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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非一种教育层次的观点，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中，已有过一些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为此，新时代职业教育，“经过5-10年时间”，将“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这是国家在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全局性实施方案，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如果说， 《实施方案》的宏图大略， 是中国职业教育继续前行的任务书的话， 那么，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浓墨重彩， 则吹响了中国职业教育大步前行的进军号。扩招百万， 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源量化指标;而扩招对象， 又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明明白白的生源结构频谱。与传统招生只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同，此次扩招鼓励更多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扩招数量与扩招对象的“双增量”， 可谓前所未有。
基于此， 高职院校必须以更高的站位， 跳出传统的教育思维定势， 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这一“脱胎换骨”的变化， 关键在于高职院校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 是否能因此出现革故纳新的变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如何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又如何进一步将自身的功能与国家和历史的重任紧密连接呢？
扩招百万， 对高职院校来说， 意味着必须跳出传统的办学模式， 清醒地认识到促进就业是致力于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终身教育平台上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敏锐地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局做出反应， 培养与之适配的亟需的职业人才。基于此， 必须准确地把握扩招引发的职业教育大变局。这一大变局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生源之变、教学之变与建制之变。
由单一走向多元的生源之变
扩招百万， 生源在哪里？在多数高职院校近年来面临生源之困， 陷入所谓的“生源危机”之时， 如果高职院校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面向应届毕业生招生， 特别是通过高考来获得生源的定势思维上， 问题就难以破解。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缜密思考的是——
应届生源是个定数， 是有限的。对应届生源的扩招旨在对新增劳动力，即人力资本增量的升级。所谓应届生源，即应届高中毕业生，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 大约每年为800万，以及中职毕业生，每年大约500万，总计约1300万。扩招要特别关注的是应届生源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应大力鼓励其更多地报考近年来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远高于普通高校的高职院校。还要特别关注对中职毕业生扩招的“度”。就业率十年来始终稳定在95%的中职毕业生，是未来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年轻技术工人的主力，是中国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德国、瑞士及日本的经验都表明，技能的精湛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较早地接受专门训练，只有这样日后才能造就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所以在扩招时要避免出现因中级技术工人缺失而减缓甚至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情况。扩招后不直接升入高职院校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是国家经济建设亟需的青年技术工人后备军，并且从终身教育维度来看，还是潜在的、具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和职业经验的未来的高职生源， 是大国工匠的预备队。这正是《实施方案》第8条提出建立国家学分银行以及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的学生个人学习档案的原因。
社会生源数量更大， 更为广阔。对社会生源的扩招旨在对现有劳动力， 即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优化。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约有农民工2.88亿， 退役军人0.57亿， 下岗职工每年0.1亿，三者相加约3.55亿人。此外还有残疾人约0.85亿， 四者相加约4.4亿， 约占全国14亿人口的1/3。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初中阶段教育。倘若其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数达到5%， 也将高达2200万人。值得强调的是，这里不能将数量庞大的社会生源视为二流、三流的生源。实际上， 与从校门到校门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 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效果会更好， 更能将企业需求与个性需求加以融合， 使其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尤其是， 在社会生源中有很多人， 曾经历过高考“失利”或“失学”的挫折， 因而会对国家给予的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珍惜， 学习的动机性和目的性也将更强。
基于此，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至此， 扩招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延展至多元的社会生源， 意味着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向多元的应届生源与社会生源并举的生源之变， 将有效缓解生源危机。
由刚性走向弹性的教学之变
扩招生源之中， 非应届生源所占比例将增大。如何进行教学？与学业成绩相当、出生年龄相近、社会经历简单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的类型多样，且社会生源中有家庭有儿女的人會占相当大比例。由于社会经历各异、家庭背景不同、学业参差不齐， 导致了传统的针对应届生源的单一性教学模式， 向针对社会生源的多样性教学模式的转变， 这就需要对教学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遵循的原则是——
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原则：从泛在到定制。对社会生源招生的院校， 要根据社会生源的个体以及群体的相关经历和特点， 更多地在面向区域经济或行业企业亟需并且就业前景良好的领域里开设相关专业。
课程开发的应用性原则：从存储到应用。对社会生源开设的课程， 要更多地从基于知识存储为主的学科课程， 向基于知识应用为主的行动课程， 特别是向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任务或模块课程转变。 教学组织的多样性原则：从单一到多元。对社会生源班级的组建形式， 需要考虑社会生源是与应届生源混合编班， 还是单独编班;对社会生源这个群体本身， 既可按照生源的类别组建教学班， 还可按照生源的年龄段来组建。
教学方法的适用性原则：从抽象到具象。教学过程的实施要更多地由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陈述性知识的传授方式， 向学生主动、教师随动的过程性知识的习得方式转变， 要更多地强调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的运用。
教学评价的广域性原则：从定域到广域。针对社会生源的教学评价方法、方式、主体、标准等， 应从共性囿于学校的评价走向个性基于校企合作的评价——形成性评价和常模评价的方法、第三方或企业评价的主体、“技能+知识”和“1+X”证书制度的评价标准。
基于此， 《实施方案》指出， 要“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开展教学。由此意味着要由针对应届生源的同进度教学模式， 转向针对社会生源的差异化的教学模式， 即由刚性走向弹性的教学之变。
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建制之变
扩招百万生源， 并非权宜之计。一方面，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是一种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体生涯发展有机融合的教育。另一方面， 职业教育从民生领域走向宏观政策领域， 成为应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保持国家稳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之举。在多达4.4亿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残疾人群中， 若其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数能占5%， 必会高达2200万人。倘若年扩招百万， 也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任务。学校管理如何应对？需要考虑从面向应届生源、学习年限固定、从校门到校门的学校建制， 即目标确定的学校机构设置， 向面向应届和社会生源并重、学习年限灵活、适应“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目标的柔性的学校建制转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采取的措施是——
重构的学校机构： 从共性延伸至个性。要由普教学校的部门设置向职教特色的学校部门设置转变。 扩招是否只是单独招生或培训任务的扩充， 是否只是继续教育学院的任务， 是否应建立与产业、行业、企业以及社区、工会、妇联或青年组织合作的定向招生机构？需要一一破题。
开放的资源配置：从校内延伸至校外。扩招后的教学设施以及校舍， 是挖潜、改建还是扩建、新建;是只能定界于传统的校园内， 还是可采取租赁校外民宅民宿， 或是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实现共建共享， 或者还可以采取居家走读的形式，需要有可行性措施。
长效的学籍管理：从终结延伸至终身。扩招后， 如何从传统的基于应届生源三年学制的终结性的学籍管理， 向基于学分银行和学生学习档案的、有利于学生接受再教育的、可追溯可查詢可转换的终身性的学籍管理转变？对此需要有创新性的长远谋划。
多样的学制组合：从单一延伸至多元。传统的成人教育采取半日制、周日制、晚间制、插班制， 可能导致学习碎片化， 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扩招后如何从单一的学年全日制学习向多元“分段全日制”，即以连续几个月为板块的分段全日制学习转变，需要有应对方案。
基于此，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 提高办学质量”。《实施方案》也指出， “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由此， 扩招由应届生源延展至社会生源， 意味着需要由囿于围城的封闭建制， 向跳出学校走向社会的开放建制转变， 实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建制之变。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跨界的职业教育需要整合的思考， 整合的职业教育需要重构的设计。借助于高职扩招的机遇， 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富潜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将屹立于神州大地。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梦茜
如果说， 《实施方案》的宏图大略， 是中国职业教育继续前行的任务书的话， 那么，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浓墨重彩， 则吹响了中国职业教育大步前行的进军号。扩招百万， 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源量化指标;而扩招对象， 又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明明白白的生源结构频谱。与传统招生只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同，此次扩招鼓励更多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扩招数量与扩招对象的“双增量”， 可谓前所未有。
基于此， 高职院校必须以更高的站位， 跳出传统的教育思维定势， 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这一“脱胎换骨”的变化， 关键在于高职院校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 是否能因此出现革故纳新的变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如何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又如何进一步将自身的功能与国家和历史的重任紧密连接呢？
扩招百万， 对高职院校来说， 意味着必须跳出传统的办学模式， 清醒地认识到促进就业是致力于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终身教育平台上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敏锐地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局做出反应， 培养与之适配的亟需的职业人才。基于此， 必须准确地把握扩招引发的职业教育大变局。这一大变局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生源之变、教学之变与建制之变。
由单一走向多元的生源之变
扩招百万， 生源在哪里？在多数高职院校近年来面临生源之困， 陷入所谓的“生源危机”之时， 如果高职院校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面向应届毕业生招生， 特别是通过高考来获得生源的定势思维上， 问题就难以破解。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缜密思考的是——
应届生源是个定数， 是有限的。对应届生源的扩招旨在对新增劳动力，即人力资本增量的升级。所谓应届生源，即应届高中毕业生，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 大约每年为800万，以及中职毕业生，每年大约500万，总计约1300万。扩招要特别关注的是应届生源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应大力鼓励其更多地报考近年来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远高于普通高校的高职院校。还要特别关注对中职毕业生扩招的“度”。就业率十年来始终稳定在95%的中职毕业生，是未来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年轻技术工人的主力，是中国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德国、瑞士及日本的经验都表明，技能的精湛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较早地接受专门训练，只有这样日后才能造就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所以在扩招时要避免出现因中级技术工人缺失而减缓甚至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情况。扩招后不直接升入高职院校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是国家经济建设亟需的青年技术工人后备军，并且从终身教育维度来看，还是潜在的、具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和职业经验的未来的高职生源， 是大国工匠的预备队。这正是《实施方案》第8条提出建立国家学分银行以及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的学生个人学习档案的原因。
社会生源数量更大， 更为广阔。对社会生源的扩招旨在对现有劳动力， 即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优化。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约有农民工2.88亿， 退役军人0.57亿， 下岗职工每年0.1亿，三者相加约3.55亿人。此外还有残疾人约0.85亿， 四者相加约4.4亿， 约占全国14亿人口的1/3。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初中阶段教育。倘若其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数达到5%， 也将高达2200万人。值得强调的是，这里不能将数量庞大的社会生源视为二流、三流的生源。实际上， 与从校门到校门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 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效果会更好， 更能将企业需求与个性需求加以融合， 使其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尤其是， 在社会生源中有很多人， 曾经历过高考“失利”或“失学”的挫折， 因而会对国家给予的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珍惜， 学习的动机性和目的性也将更强。
基于此，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至此， 扩招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延展至多元的社会生源， 意味着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向多元的应届生源与社会生源并举的生源之变， 将有效缓解生源危机。
由刚性走向弹性的教学之变
扩招生源之中， 非应届生源所占比例将增大。如何进行教学？与学业成绩相当、出生年龄相近、社会经历简单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的类型多样，且社会生源中有家庭有儿女的人會占相当大比例。由于社会经历各异、家庭背景不同、学业参差不齐， 导致了传统的针对应届生源的单一性教学模式， 向针对社会生源的多样性教学模式的转变， 这就需要对教学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遵循的原则是——
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原则：从泛在到定制。对社会生源招生的院校， 要根据社会生源的个体以及群体的相关经历和特点， 更多地在面向区域经济或行业企业亟需并且就业前景良好的领域里开设相关专业。
课程开发的应用性原则：从存储到应用。对社会生源开设的课程， 要更多地从基于知识存储为主的学科课程， 向基于知识应用为主的行动课程， 特别是向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任务或模块课程转变。 教学组织的多样性原则：从单一到多元。对社会生源班级的组建形式， 需要考虑社会生源是与应届生源混合编班， 还是单独编班;对社会生源这个群体本身， 既可按照生源的类别组建教学班， 还可按照生源的年龄段来组建。
教学方法的适用性原则：从抽象到具象。教学过程的实施要更多地由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陈述性知识的传授方式， 向学生主动、教师随动的过程性知识的习得方式转变， 要更多地强调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的运用。
教学评价的广域性原则：从定域到广域。针对社会生源的教学评价方法、方式、主体、标准等， 应从共性囿于学校的评价走向个性基于校企合作的评价——形成性评价和常模评价的方法、第三方或企业评价的主体、“技能+知识”和“1+X”证书制度的评价标准。
基于此， 《实施方案》指出， 要“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开展教学。由此意味着要由针对应届生源的同进度教学模式， 转向针对社会生源的差异化的教学模式， 即由刚性走向弹性的教学之变。
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建制之变
扩招百万生源， 并非权宜之计。一方面，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是一种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体生涯发展有机融合的教育。另一方面， 职业教育从民生领域走向宏观政策领域， 成为应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保持国家稳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之举。在多达4.4亿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残疾人群中， 若其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数能占5%， 必会高达2200万人。倘若年扩招百万， 也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任务。学校管理如何应对？需要考虑从面向应届生源、学习年限固定、从校门到校门的学校建制， 即目标确定的学校机构设置， 向面向应届和社会生源并重、学习年限灵活、适应“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目标的柔性的学校建制转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采取的措施是——
重构的学校机构： 从共性延伸至个性。要由普教学校的部门设置向职教特色的学校部门设置转变。 扩招是否只是单独招生或培训任务的扩充， 是否只是继续教育学院的任务， 是否应建立与产业、行业、企业以及社区、工会、妇联或青年组织合作的定向招生机构？需要一一破题。
开放的资源配置：从校内延伸至校外。扩招后的教学设施以及校舍， 是挖潜、改建还是扩建、新建;是只能定界于传统的校园内， 还是可采取租赁校外民宅民宿， 或是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实现共建共享， 或者还可以采取居家走读的形式，需要有可行性措施。
长效的学籍管理：从终结延伸至终身。扩招后， 如何从传统的基于应届生源三年学制的终结性的学籍管理， 向基于学分银行和学生学习档案的、有利于学生接受再教育的、可追溯可查詢可转换的终身性的学籍管理转变？对此需要有创新性的长远谋划。
多样的学制组合：从单一延伸至多元。传统的成人教育采取半日制、周日制、晚间制、插班制， 可能导致学习碎片化， 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扩招后如何从单一的学年全日制学习向多元“分段全日制”，即以连续几个月为板块的分段全日制学习转变，需要有应对方案。
基于此，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 提高办学质量”。《实施方案》也指出， “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由此， 扩招由应届生源延展至社会生源， 意味着需要由囿于围城的封闭建制， 向跳出学校走向社会的开放建制转变， 实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建制之变。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跨界的职业教育需要整合的思考， 整合的职业教育需要重构的设计。借助于高职扩招的机遇， 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富潜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将屹立于神州大地。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梦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