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文学大家余秋雨先生为当代文坛创作了一篇又一篇的文学精品，让读者从中获取阅读感动和感悟。《道士塔》即以其文墨凝练、文风犀利、文篇精悍的特点，叩问了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读者对于文物保护、文明传承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思索，感受到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个人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责任。
　　关键词：《道士塔》 文物保护 文明传承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一直以立意深邃、词语华美、归情写实、发人深省而著称，《道士塔》就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力作。其引发人们对文物保护、文明传承这样沉重问题的思索，让人们感受到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个人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责任。
　　一、历史上的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当关系导致了无奈的悲剧
　　文中所刻画得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莫高窟的管理者道士王圆箓，是没有民族情怀和国家大局观的一个可悲又可耻的人物，为了把“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的笔画弄得明亮一些，不惜在笔画上刷上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致使唐代的笑容收敛了，宋代的衣冠蒙尘了，洞中变成了一片净白，王圆箓道士笑了，民族和国家却因此倍感耻辱。还不算完，这个敢冒天下大不韪的道士，又向仪态万方的塑像抡起了铁锤，之后想当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泥天师和灵官。当从历史中走来的画卷被王圆箓道士在无意中发现之后，他更是毫不顾忌用这些民族的艺术瑰宝向外国人换取微薄的银元，来用以满足自己最为上等层次的“一只鸡，一颗纽扣、一篮青菜”的需要。
　　一项项、一桩桩在王圆箓身上所表现的愚昧，并沒有让他有负罪感，反而为掠夺者创造便利甚至感激得“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这种体现在道士王圆箓身上的个人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错位，必然会导致文物被破坏、文明遭践踏的历史性悲剧，后来者的无奈和悲伤，导致了作者都想穿越时空，向王道士大喊“住手！”，都想跪到王道士的面前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处于当下的我们是否还会有王道士这样的想法，是否还能做如同王道士那样的既可怜又可耻的行为。文物保护人人有责，文明传承责任在我。我是民族的，我是国家的，个人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能错位。
　　二、绝非巧合的无序—无知—无畏—无耻相结合而引发了愚昧性闹剧
　　王圆箓道士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和造成文物流失的情况，充分体现出他的无知、无畏、无耻，这既有他本人自身的原因，更映衬出时代的大背景，说明了当时政府的无能和社会的无序，因此，就谈不上文物的保护，更谈不上文明的传承。
　　文中当县长看到王圆箓道士呈上来的几个经卷时，仅是稍稍掂量出了事情的分量，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炽昌作为专业人士，懂得了文物的价值，清楚莫高窟的分量，但是，东西多和运费不低的问题，却让官僚们犹豫了。对于王道士随手一次又一次取出来又传出去的莫高窟文物，在官僚们之中也只是送来送去。在有知识的官僚们面前王道士的无畏被演化为了无所谓，于是王道士和这些官僚们一起变得无耻起来，社会环境也因此而无序。文物悲催了，文明悲催了，民族情感已经荡然无存，国家情怀被剥离得一干二净，王道士的真愚昧和官员们的心愚昧，引发了在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中的闹剧，并使这场闹剧愈演愈烈且长时间不谢幕。所以，一些胆大妄为的外国人就肆无忌惮簇拥而来，不仅能够轻轻松松从王圆箓道士手中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莫高窟的文物，而且没有见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和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的阻挡，顺顺当当、堂而皇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掠夺者，毫无风险、兵不血刃地成为他们国家的“英雄”，所以斯坦因等人的行径在他们的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甚至他们把这种行为美化为是对文明遗产的抢救，俨然强盗行为成为勇士行为。然而，我们在谴责强盗的同时，更应当感到当下自我在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中的责任。
　　三、现实中已形成的个体—国家—世界间的良性互动产生了觉醒后的喜剧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当代中国青年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民众的觉醒。余秋雨先生在作品的第四部分简短、浓缩地勾画了敦煌研究院、专家、一位日本学者，悲愤地记叙了当前只能通过从国外买来的作为研究使用的敦煌文献胶卷来研究我们的文化，这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力度，领略了专家们在文物保护中的积极奉献精神，这就是我国在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上的全方位的觉醒，并因此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伟大复兴的必然。尤其是介绍了一位日本学者在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感慨——“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道士塔》让我们明确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做后盾，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是得不到有力保障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承担起自己在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上的责任，履行应尽的义务。
　　（作者简介：赵天雪，女，硕士研究生，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电视节目制作与理论）（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