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是一部古代工艺文献，记述了三十多个部门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过程，与造物有关或属于造物范围的有：农用工具（乃粒、精粹），衣料染织（乃服、彰施），金属铸锻（五金、冶铸、锤锻、佳兵），陶瓷砖瓦（陶埏），造纸（杀青、丹青），交通工具（舟车），珠宝琉璃（珠玉）。造物包含“技术”层面及形制层面，“技术”隐藏于形制的幕后，形制是“技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手工造物阶段，器物的制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形制的仿制及技艺的传承，手工技艺及经验可能包含比它本身更多的内涵。《天工开物》延续《考工记》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造物思想，注重天、地、人、物的整体和谐的造物观。著者宋应星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注重人的造物主体地位，强调造物的人伦日用。自明代中后期以后，“阳明心学”使得社会生活观念向世俗化转变，如李贽就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宋儒高深玄远的“道”就是人伦物理，拉近了造物與日常生活的距离。明代造物突破汉唐以来造物森严的等级规范，逐渐走向世俗化，开始关注下层民众百姓生活所需。晚明时期泰州学派的代表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很大影响，认为“符合百姓生产与生活需要的，即为道，反之，则为异端。”“道”就蕴藏在百姓日用事物中。宋应星提出“效于日用”，认为工艺造物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广大百姓日用所需。《天工开物》所蕴藏地注重日用的造物价值观是晚明文化思潮的表现，也是历史文化的积淀。
　　宋应星的“经世致用”观
　　当国家处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危机之中，宋应星意识到要改革才能挽救时弊，如在《野议》一书中提出《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等共十二议。他的这种危机感，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深刻体会，进而转化为写作的重要动力，针对“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以及“纨绔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晨炊晚馕，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的社会情形，主张“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于是，宋应星关注与民生日用相关的实用技艺，按“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编撰《天工开物》，并在序言中坦言：“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宋应星注重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实用性，主张“效用于日用之间”的经世致用。当主流传统文人士大夫以成为“博洽者”来实现“实学”思想，而宋应星却走进田间、作坊，调查、记录有益于民生日用的实用技术，与徐光启、王徵等文人士大夫的造物价值观念相一致。
　　《天工开物》中流露的“呈效于日用之间”之实用观念，与宋应星从科举转向实学的精神一脉相承。在“五金”篇中肯定黄金价值的同时强调器具的功用性：“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直高而无民耳。”;“锤锻”篇中指出：“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五兵之内，六乐之中，微钳锤之奏功也，生杀之机泯然矣。”肯定器物的实用价值。因此，《天工开物》强调关怀底层民众生活、生产的造物致用观，超越了传统文人“经世致用”之学的见解，同时还强调普通群体的造物力量，突显人在造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效于日用之间”的造物观
　　《天工开物》的体系结构符合人类以生存为第一要义的造物观念。“乃粒”“粹精”“作咸”“甘嗜”“曲蘖”等是“食”部分，体量最大、内容最丰富;“陶埏”有与“用”相关的罂、瓮、白瓷，也有与“住”相关的砖、瓦;“乃服”“彰施”属于造物艺术体系的“衣”部分;“燔石”属于“住”部分，虽然不是非常直接体现“住”，但与“住”相关;“冶铸”“锤锻”“五金”“杀青”“丹青”“佳兵”等属于“用”部分;“舟车”属于“行”部分。人们日常生活以“食”“衣”“行”“住”“用”为主，造物艺术也是以此为基础。“食”“衣”“行”“住”“用”也就自然成为《天工开物》造物叙述的基本逻辑结构。
　　宋应星提出“效于日用”，认为工艺造物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广大百姓日用所需。明代的文震亨在《长物志》开篇就总结了中国古代器物的特点：“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明末李渔也阐述了有关器物制作的功用思想，在《闲情偶寄·器玩部》中提出：“凡人制物，务使人可备，家家可用”。文震亨、李渔等士大夫群体也倾心于日常生活，从日常叙事视角和模式研究文人造物，对器物的文人日用展开研究。《天工开物》流露出宋应星“经世致用”的思想，认为工艺造物要以百姓日用为参照，反对“皇家宫殿所用的琉璃瓦，而制作原料必须舟运三千里才能到达京师”的行为，肯定民用砖瓦罂瓮的制作。但不可否认，当时晚明社会呈现奢靡的生活样态，据何良俊对饮食的记载：“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也记载了服饰方面“嘉靖时，民间皆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而贫不能办者，则用旱羊绒袜，且与绒袜乱真，亦前所称薄华丽之意。”，居家器用方面“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 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服饰、器物可谓精巧、奢靡至极。晚明尚奢之风日益蔓延，对“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传统造物观念形成冲击。
　　明中叶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物异彩纷呈。当时造物呈现上层宫廷文人与下层民间市民之别，大多数文人士大夫追求古雅、精致，崇尚文玩器物。如高濂的《遵生八笺》论及器物（包括家具、文房用具、行旅用品以及与室内陈设有关的物品）营造的环境，艺术品、绘画和青铜器、漆器、瓷器的收藏与鉴赏;还有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描绘了与明代士绅阶层相关的物质产品，分别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十二类，讲究平常日用之物的精、雅、奇、巧。而下层民间造物则注重朴素、实用，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下层百姓造物为视角，记述了农用工具、衣料染织、金属铸锻、陶瓷砖瓦、造纸、交通工具、珠宝琉璃等七大类，几乎涵盖除漆器之外造物的各个方面。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下层百姓造物为视角，记述了农用工具（如图1）、衣料染织、金属铸锻、陶瓷砖瓦、造纸、交通工具、珠宝琉璃等七大类，几乎涵盖除漆器之外造物的各个方面。与《考工记》相比，《天工开物》已经没有那种森严的伦理等级规范，主要记述技术、分工、生产的发展痕迹，追求“呈效于日用之间”的造物实用性。 　　宋应星认为“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并感叹发明此类器具的人“岂非人貌而天者哉”。“锤锻”篇中强调“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以及“乃服”篇中赞誉“不乱之妙，消息全在交竹”，都流露出对造物工具的重视。此外，《天工开物》关怀人们的食、衣、住、行、用方面实用器物，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现实，体现“致用”“利人”的造物价值观。
　　以用為本
　　《天工开物》秉承圣人创制的“备物致用”传统，追求“呈效于日用之间”的造物实用观。晚明，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已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百姓日用”最早出现在《周易·系辞上》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疏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强调百姓只是使用器物的普通众人，而对器物背后的道理或“形而上者之为道”的器之所以然的东西是无法把握的。“百姓日用”历来被儒家重视，如理学家经常引“百姓日用”之道为说教。朱熹将“百姓日用”作为道的落实对象，王阳明提出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思想，王艮在批判和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因此对道的探求也要在百姓生活与生产活动中进行，符合百姓生产与生活需要的，即为道，反之，则为异端。王艮站在“百姓”的立场，改变以“圣道”为衡量是非标准的传统观念，而以“百姓日用”为是非标准，将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检验真理。“百姓日用”的文化思潮使得部分晚明文人研究与日用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学问，如农学、地学、医学、数学以及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关注与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造物，并且对不“呈效于日用”的造物提出质疑，如认为釜、鬵、斤、斧的实用价值大于黄金，德化窑烧造的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
　　功用是器具之所以作为有用物而存在的最根本的属性。宋应星在文中描述的工具有一物多用、多物一用的情况。工具的一物多用增强其实用性，如水碓有“一举而三用者”，用于磨面、舂米和灌田;犁用于翻耕稻田、畦盐池、翻土拾铁锭等。多物一用的情况，如稻田的灌溉依据地理环境选择不同的水利器械，“河滨有制筒车”“湖、池不流水”用牛力转盘水车，“浅池、小浍”用拔车;刨平木料根据需求可使用推刨、起线刨、蜈蚣刨等。明代末年，机械的八股和空疏的理学，弥漫整个学术界，而宋应星却认为“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强调观察、试验的重要性，注重实践。可以说“格物”正是宋应星认知事物的方法，但其所求之理不是宋儒的道德理性和心性修养，而是外部世界与自然规律。由此，透过《天工开物》造物之技艺层面，可以把握传统造物顺应自然、物为人用、天人和谐的观念。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天工开物》造物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8YS3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