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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共人士参政凸显民主政治深化
据《人民日报》的消息：非中共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者日益增多，还开始任部门正职。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非中共人士１８万名；政协委员中，有３４万名；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班子中有非中共领导人士１９名；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有２位非中共人士任校长；全国担任县处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人。“在其位，谋其政”。去年8月，北京市公开选拔１６位副局级领导干部时，明确要求其中有１０个职位的参选者必须是非中共党员。在近期全国各市县乡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中，多数市县人大、政府领导班子已按中央要求配备非中共人士，市县政协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不少于５０％。选拔优秀的非中共人士参与国家政权，既体现了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宽阔胸襟，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要拓宽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渠道，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教育。”“既要抓住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源头，又要注意从新的社会阶层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方面选拔人才；要坚持政治标准，注重业务素养、道德修养和群众公认，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使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素质更优良、结构更合理、数量更充足”。“新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团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非中共人士肩负中华崛起的神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肝胆相照，休戚与共，贡献才智，谱写新曲，铸就辉煌！
全球“少壮CEO”排名中国人居榜首
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全球CEO排名，旨在找出世界范围内50名最具才干的年轻CEO。排名显示：来自中国公司的管理者明显占优。前10名占有8席，前20名中拥有14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50名最年轻有为的CEO中，近半来自中国。现年34岁的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斌位列榜首。他所领导的公司，80%以上的营业额来自汽车零部件，同时也参与卫星的开发。2005年公司的营业额为18亿元，200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比2005年同期相比提高了300%。特种金属公司的CEO在前5名中，有3家中国上市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6的公司是中国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吕伟顺。由于编制方法限制，一些私营企业的年轻CEO、未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没有列入榜单。可以确信的是，随着中国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现在掌管私营企业方向的少壮CEO数量会更多。卡斯商学院的评论说：“在项目一开始，没有想到中国CEO的表现如此强劲，会在年轻CEO中占据冠军位置。但是当把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CEO的平均年龄（47岁）和日本日经指数公司CEO的平均年龄（62岁）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大市场的CEO年龄差距竟有如此之大。”主持本次研究的专家认为，中国CEO的优异表现打破了“年龄＝智慧”的信条，他们比西方发达国家的CEO更年轻，同时也取得了比西方同行更优秀的业绩。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而且也表明年龄在中国不再是妨碍杰出企业家发展的因素。
“权力寻租”扼杀民营企业生存空间
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个科长就可以随便‘收拾’一些小老板，中小企业主对为官不廉的反感情绪越来越重。”陕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算了一笔账：企业的年销售额可达4000万到5000万元，而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要花掉400万到500元万。最让他痛心的就是公务员中的一些“新人”，胆子更大，索取钱财肆无忌惮。这种“权力寻租”现象，不乏其例，且有日趋严重之势，应当引起高层管理部门的警觉。“权力寻租”增加民营企业的“隐性成本”。许多民企业老板在“潜规则”面前，要么忍气吞声接受，要么一脸无奈“出局”，为生存计，敢怒而不敢言。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公职人员掉入转化时期“权力寻租”的陷阱，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两大体系的功能紊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阻力。“权力寻租”是“权力经济”或“权钱交易”的别名；源于国际经济学界克鲁格教授创立的“寻租”理论，“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学者赵翼在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贿随权集”。“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力倡‘八大’良好风气，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讲操守重品行。特别提出公务员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的各项规定。”这无疑是全国人民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利好”消息。
“守夜人”越俎代庖是计划经济“短板”
《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依据几条标准——“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划定出控股的“七大行业”，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如此“画地为牢”的作法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非公经济”人士，颇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提出质疑：《指导意见》中的几个“控股”标准，仅“公共品”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定义，其它均带有“主观随意性”。“既然涉及国家资产即全民资产，重大的政策就应该先提交资产的所有者审议，在全国人大上经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讨论通过，而不是资产的管理者自行决定。”一位民企老板读后感觉这标准像“松紧带”，可长可短，随意性很大，很难体现“公平和公正”。比如，关于军品的控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军工产品多是私人企业生产的，也未曾因此而影响了那个国家的安全。这明显存在对非公经济的歧视，为民营企业的开发，设置了一道“封锁墙”。国资委控股的“七大行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指导意见》与“非公经济36条”的精神有不协调之处。前者只顾眼前，急于“收归国有”；后者高瞻远瞩，着力“放水养鱼”。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圈定的“七大行业”都是养眼的“潜力股”。对“七大行业”控股的管理方法，是计划经济的“短板”。我们不能在行使政府职能时，越俎代庖，用那双“看得见的手”，挑肥拣瘦，在利益驱使下成为“垄断”集团的代言人，完全忘记了的惟一天职是当好“守夜人”。
苟利国防建设：何必论“国企”“民营”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发表文章——《中国军队向民营装备提供商开放》。文章说称：近年来，解放军陆军装备采购率先走市场化道路，一批民营企业在招标竞争中“一试身手”获得商机。“2006年，当中国军人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时，他们带去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装备——轮式装甲车。”记者在文章中还写道，“据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宝和介绍，他们在调查了轻型轮式装甲车的市场需求状况后，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制造出了样车。这种轮式装甲车与国际同类产品比较，价格便宜了近一半。”总经理王宝和自豪地说，“如果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全面进入军工生产领域，我坚信国家将拥有更先进的军用装备和更强大的国防！”据悉，这种轮式装甲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已然取得了不错的好成绩。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举办的中东国际防务展览会上，王宝和所代表的公司是参展的惟一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这种轮式装甲车之所以畅销，一是设计明确：专门为维护治安、平息暴乱、打击恐怖活动和武装警卫而专用设计；二是用途广泛：根据需要可以变型为运输车、指挥车、通讯车、救护车和侦察车等多种用途；特别适于维和部队执行任务使用。业内人士评价，这种轮式装甲车可与国际上先进的美国悍马和英国路虎等同类车比肩，而且在抗弹性和装载容量上优于同类产品。这条“出口转内销”的报道，读来让人高兴，颇有启迪。苟利国防建设：何必论“国企”“民营”！“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是国家从战略高度为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确定的重大方针。我们有理由企盼中关村的联想、方正、紫光……理应为国防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名人《新论语》
刘淇（北京市委书记）
地上打通“断头路”，道路连贯，车辆跑起来就能减少堵塞；地下“二环三纵四横七放射”，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0公里，那时候大家出行该多方便啊！我们一定要借奥运机遇加快轨道建设，2008年200公里，2010年274公里，2012年达到400公里。轨道交通不但缓解城区交通拥堵，还能将亦庄、通州、顺义三个规划的重点新城贯通起来，加速首都发展。
李金华（审计署审计长）
如果一个人24小时老激情彭湃，他就有问题了。审计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不希望老刮“审计风暴”，应去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从制度上、体制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白礼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衡量自主创新的标准不是看你论文发表的数量，也绝不是看你有没有新楼，更不是看你有没有好的仪器设备，而是有没有一个自主创新的、优秀的、宏大的队伍。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丁肇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一味地追求笔试的好成绩并不可取。我所认识的2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中，没有一个是经常考试第一名的。居里夫人是个例外，听说她经常考第一，但我不认识她。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与考试成绩好坏无关。
据《人民日报》的消息：非中共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者日益增多，还开始任部门正职。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非中共人士１８万名；政协委员中，有３４万名；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班子中有非中共领导人士１９名；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有２位非中共人士任校长；全国担任县处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人。“在其位，谋其政”。去年8月，北京市公开选拔１６位副局级领导干部时，明确要求其中有１０个职位的参选者必须是非中共党员。在近期全国各市县乡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中，多数市县人大、政府领导班子已按中央要求配备非中共人士，市县政协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不少于５０％。选拔优秀的非中共人士参与国家政权，既体现了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宽阔胸襟，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要拓宽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渠道，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教育。”“既要抓住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源头，又要注意从新的社会阶层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方面选拔人才；要坚持政治标准，注重业务素养、道德修养和群众公认，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使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素质更优良、结构更合理、数量更充足”。“新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团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非中共人士肩负中华崛起的神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肝胆相照，休戚与共，贡献才智，谱写新曲，铸就辉煌！
全球“少壮CEO”排名中国人居榜首
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全球CEO排名，旨在找出世界范围内50名最具才干的年轻CEO。排名显示：来自中国公司的管理者明显占优。前10名占有8席，前20名中拥有14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50名最年轻有为的CEO中，近半来自中国。现年34岁的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斌位列榜首。他所领导的公司，80%以上的营业额来自汽车零部件，同时也参与卫星的开发。2005年公司的营业额为18亿元，200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比2005年同期相比提高了300%。特种金属公司的CEO在前5名中，有3家中国上市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6的公司是中国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吕伟顺。由于编制方法限制，一些私营企业的年轻CEO、未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没有列入榜单。可以确信的是，随着中国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现在掌管私营企业方向的少壮CEO数量会更多。卡斯商学院的评论说：“在项目一开始，没有想到中国CEO的表现如此强劲，会在年轻CEO中占据冠军位置。但是当把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CEO的平均年龄（47岁）和日本日经指数公司CEO的平均年龄（62岁）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大市场的CEO年龄差距竟有如此之大。”主持本次研究的专家认为，中国CEO的优异表现打破了“年龄＝智慧”的信条，他们比西方发达国家的CEO更年轻，同时也取得了比西方同行更优秀的业绩。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而且也表明年龄在中国不再是妨碍杰出企业家发展的因素。
“权力寻租”扼杀民营企业生存空间
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个科长就可以随便‘收拾’一些小老板，中小企业主对为官不廉的反感情绪越来越重。”陕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算了一笔账：企业的年销售额可达4000万到5000万元，而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要花掉400万到500元万。最让他痛心的就是公务员中的一些“新人”，胆子更大，索取钱财肆无忌惮。这种“权力寻租”现象，不乏其例，且有日趋严重之势，应当引起高层管理部门的警觉。“权力寻租”增加民营企业的“隐性成本”。许多民企业老板在“潜规则”面前，要么忍气吞声接受，要么一脸无奈“出局”，为生存计，敢怒而不敢言。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公职人员掉入转化时期“权力寻租”的陷阱，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两大体系的功能紊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阻力。“权力寻租”是“权力经济”或“权钱交易”的别名；源于国际经济学界克鲁格教授创立的“寻租”理论，“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学者赵翼在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贿随权集”。“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力倡‘八大’良好风气，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讲操守重品行。特别提出公务员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的各项规定。”这无疑是全国人民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利好”消息。
“守夜人”越俎代庖是计划经济“短板”
《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依据几条标准——“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划定出控股的“七大行业”，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如此“画地为牢”的作法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非公经济”人士，颇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提出质疑：《指导意见》中的几个“控股”标准，仅“公共品”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定义，其它均带有“主观随意性”。“既然涉及国家资产即全民资产，重大的政策就应该先提交资产的所有者审议，在全国人大上经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讨论通过，而不是资产的管理者自行决定。”一位民企老板读后感觉这标准像“松紧带”，可长可短，随意性很大，很难体现“公平和公正”。比如，关于军品的控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军工产品多是私人企业生产的，也未曾因此而影响了那个国家的安全。这明显存在对非公经济的歧视，为民营企业的开发，设置了一道“封锁墙”。国资委控股的“七大行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指导意见》与“非公经济36条”的精神有不协调之处。前者只顾眼前，急于“收归国有”；后者高瞻远瞩，着力“放水养鱼”。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圈定的“七大行业”都是养眼的“潜力股”。对“七大行业”控股的管理方法，是计划经济的“短板”。我们不能在行使政府职能时，越俎代庖，用那双“看得见的手”，挑肥拣瘦，在利益驱使下成为“垄断”集团的代言人，完全忘记了的惟一天职是当好“守夜人”。
苟利国防建设：何必论“国企”“民营”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发表文章——《中国军队向民营装备提供商开放》。文章说称：近年来，解放军陆军装备采购率先走市场化道路，一批民营企业在招标竞争中“一试身手”获得商机。“2006年，当中国军人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时，他们带去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装备——轮式装甲车。”记者在文章中还写道，“据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宝和介绍，他们在调查了轻型轮式装甲车的市场需求状况后，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制造出了样车。这种轮式装甲车与国际同类产品比较，价格便宜了近一半。”总经理王宝和自豪地说，“如果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全面进入军工生产领域，我坚信国家将拥有更先进的军用装备和更强大的国防！”据悉，这种轮式装甲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已然取得了不错的好成绩。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举办的中东国际防务展览会上，王宝和所代表的公司是参展的惟一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这种轮式装甲车之所以畅销，一是设计明确：专门为维护治安、平息暴乱、打击恐怖活动和武装警卫而专用设计；二是用途广泛：根据需要可以变型为运输车、指挥车、通讯车、救护车和侦察车等多种用途；特别适于维和部队执行任务使用。业内人士评价，这种轮式装甲车可与国际上先进的美国悍马和英国路虎等同类车比肩，而且在抗弹性和装载容量上优于同类产品。这条“出口转内销”的报道，读来让人高兴，颇有启迪。苟利国防建设：何必论“国企”“民营”！“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是国家从战略高度为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确定的重大方针。我们有理由企盼中关村的联想、方正、紫光……理应为国防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名人《新论语》
刘淇（北京市委书记）
地上打通“断头路”，道路连贯，车辆跑起来就能减少堵塞；地下“二环三纵四横七放射”，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0公里，那时候大家出行该多方便啊！我们一定要借奥运机遇加快轨道建设，2008年200公里，2010年274公里，2012年达到400公里。轨道交通不但缓解城区交通拥堵，还能将亦庄、通州、顺义三个规划的重点新城贯通起来，加速首都发展。
李金华（审计署审计长）
如果一个人24小时老激情彭湃，他就有问题了。审计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不希望老刮“审计风暴”，应去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从制度上、体制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白礼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衡量自主创新的标准不是看你论文发表的数量，也绝不是看你有没有新楼，更不是看你有没有好的仪器设备，而是有没有一个自主创新的、优秀的、宏大的队伍。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丁肇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一味地追求笔试的好成绩并不可取。我所认识的2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中，没有一个是经常考试第一名的。居里夫人是个例外，听说她经常考第一，但我不认识她。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与考试成绩好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