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支考古队来到山西省右玉县，对该县大川村一个墓葬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墓葬时，地面突然塌陷，一阵扬尘弥漫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墓室的底部竟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其中摆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铜器。这批铜器共有九件，其中刻有铭文的两件圆筒形的器物，器身外饰有虎、羊、牛、猴、龙等动物的造型，上面还出现了传说中九尾狐的形象。
　　考古队员面对这几件器物，心中满是疑惑。从器物的纹饰看，是中国汉代纹饰，粗犷大气的风格。可是如此多的动物形象用于器物的装饰，在以前汉代出土的器物中很少见，从器物造型上看又不像是中原器物，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

身世藏在铭文中

　　这些出土的器物被送往考古研究所，清理干净上面的泥土后，工作人员发现，其中三件器物的口沿上分别铸有铭文，它们的身世就蕴涵在这铭文中。
　　其中器形最大的一件铜器上铸有：“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它被考古隊员称之为“胡傅铜酒樽”。两件小一些的圆筒形器物上铸有：“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这两件铜器被考古队员称之为“胡傅温酒樽”。胡傅铜酒樽和胡傅温酒樽统称为“胡傅酒樽”。
　　通过铭文可以判断，这几件貌似炊具的器物，是古代用来盛酒用的酒樽。酒樽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当时上流社会常置于席、案上，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
　　胡傅铜酒樽的铭文“勮阳阴城”是指勮阳和阴城，均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勮阳位于今应县北，阴城位于今朔州东南。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正是中国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在位。历史上对刘骜的定评是“湛于酒色”。他迷恋酒色，宠幸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不理朝政。公元前7年2月，刘骜夜宿未央宫，第二天早晨起床，弯腰系袜带时，忽然中风倒下，就此死于长安未央宫。

　　胡傅铜酒樽整体为盆状，它的外围有三只兽首衔环，还装饰通体鎏金彩绘的动物纹，下面是三只虎形的足。这种外观让考古学家非常疑惑——器物的器型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但是周身的动物纹饰又透出清新的草原文化气息，这是为何？

　　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北部紧邻游牧民族，南部连接中原腹地。从汉代开始，游牧民族与中原交往频繁，山西在这一时期不仅成为各种力量、各种政权角逐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为了军事和生产的需要，汉王朝在此地带屯驻了大量的人口和军队。胡傅铜酒樽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产物，展现的是汉代山西北部生活的场景。
　　胡傅铜酒樽采用的是鎏金工艺，是一种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固地附在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在东周和汉代以后均颇为流行，先后称为黄金涂、金黄涂、金涂、涂金、镀金，宋代始称鎏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已出土的文物证实，在战国时期就已掌握。两汉时期，帝王诸侯等贵族使用的精美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不仅是为了显示身份，也是为了增加器物的观赏性。？

它们的主人胡傅是谁

　　胡傅酒樽铭文中提到的胡傅是谁？西汉末年，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右玉县地处山西北部，毗邻长城，与内蒙古交界，这里还曾是塞外草原，是匈奴族活跃的地方；器物上的动物也完全是草原风格。因此，专家推测，胡傅很可能是匈奴族部落里的一位头领。
　　中国古代匈奴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不仅善战，更善饮酒，酒樽上铸有的铜环，就是为了在马上携带方便。“百廿斤”，依汉制是60公斤，汉代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0克，“百廿斤”相当于今天的30千克。
　　从器物的形状上看，墓主人胡傅身份不低，但研究人员翻遍史料也没有发现与铭文中提到的胡傅有关的任何记载，因此推断他不是贵族也不是一方官员。三件胡傅酒樽腹部分别都铸有衔环，和以往出土的汉代樽相比非常独特，而且樽上所铸多为野兽动物，不是中原风格。这种胡汉风格融于一器的精美文物在全国范围内很少见。
　　翻看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主流，所以那个时期的物品开始体现匈奴文化。而这三件酒樽的铸造时间处于那个年代，这个胡傅不排除是西方使者的可能。然而，古墓的墓葬形式遵循汉制，而且出土的许多器物也都按照汉朝规制铸造，但胡傅是西方使者还是匈奴首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所以时至今日，这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