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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陈忠实说：“调理调理，会好一些。”陈忠实大口大口吸着氧气，看着我，说着一些什么话，但我听不明白。我问站在床边的黎力，陈老师这两天的休息情况如何，黎力说休息很不好。陈忠实还在向我说着什么，好像是说“你回吧”，我站起来嘱他多保重，握了握手退出。在病房外，和黎力又说了一会儿话。听到里边有动静，说是陈忠实要穿上衬衣，黎力赶紧进去了。估计省上领导很快就到，我对门外站着的海力安慰了几句，就先告辞了。
4月29日早上七点多，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道峻给我打电话，说老陈情况不好，前天省委书记、省长去看，昨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小芊去看，老陈昨天晚上被抢救一次，早上又在抢救，他要去看，要我赶紧写一个老陈的生平简介。放下电话，没过几分钟，黄书记又打来电话，说杨毅哭着给他打来电话，老陈已经不在了，没有抢救过来。我惊呼了一声……
看了一下表，此时是八点零二分。
陈忠实去世的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
1992年3月，我和高贤均去成都作家邓贤处组稿。邓贤那几年在人文社和《当代》杂志连续出版发表了《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正红遍全国。对他当时即将完成的新作，我们也充满期待。临行前，时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何启治告知我们，中途在西安停一下，取回陕西作家陈忠实刚刚杀青的长篇小说。
当时，关于陈忠实，我只有些耳闻。听前辈说，80年代，他曾获过《当代》主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奖。那时获奖没什么奖金，但足以改变作家的命运。陈忠实从此就踏上专业作家和作协领导的坦途。对陈忠实刚刚完成的作品，我也是有期待的。首先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其次，这部作品虽未面世，江湖上就有了相关的传说。
记得1990年，我和同事周昌义去西安陕西作协组稿。当时周昌义连续发表陕西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反应很好。为了趁热打铁，进一步扩大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我们专程前往拜访。结果令人失望，到了作协，竟然一个人都没找到。记得作协领导尴尬地说，年轻人都到海南淘金去了。
当时的背景是，坊间传闻海南继深圳之后，要成立经济特区。消息传出后，有几十万青年知识精英横渡琼州海峡。去海南成了年轻人的时尚，没想到特立独行的文学人也没能幸免。现在看来，那几年就正是文学由盛到衰的历史拐点。
其实，在我们一踏进位于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大院时就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作协大院豪华气派，显然是王府豪门的故居。而眼下，大院里所有房间的门窗紧闭，除了收发室的大爷，空无一人，只有一些纸片随风飘荡。当时的情景酷似主人全家逃难去了，留下老用人看守老宅。
作协领导看出我们的失望，安慰似的说，陈忠实正在家乡灞桥写他的长篇，已经有两年多了，应该是你们想要的。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感受一定如同听了时下流行的话术套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至于二者能否对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老陈的长篇工程，印象却无比深刻。
所以，当何启治让我们去西安取老陈的书稿时，我多少有些悬念终于要揭晓了的兴奋。记得火车到西安时，是上午八九点钟。未曾谋面的陈忠实一下认出了我们，想必是我们特征突出。高贤均轻车熟路地与老陈寒暄着，我在一旁观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面相，以城里人的标准，该有六七十了，脸上岁月的痕迹彰显。但他的身手矫健，拎着我们的行李还能健步如飞谈笑风生。当得知他其实与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时，我才真的震撼了。这也许就是写《白鹿原》和看《白鹿原》的差距。
后来看了老陈关于这段回忆的文章得知，不单是我们在观察他，他也在观察我们，只是老陈的表达更给力，叫作，一个迷人，另一个更迷人。我理解老陈之所以用如此稍显香艳的表述，是他对我们第一印象不错，认为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可托之人，可见他当时对自己那部呕心沥血的作品即将被裁决时的复杂情感。
老陈安排我们下榻作协招待所之后，先问了我们的行程安排，得知我们来去共三天时，好像松了口气。他给了我们几本他的旧作，说长篇还要修改和复印，走之前一定给我们。老陈照例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小高说就是想先睹为快。老陈抱歉地笑笑，说不急，这两天让作协同志陪你们转转。我去忙稿件的复印，就不陪你们了。
应该说，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虽说有老陈安排的作协同志循例陪着吃饭逛景点，但失去了进一步了解老陈和他的作品的机会，一切就都味同嚼蜡。后来高贤均索性推辞了一切活动安排，说是要研读老陈既往的作品。记得老陈的作品集真不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读了一天作品，我俩面面相觑，但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当然，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而是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接下来，等待就变得更漫长。
关于这几天的等待，我和高贤均也分析过，为什么老陈通知我们来取稿，可又保密又要等三天。直到老陈的“枕头工程”大获全胜之后，我们还认为当初，他可能是不清楚自己的美丑，不好见公婆呢！后来，看了老陈亲密文友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老陈写《白鹿原》的五年多，关于书的一切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书稿也不让任何人碰。老陈自己的解释就是，蒸馍不能透气，透了气就蒸不熟了。最近我又看到老陈关于那段往事的回忆，编辑来西安取稿，恰逢母亲住院，分身乏术，未尽地主之谊，连何启治曾经盛赞过的葫芦鸡都没请他们吃。原来如此，只可惜，得知这一切原委时，高贤均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好在他理解老陈，理解好事多磨。
终于到了要走的时候了，老陈风尘仆仆赶来，说去他家吃晚饭算是饯行。老陈家就在作协宿舍，离招待所很近。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就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
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在作协送站的车前，老陈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我，却又不松手，表情看上去分明有些重要的交代，可到底没说什么。后来，老陈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想说我可是要把生命交给你们了。或许是担心交浅言深，怕吓着我们；或许是看我一副去心似箭的样子，不具备表达历史嘱托所需的氛围。总之，后来老陈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就完成了他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现在想来那种情景太像是多情总被无情恼了，为此我至今对老陈心存歉意。
说老实话，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们无比轻松。三天的清修留在车窗的后面，想得到的繁华就在前方等着我们，但十几个小时的车程还是让人百无聊赖。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阅读《白鹿原》的。结果，是地球人都可以预料得到的。后来，我拿了看过的稿子找到高贤均，顶着他疑惑的神情，向他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先睹为快。
果然，到了下火车的时候，高贤均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只要有时间就跟我开聊读后感。我都担心这样会让不明就里的四川作家朋友感到我们的移情别恋了。确实，以往看邓贤初稿的标配是，白天看稿谈稿，晚上一票作家朋友，在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里声色犬马。而这次，白天看稿谈稿依旧，晚上高贤均要求邓贤不要有任何安排，说是回宾馆看《白鹿原》。作家裘山山后来写过这段反常，那是在《白鹿原》成功之后。我们的四川作家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这一见证奇迹的历史时刻。
回到北京，高贤均和我分别走出书和出刊的三审程序，依旧是一路盛赞。特别是我的复审，时任《当代》杂志副主任的常振家，阅稿后评价甚高，甚至有失于一贯的稳重冷静，要知道那可是《当代》老主编秦兆阳激赏他特有的工作气质。终审何启治副主编的评价自不必说。据陈忠实回忆，他写中短篇小说小有成就之后，就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是老何建议他写长篇实现突破，并顺便约了稿。老陈为此请老何吃了葫芦鸡，以为君子协定。
高贤均那边也一路顺风，人文社决定出版《白鹿原》。后来听高贤均说，老陈在接到用稿信之后，取消了一万只鸡苗的订单。原来如此，当初老陈的讳莫如深是因为面临着如此的生死抉择。后来看老陈的回忆文章，不似高贤均版本那么八卦，而是更文学地表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吼三声。老陈是华阴老腔的票友，所以如此表达心情更可信。
《当代》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分两期刊发了《白鹿原》，反响久违地热烈。出书却不那么顺利。高贤均说新华书店首次征订才九百多本，为此他诟病了传统的发行体制。好在不久“陕军东征”的旗号被文坛打出，凭着双璧《废都》和《白鹿原》的引领，陕西作家的五本小说创出了当时纯文学的销售高峰。我由衷替老陈高兴，至少他的财政困难终于彻底解决了。
刊发《白鹿原》不久，老陈约我写篇书评，说写好他负责联系发表。当时文评界对《白鹿原》盛赞有加，但权威人士也有不同意见。既然是权威，所以影响也蛮大的。老何甚至要我们所有审稿编辑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想如果我简单写篇颂歌，人微言轻对老陈也无益。我考虑再三还是针对当时文论界二元对立的评判现象，找个新的视角评价《白鹿原》的价值。于是我写了《第三种真实》，指出现实主义小说，在建国后17年间，表现出的是政党的真实；新时期开始，表现出了人民的真实；而《白鹿原》表现的是人类的真实。三种真实是视角的关系，无关是非对错。
我的目的是赞《白鹿原》又不否定其他层次真实的作品。其实现在想来，所谓的人类真实就是今天所说的普世的价值观，只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人提倡这种价值观。这篇评论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关于我的观点，我没同老陈正面交流过。后来，常振家从西安《白鹿原》讨论会上带回老陈的反馈，他说“小洪那篇评论写得有点意思”。我听后当时没太当回事，这点意思要当真不就没意思了么。直到2001年的一天，我才感到老陈不是随口应付。
记得那天下午，编辑部来了一个真称得上是美女的韩国人。她找到我，说自己是研究《白鹿原》的留学生。她去西安见到陈忠实问询《白鹿原》研究的问题。后来老陈告诉她可找《当代》洪清波。该女生之所以对《白鹿原》有兴趣，是因为韩国当年有本写民族历史的小说，历史观与《白鹿原》相似。由于小说写于军人政府时期，所以成为禁书，最近才解禁。我与女生探讨，在社会动荡期，作家如有远见，不受当时意识形态所囿，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这件事不大，只是间接证明老陈认可了我对《白鹿原》的看法。
《白鹿原》问世后，我与老陈交往很少，只是不断从各种渠道得到他的信息。2005年，我突然收到来自人艺的一封信。信封里有两张票和一张便笺，说遵陈忠实老师所托，送上《白鹿原》话剧首演票两张。看戏时我见到了被簇拥着的老陈，我们相互点头致意。后来，《白鹿原》又被改成舞剧、电影，老陈一律支持鼓励，哪怕改编遭到舆情非议。我知道，老陈超自信，有原著在长销，还担心什么呢！
与老陈打交道20年，我们几乎没有面对面地交谈过，直到2013年的某天，突然接到出版社的通知，晚上参加宴请陈忠实的宴会。人文社刚刚与陈忠实签了新的版权合同，要宴请他，老陈提出让我也出席。餐桌上见了面，我们分别说对方没什么变化。说实在的，我真没恭维老陈，我一直认为他透支了苍老，就没见他年轻过。
不知为什么，一见老陈，有关《白鹿原》的脑细胞就被激活。我跟他聊了《白鹿原》的最新心得。老陈在作品题记上交代，小说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大致不错。但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我更觉得《白鹿原》生动地展示了，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是如何在最后的40年（1910—1949）里解体的。老陈同意我这样的概括。我说其实中国南方明中期这种解体就开始了。陕西关中由于地理文化上的封闭性，成为最后解体的地区之一，就像大熊猫是古代动物的活化石一样，关中便是旧制度的活化石。老陈看上去很开心。我明白，他开心不是认可我的言论，而是《白鹿原》成为我们谈话永恒的主题，颇有些开谈不说《白鹿原》，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意思。
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次就是我和老陈最后的晚餐了！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病逝了。接下来，史上最隆重的追思追悼活动就开始了。人文社派出了阵容庞大的吊唁团队前往西安主会场。我没能去现场送老陈最后一程。我知道，老陈与我从来都是神交的关系。好在，老陈是枕着第一版《白鹿原》走的，现场还有作家红柯高举着当年的那本《当代》杂志。
老陈将来再见时，我们还可以聊聊《白鹿原》。
责任编辑 杨新岚
4月29日早上七点多，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道峻给我打电话，说老陈情况不好，前天省委书记、省长去看，昨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小芊去看，老陈昨天晚上被抢救一次，早上又在抢救，他要去看，要我赶紧写一个老陈的生平简介。放下电话，没过几分钟，黄书记又打来电话，说杨毅哭着给他打来电话，老陈已经不在了，没有抢救过来。我惊呼了一声……
看了一下表，此时是八点零二分。
陈忠实去世的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
1992年3月，我和高贤均去成都作家邓贤处组稿。邓贤那几年在人文社和《当代》杂志连续出版发表了《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正红遍全国。对他当时即将完成的新作，我们也充满期待。临行前，时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何启治告知我们，中途在西安停一下，取回陕西作家陈忠实刚刚杀青的长篇小说。
当时，关于陈忠实，我只有些耳闻。听前辈说，80年代，他曾获过《当代》主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奖。那时获奖没什么奖金，但足以改变作家的命运。陈忠实从此就踏上专业作家和作协领导的坦途。对陈忠实刚刚完成的作品，我也是有期待的。首先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其次，这部作品虽未面世，江湖上就有了相关的传说。
记得1990年，我和同事周昌义去西安陕西作协组稿。当时周昌义连续发表陕西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反应很好。为了趁热打铁，进一步扩大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我们专程前往拜访。结果令人失望，到了作协，竟然一个人都没找到。记得作协领导尴尬地说，年轻人都到海南淘金去了。
当时的背景是，坊间传闻海南继深圳之后，要成立经济特区。消息传出后，有几十万青年知识精英横渡琼州海峡。去海南成了年轻人的时尚，没想到特立独行的文学人也没能幸免。现在看来，那几年就正是文学由盛到衰的历史拐点。
其实，在我们一踏进位于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大院时就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作协大院豪华气派，显然是王府豪门的故居。而眼下，大院里所有房间的门窗紧闭，除了收发室的大爷，空无一人，只有一些纸片随风飘荡。当时的情景酷似主人全家逃难去了，留下老用人看守老宅。
作协领导看出我们的失望，安慰似的说，陈忠实正在家乡灞桥写他的长篇，已经有两年多了，应该是你们想要的。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感受一定如同听了时下流行的话术套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至于二者能否对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老陈的长篇工程，印象却无比深刻。
所以，当何启治让我们去西安取老陈的书稿时，我多少有些悬念终于要揭晓了的兴奋。记得火车到西安时，是上午八九点钟。未曾谋面的陈忠实一下认出了我们，想必是我们特征突出。高贤均轻车熟路地与老陈寒暄着，我在一旁观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面相，以城里人的标准，该有六七十了，脸上岁月的痕迹彰显。但他的身手矫健，拎着我们的行李还能健步如飞谈笑风生。当得知他其实与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时，我才真的震撼了。这也许就是写《白鹿原》和看《白鹿原》的差距。
后来看了老陈关于这段回忆的文章得知，不单是我们在观察他，他也在观察我们，只是老陈的表达更给力，叫作，一个迷人，另一个更迷人。我理解老陈之所以用如此稍显香艳的表述，是他对我们第一印象不错，认为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可托之人，可见他当时对自己那部呕心沥血的作品即将被裁决时的复杂情感。
老陈安排我们下榻作协招待所之后，先问了我们的行程安排，得知我们来去共三天时，好像松了口气。他给了我们几本他的旧作，说长篇还要修改和复印，走之前一定给我们。老陈照例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小高说就是想先睹为快。老陈抱歉地笑笑，说不急，这两天让作协同志陪你们转转。我去忙稿件的复印，就不陪你们了。
应该说，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虽说有老陈安排的作协同志循例陪着吃饭逛景点，但失去了进一步了解老陈和他的作品的机会，一切就都味同嚼蜡。后来高贤均索性推辞了一切活动安排，说是要研读老陈既往的作品。记得老陈的作品集真不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读了一天作品，我俩面面相觑，但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当然，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而是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接下来，等待就变得更漫长。
关于这几天的等待，我和高贤均也分析过，为什么老陈通知我们来取稿，可又保密又要等三天。直到老陈的“枕头工程”大获全胜之后，我们还认为当初，他可能是不清楚自己的美丑，不好见公婆呢！后来，看了老陈亲密文友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老陈写《白鹿原》的五年多，关于书的一切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书稿也不让任何人碰。老陈自己的解释就是，蒸馍不能透气，透了气就蒸不熟了。最近我又看到老陈关于那段往事的回忆，编辑来西安取稿，恰逢母亲住院，分身乏术，未尽地主之谊，连何启治曾经盛赞过的葫芦鸡都没请他们吃。原来如此，只可惜，得知这一切原委时，高贤均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好在他理解老陈，理解好事多磨。
终于到了要走的时候了，老陈风尘仆仆赶来，说去他家吃晚饭算是饯行。老陈家就在作协宿舍，离招待所很近。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就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
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在作协送站的车前，老陈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我，却又不松手，表情看上去分明有些重要的交代，可到底没说什么。后来，老陈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想说我可是要把生命交给你们了。或许是担心交浅言深，怕吓着我们；或许是看我一副去心似箭的样子，不具备表达历史嘱托所需的氛围。总之，后来老陈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就完成了他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现在想来那种情景太像是多情总被无情恼了，为此我至今对老陈心存歉意。
说老实话，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们无比轻松。三天的清修留在车窗的后面，想得到的繁华就在前方等着我们，但十几个小时的车程还是让人百无聊赖。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阅读《白鹿原》的。结果，是地球人都可以预料得到的。后来，我拿了看过的稿子找到高贤均，顶着他疑惑的神情，向他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先睹为快。
果然，到了下火车的时候，高贤均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只要有时间就跟我开聊读后感。我都担心这样会让不明就里的四川作家朋友感到我们的移情别恋了。确实，以往看邓贤初稿的标配是，白天看稿谈稿，晚上一票作家朋友，在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里声色犬马。而这次，白天看稿谈稿依旧，晚上高贤均要求邓贤不要有任何安排，说是回宾馆看《白鹿原》。作家裘山山后来写过这段反常，那是在《白鹿原》成功之后。我们的四川作家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这一见证奇迹的历史时刻。
回到北京，高贤均和我分别走出书和出刊的三审程序，依旧是一路盛赞。特别是我的复审，时任《当代》杂志副主任的常振家，阅稿后评价甚高，甚至有失于一贯的稳重冷静，要知道那可是《当代》老主编秦兆阳激赏他特有的工作气质。终审何启治副主编的评价自不必说。据陈忠实回忆，他写中短篇小说小有成就之后，就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是老何建议他写长篇实现突破，并顺便约了稿。老陈为此请老何吃了葫芦鸡，以为君子协定。
高贤均那边也一路顺风，人文社决定出版《白鹿原》。后来听高贤均说，老陈在接到用稿信之后，取消了一万只鸡苗的订单。原来如此，当初老陈的讳莫如深是因为面临着如此的生死抉择。后来看老陈的回忆文章，不似高贤均版本那么八卦，而是更文学地表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吼三声。老陈是华阴老腔的票友，所以如此表达心情更可信。
《当代》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分两期刊发了《白鹿原》，反响久违地热烈。出书却不那么顺利。高贤均说新华书店首次征订才九百多本，为此他诟病了传统的发行体制。好在不久“陕军东征”的旗号被文坛打出，凭着双璧《废都》和《白鹿原》的引领，陕西作家的五本小说创出了当时纯文学的销售高峰。我由衷替老陈高兴，至少他的财政困难终于彻底解决了。
刊发《白鹿原》不久，老陈约我写篇书评，说写好他负责联系发表。当时文评界对《白鹿原》盛赞有加，但权威人士也有不同意见。既然是权威，所以影响也蛮大的。老何甚至要我们所有审稿编辑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想如果我简单写篇颂歌，人微言轻对老陈也无益。我考虑再三还是针对当时文论界二元对立的评判现象，找个新的视角评价《白鹿原》的价值。于是我写了《第三种真实》，指出现实主义小说，在建国后17年间，表现出的是政党的真实；新时期开始，表现出了人民的真实；而《白鹿原》表现的是人类的真实。三种真实是视角的关系，无关是非对错。
我的目的是赞《白鹿原》又不否定其他层次真实的作品。其实现在想来，所谓的人类真实就是今天所说的普世的价值观，只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人提倡这种价值观。这篇评论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关于我的观点，我没同老陈正面交流过。后来，常振家从西安《白鹿原》讨论会上带回老陈的反馈，他说“小洪那篇评论写得有点意思”。我听后当时没太当回事，这点意思要当真不就没意思了么。直到2001年的一天，我才感到老陈不是随口应付。
记得那天下午，编辑部来了一个真称得上是美女的韩国人。她找到我，说自己是研究《白鹿原》的留学生。她去西安见到陈忠实问询《白鹿原》研究的问题。后来老陈告诉她可找《当代》洪清波。该女生之所以对《白鹿原》有兴趣，是因为韩国当年有本写民族历史的小说，历史观与《白鹿原》相似。由于小说写于军人政府时期，所以成为禁书，最近才解禁。我与女生探讨，在社会动荡期，作家如有远见，不受当时意识形态所囿，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这件事不大，只是间接证明老陈认可了我对《白鹿原》的看法。
《白鹿原》问世后，我与老陈交往很少，只是不断从各种渠道得到他的信息。2005年，我突然收到来自人艺的一封信。信封里有两张票和一张便笺，说遵陈忠实老师所托，送上《白鹿原》话剧首演票两张。看戏时我见到了被簇拥着的老陈，我们相互点头致意。后来，《白鹿原》又被改成舞剧、电影，老陈一律支持鼓励，哪怕改编遭到舆情非议。我知道，老陈超自信，有原著在长销，还担心什么呢！
与老陈打交道20年，我们几乎没有面对面地交谈过，直到2013年的某天，突然接到出版社的通知，晚上参加宴请陈忠实的宴会。人文社刚刚与陈忠实签了新的版权合同，要宴请他，老陈提出让我也出席。餐桌上见了面，我们分别说对方没什么变化。说实在的，我真没恭维老陈，我一直认为他透支了苍老，就没见他年轻过。
不知为什么，一见老陈，有关《白鹿原》的脑细胞就被激活。我跟他聊了《白鹿原》的最新心得。老陈在作品题记上交代，小说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大致不错。但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我更觉得《白鹿原》生动地展示了，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是如何在最后的40年（1910—1949）里解体的。老陈同意我这样的概括。我说其实中国南方明中期这种解体就开始了。陕西关中由于地理文化上的封闭性，成为最后解体的地区之一，就像大熊猫是古代动物的活化石一样，关中便是旧制度的活化石。老陈看上去很开心。我明白，他开心不是认可我的言论，而是《白鹿原》成为我们谈话永恒的主题，颇有些开谈不说《白鹿原》，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意思。
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次就是我和老陈最后的晚餐了！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病逝了。接下来，史上最隆重的追思追悼活动就开始了。人文社派出了阵容庞大的吊唁团队前往西安主会场。我没能去现场送老陈最后一程。我知道，老陈与我从来都是神交的关系。好在，老陈是枕着第一版《白鹿原》走的，现场还有作家红柯高举着当年的那本《当代》杂志。
老陈将来再见时，我们还可以聊聊《白鹿原》。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