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周在东钱湖畔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开幕。今年的摄影周由傅拥军担任总策展人，主题为“乡村影像”。摄影周由宁波市文联主办，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宁波市摄影家协会承办，以影像展览为主，配合有纪录片放映、现场对话、讲座等项目。
　　影像展览部分包括一个致敬展和12个单元，展出摄影作品350余组，这些作品出自300位中國摄影师和来自美国、英国等国的16位外国摄影师之手。最长的展线给了纪实摄影家张新民，他在1990年代拍摄的《流坑》以致敬展的形式独自占据了一间大展厅。这个至今已颇有知名度的系列将流坑这座位于江西乐安的千年古村的价值、变化、诉求及其在20年前面临的问题都直白地呈现了出来。本届摄影周共收到了1000份左右与乡村影像相关的投稿，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展示、讨论这些影像涉及的不同话题，摄影周设定了12个单元：十七个村庄、样本、春风、城乡、荒野、传习、肖像、场景、内部、乡集、长卷、纪录片，并将挑选出的影像作品分门别类地划入了各单元。
　　总的来看，摄影周延续了去年较小的规模，单独的展示空间—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保证了当地及周边观众在完整浏览所有作品后实现当日往返。对于希望愉悦身心的爱好者和市民来说，这一安排非常妥帖。不过，那些想要借助此次摄影周的参展作品，更具体、深入地了解某些话题的观展者也许需要多留一些时间：300多组作品之间相对紧凑的观看节奏，平均下来每组作品分到的不算长的展线，以及许多作品具备的调查研究背景，都在呼唤这部分观看者降低游走的速度，依循拍摄者铺设在作品里的逻辑，让自己浸没于个案之中。
　　两类体验方式的背后，本届宁波国际摄影周本身似乎就成了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喧嚣的乡集。那么，你是选择左顾右盼、“逛吃逛吃”，还是接受商贩的邀请，于摊前驻足，“了解一下”呢？
　　一千座乡村和一千座乡村
　　“一千”自然是虚数，以它引出一组对比：同一个词组，相异的重音，个中的区隔关联着本届宁波国际摄影周最主要的视觉特征和价值倾向。
　　粗略过一遍整个展场，会发现摄影周设置的12个单元复制了我们对于乡村的印象，即“乡村”似乎可以被一以概之，如同与之对应的“城市”的普遍概念一样。一直以来，关于乡村的图像就不少，摄影周选择的一组组乡村影像，不断地确认着现代乡村的景观和生活方式在视觉表征层面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体现在单元内部的个案之间，也表现为不同单元的作品在拍摄对象（人物和事务）以及摄影语言一定程度的交集与重叠。
　　难道真的是千“村”一面？摄影周并没有回避这种与现实面相交叠的可能。但在我看来，它虽然一方面承认、展示甚至不自觉地强化这种同质性—大量的摄影实践成果堆砌出一个宏伟的、作为集合名词存在的“乡村”的图景，另一方面则提示观看者这些图像中的乡村基于各自地理位置和行政归属而生成的独特性，一块块被自然或行政分割的地区对应着一项项具体的拍摄项目。




　　因此，是基于调研和体验的个案，而非浮光掠影，收集明信片式地泛泛而拍，塑造了此次摄影周最重要的价值。这为那一部分生活于乡村经验之外的观看者，于繁复又看似无差别的信息中进行寻找和取舍提供了切入点。就好像面对一片片构成“乡村”巨幅图景的图像马赛克，当你走近，便会发现一个个独立的景中之景，它们并不张扬地讲述着以“镇”“乡”“村”等为单位的某个共同体自己的故事：家庭、习俗、教育、人口、基层政治、乡村建设、生产、环境、城乡关系……这些故事属于每一个鲜活的姓名，它们流变于乡村的日常之中，某些时候也塑造着日常。化身乡集的摄影周将这些数量庞大的故事汇聚起来，在观众眼前铺陈，人们在热闹且朴素的环境和氛围里，于那“一千座”乡村中择己之所愿而浸入。
　　村里来了照相的
　　本届摄影周的大部分作品出自进入乡村的外人之手。当然，“外人”的范畴，既包括与对象乡村无甚关系的人群，也涵盖了大量虽然没有居住在被拍摄地，但跟该镇、乡或村在地理、行政、血缘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联系的摄影实践者，而后者也确实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真切，更加言之有物的作品。纵观展览，这些“照相的”几乎不约而同强调着摄影的记录和存档功能，或是在较为常规的纪实摄影的策略和规则之下，面对、捕捉并呈现乡村以及相关议题。
　　“照相的来了”在本届摄影周最突出的体现是群体性影像调查成果的集结呈现，同途殊归的摄影师或者以摄影为媒介的调查者前往同一个目的地，最终实现对当地多角度的个人浸入和影像展示。


　　作为主打版块，在“横坎头村—中国的一个样板村”工作坊项目中完成的作品被放置展区最核心的地段。这一项目是摄影周策展团队为呼应“乡村影像”主题特别组织实施的。横坎头村位于宁波市余姚梁弄镇，是浙东的一个“红色村庄”，也是当代语境下中国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一个特殊样本。策展人傅拥军在全国范围召集了12位不同专业的摄影者参与对横坎头村的影像调查，包括图书编辑、程序员、纪录片导演、艺术家、在校学生等，其中不乏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和知名高校教育背景的参与者。与一般意义上的集体采风不同，这个项目探查了影像之于这个基层政权，在权力体系构建、社会管理、乡村形象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和个体记忆储存、婚礼和寿辰庆典等方面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项目围绕浙西南丽水市松阳县下设的乡村实施。2008 年起，松阳摄影群体不断走进该县的401个村落，在自己熟悉的地域展开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档案式影像记录、呈现了10年来整个松阳乡村发展变迁的面貌。 　　除了以群体为单位之外，个人实施的影像调查项目也为摄影周所重视，这些项目的实践主体如前文提到的，多为当地的非农村摄影师。例如，得到摄影周重点推介的云南籍艺术家程新皓的长期项目《陌生地形》被安置在整个展区的最深处，这组关注散居于中国和越南边境的族群莽人的生活与身份认同变迁的调研式艺术项目，在此次摄影周以“文献式提纲”的形式得到展示。而观看者也对这种研究型的作品持积极的态度，许多人选择了在《陌生地形》的展区长时间逗留。
　　值得一提的是，参展的个人影像调查项目中，大量出现了环境肖像和对建筑正立面的“类型学”这两种在如今非常司空见惯的摄影语言。而以时间为轴，借助图像和文字的互补功能，实现对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的举证式呈现，这种图片故事与档案归置相结合的手法在展览中也并不少见。这些不约而同的选择构成了前文提到的“交集”和“重叠”，它们发端于方法论，但往往更清楚地体现在摄影图示之上。这些重复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视觉疲劳，但它们对于观看者进入每个个案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具体来说，共处一室的“长卷”和“乡集”两个单元是“重复”在视觉和内涵双重层面的最直观体现。前者囊括了163 位摄影师的180 组涉及乡村习俗与信仰、乡土人情和传统与现代文明关系的作品，都采用了长幅画卷的形式展呈，整体来看，宛如一幅中国乡村的全景图。后者则展现了乡村集市、传统祭祀活动、乡村戏剧和庙会等的景象，这些活动勾连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市场行为，长久以来按照乡土社会的自我规则运行着并延续至今。大量承载着作为被摄内容的乡集的照片，被紧密地铺设在一个独立封闭空间的地面和墙上，让整个展场看上去也成了一个纷繁的集市。进入场地的观者一边低头俯视这些表现乡村集会中交易、典礼、服饰和群众表情的影像，一边左右规避，尽量防止脚踩在照片上（即便穿了鞋套），这些举止连贯起来，亦让人联想起乡村集会中人们娱乐起舞时的舞步，或者某些祭典里特定职能人员的颇具仪式感的步态。


　　步入乡村的“照相的”不光是严肃勤恳的调查者、讲述者或者研究员，还有那些在田间地头、城乡接壤处或者残垣废墟捡拾视觉碎片的人们。对于这部分摄影者而言，乡村或本就是他们活动的日常场域，或与他们的个人情结和家庭记忆息息相关，抑或同他们身处的城市频繁互动。尽管拍摄乡村的动机各异，但他们都尝试从相对细碎的视角在乡村中建立起相对私密的逻辑。比如“乡村动物园”单元中214（本名姜帅州）关于乡间小动物的作品。贵州都匀基层公务员214，每次下乡参加扶贫工作的间隙，都会拿着相机拍摄动物，或者和它们自拍。他与小动物们一同成为镜头前的演员。在展览现场，214的空间地面铺了厚厚一层落叶，辅以提前录制好的各种小动物制造的声响，营造出一种略显可爱又让人不愿过多打扰的轻松氛围。另一个单元“春风”也为观众贡献了清新的视觉碎片。这一单元选取了甘莹瑩、黄森威、李亚男、吕格尔、唐吉科德、王一山、周仰等13位青年摄影师的作品，运用多种媒介对乡村进行了把握和表达。这些在青年群体中逐渐形成新的影响力的摄影师们，多数已在之前的实践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和创作线索，而他们在此次摄影周中展现的作品，无论是持现实主义态度，还是流淌着象征主义美学，都散发出相对具有辨识度的个人气息。
　　总的来看，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周展出的作品并未承载过于沉重的话题，而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都相对质朴，无太多浮躁和夸张，亦未特意强调“新奇”或者“惊喜”。比如，除了张新民的《流坑》展览之外，几乎所有的参展作品都没有装裱，而是直接或贴或钉于墙面、地面。 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的朴素，是否真的可归因于摄影师们面对“乡村”这一题材时的不约而同的理解？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不约而同究竟更多对应着乡村确有的视觉面貌，还是在共同参与塑造着某种新的影像化的乡村？本届宁波国际摄影周面对着这个问题，又抛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紧凑的视觉乡集里，观众唯有让自己浸没其中，或许方能探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