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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写过任何书，但所有的书的封面下方都有他的名字；
法国人几乎相信，只有在加斯东出版社出书，才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
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加斯东去世，法国人得了18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六位是他的作者；
大出版家不少，但只有他，能在晚年的时候，翻着自己出版社厚厚的书目对自己说：“法国文学，就是我！”；
他倾其一生都在拿陌生的年轻作家的前途打赌，重要的是，他总赢。
在20世纪法国出版史上，加斯东·伽利玛（1881-1975）创建的伽利玛出版社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多如繁星，风格和思想各异，却几乎都曾出现在伽利玛的书目上，只有少数几位作家成为“漏网之鱼”和他的“遗憾”。
这个总在封面下方出现的人，从不写书的法国文学最大推手，一生都拒绝写回忆录。
保持独立的世家公子
1881年，加斯东·伽利玛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保尔·伽利玛，在当地很有名声。在社交界非常吃得开，特别是在边缘艺术家圈里。他常常光顾的，是一个比一个穷的艺术家，并和他们成为朋友，比如和雷诺阿一起去西班牙、英国、荷兰旅行，后来，保尔·伽利玛的家都被莫奈、德加、马奈、布丹、塞尚、图卢兹-劳特累克的画挂满了。
可惜19世纪末，保尔全变了，这位曾经热心法国文化艺术的人，对绘画的兴趣全部转到了女人身上人。此前他几乎都在书与画中过活，而现在，每晚只能在杂耍剧院找到他。从此加斯东开始敌视父亲。
可直至成年，他看起来却是继承了父亲所有的喜好，“我喜欢玩，最喜欢放假！”20岁之前，他懒散、生活奢华、毫不掩饰对女人的追求，虽然看起来拘谨、害羞、傲慢。“他接受女性给他带来的所有好处，但坚决抵制她们试图给他带来的痛苦甚至是疲惫。”
也在这个时候，曾经流连在奢靡艺术和女人之间的加斯东，第一次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找了份工作。这个工作也并非全无体面——在所有的机要人员都需要秘书的时代里，他做了一名国会议员的秘书。但这份工作很轻松，只要不要让老板的信件过夜寄出就行。加斯东很快转行，下一个老板是罗贝尔·佩勒韦，20世纪初著名的剧作家，这分工作显然更有趣。
陌生的相遇
此后加斯东迅速进入法国文化圈，作为罗贝尔的助手，大名人所有琐碎而繁重的杂物都交给了他。在客厅、饭桌和宴会上，到处都是法国的名脸，名声好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全是这个国家最热闹的最让人有谈论兴趣的名人。
所以从社交的意义来讲，加斯东与当时完全不出名的普鲁斯特的相遇绝对是无意又真诚的。
在去罗贝尔家里的路上，加斯东远远就看到一个步行而来的身影，等进到罗贝尔家里才知道原来同是拜访者。这个陌生人举止有些不得体：衣服很不合身，扣子也不齐，还穿了一件奇怪的长斗篷，领子浆得笔直，头上斜搭着一顶旧草帽。
陌生人讲述了他从卡布堡走到贝内维尔的旅行，加斯东这个时候已经从对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印象里脱离出来，被他极为温柔的目光和随意的神情打动，甚至觉得他的这套奇怪装扮看起来很优雅——陌生人就是当时尚未出名的普鲁斯特。
珍贵的夜莺
1908年，一小群才华横起、与前辈作家格格不入的年轻作家决定集合起来宣扬自己的话语权，创办刊物。
纪德是团体的关键人物。1910年12月，杂志发行到第24期，随着刊物质量的提高和读者的扩大，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好像恰好能解决现在问题：创办一家小出版社来延续杂志的成功。他开始急于搜索一个人，一个理想的经理人。也许他必须很有钱，可以为杂志社的财务接济周旋；眼光长远，不计较蝇头小利；谨慎可靠，可以交托事务；热爱文学艺术，还要听话能干……
加斯东·伽利玛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尽管他才25岁，也没有文化方面的专长，但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地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就这样，加斯东成了他们的出版商。他一生都保留了这种品质，即使在修炼成为一个老奸巨猾的商人之后。
“普鲁斯特事件”是加斯东·伽利玛从同行那儿挖作者的第一次尝试。
普鲁斯特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年轻的出版商，尽管俩人只有过一面之缘。他多次说很看重伽利玛的判断。
最后，普鲁斯特把他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几个厚厚的本子留在了伽利玛那里。但当时的伽利玛出版社仍是纪德主持，他翻阅着那堆乱糟糟的手稿，印象不佳：稿子总是修修补补，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字符。而且纪德觉得普鲁斯特的某些描写让人震惊，尤其读到整页描写在贵族家庭中吃饭的文字时，他最终失去了良好作家的耐性，让加斯东把本子退回。但普鲁斯特则深信这部作品的价值，最终决定采取自费方式出版，联系了另一个出版商贝纳尔·格拉塞。
格拉塞甚至没有读过这部厚厚的手稿就与其签了合同。1913年底，《在斯万家那边》出版，外界对其的一致好评促使加斯东和纪德重新审视这部书——纪德向普鲁斯特写信承认错误。必须相信他是个写信高手，因为普鲁斯特这样回信给他：“你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词语驱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普鲁斯特写信给格拉塞，让伽利玛赎回了作品的版权。
1919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在出版社的推荐下，普鲁斯特参加了法国文学大奖龚古尔奖的评选，最终险胜。书几天就卖空了。十多天之后，伽利玛想尽办法总算供上了货，腰封上面写着“龚古尔奖”，。
也在这一年，纪德和伽利玛的权力之争终于得到了裁决，伽利玛开始真正领导出版社，纪德更多隐居了幕后。
以文学的名义和平共处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让人民苦不堪言。伽利玛对战争深恶痛绝，认为英雄主义虚伪至极，宁愿当活着的懦夫。为了逃兵役，他甚至装疯卖傻、装死。
法国沦陷时期如何正常出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不迎合德国人的主张，就会受到强迫。而德国人在审查图书方面显得十分灵活，从不自己动手书，而是让法国出版商根据“欧洲新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自己审查，好处就是可以获得配额发放的纸张。这方面格拉塞表现比较直接，直接向德国人示好。而伽利玛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服从和合作”，甚至向纪德解释必须把出版看成是“一种抵抗行为”。他出版了一些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品，比如歌德的。为了避免书刊审查，他需要经常出入占领者的地盘参加宴会；另一方面，他也允许出版社提供场地给地下抵抗组织开非法会议，“加斯东这个幻想主义者在办公室里牵着无数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线，让对抗的双方能以文学的名义和平共处。”
这种模糊的态度在战后起到了作用。清算运动中许多作家都为他辩护，尤其是威望很高的萨特和加缪，“我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对加斯东·伽利玛充满了敬意，我认为，责备伽利玛出版社，也就是责备阿拉贡、保朗、加缪、瓦莱里和我本人，是责备所有参加抵抗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由他出书的人。”但老对手格拉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几经审判和诉讼元气大伤，几乎一蹶不振。
1975年秋，加斯东·伽利玛去世。在遗书中，他希望继任者能延续出版社创始人当初的编辑精神，即“发掘有才华人，即使他之前一名不文，许多作品并不一定会获得出版的成功，但出版社的责任是发现、创造、积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不是靠短浅的商业成功来获取暂时的利益。这就要求股东们有更大的耐心。”
法国人几乎相信，只有在加斯东出版社出书，才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
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加斯东去世，法国人得了18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六位是他的作者；
大出版家不少，但只有他，能在晚年的时候，翻着自己出版社厚厚的书目对自己说：“法国文学，就是我！”；
他倾其一生都在拿陌生的年轻作家的前途打赌，重要的是，他总赢。
在20世纪法国出版史上，加斯东·伽利玛（1881-1975）创建的伽利玛出版社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多如繁星，风格和思想各异，却几乎都曾出现在伽利玛的书目上，只有少数几位作家成为“漏网之鱼”和他的“遗憾”。
这个总在封面下方出现的人，从不写书的法国文学最大推手，一生都拒绝写回忆录。
保持独立的世家公子
1881年，加斯东·伽利玛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保尔·伽利玛，在当地很有名声。在社交界非常吃得开，特别是在边缘艺术家圈里。他常常光顾的，是一个比一个穷的艺术家，并和他们成为朋友，比如和雷诺阿一起去西班牙、英国、荷兰旅行，后来，保尔·伽利玛的家都被莫奈、德加、马奈、布丹、塞尚、图卢兹-劳特累克的画挂满了。
可惜19世纪末，保尔全变了，这位曾经热心法国文化艺术的人，对绘画的兴趣全部转到了女人身上人。此前他几乎都在书与画中过活，而现在，每晚只能在杂耍剧院找到他。从此加斯东开始敌视父亲。
可直至成年，他看起来却是继承了父亲所有的喜好，“我喜欢玩，最喜欢放假！”20岁之前，他懒散、生活奢华、毫不掩饰对女人的追求，虽然看起来拘谨、害羞、傲慢。“他接受女性给他带来的所有好处，但坚决抵制她们试图给他带来的痛苦甚至是疲惫。”
也在这个时候，曾经流连在奢靡艺术和女人之间的加斯东，第一次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找了份工作。这个工作也并非全无体面——在所有的机要人员都需要秘书的时代里，他做了一名国会议员的秘书。但这份工作很轻松，只要不要让老板的信件过夜寄出就行。加斯东很快转行，下一个老板是罗贝尔·佩勒韦，20世纪初著名的剧作家，这分工作显然更有趣。
陌生的相遇
此后加斯东迅速进入法国文化圈，作为罗贝尔的助手，大名人所有琐碎而繁重的杂物都交给了他。在客厅、饭桌和宴会上，到处都是法国的名脸，名声好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全是这个国家最热闹的最让人有谈论兴趣的名人。
所以从社交的意义来讲，加斯东与当时完全不出名的普鲁斯特的相遇绝对是无意又真诚的。
在去罗贝尔家里的路上，加斯东远远就看到一个步行而来的身影，等进到罗贝尔家里才知道原来同是拜访者。这个陌生人举止有些不得体：衣服很不合身，扣子也不齐，还穿了一件奇怪的长斗篷，领子浆得笔直，头上斜搭着一顶旧草帽。
陌生人讲述了他从卡布堡走到贝内维尔的旅行，加斯东这个时候已经从对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印象里脱离出来，被他极为温柔的目光和随意的神情打动，甚至觉得他的这套奇怪装扮看起来很优雅——陌生人就是当时尚未出名的普鲁斯特。
珍贵的夜莺
1908年，一小群才华横起、与前辈作家格格不入的年轻作家决定集合起来宣扬自己的话语权，创办刊物。
纪德是团体的关键人物。1910年12月，杂志发行到第24期，随着刊物质量的提高和读者的扩大，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好像恰好能解决现在问题：创办一家小出版社来延续杂志的成功。他开始急于搜索一个人，一个理想的经理人。也许他必须很有钱，可以为杂志社的财务接济周旋；眼光长远，不计较蝇头小利；谨慎可靠，可以交托事务；热爱文学艺术，还要听话能干……
加斯东·伽利玛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尽管他才25岁，也没有文化方面的专长，但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地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就这样，加斯东成了他们的出版商。他一生都保留了这种品质，即使在修炼成为一个老奸巨猾的商人之后。
“普鲁斯特事件”是加斯东·伽利玛从同行那儿挖作者的第一次尝试。
普鲁斯特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年轻的出版商，尽管俩人只有过一面之缘。他多次说很看重伽利玛的判断。
最后，普鲁斯特把他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几个厚厚的本子留在了伽利玛那里。但当时的伽利玛出版社仍是纪德主持，他翻阅着那堆乱糟糟的手稿，印象不佳：稿子总是修修补补，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字符。而且纪德觉得普鲁斯特的某些描写让人震惊，尤其读到整页描写在贵族家庭中吃饭的文字时，他最终失去了良好作家的耐性，让加斯东把本子退回。但普鲁斯特则深信这部作品的价值，最终决定采取自费方式出版，联系了另一个出版商贝纳尔·格拉塞。
格拉塞甚至没有读过这部厚厚的手稿就与其签了合同。1913年底，《在斯万家那边》出版，外界对其的一致好评促使加斯东和纪德重新审视这部书——纪德向普鲁斯特写信承认错误。必须相信他是个写信高手，因为普鲁斯特这样回信给他：“你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词语驱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普鲁斯特写信给格拉塞，让伽利玛赎回了作品的版权。
1919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在出版社的推荐下，普鲁斯特参加了法国文学大奖龚古尔奖的评选，最终险胜。书几天就卖空了。十多天之后，伽利玛想尽办法总算供上了货，腰封上面写着“龚古尔奖”，。
也在这一年，纪德和伽利玛的权力之争终于得到了裁决，伽利玛开始真正领导出版社，纪德更多隐居了幕后。
以文学的名义和平共处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让人民苦不堪言。伽利玛对战争深恶痛绝，认为英雄主义虚伪至极，宁愿当活着的懦夫。为了逃兵役，他甚至装疯卖傻、装死。
法国沦陷时期如何正常出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不迎合德国人的主张，就会受到强迫。而德国人在审查图书方面显得十分灵活，从不自己动手书，而是让法国出版商根据“欧洲新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自己审查，好处就是可以获得配额发放的纸张。这方面格拉塞表现比较直接，直接向德国人示好。而伽利玛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服从和合作”，甚至向纪德解释必须把出版看成是“一种抵抗行为”。他出版了一些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品，比如歌德的。为了避免书刊审查，他需要经常出入占领者的地盘参加宴会；另一方面，他也允许出版社提供场地给地下抵抗组织开非法会议，“加斯东这个幻想主义者在办公室里牵着无数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线，让对抗的双方能以文学的名义和平共处。”
这种模糊的态度在战后起到了作用。清算运动中许多作家都为他辩护，尤其是威望很高的萨特和加缪，“我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对加斯东·伽利玛充满了敬意，我认为，责备伽利玛出版社，也就是责备阿拉贡、保朗、加缪、瓦莱里和我本人，是责备所有参加抵抗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由他出书的人。”但老对手格拉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几经审判和诉讼元气大伤，几乎一蹶不振。
1975年秋，加斯东·伽利玛去世。在遗书中，他希望继任者能延续出版社创始人当初的编辑精神，即“发掘有才华人，即使他之前一名不文，许多作品并不一定会获得出版的成功，但出版社的责任是发现、创造、积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不是靠短浅的商业成功来获取暂时的利益。这就要求股东们有更大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