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荆门送别》《旅夜书怀》分别入选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两首诗的颔联出现了某种巧合的言语“撞车”——“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对于李白杜甫级别的诗人而言，这绝非偶然的寻常手笔；对于语文教学而言，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教学资源。两联诗如此密集的文字/文本交汇，在使其具备丰富互文性的同时，也让两首诗歌有了对比教学的可能。以此为切口，从文字同与不同的对比入手，往诗人境遇里深究，在诗人感受处探讨，很多单篇阅读难以企及的教学效果也具备了课堂生成的可能。
　　一、咬文嚼字：在文字同与不同间摆渡
　　作者要素的明确只是为诗歌的深度理解准备了可能，理解的发生还是要深入到文本细部。具体到《渡荆门送别》《旅夜书怀》（下文简称《渡》《旅》）的理解，还要深入到具有强烈互文性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两联，咬文嚼字，品味意趣。
　　从文字层面看，两联诗具有极强的相似性。首先是意象选取的近似性，《渡》诗共选用山、江、平野（大荒），《旅》诗则选用了星、月、平野、大江，其中平野、（大）江两个意象在两诗中皆有出现。共同意象占《渡》诗此联意象的三分之二，占《旅》诗此联意象的一半。由此，两联诗在画面感上具有了极强的相似性。其次是音调节奏的有意锤炼，“随”/“垂”、“荒”/“江”两组词，虽然字音字形不同，但韵母、音调相同，因而阅读的协奏性很强。加上同字的“平野”“大”“流”等词，颔联十字中同音、近音字多达六字。由此，两联诗的阅读感也就相近了。
　　基于前文“知人论世”的梳理，两联诗的互文性可能并非全由天成。从创作时间上看，《渡》无论是创作于李白初次出蜀之时（开元十四年），还是二次途经（乾元二年），都要早于《旅》的创作时间——永泰元年。这为杜甫有意的“戏仿”提供了时间可能。从李杜交往关系看，虽然二人都有对彼此才华惺惺相惜的尊重，但在具体情感投入上，杜甫之于李白要远比对方的深入、深刻，这从李杜互赠留传下来的诗作数量差异便可窥测。这为杜甫人为的偶像致敬式互文性创作提供了心理可能。
　　不过，诗中强烈的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其中的相异处，更不能掩盖李杜寄寓其间的机心。“予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清人王琦对这两联诗的断语观察细微，极有启发。《渡》诗中，山形消失，平野尽显，江入大荒，诗中景致流动、宏阔，非白昼不可尽览。山形的退去与平野的浮现实现了时空维度上的流动衔接；江入大荒，山间逼仄水势豁然横无际涯，而江舟同行于无垠大荒与无尽的远方。在审视这些行舟暂视的昼景之外，还需留意以流动姿态观察这些的李白。在李白眼里，山是已经临过之山，是旧山消逝；大荒是无垠而未经之途，是广阔新世界，是新野来迎。舟行江上，移步换景间，看风景的人也不断接纳、悦纳着这些新风光，此间包藏着诗人深隐的心境——随着江流，李白之身心也从空间的逼仄进入无限；江流不息，舟行不止，面对崭新世界的他也更能以开放的格局面向未来。李白始终是向着东方，向着朝晖，向着广阔，向着未来的，这是他的飘逸。由此观之，诗联中李白深隐极多，文学完成的段位也极高。
　　面对李白如此高标的文学完成，杜甫的致敬式创作自然有了难度。杜氏有意的互文性不可能是简单抄袭，而是在相似言语形式之内，灌注更多的自我心绪。这一点言，杜甫的文学完成亦是超凡。《旅》诗选择“星”“月”这些夜景意象作为抒写载体，也限定了杜甫的书写时空——他在夜色中停舟细观。杜甫以夜景凸显创作时间，同时也为写作空间的艺术改造准备了可能。此诗作于流徙忠州、云安之时。两地的岭谷纵横本与诗中“平野”之谓相谬，但朦胧的夜色却能变山川相缪为平野千里。在文学与夜色的合力下，天地就此交融一体。诗人与暮色天地同观，其中感触不似李白之境的自在、开放，而是与宏阔天地、不息流水比较而言的渺小、短暂。月色如水，与大江涌流，因为夜色阻隔，杜甫不能处身江上，自然也就难有李白那种流动的姿态。他只能停下来看，停下来等。茫茫夜色中，虽有天地一方/星垂野阔/月光如泻/大江涌动，但他看到只是夜色，只是寥寥星月之光，他看不到江流归去的远方。他置身景致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这一切，甚至他自己。杜甫的景致是静态的，和他自己一样，因而静得比李白沉郁，而沉郁正是他对李白文学风格的超越。这联诗句有对李白情怀的致敬，也有他人生夕阴的悲愤。
　　在李杜的文辞里，在言语的同与不同间，文学的万千气象被抒写的淋漓尽致。
　　二、披文入情：一腔文字两腹情愁
　　情感把握是诗歌理解的核心与终点，言语品味是理解达成的手段与过程。对《渡》《旅》的理解必然不能止于其中联句的异同分析。两诗颔联是理解发生深化的绝佳切口与基点，阅读教学应以此为跳板，游弋到诗歌的内部，游弋到两颗文学心灵的深处，进而达到感染与共情的文学效果。
　　文学的发生脱离不了作者所身处外部世界的具体影响，它可能是大时代里的治乱兴衰、时局往复、家国更替，也可能是个人小经历里的人生顺逆、物我得失、人情冷暖、生老病死。对于《渡》《旅》两诗的情感把握，自然需要还原诗作创作的具体情境。
　　《渡》创作时间是诗作情感理解的抓手，因为这其中藏着李白太多的生活情境。开元十四年到乾元二年，中间相隔33年，而这个时间差足足是其整个生命历程（62岁）的一半还多。开元十四年，年轻气盛的李白“仗剑辞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雄心勃勃地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在如此情感预期里，蜀地山川更像牢笼和羁绊，东方的湘楚大荒、平野则寓意着生命的未来与期待。“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他对旧山河的消逝是清淡的、果决的，对新平野、阔大荒的迎合是热烈的、期待的；江入大荒，恰如受尽局限的李白跨入自在境地，终可鸟奋晴空，鱼跃阔海。顺此笔意，“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亦是一副轻快气象：夜晚，江面如同一块天上飞临的巨镜——照出未来无尽美好的景象与向往；白日，天上青云如同华美的海市蜃楼——尽是李白此刻曼妙的人生想象，却也是他仕途生涯最真切的生命预言。在这样轻快的言语基调中，尾联陡然一转——“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教科书教参所言，表现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如此感伤情绪显然与李白的基调走向不合。李白怜惜故乡之水，恰与故乡情关涉无多，而是这川蜀水承载着行舟，沟通着当下与未来的梦想之地，让李白能够“直挂云帆济沧海”，道尽了年轻李白对未来、对新世界的热情期待。33年后，获罪流放的李白忽而遇赦东归，再次途径荆门。此时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则是另外一番滋味——巴国的山高水深是故乡，但也是一道道鬼门关。好在这段险象环生终于随着巴山群壑一同消逝，迎接自己的是沃野千里的湘楚大荒，是九死一生后的新生活。心情轻松的李白看月下江水不是水，看青天层云不是云，是经历生死后的愉悦，飘逸性格里忍不住的畅想。这般境遇里，李白情绪里与其说是故乡情，不如说是感怀意——这川蜀水再次保佑多灾多难的游子化险为夷，再次带他逃脱险境投向新生。这两种情感可能使得题中的“送别”更易理解：他所送别的并非蜀中人物、故乡亲人，而是送走一个老地方，别过一段旧时光，进而拥抱他的新世界、新未来。始终像朝晖一样明亮灿烂，这是李白的文学风格，也是他的精神世界。
　　《旅》创作于永泰元年，杜甫时年54岁。此时的他，因上书营救房琬而开罪肃宗皇帝，仕途无望；因就食的蜀地节度使严武离世，生活无着。成都、渝州、忠州、云安，一路漂徙里，不过都是暂时存身。這样的处境中，《旅》诗颔联除了与《渡》诗文辞相似外，笔意绝然迥异。文辞间更深隐着杜甫难以言表的生命焦虑：“星垂平野阔”，纵然可以借夜色和文学之力，将群山万壑幻化做千里平野，但这片广阔无垠与杜甫并不相关。他只是迫不得已的“停舟细观”，这里既不是自天明后的远方，也不是眼前就如鱼得水的当下；眼前的群山走不尽，生命的“平野”迎不来。面对这寥廓浑融，杜甫感触到的是生命的渺小、无力，这是杜甫无以言表的空间焦虑。“月涌大江流”，月光如水，和江流并进。但因为夜色的阻隔，杜甫的危樯夜舟只能停驻“细草微风岸”。此情此景，与李白携江水并流不同，杜甫只能隔岸而观。观看“逝者如斯”的大江，观看“年年望相似”的明月，它们都是恒久，一切又那么变动不羁。在物的映照下，杜甫“哀吾生之须臾”的时间焦虑深隐在言辞之下。由颔联而下，以反语伪饰的文章名望、仕途抱负、易老年华、孱弱病患，恰恰是杜甫生命时空焦虑的生动注脚——诗圣不是无病呻吟，是真的拿这惨淡的人生万事无可奈何。“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杜甫为自己写下的最真切的生命隐喻。在早年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彼时的鸥鸟是多么的自在、不羁，其中包藏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自信与英气。而此时，时光打磨着杜甫，也在折磨着杜甫——天地虽大，却只能像沙鸥一样飘飞不定，无以栖身，至于家国梦想也不过是“应休”了。如果说《渡》诗里有李白的说不完的欢愉畅想，那《旅》诗中就是杜甫道不尽的凄惶孤苦。如果说李白是灿烂明亮的朝晖，杜甫便是晦暗萧索的夕阴。李杜用他们不同笔调、不同的感受，为莫测的人生做了精彩的诠释。这也是文学的互文性之旨。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