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碳交易”成了流行语，有的人一开口挺时尚的：“你低碳了吗？”——“低碳”毕竟上升到了发展的方向或路径层面。这些以“限制碳排放”为目标的严厉措施或行为约束，似乎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阻止“全球气候增温”，抑制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等等生态灾难。但细想，却又不知决定的“巨手”在哪里，有没有更清醒清晰的方向。
　　应当坦率地承认，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确实，世界上不乏有创见的一流科学家，但人们很难听到他们发表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看法——事实很可能如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所指出的，他们受到了“傲慢的警告”，几乎都无法发表不同的意见。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统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而且仅认为是碳排放造成——只是一种假说，是被无限扩大的“链式推理”。
　　现在以这种假说为前提的环保行动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几乎主导了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确实，这种“学术成果”使一些科学家名利双收；如同人权问题一样，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占据了道义和科学的“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了特别的话语权，而企业家们则大有利可图。——比如，设置新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推销装备和技术。在“全球增温”解释权被少数人垄断之后，一位荷兰物理学家对此曾表示，起初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生气”，“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因为从事环境和政治新闻报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全球变化”問题。“气候增温”只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非洲大旱持续到1984年；1960年南太平洋多次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气候异常和严重的旱涝灾害，与这些灾害相联系的还有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洋异常。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施全球变化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旨在对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研究。世界气候计划（WCP）、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试验（TOGA）等，也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是多学科、开放式的，经各国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努力，仍远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可以说，地球学科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同时，在全球变化这个巨系统面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局限。
　　地球系统的生态圈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组成的。 地球的各个圈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时它又是开放的，和外界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根本上来说，地球大气和海洋运动以及生命活动，其能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即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从物理成因来看，引起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直接原因，是由于各地在春夏秋冬的日照量不同所致，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时，黄道面和赤道面有着一个约23°27′的夹角所致——直射的阳光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不断移动。
　　在中高纬度的大陆，一年中冬季和夏季的月平均气温可差20—60℃之多——这种温差的变幅，远超出现在谈论的零点几度的增温。因此，人类对于太阳活动或与此有关的种种变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对于“太阳的作用，是人类完全鞭长莫及的”。
　　现在，有人告诉你，在薄薄的大气圈中——确切地说，在对流层中，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增温。其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于太阳的短波辐射是透明的，而对于地表向外放射的长波辐射（主要在13—17微米的波谱区），则具有强烈的吸收作用。
　　确实，自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以及森林破坏减少等原因，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为增加，据说二十多年后，可能比工业化前增加一倍。——但毕竟，二氧化碳只是一种微量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为0.039%，或者说万分之三左右，而且还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根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模拟试验，引起大气增温的参数相差相当悬殊，大气增温在1.5—4.5℃之间，海平面上升0.2—1.4米。但考虑了海气相互作用之后，其增温幅度可能要比这个值低一些。（《全球变化》，任振球著，科学出版社）——如果模拟试验有3倍之差的数据，而且实际增温幅度可能更低一些，则很难说获得了一致的肯定的结论，这只能表明科学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
　　“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好像当今世界的环保只纠缠在大气中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上，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反而不那么看重了。——这的确是环境保护主题的“嬗变”。
　　应当承认，二氧化碳并不仅仅影响阳光的照射，还可提高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提高玉米的产量，历史上的暖湿时期，大多雨量也比较充沛。二氧化碳对地球长波辐射的影响——导致了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其实已经有诸多难解的纠结。它与人类活动的关联度究竟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所致？多少是可以限排减排的？其投入与成本是否经济？
　　——真正的科学决非随心所欲的言词发挥。比如上个世纪已经有研究表明，种植水稻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产生。西方曾有不少人提出限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水稻的种植面积，并以此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粮食缺乏和饥荒阴影挥之不去，穷人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的国度里，限制水稻种植会大大推高国际粮价，他们买得起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吗？
　　对于全球变化，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学科最朴素、最本质的问题。
　　而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付出多少经济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管控”住大气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发生变化——在这期间，会不会因荒漠化的扩展、火山爆发和天文因素等，使这一切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成为一个打水的竹篮？ 　　在地质年代和冰河时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也是变化的。有研究表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三大冰期内都是比较低的，在第四纪大冰期内，末次冰期的盛期，二氧化碳仅为现代的一半，而在间冰期内，二氧化碳含量也比较高。——但这些显然与人类无关。
　　一些人以为，气候变化似乎都是以亿年、万年为尺度，其实并不尽然。有史以来，地球上就多次出现过暖湿和干冷期。距今3400年前附近，我国处于殷商温暖时代。从东周至秦汉时代，也处于一个温暖时期。在公元4—6世纪气候变冷后，唐代也有个转折，温度比现在高，这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才变冷。一般地说，温暖时期植物繁茂，光合作用消耗的二氧化碳也多。
　　十七世纪的小冰期，平均温度也比现在低2℃左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北半球温度也有几次大的波动。其中二十世纪初和六十年代以后，为两个低温时期，气温平均有0.4℃左右的下降，只是到上個世纪八十年代后，才连续出现暖冬和创纪录的高温。有天文学认为，在千年和百年两种时间尺度下，冷暖变迁是由于九大行星地心会聚的参数变化引起的，十九世纪北半球气温变化与地球自转速度变化有关。——总之，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变化，对大气温度的影响，要比人类大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海平面的升高，世界各地各不相同，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差异也很大——有的还呈下降态势。否则，一些岛国早就遭到没顶之灾了。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其决定因素的指向，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碳排放”，而是多元的综合。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统认为，与影响气候的大自然的力量强度相比，任何政策应当客观地评估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潜力。试图控制愈加频繁的太阳活动或大洋环流运动的做法，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采纳各种成本高昂、以消耗稀缺资源为代价的方法，以阻止不可能被阻止的气候变化。实际上忽视了每一项政策措施都必须以经济成本分析为依据。各国的发展、收入和财富水平各不相同，却要做出全球的、整体的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高昂，也不公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左右，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节能减排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但减排的绝不仅仅是二氧化碳，而应该是污染物。——在实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层层下达指标，以致不少地区都出现盲目的“拉闸限电”，甚至限制城市民用电等现象，这给群众生活和经济运行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黑暗中摸索”，回到发展的原点，不是我们的初衷。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的风险，最有效的是加快自身的发展。
　　是的，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格陵兰的夏天冰川在不断解体，跌落的冰山随洋流漂移；可同时，在暗夜南极的冰盖上迷漫着暴风雪——这是电视镜头不可能拍摄到的。地球和太阳都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着，一年四季也在继续轮回，几乎每年不同地区都有极端的天气出现，有创纪录的高温或低温。
　　仰望星空，我们应该多一些问号，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