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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些离公司事务很远、但是又经常对公司事务指手画脚的官员们应该看看这部片子。”
9月20日,10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在央视开始第二轮热播。这部片子被称为《大国崛起》的新的姊妹篇。
总导演和总撰稿任学安说,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举世震惊。2009年,酝酿4年之久的《公司的力量》正式开拍,栏目组奔赴欧亚美8国,深入50余家世界顶级公司和9大商学院,遍访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170余位资深学者和商界领袖。
摄制历时近两年,这部“电视公司史”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梳理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司”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创新,探讨了它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的复杂互动,对公司这一“人类的成就”的异化现象也没有回避。任学安和他的团队关切的是:“公司是什么?中国的公司离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
片子热播后,曾执导《话说长江》的陈汉元老先生给任学安发来了祝贺短信,称赞该片“是巨大的磁铁”,“而我就是一块小铁片”。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力量》由央视与金蝶软件、净雅食品、三多堂传媒、笔墨传媒等4家民营公司联合摄制。其中成立12年的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此前就承制过部分《大国崛起》,还与央视合作了《复兴之路》和《中国故事》,此次更是承担了《公司的力量》的全部海外拍摄,近年还拍摄了脍炙人口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晋商》、《汉字五千年》等。总裁高晓蒙保持着一个“60后”晋商的低调。他和任学安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同学,但他认为屡屡获得来自国家电视台的“订单”,主要原因还是作品本身的高质量。
人们未必完全认同任学安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十分乐观的判断与描述,但必须承认,他是国家电视台里一位“且思且行”的资深电视人。
关于“堆砌”与“想象”
《新民周刊》:有没有一些知名的本土企业家直接跟您讲他们的观后感?
任学安:马云很感兴趣,他让所有他旗下的网站都主动推这个节目。我在微博上看到,任志强跟潘石屹也都谈到过这个节目。张瑞敏先生委托他下面一个公关公司的人专门找到剧组,希望尽快拿到这个碟片。当然,每个人看的角度和心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类似这种情形,应该说还是比较多。
《新民周刊》:联想的柳传志先生前些天和您一同出席人民网的在线访谈时,他还“希望我们决策层看到这个片子”。
任学安:经济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们的重心。如果我们不研究经济体,不研究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组织——公司,管理这么大一个经济组织的政府(不是专指中央政府,我主要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怎么来管理我们的经济?
我们不是专门给谁看,当然,对于政府官员来讲,这部片子应该是值得在闲暇之余看一看的片子。连进行了几十年创业的柳传志先生都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关于企业、关于公司的片子,我想那些离公司事务很远、但是又经常对公司事务指手画脚的官员们应该看这部片子。
《新民周刊》:片名中的“力量”比较容易让人想起它积极的一面,但第四集“进步之痛”、第五集“危急时刻”也没有回避公司“消极的力量”。
开播后,我看到《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刘仰在“乌有之乡”上斥之为“堆砌的庸见”。
任学安:他关注到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任何东西都会有不同的评价,所谓的多元表达就是这样。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进步到很包容的阶段,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才出现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解读和不同角度的表达,我认为都挺好。
我非常赞赏吴建民先生在山东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演讲,他大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向外部世界学习,我们不要怕谈民主,我们不要怕谈自由,凡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去学。我们跟人家的差距还非常非常大,当然我们自身也有一些新的创造。”
一方面我们要自信,但不能够同时犯错、封闭,所谓的“中国高兴不高兴”,今天都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你高兴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高兴也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全球化带来这样一个深度的交融,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独地依据自己的情绪来作出任何对公共事务,尤其是涉及多边关系的事务的决定。
在我们谈论力量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赞美公司的力量,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80%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公司来提供的,90%以上的财富是由公司来创造的。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回避公司本身的负面,公司给我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灾难,有的是公司自身带来的,有的是监管缺位带来的;有的是历史阶段不可跨越,从最初公司为董事会服务、董事会的利益高于一切,到今天我们在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性的进程。几百年前,谁会说这样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谁在谈公司的社会责任?人们都觉得这个词听都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成为大多数中国公司的一个共识。
我们需要正视公司积极的力量和负面的力量,甚至常常带有毁灭性的力量,要正视它、研究它,懂它了,才能够治理它,才能够提供它发育的土壤。
《新民周刊》:另一种批评我非常重视,如一位财经书评人认为这个片子“逻辑性不强,数据有待核实”,他认为“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这个数据是十多年前的旧书《当公司统治世界》引用过的,今天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任学安:片中所有的细节、数据都有赖于有依据的出处,可能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资讯,能力所及、精力所及,看到的材料也都是不同的,我们欢迎任何来自这方面的评价。如果我们真的错了,我们会及时地调整;如果没有错,我们还会坚持。譬如说,“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这个是有出处的,是英国人写的一本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就叫《当企业收购国家》。
我们所有的东西,事实的部分、细节的部分、故事的部分都是有出处的,不是编导的润色、主观的想象。
我们这个团队首先没有专门负责资料的,人人都肩负着收集资料的义务,这样我们信息的来源肯定会更多。但是我们坚持一条,你提供的东西必须是有出处的。这里面很多的过程、细节,都是整个组内所有的同志用不同的方式取得的。
电视人也要铸史
《新民周刊》:片子前面讲述海外公司历史变迁的部分比后面讲本土公司的部分更吸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九集“本土雄心”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公司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太多故事杂糅在一集里,让人产生这种局促感?
任学安:熟悉和不熟悉的东西,在你欣赏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前几集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所以有距离感,说什么就是什么。后面尤其是你说的中国部分,大多数人都知道,就容易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惯性的思维,一旦我的叙述跟你的惯性思维不一致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感受。
实际上,我们从做《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到这个纪录片,对于在45分钟内表述大跨度的历史脉络,我们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像《大国崛起》,法国那一集42分钟,涉及将近300年的历史;日本那一集也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公司的力量》第九集叫“本土雄心”,也是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是全球视野下来看公司,本土公司仅仅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断断续续,真正开始也就是近三十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比重已经是很大的,也应该这么大,它是中国人来梳理的电视的公司史。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例是得当的。
《新民周刊》:我在片中看到很多难忘的细节,比如英国的《泡沫法案》1825年废除前,“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
但整个系列看下来,看到不计其数的类似细节,我又开始怀疑,公司史或经济史上真有那么多趣闻、偶然性细节吗,还是撰稿人出于平易的表述策略而刻意突出这样的细节?
任学安:这是电视创作本身的一个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做《大国崛起》的时候,台领导用过一句话,叫做“电视人也铸史”。从《大国崛起》开始,我们用学术的态度、用电视的手段来书写历史,所有的事实都是经历史学家把过关的。
《公司的力量》也在播出前两个月请相关方面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看,有的学者如周其仁教授通篇认认真真地看过两遍,所以在历史事实上我们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个别的遗漏或者错误,确实谁也不敢保证。
电视创作是一个专门的行当,电视节目在说理上是很弱的,电视节目的说理必须依托于说事,必须依托于故事来传达理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影视都有一个基本的追求,那就是对细节的追求。对于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来讲,更是这样,它必须是用真实的细节来打动人。但是,细节不能够代替整体,整体的叙述、整体的架构必须是经得起学术推理和考验的。
从这点来说,比如洛克菲勒临终前相片(享年98岁的洛克菲勒1937年5月23日去世后,遗物中有一张他小学同学的合影,但儿时的他因为太过贫穷和寒酸而被老师和摄影师排除在合影之外——记者注)的故事,“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一些细节故事,都是有出处的。正是这样的细节,增强了这个片子的说服力。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如果不在这些细节上追求,很难做出打动人的作品。
纪录片的解说词写作,确实跟一般性的文字报道不一样,即便在80年代比较火热的报告文学,它的文体已经接近电视文体,但是它只是接近,仍然不能把它直接变成电视解说词。但是反过来,优秀的、有思想的电视片的解说词可以转化成报告文学,可以转化成别的东西。
用历史诠释当下
《新民周刊》:您担任总导演、总撰稿的《复兴之路》2007年播出时,也宣称是“《大国崛起》姊妹篇”。从2006年播出并迅即引起热烈反响的《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到2008年的“中国梦的十个样本”《中国故事》,再到今年的《公司的力量》,乃至您未来可能会拍的“国企改革史”,您这5年来通过这些片子,一以贯之的比较大的关切和寄托是什么?
任学安:我是比较幸运的,中央电视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天然的视角。你在国家电视台,你对你这个机构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业务选择,甚至决定了你选题的角度、你的行为方式。
其次,再加上你对于历史、现实话题的一种偏好,和你喜欢思考、喜欢杞人忧天、喜欢家国情怀的东西,喜欢责任的东西,这些一结合就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创作。
改革开放20年和30年,我们分别做过几部片子:2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20年20人》,30年的时候我们做《中国故事》。2003年以前,更多的是用当下来说当下,用当下的事实来表达对当下的思考。这几年,我们用历史的思考表达对当下的一种关怀和关注。
《新民周刊》:80年代,那种政论性的电视纪录片已经开始慢慢流行,包括那一代报社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饱含激情,但西方人讲的非虚构作品可能比较强调真实性、严谨性,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个平衡?
任学安:电视片的创作在80年代中后期走过一段非常活跃的阶段,出了很多的作品,到90年代作品为什么少了?我觉得,带有思想性的纪录片一定程度来讲是挺危险的一种类型,它跟出版图书某种程度来讲还不太一样。
《新民周刊》:那天新书发布会,主持人集中向您提问,您却有意识地把发言机会让给了净雅食品董事长张永舵。我觉得您放下了国家电视台的架子,是以一种平等的商业精神来对待与你们联合摄制的民营公司,似乎不仅仅是个人礼貌那么简单?
任学安:他们跟我们是一样平等的。他们是我们的投资方之一,作为投资方,人人都有对这个片子进行表达和解释的权利。没有他们的投资,我们的项目也很难做下去。这恰恰说明央视的开放,今天的一个文化产品、一个作品的诞生,如果还是关起门来搞,永远繁荣不起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用什么来贯穿?用改革来贯穿,用开放来贯穿,谁关起门来能大发展?
经济是什么?用你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叫经济。一个产品也是这样,用最经济的手段、最快捷的方式把它投放到市场,这叫本事。你一个人关起门来,十年拿不出来,有什么用?
比如说,我们通过电视研究公司,如果不是站在专家、学者的肩膀上,我们这些人研究二十年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这就是开放带来的,他们理应受到尊重。而在传统社会中,我们面对一个私人单位,面对一家民营公司的时候,往往会是不平等的,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
《新民周刊》:在你们的海外采访对象中,不乏那些大公司自己的公司史研究机构或杰出企业家的传记作者,如洛克菲勒的档案中心、杜邦公司的历史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西门子公司的档案馆和《卡内基传》、《松下幸之助》传记作者等,但中国公司似乎缺少这种对自身历史的梳理,可能公司荣誉室里更多的还是老板和各级领导人的合影。
任学安: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
《新民周刊》:英国史权威钱乘旦教授和天津青年学者李颜伟都接受过《公司的力量》的采访,李颜伟的研究结果在《公司的力量》中也有所体现:19、20世纪之交,结束内战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建设,但同时也患上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征”——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资矛盾问题和特权阶层腐败问题等严重存在,但美国各阶层合力掀起的“进步主义运动”却拯救了这个年轻的国家。100多年前的美国和今日中国似乎颇为相似?
任学安: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但是每次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别人吃药,我们要长智,这就是我们反映这些历史段落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那些前人曾经栽过跟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再栽一次,说明我们无知。你不知道不怪你,但是你知道了还去栽跟头,那就是愚蠢。历史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提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当然,每个国家的制度又是不同的,所产生问题的根源也会不同。但是进步运动也好,还是别的运动也罢,总体来讲就是一个社会的透明度问题。
《新民周刊》:当下中国也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移动这样在世界一些硬指标排名中比较靠前的大公司,但它们还远不足以引起本国公众的普遍尊敬,您觉得本土公司如何才可能成为伟大的中国公司?
任学安:钱是一分一分挣来的,馒头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个子是一天一天长的,日子也是一年一年过的。今天的国企再跟30年以前比,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已经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竞争主体。乃至在全球的市场环境中,像中石油这样的公司也已经成为独立的竞争主体,跟外国各种性质的公司PK,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咱们还是那句话,不要今天吃饱了、穿暖了,就忘记了过去曾经饥寒交迫的岁月。
我不是说仅此就满足,而是说看问题要历史地去看,看到变化,看到趋势。今天国资委掌握的国有企业有100多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55家,进一步可能减到30多家,这是什么?这是趋势。“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记者注)大家看过没有?有几个媒体认认真真地把“新36条”写过?都是按某种教科书的理论简单地在议论“国进民退”,我不太能够理解。
我们整天看到那些背包下了火车南下打工的人,他们不是到政府打工,而是到工厂去打工,公司不活跃,工厂不繁荣,人们就业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大家都去炒股,都去做金融衍生产品?社会财富谁创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还是得靠实体公司。
我们在呼唤一个新的创业时代的到来:人人都以能够创办一家公司为荣,人人都感觉到创办一家公司十分便利和方便,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想法通过公司来实现,我们命运的改变是通过公司而不是靠人施舍。
中国生产的打火机这么小的东西,主要不是卖给中国人,是卖给欧洲人,这就是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突然到来,你已经是国际性的公司,虽然你在本土生产,但你的市场已经走向国际舞台。这种情况下该你表演,我们特别渴望中国今天的新经济能够成长起来一大批公司,能够像在传统经济增长时期的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做得那样出色,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公司那样出色。
《新民周刊》:对现状的描述或者判断,也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
任学安:伟大是熬出来的。
9月20日,10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在央视开始第二轮热播。这部片子被称为《大国崛起》的新的姊妹篇。
总导演和总撰稿任学安说,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举世震惊。2009年,酝酿4年之久的《公司的力量》正式开拍,栏目组奔赴欧亚美8国,深入50余家世界顶级公司和9大商学院,遍访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170余位资深学者和商界领袖。
摄制历时近两年,这部“电视公司史”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梳理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司”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创新,探讨了它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的复杂互动,对公司这一“人类的成就”的异化现象也没有回避。任学安和他的团队关切的是:“公司是什么?中国的公司离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
片子热播后,曾执导《话说长江》的陈汉元老先生给任学安发来了祝贺短信,称赞该片“是巨大的磁铁”,“而我就是一块小铁片”。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力量》由央视与金蝶软件、净雅食品、三多堂传媒、笔墨传媒等4家民营公司联合摄制。其中成立12年的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此前就承制过部分《大国崛起》,还与央视合作了《复兴之路》和《中国故事》,此次更是承担了《公司的力量》的全部海外拍摄,近年还拍摄了脍炙人口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晋商》、《汉字五千年》等。总裁高晓蒙保持着一个“60后”晋商的低调。他和任学安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同学,但他认为屡屡获得来自国家电视台的“订单”,主要原因还是作品本身的高质量。
人们未必完全认同任学安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十分乐观的判断与描述,但必须承认,他是国家电视台里一位“且思且行”的资深电视人。
关于“堆砌”与“想象”
《新民周刊》:有没有一些知名的本土企业家直接跟您讲他们的观后感?
任学安:马云很感兴趣,他让所有他旗下的网站都主动推这个节目。我在微博上看到,任志强跟潘石屹也都谈到过这个节目。张瑞敏先生委托他下面一个公关公司的人专门找到剧组,希望尽快拿到这个碟片。当然,每个人看的角度和心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类似这种情形,应该说还是比较多。
《新民周刊》:联想的柳传志先生前些天和您一同出席人民网的在线访谈时,他还“希望我们决策层看到这个片子”。
任学安:经济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们的重心。如果我们不研究经济体,不研究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组织——公司,管理这么大一个经济组织的政府(不是专指中央政府,我主要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怎么来管理我们的经济?
我们不是专门给谁看,当然,对于政府官员来讲,这部片子应该是值得在闲暇之余看一看的片子。连进行了几十年创业的柳传志先生都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关于企业、关于公司的片子,我想那些离公司事务很远、但是又经常对公司事务指手画脚的官员们应该看这部片子。
《新民周刊》:片名中的“力量”比较容易让人想起它积极的一面,但第四集“进步之痛”、第五集“危急时刻”也没有回避公司“消极的力量”。
开播后,我看到《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刘仰在“乌有之乡”上斥之为“堆砌的庸见”。
任学安:他关注到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任何东西都会有不同的评价,所谓的多元表达就是这样。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进步到很包容的阶段,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才出现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解读和不同角度的表达,我认为都挺好。
我非常赞赏吴建民先生在山东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演讲,他大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向外部世界学习,我们不要怕谈民主,我们不要怕谈自由,凡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去学。我们跟人家的差距还非常非常大,当然我们自身也有一些新的创造。”
一方面我们要自信,但不能够同时犯错、封闭,所谓的“中国高兴不高兴”,今天都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你高兴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高兴也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全球化带来这样一个深度的交融,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独地依据自己的情绪来作出任何对公共事务,尤其是涉及多边关系的事务的决定。
在我们谈论力量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赞美公司的力量,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80%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公司来提供的,90%以上的财富是由公司来创造的。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回避公司本身的负面,公司给我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灾难,有的是公司自身带来的,有的是监管缺位带来的;有的是历史阶段不可跨越,从最初公司为董事会服务、董事会的利益高于一切,到今天我们在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性的进程。几百年前,谁会说这样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谁在谈公司的社会责任?人们都觉得这个词听都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成为大多数中国公司的一个共识。
我们需要正视公司积极的力量和负面的力量,甚至常常带有毁灭性的力量,要正视它、研究它,懂它了,才能够治理它,才能够提供它发育的土壤。
《新民周刊》:另一种批评我非常重视,如一位财经书评人认为这个片子“逻辑性不强,数据有待核实”,他认为“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这个数据是十多年前的旧书《当公司统治世界》引用过的,今天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任学安:片中所有的细节、数据都有赖于有依据的出处,可能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资讯,能力所及、精力所及,看到的材料也都是不同的,我们欢迎任何来自这方面的评价。如果我们真的错了,我们会及时地调整;如果没有错,我们还会坚持。譬如说,“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这个是有出处的,是英国人写的一本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就叫《当企业收购国家》。
我们所有的东西,事实的部分、细节的部分、故事的部分都是有出处的,不是编导的润色、主观的想象。
我们这个团队首先没有专门负责资料的,人人都肩负着收集资料的义务,这样我们信息的来源肯定会更多。但是我们坚持一条,你提供的东西必须是有出处的。这里面很多的过程、细节,都是整个组内所有的同志用不同的方式取得的。
电视人也要铸史
《新民周刊》:片子前面讲述海外公司历史变迁的部分比后面讲本土公司的部分更吸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九集“本土雄心”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公司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太多故事杂糅在一集里,让人产生这种局促感?
任学安:熟悉和不熟悉的东西,在你欣赏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前几集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所以有距离感,说什么就是什么。后面尤其是你说的中国部分,大多数人都知道,就容易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惯性的思维,一旦我的叙述跟你的惯性思维不一致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感受。
实际上,我们从做《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到这个纪录片,对于在45分钟内表述大跨度的历史脉络,我们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像《大国崛起》,法国那一集42分钟,涉及将近300年的历史;日本那一集也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公司的力量》第九集叫“本土雄心”,也是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是全球视野下来看公司,本土公司仅仅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断断续续,真正开始也就是近三十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比重已经是很大的,也应该这么大,它是中国人来梳理的电视的公司史。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例是得当的。
《新民周刊》:我在片中看到很多难忘的细节,比如英国的《泡沫法案》1825年废除前,“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
但整个系列看下来,看到不计其数的类似细节,我又开始怀疑,公司史或经济史上真有那么多趣闻、偶然性细节吗,还是撰稿人出于平易的表述策略而刻意突出这样的细节?
任学安:这是电视创作本身的一个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做《大国崛起》的时候,台领导用过一句话,叫做“电视人也铸史”。从《大国崛起》开始,我们用学术的态度、用电视的手段来书写历史,所有的事实都是经历史学家把过关的。
《公司的力量》也在播出前两个月请相关方面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看,有的学者如周其仁教授通篇认认真真地看过两遍,所以在历史事实上我们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个别的遗漏或者错误,确实谁也不敢保证。
电视创作是一个专门的行当,电视节目在说理上是很弱的,电视节目的说理必须依托于说事,必须依托于故事来传达理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影视都有一个基本的追求,那就是对细节的追求。对于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来讲,更是这样,它必须是用真实的细节来打动人。但是,细节不能够代替整体,整体的叙述、整体的架构必须是经得起学术推理和考验的。
从这点来说,比如洛克菲勒临终前相片(享年98岁的洛克菲勒1937年5月23日去世后,遗物中有一张他小学同学的合影,但儿时的他因为太过贫穷和寒酸而被老师和摄影师排除在合影之外——记者注)的故事,“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一些细节故事,都是有出处的。正是这样的细节,增强了这个片子的说服力。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如果不在这些细节上追求,很难做出打动人的作品。
纪录片的解说词写作,确实跟一般性的文字报道不一样,即便在80年代比较火热的报告文学,它的文体已经接近电视文体,但是它只是接近,仍然不能把它直接变成电视解说词。但是反过来,优秀的、有思想的电视片的解说词可以转化成报告文学,可以转化成别的东西。
用历史诠释当下
《新民周刊》:您担任总导演、总撰稿的《复兴之路》2007年播出时,也宣称是“《大国崛起》姊妹篇”。从2006年播出并迅即引起热烈反响的《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到2008年的“中国梦的十个样本”《中国故事》,再到今年的《公司的力量》,乃至您未来可能会拍的“国企改革史”,您这5年来通过这些片子,一以贯之的比较大的关切和寄托是什么?
任学安:我是比较幸运的,中央电视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天然的视角。你在国家电视台,你对你这个机构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业务选择,甚至决定了你选题的角度、你的行为方式。
其次,再加上你对于历史、现实话题的一种偏好,和你喜欢思考、喜欢杞人忧天、喜欢家国情怀的东西,喜欢责任的东西,这些一结合就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创作。
改革开放20年和30年,我们分别做过几部片子:2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20年20人》,30年的时候我们做《中国故事》。2003年以前,更多的是用当下来说当下,用当下的事实来表达对当下的思考。这几年,我们用历史的思考表达对当下的一种关怀和关注。
《新民周刊》:80年代,那种政论性的电视纪录片已经开始慢慢流行,包括那一代报社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饱含激情,但西方人讲的非虚构作品可能比较强调真实性、严谨性,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个平衡?
任学安:电视片的创作在80年代中后期走过一段非常活跃的阶段,出了很多的作品,到90年代作品为什么少了?我觉得,带有思想性的纪录片一定程度来讲是挺危险的一种类型,它跟出版图书某种程度来讲还不太一样。
《新民周刊》:那天新书发布会,主持人集中向您提问,您却有意识地把发言机会让给了净雅食品董事长张永舵。我觉得您放下了国家电视台的架子,是以一种平等的商业精神来对待与你们联合摄制的民营公司,似乎不仅仅是个人礼貌那么简单?
任学安:他们跟我们是一样平等的。他们是我们的投资方之一,作为投资方,人人都有对这个片子进行表达和解释的权利。没有他们的投资,我们的项目也很难做下去。这恰恰说明央视的开放,今天的一个文化产品、一个作品的诞生,如果还是关起门来搞,永远繁荣不起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用什么来贯穿?用改革来贯穿,用开放来贯穿,谁关起门来能大发展?
经济是什么?用你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叫经济。一个产品也是这样,用最经济的手段、最快捷的方式把它投放到市场,这叫本事。你一个人关起门来,十年拿不出来,有什么用?
比如说,我们通过电视研究公司,如果不是站在专家、学者的肩膀上,我们这些人研究二十年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这就是开放带来的,他们理应受到尊重。而在传统社会中,我们面对一个私人单位,面对一家民营公司的时候,往往会是不平等的,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
《新民周刊》:在你们的海外采访对象中,不乏那些大公司自己的公司史研究机构或杰出企业家的传记作者,如洛克菲勒的档案中心、杜邦公司的历史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西门子公司的档案馆和《卡内基传》、《松下幸之助》传记作者等,但中国公司似乎缺少这种对自身历史的梳理,可能公司荣誉室里更多的还是老板和各级领导人的合影。
任学安: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
《新民周刊》:英国史权威钱乘旦教授和天津青年学者李颜伟都接受过《公司的力量》的采访,李颜伟的研究结果在《公司的力量》中也有所体现:19、20世纪之交,结束内战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建设,但同时也患上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征”——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劳资矛盾问题和特权阶层腐败问题等严重存在,但美国各阶层合力掀起的“进步主义运动”却拯救了这个年轻的国家。100多年前的美国和今日中国似乎颇为相似?
任学安: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但是每次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别人吃药,我们要长智,这就是我们反映这些历史段落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那些前人曾经栽过跟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再栽一次,说明我们无知。你不知道不怪你,但是你知道了还去栽跟头,那就是愚蠢。历史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提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当然,每个国家的制度又是不同的,所产生问题的根源也会不同。但是进步运动也好,还是别的运动也罢,总体来讲就是一个社会的透明度问题。
《新民周刊》:当下中国也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移动这样在世界一些硬指标排名中比较靠前的大公司,但它们还远不足以引起本国公众的普遍尊敬,您觉得本土公司如何才可能成为伟大的中国公司?
任学安:钱是一分一分挣来的,馒头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个子是一天一天长的,日子也是一年一年过的。今天的国企再跟30年以前比,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已经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竞争主体。乃至在全球的市场环境中,像中石油这样的公司也已经成为独立的竞争主体,跟外国各种性质的公司PK,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咱们还是那句话,不要今天吃饱了、穿暖了,就忘记了过去曾经饥寒交迫的岁月。
我不是说仅此就满足,而是说看问题要历史地去看,看到变化,看到趋势。今天国资委掌握的国有企业有100多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55家,进一步可能减到30多家,这是什么?这是趋势。“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记者注)大家看过没有?有几个媒体认认真真地把“新36条”写过?都是按某种教科书的理论简单地在议论“国进民退”,我不太能够理解。
我们整天看到那些背包下了火车南下打工的人,他们不是到政府打工,而是到工厂去打工,公司不活跃,工厂不繁荣,人们就业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大家都去炒股,都去做金融衍生产品?社会财富谁创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还是得靠实体公司。
我们在呼唤一个新的创业时代的到来:人人都以能够创办一家公司为荣,人人都感觉到创办一家公司十分便利和方便,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想法通过公司来实现,我们命运的改变是通过公司而不是靠人施舍。
中国生产的打火机这么小的东西,主要不是卖给中国人,是卖给欧洲人,这就是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突然到来,你已经是国际性的公司,虽然你在本土生产,但你的市场已经走向国际舞台。这种情况下该你表演,我们特别渴望中国今天的新经济能够成长起来一大批公司,能够像在传统经济增长时期的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做得那样出色,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公司那样出色。
《新民周刊》:对现状的描述或者判断,也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
任学安:伟大是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