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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老式的话本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给我的生活，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引诱着我追随着这些小说和故事，去寻访完全不同的世界。也，-F是这样的阅读中，我开始渐渐理解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价值，而这，不是家长也不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它来自阅读……
朱学东：1967年生，传媒专家、学者，曾任《南风窗》总编辑、《中国周刊》杂志总编，被誉为传统媒体领域的最后一位士大夫。
1967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那一年，正好是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高潮。父亲给我取名学东，意即学习毛泽东，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对毛泽东这种个人崇拜的影响。
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生活在闭塞中。我的童年时代，除了认识农村生活接触到的各种农作物杂草，天上飞过的鸟，地上跑过的蛇鼠，以及河里的各种鱼虾外，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的认知，几乎等于零。
那个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挂着毛泽东的标准像，毛泽东对于农民而言，就像大神。
我和玩伴曾经猜测，毛泽东到底有多伟大？
“嗯，他一步就可以跨过西浜头了。”西浜头是我们村头的一条河，最宽处不过二十来米，当年我们全村淘米洗菜洗衣服都在这条河里。在孩童天真无知的想像中，伟大领袖的伟大，就在于抬腿就可以跨越西浜头。
在还未上学时，喜欢热闹的我和玩伴，都爱跟着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那些红卫兵红小兵们，拿着竹竿，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在晚上绕着村子巡游，提醒警告潜在的阶级敌人。
我上小学时，尚在文革后期。我的小学是一个乡村小学，我进校时还办有农业中学，简称农中。我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就是7个字一“我爱北京天安门”，教室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标准像，这个标准像直到我上初中，才被高尔基等人的名言渐渐取代。
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起的批《水浒传》达到我们那个地方时，学校除了把印有毛批水浒语录的标语贴在教室墙上外，还组织学生背。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年所背诵的毛批水浒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
当年背过之后，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语录。但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晰地背诵，其印记影响之深，实可窥见一斑。
当然，当年我们背诵过的毛泽东语录远不止这些。什么“三要三不要”之类的，都在学校期间被要求背诵，也曾牢牢地被记忆过。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赶上癫狂的红卫兵时代，所以，我们手上没有沾染什么鲜血和迫害人的肮脏味道。父亲曾经告诉我，我中学母校的老校长，当年被红卫兵揪斗时，看管他的红卫兵学生同情他，用粗担绳捆扎他，后来被激进的红卫兵发现，换了看守，改用尼龙绳捆扎，并把他塞在了鸡笼里！要有多没人性的政治，才会如此让人疯狂失去人性。
我在小学时加入了红小兵，也即后来的少先队。老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红小兵是红卫兵的后备队，所以加入红小兵后还期待着长大后加入红卫兵。当年我还不知道红卫兵们造下的孽，否则也会感到惭愧的。
虽然农村信息闭塞，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时，悲恸和不安的气氛还是笼罩了我们周围。到9月毛泽东去世，更如天塌地陷一般，大人们惶然于这个国家未来不知将去向何方，而年少无知的我们，也被这种不安紧张的情绪感染。
“一年倾塌三重天”，多年后我上中学时读到这句描写当年的诗，还能感觉到当年年少无知的不安。今天回头，不过会心一笑，再无不安。中国已经走出了领导人去世便如丧考妣的时代。只有在封闭的极权时代，领导人掌控了一切，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托付于领导人，那些人一死，百姓所托无依，才会举国栖惶，有不知命运之舟将把人们带向何方的不安。
鲁迅先生改造旧成语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虽然我对先生充满崇敬之情，但他这一篇文章过去我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不过后来年岁渐长，再琢磨这句话，人生识字糊涂始，真是千真万确。
我是很晚才醒悟，自己那时上小学，语文课其实除了识字课之外，根本是政治课，而不是语文课！语文教科书，其实就是政治教科书！
我们小时候背诵的语录，我们唱的歌，我们学习的所谓文化知识，甚至我们的生活，不都是糊涂始么！
只要这个社会的政治大网依然严丝合缝，认识了字，也会依然生活在愚昧无知中，依然踏踏实实做着臣民。
这个原本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在毛主席逝世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开始从这小小的窗口飘了进来。
庆幸的是，认识字对我开始有了意义。
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认识字帮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阅读。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虽然彼时的阅读很受局限，从手抄本到小说，今天来看，价值观都显陈旧，但是，这些小说与僵硬的政治式语文教科书里的表述已有了生动的差别。无论是老式的话本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给我的生活，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引诱着我追随着这些小说和故事，去寻访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充分利用了学校的阅览室图书馆，书单的选择，毫无功利之心，随意而漫无目的，不分好坏，就像海绵一样，拼命的吸水。
也正是这样的阅读中，高中时代的我开始渐渐理解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价值，而这，不是家长也不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它来自阅读，来自一本当年的流行的小说，程乃珊的《蓝屋》。
真正的转变还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1985年北上求学，虽然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我的思想还很传统保守。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奋发向上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启蒙精神充溢着整个八十年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受益。我后来把我的大学生活视为引领我走向新世界的光，它充盈了我的知识，改变并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那是一个从政治的愚昧无知中觉醒获得自我的过程。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学术水平今天看来虽然有些粗陋，但他们真诚地想把自己理解的传授给你，而不是把你当作打工的工具；八十年代高校的那些讲座，在另一个层面，给我们的思想以更大的解放，带着我们从传统的框框中突破出来，而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阅读。
这个时期的阅读，类别更加繁杂，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无论文史哲，都被自觉地塞进了自己的脑子，最后构建了自己人生的底色。
阅读是在书中与先贤相会，聆听教诲，甚至触摸他们的灵魂的过程。阅读的结果自然是醍醐灌顶，尤其是对鲁迅的阅读和对康德思想皮毛的接受（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便是以康德为主题的），养成了我的怀疑主义和自我反省的习惯，彻底打破了我对权威的崇拜，确立起了自我的意识，真正意义上成就了自己。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神仙皇帝，没有伟大领袖，没有救世主了。
当然，我的生活中不仅有阅读，还有与社会的交往。我通过自己熟悉的世界以及接触陌生的世界，用书中所学，来了解观照现实，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比较好的契合起来，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不易轻易追随某些人某些思潮。
今天我依然感恩于那个年代的阅读，于我，那是真正对人类文明真正分享，虽然很多都是二传的，甚至只是皮毛的。
今天，在各种思潮和利益的冲刷下，我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文明标准不动摇，除了当年打下的基础，还有继续跟进的学习阅读和对社会的了解。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着人的灵魂。”
狄金森的这首小诗，其实描述的就是我这个愚昧无知者的觉醒之路。
编辑 黄祥福
朱学东：1967年生，传媒专家、学者，曾任《南风窗》总编辑、《中国周刊》杂志总编，被誉为传统媒体领域的最后一位士大夫。
1967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那一年，正好是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高潮。父亲给我取名学东，意即学习毛泽东，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对毛泽东这种个人崇拜的影响。
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生活在闭塞中。我的童年时代，除了认识农村生活接触到的各种农作物杂草，天上飞过的鸟，地上跑过的蛇鼠，以及河里的各种鱼虾外，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的认知，几乎等于零。
那个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挂着毛泽东的标准像，毛泽东对于农民而言，就像大神。
我和玩伴曾经猜测，毛泽东到底有多伟大？
“嗯，他一步就可以跨过西浜头了。”西浜头是我们村头的一条河，最宽处不过二十来米，当年我们全村淘米洗菜洗衣服都在这条河里。在孩童天真无知的想像中，伟大领袖的伟大，就在于抬腿就可以跨越西浜头。
在还未上学时，喜欢热闹的我和玩伴，都爱跟着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那些红卫兵红小兵们，拿着竹竿，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在晚上绕着村子巡游，提醒警告潜在的阶级敌人。
我上小学时，尚在文革后期。我的小学是一个乡村小学，我进校时还办有农业中学，简称农中。我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就是7个字一“我爱北京天安门”，教室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标准像，这个标准像直到我上初中，才被高尔基等人的名言渐渐取代。
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起的批《水浒传》达到我们那个地方时，学校除了把印有毛批水浒语录的标语贴在教室墙上外，还组织学生背。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年所背诵的毛批水浒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
当年背过之后，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语录。但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晰地背诵，其印记影响之深，实可窥见一斑。
当然，当年我们背诵过的毛泽东语录远不止这些。什么“三要三不要”之类的，都在学校期间被要求背诵，也曾牢牢地被记忆过。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赶上癫狂的红卫兵时代，所以，我们手上没有沾染什么鲜血和迫害人的肮脏味道。父亲曾经告诉我，我中学母校的老校长，当年被红卫兵揪斗时，看管他的红卫兵学生同情他，用粗担绳捆扎他，后来被激进的红卫兵发现，换了看守，改用尼龙绳捆扎，并把他塞在了鸡笼里！要有多没人性的政治，才会如此让人疯狂失去人性。
我在小学时加入了红小兵，也即后来的少先队。老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红小兵是红卫兵的后备队，所以加入红小兵后还期待着长大后加入红卫兵。当年我还不知道红卫兵们造下的孽，否则也会感到惭愧的。
虽然农村信息闭塞，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时，悲恸和不安的气氛还是笼罩了我们周围。到9月毛泽东去世，更如天塌地陷一般，大人们惶然于这个国家未来不知将去向何方，而年少无知的我们，也被这种不安紧张的情绪感染。
“一年倾塌三重天”，多年后我上中学时读到这句描写当年的诗，还能感觉到当年年少无知的不安。今天回头，不过会心一笑，再无不安。中国已经走出了领导人去世便如丧考妣的时代。只有在封闭的极权时代，领导人掌控了一切，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托付于领导人，那些人一死，百姓所托无依，才会举国栖惶，有不知命运之舟将把人们带向何方的不安。
鲁迅先生改造旧成语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虽然我对先生充满崇敬之情，但他这一篇文章过去我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不过后来年岁渐长，再琢磨这句话，人生识字糊涂始，真是千真万确。
我是很晚才醒悟，自己那时上小学，语文课其实除了识字课之外，根本是政治课，而不是语文课！语文教科书，其实就是政治教科书！
我们小时候背诵的语录，我们唱的歌，我们学习的所谓文化知识，甚至我们的生活，不都是糊涂始么！
只要这个社会的政治大网依然严丝合缝，认识了字，也会依然生活在愚昧无知中，依然踏踏实实做着臣民。
这个原本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在毛主席逝世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开始从这小小的窗口飘了进来。
庆幸的是，认识字对我开始有了意义。
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认识字帮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阅读。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虽然彼时的阅读很受局限，从手抄本到小说，今天来看，价值观都显陈旧，但是，这些小说与僵硬的政治式语文教科书里的表述已有了生动的差别。无论是老式的话本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给我的生活，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引诱着我追随着这些小说和故事，去寻访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充分利用了学校的阅览室图书馆，书单的选择，毫无功利之心，随意而漫无目的，不分好坏，就像海绵一样，拼命的吸水。
也正是这样的阅读中，高中时代的我开始渐渐理解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价值，而这，不是家长也不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它来自阅读，来自一本当年的流行的小说，程乃珊的《蓝屋》。
真正的转变还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1985年北上求学，虽然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我的思想还很传统保守。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奋发向上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启蒙精神充溢着整个八十年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受益。我后来把我的大学生活视为引领我走向新世界的光，它充盈了我的知识，改变并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那是一个从政治的愚昧无知中觉醒获得自我的过程。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学术水平今天看来虽然有些粗陋，但他们真诚地想把自己理解的传授给你，而不是把你当作打工的工具；八十年代高校的那些讲座，在另一个层面，给我们的思想以更大的解放，带着我们从传统的框框中突破出来，而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阅读。
这个时期的阅读，类别更加繁杂，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无论文史哲，都被自觉地塞进了自己的脑子，最后构建了自己人生的底色。
阅读是在书中与先贤相会，聆听教诲，甚至触摸他们的灵魂的过程。阅读的结果自然是醍醐灌顶，尤其是对鲁迅的阅读和对康德思想皮毛的接受（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便是以康德为主题的），养成了我的怀疑主义和自我反省的习惯，彻底打破了我对权威的崇拜，确立起了自我的意识，真正意义上成就了自己。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神仙皇帝，没有伟大领袖，没有救世主了。
当然，我的生活中不仅有阅读，还有与社会的交往。我通过自己熟悉的世界以及接触陌生的世界，用书中所学，来了解观照现实，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比较好的契合起来，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不易轻易追随某些人某些思潮。
今天我依然感恩于那个年代的阅读，于我，那是真正对人类文明真正分享，虽然很多都是二传的，甚至只是皮毛的。
今天，在各种思潮和利益的冲刷下，我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文明标准不动摇，除了当年打下的基础，还有继续跟进的学习阅读和对社会的了解。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着人的灵魂。”
狄金森的这首小诗，其实描述的就是我这个愚昧无知者的觉醒之路。
编辑 黄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