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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地方法规。条例实施三年来，有力促进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发展，为全面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也为全国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法治建设起到了示范效应。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推进，条例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条例列为重点立法调研项目。市人大财经委自年初以来，紧紧围绕立法如何引领和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线，与浦东新区政府联合成立修法调研小组，一方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自贸试验区研究院作为第三方平行开展条例修订需求的课题研究，一方面聚焦立法重点难点问题，听取相关中央在沪单位、市政府有关部门、浦东新区主要政府部门、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各片区管理局、区内企业和专业机构的意见建议。专门委托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听取16位从事自贸区相关工作的市和浦东新区两级人大代表意见。
修改的着力点：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新的任务要求
贯彻中央和国家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上海立足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突破口。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了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建设的目标任务，如建设“三区一堡”（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四个体系”（投资管理体系、贸易监管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强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同上海市重大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因此，条例修改要与时俱进，紧跟改革进程，让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建设自贸试验区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方面，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正在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向纵深推进。2013年至今，国务院经过三轮批复“1+3+7”，目前全国自贸试验区已达11个。在这一背景下，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保持先发优势，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有必要在条例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凸显上海特色特点，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体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新变化。一是2015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实施范围从原来的28.78平方公里拓展到120.72平方公里，条例的实施范围相应扩大。二是条例中原实施区域全部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新拓展区域都是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关管理方式、区域功能定位、承担任务有所不同。三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相应调整，实行管委会与浦东新区合署办公的新体制。在市级层面，设立自贸试验区推进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浦东新区层面，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合署办公。条例有必要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范围、体制发生的新变化，作出相应修改。
总结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新实践。一是巩固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成熟经验和好的做法。如浦东新区近年来积极探索开展综合执法、监管信息共享、信用体系建设、法定机构试点等改革成果要通过修改条例加以固化。二是保障“证照分离”改革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主要解决企业的准营问题，是市场主体感受最为明显的一项改革，需要条例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来推进改革。三是完善市场主体准入管理模式。在率先试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从过去仅针对外资公平准入拓展到各类市场主体的准入，需要条例作出相应调整。
修改的主要亮点：增设上海自由贸易港专章，体现上海特色
修改条例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坚持对照最高标准，要拓宽改革创新领域覆盖面，为制度创新留出空间，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为深化改革预留接口。
1.关于总则。一是根据《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和国家最新要求，增加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体现国家战略的有关内容。二是依据上海自身特点和发展定位，突出强化“双自联动”（自贸区与自主创新）、“双城联动”（陆家嘴金融城与张江科学城），进一步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引领带动作用。
2.關于管理体制。一是明确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各片区管理局等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二是明确各片区的功能定位、片区之间的联动机制。
3.关于投资开放。一是修改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布主体、适用对象，明确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二是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的制度设计。调研中浦东新区反映，梳理出涉及市场准入的许可审批事项548项，其中属于市级事权的287项，对属于市级事权的，建议条例探索将审批权下放到自贸试验区。
4.关于贸易便利化。一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要求，建议增设上海自由贸易港专章。上海自由贸易港不同于新加坡、香港等以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规定内容要体现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兼顾内贸、外贸发展的任务要求。二是明确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内涵、海关监管模式以及制度创新内容，界定“一线” “二线”的范围。三是立足上海自贸试验区特点，建议条例增加服务贸易的有关内容。
5.关于金融服务。由于金融政策主要依赖于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和推动，鉴于当前的金融宏观形势，调研中不少专家指出，条例中部分金融开放和创新内容能够保留不进行修改，就是一种进步。另外建议补充：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精神，落实好“金改40条”，审慎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二是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精神，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着力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6.关于综合监管。一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要求，深化大部门制改革，在市场监管、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和法制、环保和城建五个职能模块，形成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二是根据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新实践，建立以综合监管为基础、以专业监管为支撑的监管体系，构建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互为支撑的监管格局。三是调研中企业也反映，希望构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数据分析为支撑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7.关于法治环境。一是为贯彻“大胆试、大胆闯”的要求，建议学习借鉴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的立法经验，条例修改增设容错试错机制，以立法的形式充分调动和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二是改革迈向深水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浦东新区人大建议条例可以在特定的地区性事项上，授予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一定的法律性决定权，保障浦东新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自主改”。三是法律专家和律师界的人大代表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有条件、有优势打造成国际化仲裁机构集聚区，建议条例加大对国际仲裁机构开放力度，培育中国本土化的争端解决国际化人才和仲裁机构，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条例列为重点立法调研项目。市人大财经委自年初以来，紧紧围绕立法如何引领和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线，与浦东新区政府联合成立修法调研小组，一方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自贸试验区研究院作为第三方平行开展条例修订需求的课题研究，一方面聚焦立法重点难点问题，听取相关中央在沪单位、市政府有关部门、浦东新区主要政府部门、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各片区管理局、区内企业和专业机构的意见建议。专门委托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听取16位从事自贸区相关工作的市和浦东新区两级人大代表意见。
修改的着力点：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新的任务要求
贯彻中央和国家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上海立足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突破口。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了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建设的目标任务，如建设“三区一堡”（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四个体系”（投资管理体系、贸易监管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强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同上海市重大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因此，条例修改要与时俱进，紧跟改革进程，让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建设自贸试验区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方面，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正在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向纵深推进。2013年至今，国务院经过三轮批复“1+3+7”，目前全国自贸试验区已达11个。在这一背景下，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保持先发优势，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有必要在条例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凸显上海特色特点，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体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新变化。一是2015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实施范围从原来的28.78平方公里拓展到120.72平方公里，条例的实施范围相应扩大。二是条例中原实施区域全部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新拓展区域都是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关管理方式、区域功能定位、承担任务有所不同。三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相应调整，实行管委会与浦东新区合署办公的新体制。在市级层面，设立自贸试验区推进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浦东新区层面，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合署办公。条例有必要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范围、体制发生的新变化，作出相应修改。
总结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新实践。一是巩固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成熟经验和好的做法。如浦东新区近年来积极探索开展综合执法、监管信息共享、信用体系建设、法定机构试点等改革成果要通过修改条例加以固化。二是保障“证照分离”改革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主要解决企业的准营问题，是市场主体感受最为明显的一项改革，需要条例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来推进改革。三是完善市场主体准入管理模式。在率先试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从过去仅针对外资公平准入拓展到各类市场主体的准入，需要条例作出相应调整。
修改的主要亮点：增设上海自由贸易港专章，体现上海特色
修改条例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坚持对照最高标准，要拓宽改革创新领域覆盖面，为制度创新留出空间，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为深化改革预留接口。
1.关于总则。一是根据《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和国家最新要求，增加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体现国家战略的有关内容。二是依据上海自身特点和发展定位，突出强化“双自联动”（自贸区与自主创新）、“双城联动”（陆家嘴金融城与张江科学城），进一步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引领带动作用。
2.關于管理体制。一是明确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各片区管理局等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二是明确各片区的功能定位、片区之间的联动机制。
3.关于投资开放。一是修改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布主体、适用对象，明确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二是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的制度设计。调研中浦东新区反映，梳理出涉及市场准入的许可审批事项548项，其中属于市级事权的287项，对属于市级事权的，建议条例探索将审批权下放到自贸试验区。
4.关于贸易便利化。一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要求，建议增设上海自由贸易港专章。上海自由贸易港不同于新加坡、香港等以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规定内容要体现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兼顾内贸、外贸发展的任务要求。二是明确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内涵、海关监管模式以及制度创新内容，界定“一线” “二线”的范围。三是立足上海自贸试验区特点，建议条例增加服务贸易的有关内容。
5.关于金融服务。由于金融政策主要依赖于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和推动，鉴于当前的金融宏观形势，调研中不少专家指出，条例中部分金融开放和创新内容能够保留不进行修改，就是一种进步。另外建议补充：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精神，落实好“金改40条”，审慎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二是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精神，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着力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6.关于综合监管。一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要求，深化大部门制改革，在市场监管、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和法制、环保和城建五个职能模块，形成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二是根据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新实践，建立以综合监管为基础、以专业监管为支撑的监管体系，构建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互为支撑的监管格局。三是调研中企业也反映，希望构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数据分析为支撑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7.关于法治环境。一是为贯彻“大胆试、大胆闯”的要求，建议学习借鉴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的立法经验，条例修改增设容错试错机制，以立法的形式充分调动和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二是改革迈向深水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浦东新区人大建议条例可以在特定的地区性事项上，授予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一定的法律性决定权，保障浦东新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自主改”。三是法律专家和律师界的人大代表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有条件、有优势打造成国际化仲裁机构集聚区，建议条例加大对国际仲裁机构开放力度，培育中国本土化的争端解决国际化人才和仲裁机构，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