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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叔平先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优秀代表，是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在中国政坛和海内外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上海是经老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于1918年出生算起，到1957年离沪赴京任职，经老在上海度过了近40年的时光。1949年至1956年，经叔平先后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政协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职，虽然他曾感慨地表示自己的事业从改革开放后的花甲之龄才刚刚起步，但回顾他在上海任职的岁月，我们仍可以体会出一位民族工商业者的浓浓爱国之情和拳拳报国之意。
阴差阳错，走上经商之路
1934年至1939年，经叔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39年战火连绵，友人介绍他到香港一家美国的媒体去工作，但因迟了一步，位置满员而未能如愿。就在他于人地两生的香港踌躇时，上海新中实业厂的总经理向他发出了任职邀请，于是阴差阳错，他又回到上海，踏入了商界。
1942年，经叔平的长兄请他到自家开的华明烟草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其间，他和长兄戮力同心，公司业务蒸蒸日上，逐渐声誉鹊起。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华明烟厂设有上海新昌路和长沙路两个办事处，厂址设在西康路446号。经过多年努力，烟厂资本额达到30亿元（法币），最多时曾拥有机械15台，职工950人，月产量30000支箱，主要生产的香烟品牌有大百万金、蓝十字军、康克令和芝加哥等等。在全市78家烟厂中，华明烟厂的生产量及纳税额排名前十。
1948年，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由于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无从了解，上海工商界人心不稳，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当时，经叔平通过友人结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有所耳闻，思想进步的他当即决定留在上海建设新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经叔平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中专管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烟卷业是一个重税行业，经叔平向来对行业内的税收工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的工厂能否开工，税由谁来收？”许涤新洞察了他的心思，果断地说：“恢复生产最重要，其他的事下一步再说。”听到这个消息，经叔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立即回到上海烟卷同业公会，传达了这一精神，使当时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形势有所疑虑的同行们消除了顾虑。就这样，经叔平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税务工作者中的急先锋
在华明烟厂的任职过程中，经叔平逐渐谙熟行业经营的各项规则，充分知晓税收工作在烟草行业乃至整个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和烟卷工业同业公会，他多次呼吁政府提高对税务工作的重视程度，成为一名税务工作者中的急先锋。
早在1949年6月2日召开的上海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上，经叔平就对上海税收工作发表了看法，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7月27日至8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东北、华中、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陈云和上海市委召开了以工商界为主的各界人士座谈会，虚心听取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对经济发展的意见。经叔平在本次会议上再次谈到了他对税收工作的认识，在他看来，国家统一后，税收工作也应该统一征收。当时，货物税中的卷烟税率，上海为120%，而北京、天津只征80%，华明烟厂生产的卷烟主要便是销往北京、天津等地区，税率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公司产品的销量。陈云同志认真听取意见，并隔天在上海大厦约见经叔平，进一步听取他对现存问题所提出的改进措施，采纳了他对收税工作的真知灼见，鼓励他在繁荣经济方面积极发表建议，带动同业发展生产，搞活经济。
1950年5月27日至6月18日，经叔平与上海工商界代表荣毅仁、项叔翔、严谔声、方子潘、徐永祚、陆伯明一起参加了全国税务会议。大会召开的第一天，荣毅仁就代表产业界人士在摸清税收状况、改进税收工作和上海税收在全国税收中的比重问题等方面反映了上海工商界的意见。全体代表会议后，大会又按照分组会议、综合小组会议、税务条例及细则起草会议、复审小组会议等几个阶段依次进行。经叔平参与了会议的全部过程，并在分组会议期间，着重参加了货物税组的交流讨论，作了补充发言。
在经叔平看来，改善税收工作的当务之急是简化税目并适当调整税率。在税目方面，1950年2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修订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大大增加了应征税目，可是由于新增的都是一些税源不多，但品类繁多的税目，结果“徒然在征收手续上，增加了不少麻烦，在征收成本上，增加了许多开支”，并且还因为纳税单位的增加，使得税务工作人员的分配发生困难，再加上一连串有关货物品名、监点证照、驻厂查验，以及改装分运等等难以解决而又容易引起纠纷的种种问题，“闹得一天星斗，人困马乏，而实际税收，却增收无几。”针对这一局面，经叔平依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充裕货物税的税收，“与其扩大税源不旺的零星税目，远不如就少数税收旺盛的税目，加以整理，加以培养，来的确切，来的有效。”随后，经叔平又对调整税率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卷烟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议。他指出，调整烟卷税率的目的，是使机器和手工制造卷烟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负担，“调整烟卷税率的方法，最好能按卷烟品级，采取超额累进制，即烟品的品级愈高，担税愈重，品级愈低，担税愈轻”。这样一来，低级卷烟与高级卷烟之间，用来计算税额的基数差距将合理拉大，有利于卷烟产业的良性发展。
客观的说，经叔平自身也是一位工商业者，具有纳税人的天然身份，在从事税务工作的这几年里，他却愿意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多次呼吁同业人员遵循国家的法律政策积极缴税，替征税人说话，无疑展现出他爱国敬业的优良品格。但是，当民族工商业自身面临不合理的负担时，他也能及时挺身而出，为同行谋求正当利益。
1952年，经叔平分管税收募债。为了既杜绝偷税漏税，又使税收合情合理，经叔平建议在上海推行建账工作。有些税务部门，鉴于部分不法企业主的偷税漏税行为，出于为国家增加税收的愿望，将企业产出未销的库存商品，视同已经售出的商品先期提税，侵占了私营工商业者本用于投入再生产的流动资金，伤害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权益，也影响了他们同新政权的关系。面对这一情况，经叔平在政协会议上严肃地指出了危害，促使税务局及时纠正了偏差。 率领卷烟行业响应“六一号召”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并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身为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经叔平，正好赶上了这一伟大的运动。
为响应这一号召，上海工商界于7月5日召开会议，并很快形成决议，表示要以空军30个中队，即270架战斗机款额作为爱国捐献的目标。会后，各业同业公会纷纷进行动员和学习，制订各自的行业公约和增产节约的具体措施。7月15日晚上，上海市工商联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响应“六一号召”广播动员大会，7个同业公会作了捐献计划的典型汇报。会上，经叔平就代表烟卷行业同业公会作了发言讲话。
发言中，经叔平率领卷烟业制订了4项增产节约措施：第一，建立行业烟草原料联合采购组织，扩大烟叶联购业务，使各烟厂所需烟叶由联购处直接从产地收购并统一分配，减少各厂分散购置和烟叶商转手出卖时的多余支出，这样可以减少成本3.5%至5%以上。第二，通过劳资协商，取得决议，以节约原料为手段减少浪费，使每箱卷烟在纸圈上降低成本约5000元。第三，减少烟叶浪费，在制造过程中慎重处理，每箱卷烟至少可以节约1斤烟叶，以当时的价格计算，每箱可节省8000元。第四，杜绝奢华包装，减少包装用纸，节约水电消耗，每箱卷烟可以节约成本3000元。这些措施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经各厂逐一推广实施后，取得了成效。
9月1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上海工商界组织了第一次捐献飞机大炮集体缴款大会。在经叔平的带领下，卷烟业的捐款达到了20.7亿元（旧币，下同），在全市270多家同业公会中排名第9位。至1952年1月19日捐款结束时，卷烟业共捐款138亿元，按当时15亿元一架战斗机折算，捐献战斗机达9架有余。经统计，当时上海工商界共捐款6060亿余元，即404架战斗机款额，主要便是由各家同业公会具体筹措的。卷烟公会以自身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为工商界超额完成捐献任务出了一臂之力。
从“基本违法户”到“完全守法户”
20世纪5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信每一位老工商业者对那段历史都不陌生。经叔平作为上海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代表，自然不能孤身事外、独善其身，很快他也被卷入到这项运动中去。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所谓“五反”，具体的说，是要在工商业者中开展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各项运动。2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发言人发表讲话，支持上海广大店员、职工开展爱国检举活动，禁止不法商人逃避、抗拒和破坏检举活动。4月1日，上海市工商界上层人物代表303户，按照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通知，集中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展检查“五毒”行为，进行互助互评审查定案。303户按行业分编小组，由工商界人士担任组长，遵照“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方针，进行检查和评审活动。
当时的评级标准分为五级，即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基本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其中完全违法户是要被枪毙的。当时，经叔平被分在303户第五个大组中的一个小组里。在互助互评审查过程中，每个人都要自报家门属于哪一类。既然是自我检查，一般都要检查出一些问题来，否则就失去了自我批评的意义。于是，经叔平交代了一笔进口烟叶少交税的问题。原来，华明烟草公司从外国进口了一批烟叶，但当时没有市价，不知道税收是怎么一个收法，他们就采用关联交易的方法，按成交单上的货款额交税。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经叔平便自报企业应为“基本违法户”。到了小组，小组人员认为这一评定太低了，修正为“半守法半违法户”。送到大组后，大组的人认为这还不够，评定依旧太低，更改为“基本守法户”。但这一评定仍然属于大组意见，不能定性，定性时要由本企业的工人代表和工会人员发表意见，这个意见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后来召开的大组联席会议上，工会人员认为经叔平应当是“完全守法户”，并得到了在场市领导的认可，这才最终给经老和企业定了性。就这样，经叔平成为了上海第一位被宣布为“完全守法户”的工商界人士，感动之余，也加深了他对企业和职工的信任，坚定了他跟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回顾解放后在上海工作的这些年，经叔平可谓身兼数职。在企业里，他担任经理的要职，带领烟厂发展生产，走出困境；在行业中，他是烟卷工业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逐渐理清了道路；在工商联，他又是副秘书长兼税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始终身体力行，为国家的征税工作建言献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尽职尽力，真诚践行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他的出众才华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时任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的肯定，他亲自邀请经叔平到北京工作，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条件，最好的四间房子给你了。”就这样，1957年，过惯了大上海优越生活并拥有一幢小楼的经叔平整理行囊，举家北迁。从此，他的人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阴差阳错，走上经商之路
1934年至1939年，经叔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39年战火连绵，友人介绍他到香港一家美国的媒体去工作，但因迟了一步，位置满员而未能如愿。就在他于人地两生的香港踌躇时，上海新中实业厂的总经理向他发出了任职邀请，于是阴差阳错，他又回到上海，踏入了商界。
1942年，经叔平的长兄请他到自家开的华明烟草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其间，他和长兄戮力同心，公司业务蒸蒸日上，逐渐声誉鹊起。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华明烟厂设有上海新昌路和长沙路两个办事处，厂址设在西康路446号。经过多年努力，烟厂资本额达到30亿元（法币），最多时曾拥有机械15台，职工950人，月产量30000支箱，主要生产的香烟品牌有大百万金、蓝十字军、康克令和芝加哥等等。在全市78家烟厂中，华明烟厂的生产量及纳税额排名前十。
1948年，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由于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无从了解，上海工商界人心不稳，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当时，经叔平通过友人结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有所耳闻，思想进步的他当即决定留在上海建设新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经叔平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中专管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烟卷业是一个重税行业，经叔平向来对行业内的税收工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的工厂能否开工，税由谁来收？”许涤新洞察了他的心思，果断地说：“恢复生产最重要，其他的事下一步再说。”听到这个消息，经叔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立即回到上海烟卷同业公会，传达了这一精神，使当时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形势有所疑虑的同行们消除了顾虑。就这样，经叔平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税务工作者中的急先锋
在华明烟厂的任职过程中，经叔平逐渐谙熟行业经营的各项规则，充分知晓税收工作在烟草行业乃至整个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和烟卷工业同业公会，他多次呼吁政府提高对税务工作的重视程度，成为一名税务工作者中的急先锋。
早在1949年6月2日召开的上海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上，经叔平就对上海税收工作发表了看法，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7月27日至8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东北、华中、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陈云和上海市委召开了以工商界为主的各界人士座谈会，虚心听取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对经济发展的意见。经叔平在本次会议上再次谈到了他对税收工作的认识，在他看来，国家统一后，税收工作也应该统一征收。当时，货物税中的卷烟税率，上海为120%，而北京、天津只征80%，华明烟厂生产的卷烟主要便是销往北京、天津等地区，税率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公司产品的销量。陈云同志认真听取意见，并隔天在上海大厦约见经叔平，进一步听取他对现存问题所提出的改进措施，采纳了他对收税工作的真知灼见，鼓励他在繁荣经济方面积极发表建议，带动同业发展生产，搞活经济。
1950年5月27日至6月18日，经叔平与上海工商界代表荣毅仁、项叔翔、严谔声、方子潘、徐永祚、陆伯明一起参加了全国税务会议。大会召开的第一天，荣毅仁就代表产业界人士在摸清税收状况、改进税收工作和上海税收在全国税收中的比重问题等方面反映了上海工商界的意见。全体代表会议后，大会又按照分组会议、综合小组会议、税务条例及细则起草会议、复审小组会议等几个阶段依次进行。经叔平参与了会议的全部过程，并在分组会议期间，着重参加了货物税组的交流讨论，作了补充发言。
在经叔平看来，改善税收工作的当务之急是简化税目并适当调整税率。在税目方面，1950年2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修订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大大增加了应征税目，可是由于新增的都是一些税源不多，但品类繁多的税目，结果“徒然在征收手续上，增加了不少麻烦，在征收成本上，增加了许多开支”，并且还因为纳税单位的增加，使得税务工作人员的分配发生困难，再加上一连串有关货物品名、监点证照、驻厂查验，以及改装分运等等难以解决而又容易引起纠纷的种种问题，“闹得一天星斗，人困马乏，而实际税收，却增收无几。”针对这一局面，经叔平依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充裕货物税的税收，“与其扩大税源不旺的零星税目，远不如就少数税收旺盛的税目，加以整理，加以培养，来的确切，来的有效。”随后，经叔平又对调整税率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卷烟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议。他指出，调整烟卷税率的目的，是使机器和手工制造卷烟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负担，“调整烟卷税率的方法，最好能按卷烟品级，采取超额累进制，即烟品的品级愈高，担税愈重，品级愈低，担税愈轻”。这样一来，低级卷烟与高级卷烟之间，用来计算税额的基数差距将合理拉大，有利于卷烟产业的良性发展。
客观的说，经叔平自身也是一位工商业者，具有纳税人的天然身份，在从事税务工作的这几年里，他却愿意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多次呼吁同业人员遵循国家的法律政策积极缴税，替征税人说话，无疑展现出他爱国敬业的优良品格。但是，当民族工商业自身面临不合理的负担时，他也能及时挺身而出，为同行谋求正当利益。
1952年，经叔平分管税收募债。为了既杜绝偷税漏税，又使税收合情合理，经叔平建议在上海推行建账工作。有些税务部门，鉴于部分不法企业主的偷税漏税行为，出于为国家增加税收的愿望，将企业产出未销的库存商品，视同已经售出的商品先期提税，侵占了私营工商业者本用于投入再生产的流动资金，伤害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权益，也影响了他们同新政权的关系。面对这一情况，经叔平在政协会议上严肃地指出了危害，促使税务局及时纠正了偏差。 率领卷烟行业响应“六一号召”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并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身为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经叔平，正好赶上了这一伟大的运动。
为响应这一号召，上海工商界于7月5日召开会议，并很快形成决议，表示要以空军30个中队，即270架战斗机款额作为爱国捐献的目标。会后，各业同业公会纷纷进行动员和学习，制订各自的行业公约和增产节约的具体措施。7月15日晚上，上海市工商联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响应“六一号召”广播动员大会，7个同业公会作了捐献计划的典型汇报。会上，经叔平就代表烟卷行业同业公会作了发言讲话。
发言中，经叔平率领卷烟业制订了4项增产节约措施：第一，建立行业烟草原料联合采购组织，扩大烟叶联购业务，使各烟厂所需烟叶由联购处直接从产地收购并统一分配，减少各厂分散购置和烟叶商转手出卖时的多余支出，这样可以减少成本3.5%至5%以上。第二，通过劳资协商，取得决议，以节约原料为手段减少浪费，使每箱卷烟在纸圈上降低成本约5000元。第三，减少烟叶浪费，在制造过程中慎重处理，每箱卷烟至少可以节约1斤烟叶，以当时的价格计算，每箱可节省8000元。第四，杜绝奢华包装，减少包装用纸，节约水电消耗，每箱卷烟可以节约成本3000元。这些措施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经各厂逐一推广实施后，取得了成效。
9月1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上海工商界组织了第一次捐献飞机大炮集体缴款大会。在经叔平的带领下，卷烟业的捐款达到了20.7亿元（旧币，下同），在全市270多家同业公会中排名第9位。至1952年1月19日捐款结束时，卷烟业共捐款138亿元，按当时15亿元一架战斗机折算，捐献战斗机达9架有余。经统计，当时上海工商界共捐款6060亿余元，即404架战斗机款额，主要便是由各家同业公会具体筹措的。卷烟公会以自身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为工商界超额完成捐献任务出了一臂之力。
从“基本违法户”到“完全守法户”
20世纪5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信每一位老工商业者对那段历史都不陌生。经叔平作为上海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代表，自然不能孤身事外、独善其身，很快他也被卷入到这项运动中去。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所谓“五反”，具体的说，是要在工商业者中开展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各项运动。2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发言人发表讲话，支持上海广大店员、职工开展爱国检举活动，禁止不法商人逃避、抗拒和破坏检举活动。4月1日，上海市工商界上层人物代表303户，按照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通知，集中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展检查“五毒”行为，进行互助互评审查定案。303户按行业分编小组，由工商界人士担任组长，遵照“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方针，进行检查和评审活动。
当时的评级标准分为五级，即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基本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其中完全违法户是要被枪毙的。当时，经叔平被分在303户第五个大组中的一个小组里。在互助互评审查过程中，每个人都要自报家门属于哪一类。既然是自我检查，一般都要检查出一些问题来，否则就失去了自我批评的意义。于是，经叔平交代了一笔进口烟叶少交税的问题。原来，华明烟草公司从外国进口了一批烟叶，但当时没有市价，不知道税收是怎么一个收法，他们就采用关联交易的方法，按成交单上的货款额交税。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经叔平便自报企业应为“基本违法户”。到了小组，小组人员认为这一评定太低了，修正为“半守法半违法户”。送到大组后，大组的人认为这还不够，评定依旧太低，更改为“基本守法户”。但这一评定仍然属于大组意见，不能定性，定性时要由本企业的工人代表和工会人员发表意见，这个意见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后来召开的大组联席会议上，工会人员认为经叔平应当是“完全守法户”，并得到了在场市领导的认可，这才最终给经老和企业定了性。就这样，经叔平成为了上海第一位被宣布为“完全守法户”的工商界人士，感动之余，也加深了他对企业和职工的信任，坚定了他跟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回顾解放后在上海工作的这些年，经叔平可谓身兼数职。在企业里，他担任经理的要职，带领烟厂发展生产，走出困境；在行业中，他是烟卷工业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逐渐理清了道路；在工商联，他又是副秘书长兼税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始终身体力行，为国家的征税工作建言献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尽职尽力，真诚践行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他的出众才华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时任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的肯定，他亲自邀请经叔平到北京工作，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条件，最好的四间房子给你了。”就这样，1957年，过惯了大上海优越生活并拥有一幢小楼的经叔平整理行囊，举家北迁。从此，他的人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