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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Ⅴ，对1989-2020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文献，就发文年份、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1989-2013年的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初始期和2014年之后的职业教育治理的抬升期。第一阶段年发文量比较少，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第二阶段的论文发文量增长较快，并相對聚焦于校企合作、高职教育、职教集团、治理结构、双高计划、乡村振兴等问题，但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形成的合作网络密度比较低。建议今后在聚焦改革发展主题、建立合作研究机制、改进研究方法和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上下功夫，以提升研究质量和服务决策水平。
关键词 职业教育治理;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2-0074-07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治理”作为一种新理念开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推广开来。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主张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等主体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与体制问题，倡导各相关主体共同生产公共产品或提供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2]。职业教育活动连接教育和经济社会，涉及学校教育和各种培训，实施主体多元、涵盖要素众多、治理模式多样，这种公共产品有着比较复杂的治理体系，因而成为近年来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
本文运用CiteSpaceⅤ（5.0.R1版本）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年份、作者及所属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共现分析，试图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态势、脉络及前沿问题。数据源选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职业教育治理”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起点设为默认，截至到2020年10月底，共检索出1379条结果，手动去除99条无效结果（指无作者文献、会议通知等），得到有效文献1280篇。其中最早发文出现在1989年，数据时间跨度32年。
一、基本情况
（一）研究态势
将检索结果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建立文献数量、主题与时间变化之间的关系反映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态势。从图1显示的1989-2019年的年度发文趋势看（2020年的文献截至10月底，无法呈现整体趋势，因此趋势图截至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2013年）为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初始期。年发文量较少，25年发文总量仅占全部发文量的14%。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先后出现“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高职教育”“职业教育”“治理结构”“职业教育集团”“治理模式”等相对集中的主题，见图2。如在本阶段早期，曾出现职业学校因生源减少而引起的招生秩序问题，为此国家出台政策建立“分类定位、各安其位、禁止越位”的职业教育招生体系[3]。这时职业教育秩序治理成为研究的关注点。接着，研究者们比较多地关注职业学校内部问题，比如职业院校在和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中采用的治理机制[4]、综合类大学办高职的内部治理模式[5]等。随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在2006年职教集团总量达到116个[6]，这时研究者们转向职教集团治理问题，从身份确定、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解决职教集团这一新事物面临的治理窘境[7]。2010-2013年，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校企合作”“内部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等关键词，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
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为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抬升期。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提出要“加大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要求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同期，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在此政策背景下，研究者们在开始围绕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开展研究，“产教融合”“治理能力”“协同治理”“治理体系”“现代学徒制”“治理机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混合所有制”等作为研究热点陆续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作者分析
一般而言，发表论文数量可以反映出作者对特定主题的关注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的学术贡献。1280篇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共涉及作者508人。其中发表论文频次10 次及以上的有6人，见表1，占比为1.2%;出现频次3～9次的有50人，占比9.8%;出现频次1～2次的有452人，占比89%。这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主题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但是能持续研究的作者并不多。
运用CiteSpace进行作者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分析，选择路径算法（pathfinder），得到核心作者的合作网络，见图3。其中Nodes（节点）= 508，Links（连线）= 247，Density（密度）= 0.0019，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正相关，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
图3显示，肖凤翔、朱德全和南旭光3位研究者处在节点最大的位置，节点越大反映发表论文数量越多。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作者们合作网络密度比较低，初具规模的合作团队仅有少量几个。规模最大的是肖凤翔团队，成员有8人，该团队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国家资历框架等研究领域。其次是朱德全团队，包含7人，研究选题主要围绕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机制、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第三是来自同一个单位的南旭光和张培2人团队，主要研究校企合作治理、新技术变革对职业教育影响等。 （三）机构分析
运用CiteSpace进行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通过路径算法（pathfinder）得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出发表论文超过5篇的研究机构情况，见表2，可以直观展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其影响力。
如图4和表2所示，Nodes（节点）= 422，Links（连线）= 138，Density（密度）= 0.0016，节点的大小与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成正相关，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则合作关系越紧密。共有422所研究机构发表过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论文，其中最大节点是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发文数量52篇，其合作网络最大，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为核心，形成了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发文量为18篇，总量排名第二，主要是与天津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存在合作关系。
从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看，除了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为核心的网络之外，第二大合作网络是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为核心，聚集了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等机构。第三大合作网络是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核心，形成了与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还存在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为核心的简单机构合作网络。
二、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是研究论文的聚焦点，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往往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89-2020年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见图5，得到了472个节点即472个关键词，891条连线代表了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共现关系越强。
表3显示了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依次是职业教育、高职院校、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治理结构、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治理、治理体系、产教融合。其中，中心性代表了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中心性越大，联系越紧密。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研究者的关注焦点。
（二）关键词聚类
应用“LLR”算法进一步对关键词共现图进行聚类分析，聚合结果为12类，即校企合作、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高职教育、职教集团、治理结构、双高计划、乡村振兴、制度安排、专项整治活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通过分析比较，去掉存在重复交叉的聚类，如高职院校、高職教育与双高计划、职业教育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重叠。另外，专项整治活动主题的文献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主要介绍的是职业教育以改革开放后十年中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历史背景，进行自身整顿，理顺内、外部关系，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内容。进入21世纪之后，治理整顿的主题不再是研究热点，因此不在此进行赘述。其余7个知识群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趋势和热点。接下来，笔者将对其进行一一介绍。
1.校企合作知识群
以“校企合作”关键词为核心，与“动力逻辑”“趋向路径”“内涵特征”“网络化治理”等共同组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重要观点有，杨进等提出职业教育机构应建立校企合作治理结构[8];张培、南旭光提出校企合作要建立网络化治理模式，既包含自上而下层级结构的行政管理，又包括横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的动力逻辑来源于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社会公共价值体现以及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实现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趋向路径包含政府角色转换、企业的主导参与、建立多边联盟、校企资源的多元化集成[9]，等等。
2.职业教育治理知识群
以“职业教育治理”关键词为核心，与“治理体系”“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政府责任”等共同构成，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知识群交叉重叠。研究显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思路一直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管理，尚没有形成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全面制度设计[10]。而为了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协商治理”模式，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的调控与监管[11]。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徐桂庭认为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中的相关组织通过运用制度或机制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12]。蓝洁等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层次。外部侧重多元主体的关系，内部强调多元主体在实践育人、对接产业、质量评价等具体治理内容中的利益与责任分配[13]。
3.中华职业教育社知识群
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核心，与“综合治理”“温暖工程”等共同构成。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推动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群众团体，本身就是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中华职业教育社早在1994年就开展了职业教育治理的创新行动。当时福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创办了“福建中华曙光职业学校”，该学校以省监狱管理局管理为主，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委派顺昌洋口中华职业技术学校参与管理并实施教学[14]。中华职业教育一直开展职业教育和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推进职教理论和制度创新。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于2016年初主办了“中国—爱尔兰应用技术型教育创新发展高层对话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探讨如何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应用型教育的转型。
4.职业教育集团知识群
以“职业教育集团”关键词为核心，涵盖“价值取向”“办学模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等。刘晓等认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具有跨部门利益协调、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人才系统化培养、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15]。李云飞认为职业教育集团的价值取向是提高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功能定位是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平台、协调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提升职教服务产业能力，办学模式包括集团组建性质、联盟方式、服务对象、联结机制和管理关系五个维度[16]。翁伟斌关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运行机制，提出要建好领导机制、财务管理制度、决策管理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17]。 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跨多个学科范畴，涉及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复杂关系，需要提倡跨学科综合研究。已有研究文献还大多集中在思辨层面，通常按照职业教育治理的“概念体系—目标与逻辑—理论支撑—治理框架—实施路径”的旧范式开展研究。研究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思路、范式大体一致，因此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针对性、可操作性不足。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理论推导论证多，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综合性研究很少。在今后研究中应注意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决策问题、实践问题有的放矢，以问题为导向，回答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要注意宏观、中观、微观问题相呼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相结合，比较借鉴与立足国情相结合，质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推陈出新，使研究成果更有针对性、可行性、系统性。
（四）拓宽国际视野，加强比较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职业教育治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注意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国际上比较经典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三类：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中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政府控制型;德国、丹麦、奥地利等为代表的合作治理型或协调型[32]。三种模式各有优势也有不足，要在共同性中找差别、在差异性中找共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实际选择适合的模式。从我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总体改革部署看，将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为完成这一重要轉变，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从国际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中去粗取精、为我所用，这需要广大职教研究者积极开展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出谋划策，同时也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及时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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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Yang Ruizhu
Abstract
关键词 职业教育治理;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2-0074-07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治理”作为一种新理念开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推广开来。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主张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等主体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与体制问题，倡导各相关主体共同生产公共产品或提供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2]。职业教育活动连接教育和经济社会，涉及学校教育和各种培训，实施主体多元、涵盖要素众多、治理模式多样，这种公共产品有着比较复杂的治理体系，因而成为近年来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
本文运用CiteSpaceⅤ（5.0.R1版本）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年份、作者及所属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共现分析，试图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态势、脉络及前沿问题。数据源选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职业教育治理”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起点设为默认，截至到2020年10月底，共检索出1379条结果，手动去除99条无效结果（指无作者文献、会议通知等），得到有效文献1280篇。其中最早发文出现在1989年，数据时间跨度32年。
一、基本情况
（一）研究态势
将检索结果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建立文献数量、主题与时间变化之间的关系反映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态势。从图1显示的1989-2019年的年度发文趋势看（2020年的文献截至10月底，无法呈现整体趋势，因此趋势图截至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2013年）为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初始期。年发文量较少，25年发文总量仅占全部发文量的14%。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先后出现“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能力”“高职教育”“职业教育”“治理结构”“职业教育集团”“治理模式”等相对集中的主题，见图2。如在本阶段早期，曾出现职业学校因生源减少而引起的招生秩序问题，为此国家出台政策建立“分类定位、各安其位、禁止越位”的职业教育招生体系[3]。这时职业教育秩序治理成为研究的关注点。接着，研究者们比较多地关注职业学校内部问题，比如职业院校在和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中采用的治理机制[4]、综合类大学办高职的内部治理模式[5]等。随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在2006年职教集团总量达到116个[6]，这时研究者们转向职教集团治理问题，从身份确定、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解决职教集团这一新事物面临的治理窘境[7]。2010-2013年，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校企合作”“内部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等关键词，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
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为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抬升期。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提出要“加大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要求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同期，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在此政策背景下，研究者们在开始围绕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开展研究，“产教融合”“治理能力”“协同治理”“治理体系”“现代学徒制”“治理机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混合所有制”等作为研究热点陆续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作者分析
一般而言，发表论文数量可以反映出作者对特定主题的关注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的学术贡献。1280篇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共涉及作者508人。其中发表论文频次10 次及以上的有6人，见表1，占比为1.2%;出现频次3～9次的有50人，占比9.8%;出现频次1～2次的有452人，占比89%。这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主题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但是能持续研究的作者并不多。
运用CiteSpace进行作者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分析，选择路径算法（pathfinder），得到核心作者的合作网络，见图3。其中Nodes（节点）= 508，Links（连线）= 247，Density（密度）= 0.0019，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正相关，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
图3显示，肖凤翔、朱德全和南旭光3位研究者处在节点最大的位置，节点越大反映发表论文数量越多。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作者们合作网络密度比较低，初具规模的合作团队仅有少量几个。规模最大的是肖凤翔团队，成员有8人，该团队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国家资历框架等研究领域。其次是朱德全团队，包含7人，研究选题主要围绕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机制、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第三是来自同一个单位的南旭光和张培2人团队，主要研究校企合作治理、新技术变革对职业教育影响等。 （三）机构分析
运用CiteSpace进行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通过路径算法（pathfinder）得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出发表论文超过5篇的研究机构情况，见表2，可以直观展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其影响力。
如图4和表2所示，Nodes（节点）= 422，Links（连线）= 138，Density（密度）= 0.0016，节点的大小与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成正相关，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则合作关系越紧密。共有422所研究机构发表过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论文，其中最大节点是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发文数量52篇，其合作网络最大，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为核心，形成了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发文量为18篇，总量排名第二，主要是与天津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存在合作关系。
从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看，除了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为核心的网络之外，第二大合作网络是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为核心，聚集了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等机构。第三大合作网络是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核心，形成了与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还存在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为核心的简单机构合作网络。
二、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是研究论文的聚焦点，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往往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89-2020年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见图5，得到了472个节点即472个关键词，891条连线代表了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共现关系越强。
表3显示了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依次是职业教育、高职院校、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治理结构、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治理、治理体系、产教融合。其中，中心性代表了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中心性越大，联系越紧密。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研究者的关注焦点。
（二）关键词聚类
应用“LLR”算法进一步对关键词共现图进行聚类分析，聚合结果为12类，即校企合作、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高职教育、职教集团、治理结构、双高计划、乡村振兴、制度安排、专项整治活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通过分析比较，去掉存在重复交叉的聚类，如高职院校、高職教育与双高计划、职业教育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重叠。另外，专项整治活动主题的文献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主要介绍的是职业教育以改革开放后十年中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历史背景，进行自身整顿，理顺内、外部关系，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内容。进入21世纪之后，治理整顿的主题不再是研究热点，因此不在此进行赘述。其余7个知识群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趋势和热点。接下来，笔者将对其进行一一介绍。
1.校企合作知识群
以“校企合作”关键词为核心，与“动力逻辑”“趋向路径”“内涵特征”“网络化治理”等共同组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重要观点有，杨进等提出职业教育机构应建立校企合作治理结构[8];张培、南旭光提出校企合作要建立网络化治理模式，既包含自上而下层级结构的行政管理，又包括横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的动力逻辑来源于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社会公共价值体现以及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实现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趋向路径包含政府角色转换、企业的主导参与、建立多边联盟、校企资源的多元化集成[9]，等等。
2.职业教育治理知识群
以“职业教育治理”关键词为核心，与“治理体系”“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政府责任”等共同构成，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知识群交叉重叠。研究显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思路一直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管理，尚没有形成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全面制度设计[10]。而为了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协商治理”模式，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的调控与监管[11]。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徐桂庭认为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中的相关组织通过运用制度或机制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12]。蓝洁等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层次。外部侧重多元主体的关系，内部强调多元主体在实践育人、对接产业、质量评价等具体治理内容中的利益与责任分配[13]。
3.中华职业教育社知识群
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核心，与“综合治理”“温暖工程”等共同构成。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推动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群众团体，本身就是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中华职业教育社早在1994年就开展了职业教育治理的创新行动。当时福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创办了“福建中华曙光职业学校”，该学校以省监狱管理局管理为主，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委派顺昌洋口中华职业技术学校参与管理并实施教学[14]。中华职业教育一直开展职业教育和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推进职教理论和制度创新。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于2016年初主办了“中国—爱尔兰应用技术型教育创新发展高层对话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探讨如何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应用型教育的转型。
4.职业教育集团知识群
以“职业教育集团”关键词为核心，涵盖“价值取向”“办学模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等。刘晓等认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具有跨部门利益协调、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人才系统化培养、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15]。李云飞认为职业教育集团的价值取向是提高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功能定位是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平台、协调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提升职教服务产业能力，办学模式包括集团组建性质、联盟方式、服务对象、联结机制和管理关系五个维度[16]。翁伟斌关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运行机制，提出要建好领导机制、财务管理制度、决策管理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17]。 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跨多个学科范畴，涉及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复杂关系，需要提倡跨学科综合研究。已有研究文献还大多集中在思辨层面，通常按照职业教育治理的“概念体系—目标与逻辑—理论支撑—治理框架—实施路径”的旧范式开展研究。研究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思路、范式大体一致，因此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针对性、可操作性不足。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理论推导论证多，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综合性研究很少。在今后研究中应注意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决策问题、实践问题有的放矢，以问题为导向，回答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要注意宏观、中观、微观问题相呼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相结合，比较借鉴与立足国情相结合，质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推陈出新，使研究成果更有针对性、可行性、系统性。
（四）拓宽国际视野，加强比较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职业教育治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注意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国际上比较经典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三类：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中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政府控制型;德国、丹麦、奥地利等为代表的合作治理型或协调型[32]。三种模式各有优势也有不足，要在共同性中找差别、在差异性中找共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实际选择适合的模式。从我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总体改革部署看，将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为完成这一重要轉变，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从国际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中去粗取精、为我所用，这需要广大职教研究者积极开展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出谋划策，同时也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及时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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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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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Ruizhu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