习曲》作品第13号，向舞台一侧幕布后的钢琴家鞠了一躬，加里·格拉夫曼便走向舞台中央，那儿，有两架三角钢琴并排放着。他88岁了，步态巍巍，但每一步都像踩在路易斯·阿姆斯壮的号音上，自成节奏。他走到陈东旻身旁，食指蘸蘸口唇，翻动琴上乐谱，示意脊背挺得笔直的小伙子从两页前再来一遍。
“右手与左手对齐。右手到高音3。右手音太平均了。哼出来，想象这是两个女高音在歌唱。Parlando是什么意思？你说得很对，像唱歌似的说话，这儿写着呢，但你没做……”在主题部分，格拉夫曼先生将双手举过头顶，随某串渐强音振奋了一下，贺绿汀音乐厅的小舞台上忽然生出些光芒。在我前排，一个女孩正对照着膝上的五线谱，右手五指在空中飞快弹奏着。
上海音乐学院的国际钢琴大师班办到今年是第12届。今年来了3位大师，除了中国琴友能迅速识别的“郎朗、王羽佳、张昊辰的老师”格拉夫曼先生，还有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的罗伯特·麦克唐纳德教授，意大利科莫钢琴艺术学院（与玛塔·阿格里奇于2002年共同创办，每年仅招7名学生，四十多位大师轮番执教）的院长威廉·纳波雷，这些人和学府所代表的高度，是底下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选拔出来的近三十位学员正在攀登的。而更多的成人，多半是母亲，陪着年龄各异的孩子们坐在底下，共同听完5天里的44节课。他们需要购票入场，5天通票1200元。其中有个男孩似乎不到一米三，那是上海市公共交通需要购票的身高。
每年，大师们都能在中国收获一些弹得非常非常出色的新人，比如今年上音唐哲教授的弟子郦笑轩。“天才”，在他们的视野里以每年若干个的频率出现，而这其中，格拉夫曼说，每30个被称作“天才”的人之中，有一个是真正的。
除此之外，这个国家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钢琴热多少带给他们“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宽慰——格拉夫曼记得，二战之前，茱莉亚音乐学院只有凤毛麟角几个亚洲学生;二战后的1950年代，柯蒂斯音乐学院开始出现日本、印尼、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的钢琴少年;大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年，钢琴系同时出现3位香港来的学生，让他印象深刻;近十多年，继韩国生源之后，中国学生大批出现在柯蒂斯和茱莉亚。格拉夫曼现在带4个学生，两个来自深圳郎朗创办的钢琴学校，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另一个来自印尼，父亲是中国人。而在美国本土，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选择钢琴作为一生的志业，律师、医生、金融、IT行业显然更稳定、更有保障。
格拉夫曼忽然想起，大约20年前，当他还是柯蒂斯校长时，收到一封来自某基金会的信函。信上说，请选择一位优秀的钢琴学生，我们愿意提供给他每年5000美元的奖学金，条件只有一个，他必须是美国公民。格拉夫曼先生翻阅着钢琴系的学生名册，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都不是美国公民;翻到最后一页，啊，有了，这位是美国籍——那位写出《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的儿子。“有点讽刺，是不是？”格拉夫曼先生说，小索尔仁尼琴后来成为柯蒂斯的钢琴教师。
去年冬天，他也来大师班讲过课，4个多小时讲完，进入提问环节，人群中一位一直站着听讲、手举得足够高的年轻女子获得了第一个发问的机会：
“大师，我想请教您，我的儿子两岁，已经学习钢琴两个月了，您觉得他应该注重练技术还是练感情？”
两秒钟静默，哄堂一阵大笑。格拉夫曼也笑了：“根据我的经验，技术和感情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分开练习。”
人群中，另一位琴童妈妈、生于70年代的雷淑容望着涨红脸僵在原地的80后姊妹——衣着潦草，带着新晋母亲的热切、方向感不良，以及在孩子学琴这件事上的骄傲和用力过猛——很想走过去拍拍她肩膀：“嘿，放松点儿，你儿子才两岁，莫扎特还要等一年才开始学琴呢。”雷淑容是加里·格拉夫曼自传《我为什么要练琴》（IReallyShouldBePracticing）大陆版的责任编辑。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首先，裁缝的儿子、拉小提琴的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先生和富家少女娜迪娅·玛哥林各自漫长的逃难路线不会最后在纽约出现交集——1918到1920年，弗拉基米尔和妹妹穿越欧亚大陆抵达哈尔滨，他被哈尔滨交响乐团聘为首席小提琴，经沈阳、大连、天津，到过上海，为租界里的英国人演奏过，他是在中国学会英语的。而娜迪娅一家离开基辅时，那些值钱但又无法带走的东西都被锁进了一个储物间，她的爷爷说：“不打紧，我们两星期后就回来了。”50年后，回来的是加里·格拉夫曼。
加里出生在纽约。一岁不到，他听着父亲的小提琴声，比如《卡门》中的一段《哈巴涅拉》，会痴痴笑，家里的京巴犬对这一段也特别有反应。3岁开始学钢琴，加里进步神速。7岁，面对一堆大名鼎鼎的审考官——其中之一，安东·鲁宾斯坦的得意门生约瑟夫·霍夫曼，当时是位于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很放松地弹了曲子，随后被录取。忘了说，柯蒂斯音乐学院只比加里年长3岁。
“You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这是父亲对加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弗拉基米尔很清楚，一个8岁的男孩可以弹得很好，但不代表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所以看重通识教育，那也是十分严格的欧式传统教育，来自哥伦比亚文法学校。加里10岁的时候，父亲拒绝了派拉蒙公司邀请“小天才”在一部电影中演出的机会。加里猜想，如果父亲知道他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很可能会擦亮眼镜片，挑起眉毛，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一本书？你还花时间写书？你应该多学两首协奏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