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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是社会法生成的重要社会物质前提与基础。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同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当然，社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负面社会后果。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法的生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社会法；自由竞争；工业革命；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141-004
在社会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权利观念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共同之处在于：社会法的产生与这些制度、运动与思想的初衷相一致，也就是说，社会法是其主动追求的结果。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有些因素虽然没有以社会法为发展目标，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了社会法的萌芽与孕育，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就是典型之例。在本文中，笔者着重阐述的是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如何在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同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
一、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恶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极大促进勿庸赘述，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亦十分明显，具体而言：
第一，引发的根本性社会冲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柄典型的双刃剑。大工业生产以及自由竞争达到了日益白热化的程度。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某种次要的缺陷，而只是在于制度本身”。［2］26-27于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出现了：到底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度，还是在原有的体制和框架之下进行有效的改良和调整，比如：加强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提高工人劳动安全系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等等。这些是比较具体的微观制度，更加宏观和根本的措施是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来改善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以国家行政手段介入自由竞争的生产关系。正是在以上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存在并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越发难以良性互动，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经济与行政关系、生产与消费关系应运而生。在不愿意颠覆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前提之下，就必须以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政治和法律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进行化解。
第二，失控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状况。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3］759当生产不能为社会福利服务的时候，生产的发展于社会成员实际物质生活的贡献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敲响了警钟，提醒其领导者和决策者需要通盘考虑其整体经济和生产计划。整个社会必须改变过去的自由放任状态、调整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应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法律手段化解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工业化造成的大面积集体贫困现象负责，改变过去由个人自负其责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级发展阶段所惯用的那些小小的诳骗和欺诈手段。”［2］23社会制度越发展，越是需要健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为生产以及生产所附带和影响的社会领域服务，因为修修补补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远不及体系化的制度设计。
第三，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社会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给普通劳动者带来安康和富裕了吗？“实际情况是这样：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2］37-38即以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而言，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反复不断的肆虐，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不愿同自己的家人一起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2］-27劳动者的状况是各种社会改革、社会制度的根源。这诚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2］10正是由于劳动者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存危机与状况，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应运而生。同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安全制度、雇佣法律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种社会状况和问题而存在。“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该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26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是社会冲突与社会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法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社会中出现了需要国家从宏观方面整体调控和管理的问题和状况，这些问题固然关乎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但究其根源更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在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中，以社会为本位、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保护的社会性立法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
二、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法“善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之时促进了社会法的产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它也算是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善果”。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来看，工业革命与自由竞争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全社会中迅速分离出一个失业、流浪和困苦的社会阶层。“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3］747被从家庭手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庭保护中剥离出来的这部分成员，被迫成为大工业化社会机器之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3］729他们失去了传统家庭保护之后必然在家庭之外寻求庇护，而在基督教会组织的慈善作用日渐凋敝，民族国家又没有及时、良好地履行其应有的公共职能。于是，在社会中出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的管理危机与断层。社会立法这个问题最终的初衷是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这些社会问题多半是由于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社会不公平状态。这些状态表面上看是社会自身出现了问题，但是，究其实质是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等方面有了亟待解决的矛盾。社会法的出现源自于当时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上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问题，根源于难以调和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在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世纪，“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3］758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入，这种无政府状态“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3］746-747面对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缓和逐渐激化的阶级矛盾。于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用法律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在再分配过程中，也要用法律手段去收拾资本留下的烂摊子。以法律为社会调整机制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但的确起到了稳定社会、为穷人提供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作用。《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济贫法》正是在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顶峰、产生的流浪人口和失业群众的自由流动给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产生的。在西方现代社会法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统治集团造成的压力是促成社会保障和社会法获得官方合法地位的重要动力。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工人运动是来自于社会内部的革命或者变革因素。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不和谐的因子，尤其是当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这种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压力就会变革国家与社会的原有格局。众所周知的西欧工人运动正是在统治集团过分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权利被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它发轫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产生的直接社会效果之一就是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法的飞速发展，并必然最终改善国家和社会关系。
第三，从社会思想意识与权利观念发育的程度上看，社会问题归责原则的变化与社会法互为表里。在自由竞争滥觞之时，社会问题不被认为是社会的责任，而是个人的责任。“穷人之所以穷，责任完全在于他们自身。”［4］而当社会问题远远超出个人解决能力之外、社会的自我调整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国家和作为其实体表现形式的政府必须承担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反过来看，当时的社会立法状况也促进了人们重新审视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新济贫法’内容和实践的不尽人意，加之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促使人们对原来贫困概念有所反思和改变：即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考虑贫困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从谴责穷人的懒惰或者无能转向考虑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即强调穷人通过自助和艰苦工作摆脱困境转而强调政府干预以支持穷人摆脱经济困难的必要性，”［5］虽然这种意识还远未达到把社会权利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的程度。
三、社会法对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的纠偏
社会法对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纠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一）减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迅速加大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作为规范机制的社会法要对此进行纠偏，需要确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等领域的原则。社会法是二次分配的法，旨在解决由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社会领域的维度上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社会法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既有共性，也有存于社会各个子系统中的独立特性。具体而言，社会法所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这些领域，或者说，如下社会问题更需要社会法来调整和解决。在这些领域，社会法较之公法和私法更具有优势，后两者的局限性凸显了社会法的存在意义。在宏观调控领域，国家需要对生产和消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协调，力争使社会资源得到良好配置。在社会保障领域，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无力量，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这也是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6］社会法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侧重解决民生问题。
（二）改善劳动者生存状况
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促使法律调整方式的改变。当事人意思自治原本是私法领域的黄金条款，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合同内容本应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干预。但是，当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明显使本已比较困苦的工人阶级状况更加糟糕之时，就必须采取国家行政干预的办法限制劳动合同，防止建立在“合法”合同基础上的违背真正当事人意思和社会实质正义原则的情形发生。因此，必须对所谓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恶劣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这些社会问题固然涉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但绝对不局限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事实上，社会弱势群体在本质上与社会总体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社会总体利益和社会发展问题则很难实现。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便是贫民区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有关卫生防疫、医疗保险等问题的法律都隶属于社会法调整的范围。
（三）改善社会发展模式，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任何制度的产生，包括各种法律制度在内，都有其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原因，而且多半都是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而存在，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社会法所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又异于前两者。社会法所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有公的性质、又牵涉私的领域，既不完全适用私的手段、也不完全适用公的方法，尤其是解决公私法力有不逮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社会法对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能够矫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模式，朝着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看，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法因社会问题而生、因解决社会问题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因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进入下一个历史循环阶段。
综上，虽然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也成为社会改造的基础，恰恰是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为社会改造提供了可能性。社会法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运而生并反作用于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后果。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社会的发展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客观外部环境，社会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
［5］赵虹.英国十九世纪的社会立法［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2）:70.
［6］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J］.中国社会科学，2001（3）:96.
（责任编辑 吴兴国）
关键词：社会法；自由竞争；工业革命；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141-004
在社会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权利观念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共同之处在于：社会法的产生与这些制度、运动与思想的初衷相一致，也就是说，社会法是其主动追求的结果。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有些因素虽然没有以社会法为发展目标，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了社会法的萌芽与孕育，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就是典型之例。在本文中，笔者着重阐述的是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如何在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同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
一、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恶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极大促进勿庸赘述，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亦十分明显，具体而言：
第一，引发的根本性社会冲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柄典型的双刃剑。大工业生产以及自由竞争达到了日益白热化的程度。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某种次要的缺陷，而只是在于制度本身”。［2］26-27于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出现了：到底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度，还是在原有的体制和框架之下进行有效的改良和调整，比如：加强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提高工人劳动安全系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等等。这些是比较具体的微观制度，更加宏观和根本的措施是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来改善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以国家行政手段介入自由竞争的生产关系。正是在以上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存在并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越发难以良性互动，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经济与行政关系、生产与消费关系应运而生。在不愿意颠覆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前提之下，就必须以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政治和法律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进行化解。
第二，失控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状况。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3］759当生产不能为社会福利服务的时候，生产的发展于社会成员实际物质生活的贡献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敲响了警钟，提醒其领导者和决策者需要通盘考虑其整体经济和生产计划。整个社会必须改变过去的自由放任状态、调整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应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法律手段化解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工业化造成的大面积集体贫困现象负责，改变过去由个人自负其责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级发展阶段所惯用的那些小小的诳骗和欺诈手段。”［2］23社会制度越发展，越是需要健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为生产以及生产所附带和影响的社会领域服务，因为修修补补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远不及体系化的制度设计。
第三，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社会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给普通劳动者带来安康和富裕了吗？“实际情况是这样：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2］37-38即以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而言，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反复不断的肆虐，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不愿同自己的家人一起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2］-27劳动者的状况是各种社会改革、社会制度的根源。这诚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2］10正是由于劳动者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存危机与状况，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应运而生。同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安全制度、雇佣法律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种社会状况和问题而存在。“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该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26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是社会冲突与社会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法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社会中出现了需要国家从宏观方面整体调控和管理的问题和状况，这些问题固然关乎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但究其根源更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在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中，以社会为本位、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保护的社会性立法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
二、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法“善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之时促进了社会法的产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它也算是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善果”。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来看，工业革命与自由竞争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全社会中迅速分离出一个失业、流浪和困苦的社会阶层。“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3］747被从家庭手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庭保护中剥离出来的这部分成员，被迫成为大工业化社会机器之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3］729他们失去了传统家庭保护之后必然在家庭之外寻求庇护，而在基督教会组织的慈善作用日渐凋敝，民族国家又没有及时、良好地履行其应有的公共职能。于是，在社会中出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的管理危机与断层。社会立法这个问题最终的初衷是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这些社会问题多半是由于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社会不公平状态。这些状态表面上看是社会自身出现了问题，但是，究其实质是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等方面有了亟待解决的矛盾。社会法的出现源自于当时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上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问题，根源于难以调和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在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世纪，“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3］758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入，这种无政府状态“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3］746-747面对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缓和逐渐激化的阶级矛盾。于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用法律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在再分配过程中，也要用法律手段去收拾资本留下的烂摊子。以法律为社会调整机制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但的确起到了稳定社会、为穷人提供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作用。《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济贫法》正是在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顶峰、产生的流浪人口和失业群众的自由流动给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产生的。在西方现代社会法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统治集团造成的压力是促成社会保障和社会法获得官方合法地位的重要动力。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工人运动是来自于社会内部的革命或者变革因素。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不和谐的因子，尤其是当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这种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压力就会变革国家与社会的原有格局。众所周知的西欧工人运动正是在统治集团过分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权利被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它发轫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产生的直接社会效果之一就是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法的飞速发展，并必然最终改善国家和社会关系。
第三，从社会思想意识与权利观念发育的程度上看，社会问题归责原则的变化与社会法互为表里。在自由竞争滥觞之时，社会问题不被认为是社会的责任，而是个人的责任。“穷人之所以穷，责任完全在于他们自身。”［4］而当社会问题远远超出个人解决能力之外、社会的自我调整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国家和作为其实体表现形式的政府必须承担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反过来看，当时的社会立法状况也促进了人们重新审视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新济贫法’内容和实践的不尽人意，加之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促使人们对原来贫困概念有所反思和改变：即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考虑贫困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从谴责穷人的懒惰或者无能转向考虑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即强调穷人通过自助和艰苦工作摆脱困境转而强调政府干预以支持穷人摆脱经济困难的必要性，”［5］虽然这种意识还远未达到把社会权利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的程度。
三、社会法对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的纠偏
社会法对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纠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一）减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迅速加大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作为规范机制的社会法要对此进行纠偏，需要确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等领域的原则。社会法是二次分配的法，旨在解决由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社会领域的维度上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社会法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既有共性，也有存于社会各个子系统中的独立特性。具体而言，社会法所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这些领域，或者说，如下社会问题更需要社会法来调整和解决。在这些领域，社会法较之公法和私法更具有优势，后两者的局限性凸显了社会法的存在意义。在宏观调控领域，国家需要对生产和消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协调，力争使社会资源得到良好配置。在社会保障领域，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无力量，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这也是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6］社会法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侧重解决民生问题。
（二）改善劳动者生存状况
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促使法律调整方式的改变。当事人意思自治原本是私法领域的黄金条款，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合同内容本应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干预。但是，当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明显使本已比较困苦的工人阶级状况更加糟糕之时，就必须采取国家行政干预的办法限制劳动合同，防止建立在“合法”合同基础上的违背真正当事人意思和社会实质正义原则的情形发生。因此，必须对所谓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恶劣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这些社会问题固然涉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但绝对不局限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事实上，社会弱势群体在本质上与社会总体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社会总体利益和社会发展问题则很难实现。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便是贫民区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有关卫生防疫、医疗保险等问题的法律都隶属于社会法调整的范围。
（三）改善社会发展模式，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任何制度的产生，包括各种法律制度在内，都有其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原因，而且多半都是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而存在，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社会法所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又异于前两者。社会法所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有公的性质、又牵涉私的领域，既不完全适用私的手段、也不完全适用公的方法，尤其是解决公私法力有不逮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社会法对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能够矫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模式，朝着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看，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法因社会问题而生、因解决社会问题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因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进入下一个历史循环阶段。
综上，虽然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也成为社会改造的基础，恰恰是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为社会改造提供了可能性。社会法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运而生并反作用于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后果。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社会的发展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客观外部环境，社会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
［5］赵虹.英国十九世纪的社会立法［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2）:70.
［6］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J］.中国社会科学，2001（3）:96.
（责任编辑 吴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