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台湾创立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大”以来，短短14年，已有86所社区大学星布全岛。每年有12万新生入学，“终身学习”蔚然成风。
　　台湾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秘书长周茹萍说：“我们尤其希望，人不应只是为自己学习。过去就算是有念大学的阶段，主要是为了找工作，为了个人生涯规划，为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饭碗和位置。而我们办社区大学，是希望学员为公共事务而学习，希望他们藉由知识体系的完整，来参与公共议题，影响公共选择和决策。”
　　开放的教与学
　　4月26日晚7时许。新北市（原台北县）永和社区大学。窗外飘着春季特有的绵绵细雨。
　　一头白发的廖新一，矮墩墩的身材在教室里健步如飞，擦黑板、整理教具，然后稳稳当当地坐到座位上，像个虔诚的小学生。
　　教室里只有7名学生，平均年龄60岁以上。他们坐在这里，准备听一门名叫“台湾文学导论”的课。每周四晚七点至九点半，雷打不动地听上两个半小时。
　　72岁的廖新一是班长。退休前，他是《中国时报》记者、编辑。13年前，永和社大创校的时候，他是首批学生中的一员；今天，他还坐这里，是永和社大资格最老的学生之一。
　　永和社大的2000多名学生，年龄大多介于45至65岁之间。社区大学的门槛很低，只要年满18周岁，不限学历，都可报名。这里学费低廉，修一门课的每学期学费只要2400元新台币左右（约500多元人民币），可获得3个学分。修满128个学分，社大颁发结业文凭。
　　所有课程均不考试，上课不点名，学生来去自由。
　　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以下简称“全促会”）秘书长高茹萍认为，学员都会用脚投票，所以当社大的老师很考验功力。“学员不想听就走了，人家付了钱都不来听课，说明老师没有魅力，所以老师要想办法吸引学员。”
　　社区大学老师来源广泛。“如果开陶艺课，就去嘉义找教瓷烧的师傅；开社运课，就找社运活跃分子；开环保课，就找环保人士。”高茹萍说，甚至有些只字不识的老农，也被聘为社大老师。
　　台南市曾文社区大学开设了“保种课”，就延聘了这样的老农，教授传统的农耕育种、留种技艺。老农不会讲课怎么办？他们就为老农专门配备了年轻人当助手。
　　社区大学的讲师既非专职教师，也不是志愿者，而是按授课时间付费。通常每节课的钟点费为2500新台币左右。“和正规院校的讲师费相比，社区大学老师的收入并不少，可能还要多一点。”高茹萍说。
　　在台湾文学导论的课堂上，80后的台大政治系博士走下讲台，来到年龄近乎他两倍的学员中间，侃侃讲起台湾“铁血诗人”吴浊流。
　　这种“老生少师”的现象在社区大学很寻常。“实际上，社区大学的师生关系经常颠倒，学生可能会变老师，老师可能会变学生。教师延聘不拘一格，但有专长，遑论出身。”高茹萍说，“教学方法也摒弃俗套的灌输，代之以活泼的互动。”
　　课程设置推动公共议题参与
　　台湾文学导论是一门半价课程，也就是说，只要付一半学费，就可以来听这堂课，并获得学分。
　　在永和社大今年开设的100门课里，共有15门半价课程，如“生态园区解说园课程”“永续（即‘可持续’）生活经济学”“法律与生活”“认识不一样的政治”等。另有12门免费课程，多是人文、社科类课程。这是永和社大的一种鼓励政策，也是永和社大引以为傲的办学特色。
　　“我们是全台湾开学术课程最丰富的社区大学。”永和社大负责人周圣心拿过一张“永和社大新学期招生课程表”，介绍说，学术课程当中，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方面。
　　“如果社大觉得这门课很好，有助于学生参与公众议题，就会减免学费，以吸引更多人来听课。”周圣心说。
　　永和社大开设如此多的学术课程，跟他的创办人——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黄武雄有关。
　　1999年，永和社大宣告成立，黄武雄任校主任。他提出，社区大学的课程应分为三类，包括“以社团活动课程打开并发展人的公共领域”“以生活艺能课程改造私领域的内涵”“以学术课程作为重建世界观的基础，养成人思考根本问题的态度”。其宗旨，是让社会大学成为“重建台湾社会、发展台湾新文化的源泉”。
　　不过，如今生活、艺术、技能类的课程，仍占据了课程表的半壁江山。高茹萍介绍说，全台湾的社区大学均是如此，最受欢迎的课程，往往是艺能类的，比如音乐、摄影、养生、烹饪、电脑等。
　　“社区大学的学员不见得全都关注公共议题，所以，只是通过公共课程是无法吸引学员的。”高茹萍说。因此，社区大学通过课程设计，吸引学员报名参加一些“好玩”的课程，但实际上仍会进入公共议题的范畴。
　　“我们今年要推一个‘低碳旅游’，对一般人来说，这好像是好玩的事。我们会把一些公共议题，放在旅游线路里面，每到一地，就告诉你：噢，这儿有一个造成污染的项目，这儿有一个水坝影响生态……学员自然就会关注这些公共议题。”
　　永和社大还通过走出课堂、与社区联动的方式，吸引学员参与公民实践。他们建立一个“台湾原生物种培育基地”，相关课程全部在园区进行。去年，他们还曾把每一个课程中的一堂课放到社区，跟民众一起上课。
　　“一门课至少要有16个学生选读，学费才够维持开支。有些学术课程我们觉得很好，但学生报名很少，我们也会努力扶持，建立口碑，只有五个八个学生也要开。”周圣心说。
　　


　　“终身教育”助力公民社会
　　“前两天我去看社大上课，那些阿公阿妈，有时间有热情不断去学习，那种热情在正规大学里是看不到的。也经常有大学生到社大蹭课，因为他们在大学里上课痛苦到不行。”周茹萍说。她认为，这种学习的热情印证了社区大学的办学宗旨：从刻板的“套装知识”解放出来，重返“经验知识”“快乐学习”。
　　1994年，台大教授黄武雄等人发起了“四一零大游行”，提出了这样的呼吁：释放学生心智是教改第一要务；学生的心智要先从密集的考试压力下释放出来，从威权的管控下解脱出来；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次游行最终促成台湾当局进行力度颇著的教育改革。
　　黄武雄还提出，教改除了面向中小学教育以外，还必须包含成人教育。过去，台湾社会资源有限，成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很少，台湾社会又存在重男轻女的陋习，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则更少。当社会资源丰富之后，这些问题需要成人教育改革去解决。
　　黄武雄的倡议得到热烈响应。1998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即台湾的教师节，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台北文山社大揭牌成立。同年，台湾着手制定《终身学习法》，5年后正式立法。此后，台湾各地以月均一所的速度纷纷开办社区大学，至今已完整覆盖各县市，包括澎湖、金门。
　　“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也因应时代变化而得到强调。“就算大学毕业了才25岁、30岁，但是按照人生寿命75岁来算，知识更新这么快，不继续学习的话，会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淘汰。”周茹萍说。
　　在此基础上，“催生公民社会”的理念成为台湾社区大学发展的动力。
　　永和社大礼拜一的课程全部跟公共参与有关。其中包括教育、原住民、劳工、妇女、儿童、文化，还有动物保护等议题。周圣心表示，这显示了永和社大“形塑公民社会”的强烈愿望。
　　经费瓶颈
　　和绝大部分台湾的社区大学一样，永和社大没有专属的办公场所。他们的办公室位于福和国中，只有那么一间，简单、拥挤，被文件资料和10个事务性工作人员堆得满满当当。
　　永和社大要给福和国中付房租，每年100万新台币。此外，还要付1/3的警卫和卫生人员的人事费（工资）。因为晚上上课，会增加警卫和卫生人员的负担。
　　社大的主要支出是讲课费和人事费。而经费则有3个来源，一是台湾“教育部”，二是新北市教育局，三是学费。“其他社区大学的收入，‘中央’、地方、学费基本各占1/3，永和社大因为学员较多，略有不同。”据周圣心介绍，永和社大一半左右上课的人缴费，占经费总数的五到六成，另外四成主要来源于“教育部”和地方的经费。
　　“很多鼓励性的课程是收不到费的，涉及社区的工作也收不到钱，反而有很多资源要和社区共享，所以会向政府申请奖励性补助。此外，我们还接受小额捐款。”周圣心说。
　　台湾社区大学是公办民营机构，即官方划拨经费，在社团法人中招标，中标者负责运营。永和社大的运营方是“社区法人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周圣心是该协会的执行长。她表示，民间社团是非营利组织，维持收支均衡是最终目标，但并不容易。
　　当局划拨经费的依据是每年一度的“社区大学评鉴”。届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会成立评鉴委员会，对每个社团大学的课程、教师、社区影响、办学计划进行评估和鉴定，根据评鉴结果，决定来年划拨经费的数额。“教育部”和地方的拨款都不是固定的。
　　新北市有12所社大，去年划拨了1200万总经费，由12所社大来分，依办学绩效而定份额。1200万这个数也不是每年都有的，还要看“立法院”的预算和市县议会的预算情况。
　　“有一年新北市的社大办学经费，被市议会全部砍掉，后来几经争取，才保留了一部分。”周圣心说，当局拨款的非全额、不确定，给社大的运营带来一定风险。
　　“过去12年，我们很努力很努力才能打平。有时有些负债，有时有些盈余。如果负债很厉害，就多找一些补助。我们要自负盈亏。”她说。
　　实际上，台湾当局补助社区大学的经费，每年总数只有1亿新台币，不及公立教育经费的1%。而社区大学面向的教育对象，是占人口总数的65%的成人，随着台湾人口老年化（高龄化）、少子化（低出生率）趋势的日益严重，这一矛盾更为突出。
　　经费投入的不足，正成为台湾社区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永和社大创校之初，就曾面临经费的窘境。1999年，黃武雄倡导成立了包括永和社大在内的5所社大，但台北县议会突然决定砍掉除永和以外其他4所社大的经费预算，这4所社大被迫搬离共用校舍的学校。后经多方游说、“抢救”，4所社大才得以存活。但是，其中的汐止社大终因负债多年后，被迫变身为远程教育的网络社区大学。
　　学位的屏障
　　目前，台湾社大的学历尚未得到官方认可。黄武雄等人认为，这是阻碍社区大学进一步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学位和学历不被认可，则相当一部分学员缺乏学习积极性，社大也无法吸引部分渴望学历的人群就学。
　　在保持公共课程方面，永和社大可能是全台湾最努力的一个社区大学。但是，有些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基本全是插花、烹饪、绘画、电脑、摄影等“乐龄”课程，缺乏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偏离了社区大学“催生公民社会”的宗旨。这种社区大学的“才艺化”趋势，引起黄武雄等人的警惕。
　　黄武雄认为，社大如果可以授予学位，会对正趋“才艺化”的某些社区大学形成压力，督促它们提升水平，直到它们可以发展出一定的学术课程。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遏止社大“才艺化”倾向。
　　但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是在“全促会”中也有质疑的声音。曾有人在“全促会”中提案反对社大成为核发学位的学校，其中一个理由是：目前社大有许多主动学习的学员，他们的学习动机很强，可是课程并未达到学术水平。所以，关键问题并不是能不能颁授学位，而是社大本身有无能力提升课程的水平。
　　对此，黄武雄反驳道：“试想，如果台大不能提供学位，台大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些教授会留下来吗？那些学生会依系里的要求认真选课吗？”他表示，有学位的学校与没有学位的学校，课程水平会很不一样。有了学位，学术水平不一定会好，但没有学位，学术水平一定很难好起来。
　　2003年，台湾出台了《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办法》，但因申请限制较严、审查制度严格等原因，未能有效发挥作用。2008年7月，台湾又重新修订了《非正规教育学习成就认证办法》，扩大了办理范围，但在社区大学未获得认可成为正规院校之前，其颁发文凭仍不能即获官方认可。
　　不过，来社大学习的人当中，也有人并非为学位而来。台南曾文社大的施淑娟拥有商科硕士文凭，她报名参加中级农机维修班，仅仅出于实际生活需要。她的同学程耀煌——一位退休小学教师，也并非追求文凭，只为充实退休后生活，并掌握一定技能。
　　虽然永和社大创校时曾对学员描绘过授予学位的美好愿景，可廖新一对此并不抱太高期望。他告诉记者，自己来到社大，更多是为了享受“学到老”的快乐。
　　在他的感染下，92岁的妈妈也报名参加永和社大的日语班，“她想把自己的‘大阪腔’改成‘东京腔’，另外也想交一些新朋友。”廖新一说，“学位对她没有意义。”
　　也许，并非所有学员都能体会黄武雄的良苦用心：如果社区大学没有被“法制化”为正规院校，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催生公民社会”则可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