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黄了,河水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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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不修善果
  只管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枷
  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水浒传》·鲁智深坐化遗诗
  1951年夏天的某个深夜,造币厂桥朝北下来靠近沪杭铁路道口的朱家湾派出所,一颗昏暗的电灯泡下,几个民警摆弄着老式短枪和手铐。可以听到一段没头没脑的对话——
  “再过一个时辰部队就到了,两个班,我和小江北带一个班,你们带一个,一点钟出发。”
  “老山东帮帮忙,手铐有情况,锁上就打不开了。”
  “笨。要去铐人家,先把自己……吔,国民党的手铐不好使嘛……算啦,要不小江北你留守看犯人,等我们回来再给你想办法。”
  “拿我开心是吧?帮帮忙老山东,我要不去,酱瓜弄哪家哪户你们都认不得……”
  ——小江北把自作自受戴上手铐的右手伸过去。小江北并不小,二十多,本地居民,刚当上民警。老山东也不老,三十出头,野战军打进上海后转业到公安的。老山东一颗一颗数着把子弹压满弹夹,拍进枪把,把枪放在桌上,笑嘻嘻地试着给小江北摘手铐。
  屋后“呜”地一声怪叫,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火车轮轨撞击声,门窗和桌上的东西一阵乱响,随着地面跳动,人也跟着穷抖。门被一脚踹开了,几条莽汉闯进派出所,手里攥着枪、匕首和大棒,个个你死我活的拚命架势。民警们愣了,小江北认得:“单大鸿,想干什么?”
  为首的单大鸿平端两支短枪,慢慢踱过来,枪管一挑小江北下巴:“敢叫大爷我的名讳?唔,披上狗皮了,不丑。这是预备去抓人?不麻烦,都来了,喏,要抓的都在,剩下的都在,抓吧。”他发现了小江北手上的铐子,“咦,好玩呢,小江北怎么先把自己铐起来了?难不成你拜我老头子被戳穿了?哈哈……”
  老山東伸手刚搭着枪把,“砰”地一声,单大鸿先开火了。屋后又是一列火车开过,暴风骤雨般的轮轨撞击声中,小江北抡起右手,拳头带手铐一起砸向单大鸿。民警和莽汉捉对厮杀,枪、匕首和大棒往死里招呼。火车开过以后,民警都牺牲了,老山东仆在桌上,半边脸血肉模糊,小江北歪坐墙角,胸口的一把匕首还在颤动。昏暗的电灯泡在风中晃荡,墙上地下,血迹溅迸,满屋子热气弥漫,热水瓶成了一摊发光的碎玻璃。单大鸿吩咐:“去后头,把弟兄们弄出来!”
  他们急吼吼地砸开班房的大锁头,几个铐着绑着的人拥了出来。最后一个出现在班房门口的是甲鱼头,没有快意,只有惊恐。单大鸿走过去,枪口顶上他额头:“你把我们卖了,只好对不起你,甲鱼头,你听好,不能混就回老家,你偏不走,我送你上路!”
  正要扣动扳机,班房里又蹿出一个女人,喊破喉咙地大叫:“你先打死我!先打死我!”
  扳机上的食指松开了。单大鸿恨恨地看了看面前的一男一女,一挥手,他和他带来的以及他救出的人呼啦啦出了派出所。
  他们跌跌冲冲地跑上河堤,翻过胸墙,跳进泊在岸边的一条木船。很快,船撑离河岸,乘涨潮驶向上游。船后,岸上一片火光,天都烧红了半边。苏州河倒映着月光,银白的波浪衬出船的黑影飘摇而去。此刻的大上海,也就是那些黑影耸立的楼房,不动声色,只有海关报时钟声远远传来,仿佛送行的告诫。
  单大鸿立在船头,枪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抽烟。烟头红火明明灭灭,他的面孔亮起来暗下去,渐渐隐没在凌晨的黑暗中。
  1988年夏天的某个黄昏,酱瓜弄通向河边的路口拐角,一家名叫“快活林”的酒吧开张营业了。不知道为什么,并不十分热闹,相邻人家靠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看而已,路过的转过头来打量一番连脚步都不带停留,只有对面河堤上站着蹲着的几个小把戏,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望着。酒吧业主单鸿生是个壮年汉子,一身三件套西装,还系着鲜红的领带,马戏团驯猴似的手持竹竿,一挂鞭炮噼哩啪啦。这鞭炮,在河湾这片人口密集之地,显得格外孤单冷清。单鸿生身后站着锦缎旗袍打扮的妻子沈小慧,她不安地绞着双手,笑给相邻的路过的每个人看,笑得真叫尴尬。
  一辆桑塔纳轿车越过铁路道口,从河边的光复西路绕过来。鸿生高兴了,丢下竹竿迎了上去:“啊呀,不得了,苇哥驾到,面子大得罩住浜北还有得多!”他回头朝酒馆方向喊,“爸,贵客光临啦!”
  苇哥瘦瘦长长,黑色T恤外一件银灰西便装,颈间一圈大金链子,戴着金戒指的手上抓着个摩托罗拉大哥大。他随和地笑笑,站在“快活林”门口四下张望。一位身着中式棕色布褂的老人走出门来,鸿生向他介绍:“苇哥,我认老大,从小带我混的,朱家湾的事情他说了算。”再掉过头来介绍,“我爸,海外归来……”
  声音略响,不像对话,倒像广而告之。相邻人家没听见似的,收衣裳的收衣裳,刮鱼鳞的刮鱼鳞,光膀子男人干脆朝自家黑狗踢了一脚。
  海外归来一向光彩,不要说发生在又破又大的普陀了。不大一点的店堂里,苇哥的视线落在区统战部、政协等组织赠送的锦旗和横匾上:“还有什么问题?管道煤气接上了吗?”
  “好了,通了,”鸿生答话,“苇哥神通广大,一个电话摆平。”
  苇哥坐下来,进入一般性寒暄:“老先生回来有一年了吧?还习惯吗?国内条件跟海外不好比,不过慢慢会好起来的。”他关照鸿生,“老先生有什么差遣,尽管开口,你我兄弟,不必客气。”
  “难为苇哥了……”
  鸿生感动得要哭。老人嘴巴半张,只管点头。苇哥饶有兴致地环顾店堂:“市口不错,风水也好,蛮上档次的一家酒吧。这破房子一直当它仓库,进货出货便当罢了。被你这么一弄,像模像样的,不要说酱瓜弄啊朱家湾的,整个浜北头一家!”
  “苇哥过奖!”
  鸿生开心得直搓手。苇哥盯着他:“有空我要来坐坐的。”接着就意味深长了,“怎么样,弄点副业走走货?”
  鸿生当然明白,有点慌张:“先让我开出来,蹚几步看看。”想想又补充,“知根知底的可以,面熟目生的不敢。”   苇哥赞成:“当然,一个字,稳。”
  鸿生想起来了,俯身询问:“要不要来杯现磨咖啡?烫的……冰镇啤酒也可以,海涅根。”
  苇哥正要开口,晃进来两个穿汗背心和短裤的青年,没坐下就喊:“老板,两听冰可乐,一包云斯顿!”
  稍微有点煞风景。
  酱瓜弄不是上海一般意义上的弄堂,而是苏州河北岸朱家湾地区一块住人的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本来是棚户区,一片废旧材料搭建的聊避风雨的“滚地龙”,叫“弄”,估计是城里人加给它的,苏北没有这个叫法,要按窝棚里钻进钻出的乡亲们的习惯,直接就叫村叫庄了,酱瓜村酱瓜庄比酱瓜弄顺口,就像潘家湾、朱家湾、谭子湾似的,一派乡土气息,十足田野风情。
  1949年后,工人阶级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就开始把“滚地龙”翻成有门有窗有顶有梁的房子。几十年住下来,子孙出生长大,有机会就再翻,搭阁楼不稀奇了,有点野心的造两层甚至起三层。这样一堆各按心想和能力变出来的房子挤在一起,好看是不太好看,倒是很有人情味。酱瓜弄中间有条弯弯的小路,不宽,结婚人家借来的轿车刚好可以开过去。这路一头通铁路道口,派出所就在路边,道口值班房隔壁,另一头伸向苏州河,“快活林”酒吧就在路口。小路上有一家烟杂店、一家粮油店、一家理发店、一个传呼电话站。小路两边有些支弄,在房屋之间的空隙中出没。没办法讲究房屋间距,谈不上什么私密空间,对门人家的动静一清二楚,连饭菜上桌都看得真切,差不多可以从窗口伸过去夹一筷子。天一晴,晾出来的棉被床单衣裤尿布在狭窄的小路和支弄上空兴高采烈地舞蹈,叫“一线天”风景。底下的孩子吃着百家饭长大,黄昏时分,家家都在门口支起小桌,小把戏不肯老实,端碗白米饭从这头颠到那头,这家一筷落苏那家一筷肉,跑回来碗空了也吃好了。
  至于为什么叫酱瓜弄,有待考证。倒不如叫回丝弄或者酒瓶弄,因为苏州河对岸就是纱厂和啤酒厂,酱瓜弄不少人每天要翻过造币厂桥上下班。不过这里就叫酱瓜弄,可能很久以前这里有过一家酱菜作坊,可能家家户户喜欢自腌酱瓜。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夜深了,最后几个青年胡乱唱着《天下一家》,摇出“快活林”。鸿生和妻子小慧疲惫地收作杯盘碗碟,大鸿老人在一边看看,插不上手,便走去角落,移开一面隔板,露出通向阁楼的木梯。刚踏上一格,鸿生过来扶住他:“爸,你还是去住公房吧,我们住在这里,也方便照应酒吧。”
  老人想了想,又踏上一格,慢慢往上爬。鸿生回头看看小慧,摇摇头。等老人的屁股和脚后跟消失在梯子上方的阁楼口,他转身回来继续收作店堂。他热得有点糊里糊涂了,领带也歪在一边,他用它揩揩额头上的汗,忽然朝阁楼上叫道:“爸,你不要老是闷头坐在店里,闷要闷出高血压糖尿病的。白天没事,出去走走啊。”
  阁楼上没有动静。鸿生看看小慧,又摇摇头:“我搞不懂这种巴拿马脾气,你懂不懂?”
  小慧不接口,搓着抹布来了一句:“苇哥说的走货,不要答应。”
  “哦。”
  “犯法的事情,不要去做。”
  “嗯。”
  老人能听见楼下店堂里的对话。他站在阁楼当中,月光从老虎窗投射进来,他一动不动,轮廓分明,像是谁藏在这里的一尊雕塑。老虎窗下有一张方凳,看来经常放在这个位置,他不用留心就踏了上去,站稳,提起插销,用点力推开窗子,上半身就直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了。
  他看见苏州河对岸工厂锯齿状的屋顶剪影般地起落,纱厂已经做做停停了,夜里没什么大夜班,没什么纺纱织布哗啦哗啦的声响。他看见下面岸边泊着的船只轻轻晃动,河水温柔地拍打着,船舱里飘出祈祷般的梦呓。不知哪里响起婴儿的啼哭,接着是一声悠长的汽笛,远处有火车向这里逼近,房子渐渐震颤起来——
  他听见一片潮水般的人声从河上升起,向他围拢过来,喊声惊恐而又悲惨,喊什么却听不清楚。眼前黑白景象都染成了红色,天空也红了,他看见自己挥舞手枪,带领一帮汉子离开火舌翻卷的派出所,急急忙忙穿过酱瓜弄弯弯的小路,一路上点燃浸透煤油的回丝,扔向人家茅草或油毛毡覆盖的屋顶。他们直奔苏州河而去,把火光和乡亲们的喊叫留给身后。火光中,一张张痛不欲生或怒不可遏的面孔。
  ——仍然是工厂锯齿状的屋顶剪影般地起落。仍然是河水温柔地拍打岸边靠泊的船只,梦呓在水面飘散。仍然有婴儿的啼哭和猫的哀鸣。火车远去,震颤的房子渐渐回归平静。儿子和媳妇仍然在楼下忙于最后的收作,有杯盘碗碟的碰撞和哗哗的水声。大鸿老人仍然站在老虎窗前,直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一动不动,像谁藏在这里的一尊雕塑。儿子在楼下喊了一声:“爸,我们去了,你睡好。”
  接着是关门和上锁的声音。一前一后的脚步声拐进酱瓜弄小路,走远了。
  老人还要在老虎窗前站多久?
  第二天上午,他听话地出门了。站在“快活林”门口,他不知道朝哪边走才好。右转,是酱瓜弄弯弯的小路,左拐,走过去是造币厂桥。盛夏,上午的太阳已经很大了,老人没什么道理地朝左起步,沿着河堤朝造币厂桥慢慢走去。
  桥跟前就是步行梯,一步步踏上去。还好,不怎么吃力。上去就是主桥,老远就看见桥面当中有个黑黑的圆盖子。老人走了过去,低头细看。铁盖上铸着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工务局监造”等字样清晰可见。他突然感觉身上辣豁豁发烫,一抬头,看见了1946年自己的背影——
  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单大鸿朝桥上走。从对面看过来,他先从桥面露出脑袋,然后是肩膀,敞开衣襟的胸口,空空的双手,一双蹬在布鞋里的脚踩着被阳光烤软的柏油桥面,一步步走上来。他代表浜北的老大来和浜南的堂口谈判。对方在桥上等着,匕首、大棒和三节棍一起等著。大鸿站定,来得爽气:“代我家老大传话,不啰唆,你们想怎么划这条线?”
  对方一位戴金丝边眼镜、手持折扇的先生阴阳怪气:“好说,也好办,你们退到铁路北面去,浜北的事情我们代劳了。”   大鸿仔细盯住他:“好办倒是好办,不过你问问,桥下淌的河水答应不答应。”
  河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折射出刺眼的反光。河边船上,男人把拖把浸在河里,再提上来擦洗舱板,女人就着河水淘净一箩糙米,倒进船头灶火上的铁锅。上游湾子,一条满载西瓜的木船正缓缓转身,朝这里撑过来。
  大鸿又加一句:“你再问问,我这里答应不答应。”
  他忽地捋起右手衣袖,露出一条手臂,臂上蛇一样缠绕一根黑黝黝的九节铜鞭。对方不敢怠慢,三节棍劈头盖脸砸来。大鸿不避不让,用额头硬邦邦接了这一棍,一弯腰,手在腿上一摸,左手多了一把三角刮刀。对方的折扇先生朝后退去,手下三四个上前一步,功架十足。
  只听一声呼啸,桥两侧护栏外翻上来浜北众多弟兄,身形带风扑上桥面。那时打架,不兴咋呼,全闷着头一声不吭交手就朝死里打。很快,双方参与人等各自找到对手,一对一对、一堆一堆地打,手里有家伙的使家伙,徒手的专门近身拿关节、掐头颈、抠眼珠,好一番厮杀!
  不是都有枪么?哎,轻易不敢玩过头,一则苏州河两边华洋警方关照过底线,二是事情闹大捅了上去,大老板之间兴许是拜把换帖的兄弟,他们喝喝茶,下边哪个倒霉的兄弟就小命交代了。
  单大鸿抡圆了九节铜鞭,砸到就是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哪个敢欺近?铜鞭呼呼生风,逼向折扇先生,那位退到护栏,后撤无处,跳起来扑向大鸿,折扇直指面门。大鸿重心下沉,单腿深蹲,拉开弓箭步,铜鞭贴地横扫,哗啦缠住对方脚踝,一用力拽倒了他,接着,抽回铜鞭,头一摇,绕在自家脖颈,上去抓住那位的后领和裤腰,“嗨”地一声举起,头下脚上地丢给苏州河。
  折扇先生倒栽葱下来,刚好掉在正要滑进桥洞的西瓜船上,脑袋和西瓜一起碎了,湿淋淋地一摊,鲜红鲜红的,分不清脑浆和瓜瓤。噗通噗通,又有人掉进河里,有人跟着跳下来,一部分厮杀转移到了苏州河上,水花四处乱溅。
  西瓜船自觉靠岸,哪里还敢撑走。大鸿由主桥北端的步行梯下来,一跃上船,端详折扇先生难看的死相。后头有人跟着跳到船上,是浜北老大甲鱼头。老大不会上去参与交手,就在桥洞下的荫凉处风吹吹茶喝喝水烟抽抽。反正不用拚命了,甲鱼头对死先生有话:“想跟我玩,一不当心自己跌下来了吧。”他俯身掂起一个西瓜,跟船尾战战兢兢的船老板打过招呼,“老板,借你一个瓜,解解渴。”
  说着一掌拍裂西瓜,掰一大块递给大鸿。鲜红的瓜瓤像脚下的一摊血浆,大鸿厌恶地推开了,甲鱼头一愣。
  警笛和车载警钟咣当咣当地近了,甲鱼头朝桥上一声大喊,桥上人影四下散去。转眼朗朗乾坤,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噗通,大鸿跳进河里,悠悠地朝北岸游去。
  ——刺耳的刹车声,一辆消防车停下了,车头直对老人。这里是下坡,驾驶员上坡时没看见人。车上全套穿戴的消防队员呵斥:“老头,不要命啦?马路当中想心思!”
  单大鸿抬头看看鲜红的消防车,又低头看看脚下黑得发亮的铸铁盖子,像要记牢什么,然后才向桥边的人行道走回去。消防车呼啸着开走了。
  桥下河边,船民大概都躲在船舱里避日头,只有一个赤条条浑身墨黑的男孩立在船头,突然跳起来栽向河水,哗啦。
  退潮了,河水黑乎乎油光光稠嗒嗒的,气味就不形容了。
  大鸿老人由步行梯下了桥,沿着河堤慢慢朝回走。他不时探头越过胸墙看看河水。岸边极脏,水面上有些棒冰纸头,有只撬开了盖的空饮料罐、一团缠绕不清的水草、一条泡得肿胀的死猫。走著走着,发现有点不对头,胸墙像是比老早高多了,仔细瞧瞧,是的,从胸墙的新老痕迹上,能看出加高过两次。他直起身来张望四周,头上一架起重机空悬吊臂一动不动,其他简易装卸机械也都处在静止状态,皮带输送机,筛式漏斗,几辆手推车。午后,没有人,工人们都吃饭休息去了。老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弯腰沿着胸墙横移过去,样子又滑稽又可疑。他眼睛盯在老胸墙和第一次加高的那条分界线上,直到站定下来,找到了想找的东西。
  老胸墙顶端深深地凹陷下去一道,像是人脖颈下的锁骨。老人把手掌贴上去,闭上眼睛,就听见了陡然响起的码头号子,呼哧呼哧的喘息河水般浑浊而又滞重。他直起身来,又期待又惧怕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景象让他吃惊地张开嘴巴——
  一条长长的跳板斜斜地搭在胸墙上,随着声声号子上下颤动,一头不时蹭下混凝土胸墙顶端的沙粒。一双双蹬着旧布鞋或直接赤裸的脚,一步一步朝下挪动,苦力们光着上身,肩背处搭一块粗布,扛着船只运来的麻袋大包,顺着跳板下来。麻包像一座座小山,在太阳的映衬中起起伏伏。汗水从额头和胸膛渗出来,凝聚成大颗水珠,无声地滴落,掉到跳板和地面上,噗嗤蒸发了。
  越过沿河的光复西路就是面粉厂仓库。在这条人力装卸线边上,几个戴墨镜撑阳伞的老克勒小克勒也看得吃力,不知是被太阳晒昏了头,还是被眼前这些骨架和肌肉中的无穷能量吓呆了。
  一个男孩同样地扛着麻袋大包,从河里渐渐上来,在胸墙顶端站稳了,沿着跳板朝下走。看上去已经拚足性命了,他脸憋得发紫,牙关紧咬,两眼瞪得滚圆,托着麻包的手臂不住颤抖。他还不会喊号子,只是用鼻孔粗重地喘气,令人提心吊胆地一步步朝下挪。已经一脚踏上地面了,身体一晃,连包带人摔倒在地。他想爬起来,两手用力撑起上身,马上又仆倒了,半边脸贴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
  麻包摔破了,白花花的米粒撒了一地。
  男孩被反绑在铁缆桩上,像条翻白的鲢鱼,挺着肚皮,横搁在胸墙上,脚尖沾了一点地面,头看不见,后仰着,歪在胸墙那边。他早就昏过去了,皮包骨头的胸膛裸露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偶尔痉挛几下。在他身边,号子依然浑浊不清地哼着,跳板上那些脚步依然不堪重负地挪动。
  穿着黑色中袖香云纱褂子的甲鱼头走过来,看了看男孩,突然弯腰提起男孩两只脚,往上一掀,男孩滚过胸墙,哗啦滑下河水。
  戴墨镜撑阳伞的老克勒小克勒开心地笑了起来。
  男孩双手被绳索吊在铁缆桩上,齐胸浸在苏州河里。他本能地把头低下去,嘴唇终于够到水面,污浊的河水起起落落,水涌上来时,他就喝一口,太急,呛了,鼻孔和嘴角冒出水花,喉咙抽搐,系在缆桩上的绳索一阵剧烈地抖动。   单大鸿,十四岁,挣扎在1933年的某个中午。
  那天半夜,仓库深处,整整齐齐码成桩堆的米包下,浑身精湿的大鸿躺倒在地。甲鱼头站在边上,面孔隐没在阴影里,也不说话,粗粗地出了口气。他身后几条黑影在紧张地活动,把米包翻到一辆塌车上。甲鱼头抬腿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吩咐大鸿:“把褂子脱下来。”
  大鸿挣扎坐起,顺从地脱下身上褂子。甲鱼头接过,丢在地上,用脚拨开,然后扬起匕首,对着一个米包划了一下,白花花的米粒沙沙地倾泻在褂子上,不多不少,一小堆后止住了。甲鱼头关照:“包起来,拿家去。”
  旁边一条汉子提醒大鸿:“还不谢谢大爷。”
  大鸿翻身跪下,就地磕头。甲鱼头唔了一声:“这个小老乡,我认了。”他朝黑影们喊,“差不多了,走。”
  仓库铁门嘎嘎地关上了,合拢之前,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有月亮有星星的深夜。
  一片漆黑。
  ——老人绕道酱瓜弄东北,贴着造币厂围墙行走,来到铁路道口。他看见马路对过一座房子门口有块白木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眯细眼睛辨认,陈旧的面孔又抹布似的扭曲起来。那块木牌白底黑字: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朱家湾派出所。
  68路公共汽車开来,停住,挡住老人视线。车窗里男人女人站着坐着,一律垂头丧气。太热了。公共汽车停在这里,因为道口安全栏杆放下了,红灯一闪一闪,警报器嘟嘟直叫,穿着老头衫的值班员套上铁路制服出来,扬起绿旗,远处呜地传来一声汽笛。
  分局刑警队的姜大业在派出所里查户口档案。他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像个游手好闲的“打桩模子”,翻看桌上摊开的几大本档案,偶尔在笔记本上抄点什么。一个户籍警走过来搭话:“到底先进人物,样样拿得起来。现在招警招进来的,不会查口卡,就会吹牛皮,一天到晚想弄个大的,夹梦头里破大案。”
  姜大业抬头一笑。户籍警有问没问瞎问问:“小江北,说是铁路新村那起凶杀案破了?”
  姜大业边抄档案边答话:“嗯,流窜的,上门撬窃撞上户主,菜刀砍的。”
  门口,一个民警推进来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靠墙,转过去蹲下!”
  青年很不情愿地面朝墙壁蹲下。显然司空见惯,都没什么大反应,不过抬头看了看。民警把手里的东西丢在桌上,一把铝制旧汤勺、一个注射器、一根医用橡皮管。他拽下毛巾揩汗,看见姜大业,高兴起来:“小江北,大热天朝下跑?正想约你晚上喝啤酒,我请客,你埋单。”
  呸,姜大业佯啐他一口,依然只管自己抄。
  闲得发慌的户籍警走去门口朝外张望,看见公共汽车开过道口,马路对面站着一位老人,便大声招呼:“朱老先生,出来晒太阳啊?热昏头啦,进来坐坐。”
  老人一惊。
  屋里,姜大业也有问没问:“这是第几个啦?”
  “反正一天多过一天,开始跑跑腿走走货,后来就自己玩起来了。”民警看看墙边蹲着的青年,“街道里只肯承认两个,还一本正经写到年度总结里去了。”
  “当然啦,超过两个辖区领导不要做了,就地罢免嘛。”
  姜大业比较明白。
  户籍警把老人请进派出所。老人随着招呼坐下,表情呆滞,行动迟缓,一副老年人熟透的样子,谁知道真的假的。
  “大热天晒太阳,外国派头,我在画报上看见的。”户籍警倒了杯水给他,“怎么样,酒吧生意好不好?”他并不等老人回答,炫耀似的向姜大业介绍,“这位是单大鸿老先生,海外归来,爱国华侨……”
  又不是他爸,拽什么拽。不过下面的话姜大业都没听见,他下意识似的挑出一本户口档案,翻到某页。单大鸿的近照,当然和面前坐着的老人一模一样,下列姓名单大鸿,出生年月1919年8月,籍贯江苏兴化……备注栏记载:1951年“镇反”期间纠合帮会成员冲击派出所,杀害民警,烧毁民宅,负案潜逃。1987年归国,已批准入籍,原户口缺失,重建口卡及档案。
  大鸿老人没有注意姜大业,坐下来以后,就一直盯着墙边蹲着的青年。押人进来的民警把毛巾搭在墙角斜拉的塑料绳上,从抽屉里摸出一副手铐,走了过去:“站起来。”
  声音不大,自有威严。蹲久了,青年费劲地站起来。民警抓着他一只手,铐上,再拨转他身体,面对面铐上另一只手,然后带去后边的拘留室。
  大鸿老人不可能不紧张,半张嘴巴,一脸痴呆。姜大业都注意到了。当年——
  单大鸿一枪打倒伸手摸枪的老山东,又对着扑上来的小江北放了一枪。小江北竭力挥舞铐在右手的手铐,身不由己退到墙角,不知哪条汉子的一把匕首插进他的胸口。他瞪大眼睛,背靠墙壁,慢慢地滑了下去。火车哐哐地开过屋后。
  ——火车的轮轨撞击声中,小江北姜大业痛苦地哼了一声,眼睛死死地盯紧了面前的单大鸿。
  火车开过以后,就可以听见酱瓜弄日常的各种动静了。黄昏时分,高低盘旋的鸽群扑啦啦地降落在人家屋顶,咕咕咕地走来走去。不时有自行车骑过,叮叮当当地穿过弯弯的小路,拐进某条支弄。家家门窗敞开,锅碗瓢勺乱响。女人杀千刀讨债鬼地叫骂,可能是喊小把戏回家,可能是不明不白地邀战哪家邻居。大点的女孩放学回来,被差到门外的水斗边上刮鱼鳞,鲫鱼的鳞片沾在手背和袖套上,有一些散落在地,闪闪烁烁地折射落日的余晖。老头在门口杀鸡,左手把母鸡脑袋反拗过来露出喉咙,右手握刀,看准了一刀下去,鸡血沙沙地滴进本白大碗,然后,把鸡朝地下一丢,鸡一动不动,貌似思考生死命题,突然啪啦啪啦弹跳起来,叫是叫不出声了,可是弹跳得老高,这叫垂死挣扎。
  卖茶叶蛋的奶奶刚出门,她把燃着的煤饼炉拎上一辆旧手推车,再把一锅酱汤中的茶叶蛋端到炉上,手推车吱吱嘎嘎哼着小调,沉甸甸地沿小路朝河边走。
  河边有几个小把戏在打闹,这时奔跑过来。茶叶蛋奶奶掀开锅盖,用一副长长的竹筷夹起带裂纹的鸡蛋,搁在伸过来的小手掌上。小把戏欢天喜地,捧着茶叶蛋烫得直倒手,急猴猴剥去蛋壳填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谢谢奶奶。奶奶开心了。   船老板首肯,又从背后抓出四扎。各自两张牌,摸起来看过,再抬头對望,同时摊上桌面。还是苇哥大,船老板四万块推过来。苇哥面前有八扎了,摞了起来。钱多而已,还是无趣,不晓得鸿生和船工紧张点啥。苇哥不好意思了:“老规矩,赢家不好叫收,不过,不早了,就到此如何?拿走老板的辛苦银子,惭愧。”
  “手气好,应该的。一船绿豆装去苏北的价钱吧。”他抬头看看舱壁上挂着的日立电子挂钟,“钱我还有一点,说好半个钟头,再输点给您,请洗牌。”
  船老板转身从背后端起一只纸板箱放到旁边,大半箱一万一扎的人民币。苇哥脸色陡变,背后的鸿生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说好的玩法,一枪头,现在八扎对八扎了。苇哥还在手指捻牌,嘴里念念有词,船老板已经把两张牌明摆下来了。苇哥把自己的两张朝桌上一丢,八扎人民币推过去:“栽了。”
  船老板依然不动声色:“我难得手气可以。再来?”
  “不好意思,兜底了。”
  苇哥起身,抱拳作揖,退出船舱。
  一前一后两人走跳板回到岸上,船工立马撤去跳板,木船撑离泊位,柴油机发动,突突突地隐没在苏州河上的夜幕中。一条小小的木船,一个小小的船老板,想得到吧?
  苇哥不看鸿生,轻叹:“吃饭防噎,行路防跌。”
  “快活林”阁楼上,大鸿老人古怪地盘腿坐在地板铺着的席子上,双手扶着膝盖,半夜三更,竟然让人感觉年轻不少——
  房门被嗵嗵敲响,大鸿从睡梦中惊醒。这是被珍珠赶出家门后栖身的陋屋,他从铺上坐起,听到女人的抽泣夹在敲门声中。他爬起来,哗地拉开房门。珍珠手撑门框,披头散发,单薄的衣衫都被撕破了,哭着:“甲鱼头他……糟践我了!”
  大鸿二话不说,推开珍珠,拔腿出门。
  这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
  大鸿在苏州河边奔跑,迎面看见甲鱼头从河边船上登岸。大鸿抄起地上的锚爪抡过去,甲鱼头身边几条汉子纷纷亮出家伙。破衣烂衫的珍珠追赶上来,死死地拖住大鸿,大鸿甩起来一巴掌,把珍珠打翻在地。甲鱼头拦住身边弟兄,赤手空拳,立等接招。大鸿丢掉锚爪,也赤手空拳,打也要打你个没话可说。
  暗夜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打。手下站在边上,不好相帮。珍珠从地上撑起来,喘着粗气看着。大鸿一个背摔把甲鱼头仰面放倒在地,顺势用膝盖压住他胸口,一拳一拳朝脸上砸,直打得甲鱼头五官不分,血肉模糊。弟兄上前拉住大鸿,并不动手。甲鱼头躺在地上哼哼:
  “好小伙,为个女人……我不能混了,浜北老大就是你了。”
  说罢,咄地吐出一口血沫。
  所谓老大,也就是说话算话。
  酱瓜弄人家邻里闹纠纷了,双方老少全体出动,手边有什么就操起什么,菜刀、炉钩、顶门杠子、竹扫帚,打得尘土飞扬,日光失色,煞是好看。闻声赶来围观的邻居不算少,沙场外围看着,不敢也不想上去拉架,最多叫喊几声——
  “不得命了,打死人了!”
  “豆腐花半边奶子甩出来喽!”
  “血!血!不好了,头打开了!”
  ——一家男人的脸被破碗砍中,出了点血。他用巴掌抹了一把,看了看,索性涂得满脸都是,大叫:“好,老子拚命了,今天不戳死几个不是人!”
  也就是炉钩挥舞,虚虚实实,只当豹子头林冲的丈八蛇矛。有人喊:“大鸿来了!”
  众人闪开一条道来,大鸿和几个弟兄犹如好汉下山,晃着膀子进场。大鸿就地取材,抓过谁家晾晒竹竿,把湿衣裳朝空中一甩,走过去对着大打出手的男女老少噼噼啪啪敲打了几下,双方果然住手。
  满脸是血的男人控告:“大鸿你评评理,他弄几个空酒瓶子砌在墙头,大炮直对我家,叫他敲掉当我放屁,我代他敲,错在哪里?”
  对方男人辩护:“我家墙头,砌什么东西碍到你了?炮口朝天,你才多高……”
  大鸿哼了一声,意思住口。双方不敢出声。大鸿瞄了一眼,明知故问:“几个瓶子?”
  有弟兄报告:“三个。”
  大鸿吩咐墙头砌酒瓶的男人:“去拷三瓶土烧给人家,炮你留在那里好了。”他又关照企图上墙砸炮的男人,“酒喝了,气消了,你要没事做,把空酒瓶子也砌上墙头,三门对三门,两家对轰。”
  双方立马惭愧起来:“我马上把酒瓶子敲掉。”
  “敲掉就好,酒不必买了。”
  大鸿点头赞许,但有几句要说说:“你是我二哥,你是我四叔,我帮哪个好?乡里乡亲,门对门的,你们也好意思。到此为止,都太平点,哪个再闲得发慌没事找事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我把他一家老小请出酱瓜弄送回苏北去!”
  如此这般。奇怪的是双方都很满意,感激地仰望大鸿。一个晓得分量,血脸上堆出笑容:“难为大鸿了,家里来喝茶?”
  另一个明白进退,顶门杠子一丢:“大鸿你来了就是给面子,家里来喝酒?”
  大鸿原则性很强:“哪家也不去,今天哪家也去不得,好茶好酒,给我预留。”
  ——大鸿老人走过造币厂桥,澳门路转弯,老远就看见棉纺厂大门口。一家厂子,大白天门口冷冷清清的,没得工人和卡车进进出出,里面也没得哗啦哗啦的动静,玩的什么空城计?他过去问门房间老头:“厂礼拜啊?”
  老头在门房间外太阳底下喝茶,双手端着大号雀巢咖啡瓶子:“嗯呐,厂礼拜,做一天歇一天,隔天礼拜,嘿嘿。”他嘴唇凑到瓶口啜一口,烫,“产品卖不动了,库存也堆不下,效益不灵光,不关了机器家去吃泡饭嘛。”
  原来。望进去一个个车间无声无息地朝河边延伸,外墙上的标语也随之延伸,“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防火防汛,责任到人”,“奖勤罚懒,严格考评”,“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一门心思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大鸿老人也坐下来,和门房间老头并排坐在大门口,守望着沉寂的棉纺厂和不时冒出头来的记忆——
  一夜之间,苏州河被运送棉花的船只堵死了。本来左一转右一弯的河流,被成百上千条船只挤得看不见河面,船上堆着高高的棉包,犹如一万座小山起起伏伏涌进1948年深秋的上海。   茶叶蛋奶奶的锅中,微微沸腾的酱汤里也撒进了焰火星星點点的碎屑。她放一把破竹椅,守着推车,坐在造币厂桥的人行道上,抬头仰望夜空中转瞬即逝的美丽境界,礼花甚至溅进了她的昏花老眼。
  凉风习习,人们在桥上尽享一年一度国庆之夜的梦幻天堂。附近居民趿拉着海绵拖鞋,衣着随便,有的搀扶老人,有的怀抱小孩。情侣很有分寸地偎依着,既要几分亲热,又要当心出汗煞了风景。只有小朋友不怕出汗,在桥上疯狂地追逐打闹,尖叫连连。
  谁也不来光顾茶叶蛋生意,奶奶有点多余。她盖上锅盖,把屁股下边的破竹椅架到车上,推着小车吱吱嘎嘎地下桥,把梦幻和天堂留在桥上,留给人家。
  甲鱼头前几年中风半瘫了。他躺在竹榻上,眼开眼闭摊手摊脚像被人暗杀了一样。屋里没开灯,礼花光芒穿过窗口,小屋亮一阵暗一阵的,亮起来时,可以看见简陋陈旧的家具,可以看见竹榻扶手上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神经抽搐似的抖个不停。
  门外吱吱嘎嘎推车声近了,停在门口,拿下竹椅,捅几下炉膛,添块煤饼,封上火。奶奶端着锅子进门,搁在屋里合适的地方,说:“门窗关上做什么?闷死了。”她走过竹榻,去把窗推开,然后返身回来,“我去烧点热水替你揩身。”
  甲鱼头一声不吭,一只右脚悄悄伸出去,绊了奶奶一下。奶奶跌跌冲冲扑到门板上,恨恨地破口大骂:“你个老不死的,存心害人!一天不作贱就难过,你就这么毒!打我半世不够,你还想动手?你再动动看,你个老不死的……”
  奶奶操起墙角的扫帚,调过头来,边骂边用扫把抽打。甲鱼头避让不得,任由奶奶发泄,眼睛里礼花忽明忽暗,倒好像有几分欢乐似的。
  这老两口的岁月就是在互相欺凌中度过的吗?真是残酷而又悲凉。
  揩身的时候,甲鱼头听到奶奶冷冷地说了一句:“他回来了,单大鸿。”
  大鸿老人急猴猴掏钱买蛋时,珍珠奶奶就认出来了。所以,她的茶叶蛋可以卖给任何人,唯独不卖给他,“这蛋是给人吃的。”
  造币厂桥引桥下来,马路右手即东北侧是造币厂围墙,跟着苏州河长长地弯过来,到铁路道口为止。围墙弯转的地方,有对开的大铁门,关得严严实实,永生永世不想打开的意思。
  这天下午,大铁门打开了,就在大鸿老人随便闲逛走到这里的时候,仿佛铁门是为老人打开,带着嘎啦嘎啦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门里开出卡车,货厢满载,篷布裹得严严实实,前头靠驾驶室的地方坐着两名士兵,横端自动步枪,很警惕的样子,好像随时会有铤而走险之徒蹿上车来。一共四部卡车,形式和内容一模一样,轰轰烈烈开过大鸿老人面前。
  一对母子正好也走到这里停下来,对话如下——
  “妈妈,车上装的什么啊?”
  “钱。”
  “装到哪里去啊?”
  “我怎么知道。造币厂一发货,上海通货膨胀要来了,搞不好了。”
  “妈妈,解放军手上拿的是真枪吗?”
  “当然……你想做啥?”
  ——妈妈总归有点瞎七搭八。造币厂是造硬币的,造纸币的工厂叫印钞厂,在苏州河上游三官堂桥那里。这几车硬币投放市面像石子丢进大海,怎么可能激起通货膨胀的浪头?给全国人民零用大概够了。
  大鸿老人和男孩一样,并不关心什么通货膨胀什么搞不好,眼睛就盯牢士兵和他们手中的武器了——
  就是这个地方,共产党打来的时候,大鸿和弟兄们都看见了。一队解放军沿着铁路由西面过来,穿过酱瓜弄,扑到河边,想从步行梯上桥,打进市区。对过消防瞭望塔上,国民党的机枪不时扫射,封锁了桥面。一个解放军战士兔起鹘落,几步跳到主桥当中,被一串机枪子弹打中,抱着路灯杆子横倒在水泥护栏上。人民解放军前仆后继,死活也要冲到对过去。
  大鸿他们是在一家浴室楼上看见的,在朝南沿河的窗口。四月,阴雨,地表潮湿明亮,共军国军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大鸿离开窗口,浴巾裹在下身,坐到木板躺椅上,点一支烟抽着,闷头闷脑地说:“共产党,不能玩!都老实几天吧。实在混不下去,回苏北乡下。”
  弟兄们光着身子,到底没什么话好说。
  混堂黯淡无光。
  大概老实了一年多。
  他们重新去卖苦力。还是扛大包,有时棉包,有时米包。还是抖抖豁豁的跳板,还是从船上扛进河边仓库。跳板边上站着身穿军装的干部,不时上去扶一扶托一把。扛大包的行列中也有几个身穿军装的小伙子,进仓库卸下米包,和工友们搭几句,一听到乡音,工友们高兴了——
  “听口音,小同志苏北来的?”
  “嗯呐,高邮的。”
  “好地方!我们这里建湖、兴化的多。”
  ——大鸿扛着米包进来。有弟兄上去要帮一把,大鸿不服气地用劲一耸肩膀,把米包翻到堆桩上:“去,我比你会玩。”
  毕竟很长时间没做了,还是禁不住揉揉肩膀转转腰,一面孔难看。又有弟兄过来,凑近了小声说话。大鸿脸色变了,抓起搭肩布跑出仓库。
  几个解放军战士和人民警察押着甲鱼头走出酱瓜弄,拽他朝派出所走。珍珠大喊大叫地追过来,也听不清楚什么冤枉。一个穿军装的女干部挡住她,她突然发疯似的乱来,打掉人家军帽,揪住人家头发。警察好不容易拉开,她又扑到前面去推拉押解的战士,一副绿林女杰孙二娘劫法场抢人犯的架势。女干部和警察光火了,不由分说地拗过她双臂,反铐起来,和甲鱼头一道推进派出所。
  大鸿和弟兄们看着而已,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
  几天后,深夜,派出所还亮着灯。突然里面起了点动静,紧接着一条人影蹿出门口,在酱瓜弄里七拐八弯,消失在黑暗中。警察追了过来,手电筒照来照去,没方向了。
  这条人影气喘吁吁地穿过桥洞,双臂反绑在身后,连滚带爬地翻出胸墙,跳过岸边靠泊的几条木船,钻进最外挡一条的船舱里。
  大鸿几个都在。人影跌了进来,带来的消息把船都压得朝下一沉:“不好了,甲鱼头,他把我们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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