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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实中，“条件满足”不出游或“条件不满足”出游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显然违背了“条件满足就会出游”的旅游研究基本假设。如果现有研究范式不能合理解释这一现象，那么，就需要寻找其他合理解释途径。生物学意义上，行为差异可以通过生物属性进行合理解释，因此，以基因科学、神经科学为代表的“生物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也许可以为上述现象创造新的解释体系。分子遗传学研究认为，DRD4基因多态性与“探求新奇”性状存在显著相关，“探求新奇”是诸多行为的内在成因；旅游研究表明，“探求新奇”动机是旅游行为发生的重要解释变量。首先，以上述成果为依据，构建以“探求新奇”动机研究为桥梁的“出游行为与DRD4基因多态性关联”理论框架；其次，基于遗传学检测技术、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探索了适用于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少量数据检验支持了本研究理论框架构建方向，也为将相关遗传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旅游行为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旅游动机；探求新奇；DRD4基因多态性； 遗传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1-011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17
引言
Crompton指出，在旅游研究领域中，关于“谁、何时、何地以及怎么样”的问题都容易回答，但“为什么”这一问题却很难回答[1]。Gnoth认为，欲看清“为什么”出游，就应该更为深入地探究旅游者行为背后的内在驱动因素[2]。目前，旅游动机研究大致思路可分为两类：一类基于社会学的考量，强调环境和社会、文化、经济等外部要素对旅游者的吸引所诱发的旅游动机；另一类则偏重于人们心理研究，强调个性、认知等内在条件驱使的旅游动机。学界通过不同视角对不同资源或不同情境下群体旅游动机进行了大量论证。更有学者将两类思路相结合，建立供需两端引发旅游动机的理论框架，在群组动机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尽管如此，目前依然很难阐明个体间旅游动机差异如何形成。或许还有传统上我们未曾关注到的某种要素在对个体出游动机差异的形成产生影响。
“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旅游是“适应器-环境”响应模型下的行为，是环境影响下“心理適应器”进化的结果[3]。“心理适应器”理论根基源自现代进化论，认为进化是心理和行为的基础。Crouch对旅游行为影响要素进行文献回顾认为，旅游倾向可能存在诸多基因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DRD4基因可能对“探求新奇”等特质产生影响，据此猜测“DRD4基因相同的变异对旅游行为倾向产生积极影响”[4]。虽然他未能对这一猜测构建理论框架或实证，但为本研究的理论推导奠定了基础。
综上，以基因科学、神经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生物社会科学”1（biosocial science）研究体系，也许可以为旅游动机内在要素查找与旅游行为个体差异研究创造第三条解释途径，这一解释途径可对传统的旅游行为研究进行补充与强化。本研究通过遗传学与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拟构建DRD4基因多态性与旅游行为相关的理论框架，并尝试寻找与“生物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相融合的新颖且现实可行的旅游动机、行为的研究方法。构建特定基因与旅游行为相关关系的桥梁，既是旅游研究思维上的一种跨越，也有望引出旅游行为研究方法上的变革，现实中也可提高旅游行为预测的准确性与实用性。
1 理论框架构建
1.1 传统的旅游行为研究起点——动机
通过动机测量，可识别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并进一步确定他们相应的旅游行为模式[5]。因此，旅游行为形成的起点实际上就是动机的起点问题。动机是诱发人们付诸行动的内在原动力[1]，通过行为使个体实现主观目的[6]。旅游动机则是驱使个体出游的内在原因，是个体旅游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1]，也是理解旅游行为和旅游系统的起点[7]。
国内旅游动机研究最早文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8]；国外对旅游动机的研究较早，成果比较丰硕。在“需求层次”理论[9]、“推-拉”模型[10]以及“逃-寻”理论[11]等诸多动机理论模型中，“推-拉”模型及其研究方法被旅游界普遍认同与应用[12-17]。19世纪中叶，“推-拉”模型首先被应用于研究人口流动与移民现象。此后，在旅游领域里Dann最早引用“推-拉”模型研究了旅游动机，认为旅游动机由推力与拉力组成，并同时作用于个体构成旅游动机[10]。根据这一框架，推力动机被解释为个体内在心理方面的因素，意味着渴望远离既定环境中的一切而到达一个新环境进行探求的内在动力因素（动因），推力动机是内在心理作用的结果，所以行为指向具备非选择性[13，18]；相对于推力动机，拉力动机则是引导旅游者在诸多目的地之间进行选择的因素，是对目的地主观特性和吸引物的概括，是外在的，意味着能够提供在既定环境中所缺乏的外在诱导因素（诱因），所以行为具备选择性[13，18]。理论上，动因关注是否出行，通常可用来解释个体出游的成因；相对于动因，诱因关注去哪里，可用来分析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15，19-20]。逻辑上，动因先于诱因产生[21]，动因与诱因相互作用于个体而形成完整的动机[1，2]，并促使旅游行为发生。
1.2 旅游内在动因解释变量——“探求新奇”
虽然通过推-拉模型对旅游动机进行的研究已非常广泛，但部分学者认为“诱因”只是出游行为形成的必备条件，并非是导向行为的直接原因，内驱力才是导向行为的直接内在原因。因此，诱因不应该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研究范畴[15]。尽管如此，旅游学界还是引用推-拉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Crompton首先对推力与拉力动机进行了测量[1]。依此思路，后期大量研究将推力动机区分为追求文化、回归、康体、地位与声望、需求心理、探求新奇（novelty-seeking， NS）等因子；拉力动机区分为设施与服务、环境与资源、文化与形象等因子，并通过这些因子对旅游动机的推-拉力进行了实证。在诸多推力动机因子中，“探求新奇”动机最早也是由Crompton提出[1]。Cloninger的动机心理学研究体系认为，“探求新奇”是个体对新颖刺激或潜在奖赏线索表现出愉悦或兴奋的先天倾向，这一倾向使人们产生“探求新奇”动机[22]。同时，新颖刺激会导致个体为寻求潜在的奖赏而频繁地进行新奇探求[23]，并产生与“探求新奇”相对应的行为模式。旅游研究领域里Lee和Crompton首先针对“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关系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人们旅游是因为人们想体验新奇和不同的事物而采取的探索活动，后续诸多实证研究支持了Lee和Crompton的研究结果[22，24-26]。虽然Lee和Crompton以旅游为基础[23]，Cloninger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22] 定义“探求新奇”动机，但不难看出两者概念上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再者，Lee和Crompton所设计量表本身出自心理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只是针对旅游研究领域进行了专门设计，因此其理论基础也就相互一致。至今，学者们通过多种旅游形式、不同旅游者群体对“探求新奇”动机进行了大量实证，大多研究赞同了“探求新奇”动机对旅游行为的显著影响[13，17，27-31]。除推-拉模型对旅游动机研究外，其他动机理论下的实证研究也认同旅游者的旅游目的与其寻求新奇的动机有着重要关联，且存在显著影响[23-24，32-37]。 综上，学者们已对不同动机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在了解旅游动机的构成以及理解旅游动机维度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至今，很少有专门探讨内在旅游动机根源的文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旅游基础研究还不全面，还需从相关学科实证研究中总结更多的规律；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现有旅游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致使旅游行为研究难以实现内在驱动因素根源的查找。因此，旅游行为内在“推力”驱动的查找，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已对人类行为内在影响因素进行充分总结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加以补充与完善。本研究将继续沿着前人研究路线，尝试在现有研究范式外围寻找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1.3 遗传学视角下的行为
现代人类的诸多行为是远古过去的“表现型”1（phenotype），与表现型相对应的概念是基因型[38]。对于“一般行为”而言，遗传学或心理学界普遍认同行为受人类自身“内涵”即基因的影响。在人们选择出游时，这一“内涵”有没有起到作用？如果起了作用，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去发现、测量并理解它呢？不可否认，旅游是人文与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外部社会、经济等环境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旅游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发生着的“一般行为”。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旅游行为也存在基因影响的可能。也许这也是旅游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真实内在原因之一。以往“生物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内相关行为起源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为本命题的探索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与可靠的研究方法。遗传学观点普遍认同基因能够运送行为模式信息，并存在复杂的关联。虽然复杂的关联使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孟德尔遗传规律对行为进行全面的解释，但将两者贯通进行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的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成因与本质[39]。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行为遗传学主要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内行为特征的遗传基礎[40]。它以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生与发展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正是个体差异，强调基因是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排斥与忽视环境的作用，主张行为的各种差异是由多种基因、多种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行为遗传研究领域里，通过果蝇研究发现，11号染色体的某一点位具有控制果蝇迁移行为的基因[41]；通过德国黑顶莺的迁徙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黑顶莺的迁徙与迁徙方向都存在基因的选择性[42]。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证明了行为存在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且基因对正常与异常行为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影响的确凿证据[43]。Galton是人类行为遗传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利用家谱法和双生子法系统地研究了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尽管他的研究未能明确区分遗传和环境，但他的研究为“人类行为的变异范围提供了档案证明，且说明了行为变异存在遗传基础”[44]。
分子遗传学研究大范围地补充了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局限。20世纪80年代前，分子遗传学只能通过生化缺陷或改变基因蛋白进行人类基因的探索。近来，有关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的复制、分离、处理和分析等新技术的出现，绘制了各条染色体的特定部位以及染色体上特定基因的相对位置的染色体图。这一进步使学界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出与某些与行为相关的特定基因。人类行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非常普遍，成果也非常丰富。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肥胖等人类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阅读困难、羞怯、认知、成瘾、酗酒和吸毒等诸多人类特征和行为的遗传基础。
为了寻找人类一般特征与行为的成因，分子遗传学对众多行为候选基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行为候选基因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来影响行为的，多巴胺2是一种重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参与奖赏、运动、情绪等多种生理功能的调控[45]。研究还发现，能够调节多巴胺水平的一些基因在行为性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在于，大脑中枢多巴胺系统的信号传递取决于突触间隙内多巴胺的浓度水平，通过重摄取和酶解这两种途径可以调控突触间隙内多巴胺的有效浓度及细胞间的信息传递。Lichter认为，此区域的蛋白有变异可能，而变异可能存在通过胞环结构的不同改变跨膜区的构型；或改变下调G蛋白或其他胞内蛋白间的相互作用，继而影响信号的传导作用[46]。参与调解神经递质系统的行为候选基因中，对位于11号染色体15.5区域的多巴胺受体D4（dopamine receptor D4，DRD4）基因Ⅲ外显子 48-bp 可变数目串联重复（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VNTR）多态性研究最多、最广泛。DRD4基因持有48对碱基片段，这个片段可以有1到10次不同的重复。人类DRD4基因的碱基片段带有4次重复的最多、其次是带有7次与2次重复的[47]。DRD4基因的任务是在某种神经细胞与其他神经细胞相连的地方接纳多巴胺。此基因的特点是其分子结构几乎因人而异[48]，而接纳多巴胺的水平也会随着DRD4基因的结构不同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此基因对行为的影响是因其结构不同而异，不会受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影响[48]，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人类不同行为作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附加影响的可能。
1.4 “探求新奇”的分子遗传观点
Nissen认为“探求新奇”是由一种原始的“生物内驱力”所激发[49]，Ebstein与Benjamin研究团队通过行为研究，发现影响“探求新奇”的这一“生物内驱力”存在于影响行为的候选基因里[50-51]。而“探求新奇”特质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又有着密切的联系[52]。Costa通过多巴胺系统对“探求新奇”的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多巴胺系统能提高新奇驱动的价值，这一特质是通过增加多巴胺所引起的[53]。因此，参与调节神经递质系统的DRD4基因便成为“探求新奇”特质研究的主要候选基因。在人格心理生物理论中，“探求新奇”特质也被假定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多巴胺系统相联系[54]。由此可见，虽然大部分研究提到了“探求新奇”特质与行为之间的关联，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候选基因 多态性对“探求新奇”特质的遗传效应上[55-56]，而并非基因通过“探求新奇”特质对更为具体的行为的影响。 1996年，Ebstein的研究团队在《自然遗传学》里，首次报告了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心理学领域里描述的“探求新奇”特质之间存在相关。该研究通过三维人格（t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TPQ）问卷进行实证，发现长重复（5次以上重复，含5次）DRD4（L-DRD4）等位基因对“探求新奇”具有解释效应[50]；同一时期，Benjamin团队运用“大五”人格修订量表（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R）进行测量，也发现拥有L-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的“探求新奇”水平显著高于拥有短重复DRD4（S-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并且L-DRD4等位基因还与外倾性维度显著相关[51，57]。这一结果说明，DRD4基因的不同结构对具体的外在行为表达也可能存在影响。遗传学领域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58-64]，研究结果基本与Ebstein及Benjamin的研究结果一致。产生如上行为性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DRD4基因启动子区的多态性位点能通过改变启动子与信使核糖核酸（mRNA）聚合酶的亲和性继而影响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65]。即，DRD4等位基因造出的蛋白质长、短不同，他对多巴胺的亲和力就不一致，蛋白质越长、亲和力越强[48，50-51]，致使DRD4等位基因不同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种行为特质，其中也包括了“探求新奇”这一特质。
1.5 理论框架的构成
正如DNA双螺旋结构理论创始人Watson所言：“过去我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在我们的星座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也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41]本研究在归纳遗传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实证证据基础上认为，旅游行为与受“探求新奇”特质影响的其他行为（如认知、羞怯等，其原因是个体存在DRD4等位基因多态性，多态性调整了个体多巴胺的吸收水平，而形成了行为表达的差异1）一样，受DRD4基因影响的可能性极大[3]，在旅游研究领域，Crouch对这一观点也进行过一定探讨[4]。就行为而言，该基因对参与奖赏、运动、情绪等生理功能应该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多巴胺也应该对出游存在影响。调整多巴胺接受水平的行为候选基因中DRD4基因的证据是最为核心与广泛的研究对象。因此，本研究导出如下理论框架（图1）。
图1中的板块1部分是遗传学相关研究领域内DRD4基因多态性与“探求新奇”特质在多巴胺系统影响下的相互关联。行为遗传学观点认为，诸多行为存在生物学基础，其中“探求新奇”特质出自人类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49-51，54-56]。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揭示，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探求新奇”特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50-51，58-65]，其原因是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了多巴胺的亲和 力[46，48，53]，造成行为表达的差异。板块2部分是旅游相关研究领域里“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的相互关联。传统旅游动机研究认为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存在非常重要的关联，并通过大量实证确认了探求新奇动机是旅游行为发生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1，17，26-30，34-37]。板块1与板块2交互形成了在遗传学与旅游研究的共同研究领域——“探求新奇”，这一共同研究领域的存在为构建全新的旅游行为理论框架起到了关键桥梁作用。
图1中的箭头方向表示相互影响关系。Ebstein与Benjamin的研究认为，DRD4基因的L-DRD4等位基因与行为的外倾性存在显著相关。即说明DRD4基因多态性对具体的外在行为表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后期诸多研究结果[58-64]与Ebstein和Benjamin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虚线箭头代表DRD4基因多态性对多巴胺系统的影响下，多巴胺系统对个体生理功能的调整而影响出游的可能。实线箭头则是，在各学科领域内通过实证已证明的要素间直接关联。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遗传学领域对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相关研究认为，在不同行为模式中人口统计变量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附加影响1。
虽然，以往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设立提供了宝贵参考，但在旅游研究领域内很难查找到相关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的出发点与重点是通过以往相关领域的文献回顾来归纳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并构建“生物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旅游动机与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试图针对构建理的论框架拓展相对应的、现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研究无意提出完整的技术路线，也不能通过本次实验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结果。
盡管如此，本次研究还是在本理论框架基础上，获取了少量实验数据，并尝试在已有科学研究范式内对数据加以分析。展现数据分析与解释分析结果过程能够解决以下4个方面的科学问题：（1）理论框架的构建方向是否正确；（2）探索已在“生物社会科学”领域适用的相关技术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适用性；（3）遗传学领域研究行为的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适用性；（4）实证检验过程在后续研究中是否可以再现等。
2 研究假设及实验设计
2.1 研究假设2
遗传学视角的“探求新奇”特质实证研究发现，“探求新奇”特质会受到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的影响。旅游行为研究认为，旅游行为是个体对新颖刺激或潜在奖赏线索而进行的一种行为，这一倾向使人们产生“探求新奇”动机，进而形成出游行为。因此，旅游动机与出游行为也极有可能应该受到影响“探求新奇”这一特质的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影响。因此，导出假设1与假设2：
H1：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次数存在相关
H2：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长、短型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统计学方面，有一些针对“探求新奇”特质的研究表明，年龄与性别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人类特定行为作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附加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因素不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年龄与性别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中的附加影响效果，本研究导出假设3： H3：年龄与性别对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长、短型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的相关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
2.2 实验设计3
2015年10月25日，对某大学在校师生20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第一，人口统计特征。第二，旅游“探求新奇”动机（预调查采用Lee和Crompton编制的“探求新奇”动机量表4）。通过预调查数据整理，发现量表中相关休闲的2个问项不符合本项研究。因此，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原有4个维度的大框架不变，但剔除了与本研究目的不相关的休闲问项（2项），共采用了17个問项。第三，年出游次数。2015年11月8日，对上述样本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同时将采集血样送华东某公司进行DNA测序。引物设计、合成、溶解以至基因测序实验由华东某公司运用PCR产物直接测序技术完成。2015年12月19日，收回所有实验样本基因测序数据，将DRD4等位基因所测序列与NCBI BLAST（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进行比对，结果均为DRD4等位基因Ⅲ外显子48-bp重复，样本测序数据均可用于本项研究。
3 实验结果①及讨论
为了检验研究方向的可靠性与研究方法的现实可操作性，本研究采用了社会科学领域现有分析范式进行了总结。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数据的信度和效度；通过Pearson相关关系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与多元方差分析检验了假设。
3.1 实验样本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作为后续研究计划的基础论证部分，仅是检验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探索性研究②。一般，探索性研究可不进行样本估算 [66]。再者，因实验条件的局限，本次研究仅选择了20个研究样本。性别分布为男女各10名；年龄分布为20岁年龄段15人、30～45岁年龄段5人；基因测序调查中，样本的DRD4基因Ⅲ外显子可变数目串联4次重复基因型最多（13人）；7次重复次之（6人）；2次最少（1人）。测序检出最大等位基因为7次重复，未发现有7次以上重复序列，这一结果应该是因为检测样本的区域局限和样本种属性差异所致。
3.2 因子分析
如表1所示，旅游探求新奇动机问卷中，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的统计学标准，说明本次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问卷中的各项标准负载均大于0.7，并满足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的统计学标准。各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最小值为0.545，均大于0.5的统计学标准。组合信度最小值为0.778，均符合大于0.7的统计学标准。这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3.3 DRD4基因型与“探求新奇”动机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以遗传学相关领域对DRD4基因进行的研究为依据，将本次调查所检测到的DRD4等位基因Ⅲ外显子VNTR序列，以5次重复为划分准则，序列重复5次以下为短型，共14人；5次以上（含5次）为长型，共6人。其次，将DRD4基因与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次数进行Pearson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r=0.452，p<0.05）以及出游次数（r=0.287，p<0.05）均存在相关。这说明，DRD4基因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行为之间应该存在关联。其原因应该是DRD4基因能够调整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内多巴胺的吸收水平，而影响旅游动机与行为的“探求新奇”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三者间可以形成必然关联。这一结果与遗传学领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上述关联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DRD4基因S型、L型与总体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2所示。统计表明，DRD4基因S型、L型样本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上均存在差异。也就是说S-DRD4基因型样本与L-DRD4基因型样本间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差异可能是受调整多巴胺接受程度的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所致。理论上，动机的差异是因为个体接受多巴胺水平的强弱可以调控个体的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这些生理功能进一步调整个体新奇驱动的价值，新奇驱动价值影响了探求新奇动机水平，就形成了个体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强度上的差异。动机强度上，L-DRD4基因型应该比S-DRD4基因型接受多巴胺的水平高，因此，L-DRD4基因型样本的“探求新奇”旅游动机就应该更为强烈，这一结论与遗传学领域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出游次数上，首先，多巴胺系统可以调控个体的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个体的多巴胺接受水平与个体外倾性特质存在一定相关；其次，“探求新奇”动机是出游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一般逻辑上，动机越强出游次数也应该越多。因此，样本间多巴胺接受水平不同而影响个体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生理功能进一步影响了外倾型特质使L-DRD4基因型与S-DRD4基因型之间出现了出游次数上的差异。但就本次调查的现实上，虽然本次统计数据是DRD4基因S基因型、L基因型在“探求新奇”的年出游次数上的差异，由于实验条件限制而没有能够严格控制外部变量，显然针对出游行为的统计结果仍存在巨大的可信度疑问。因此，本研究对本次统计结果既不予以肯定也不否定，有待后续研究对此关系加以验证。
3.4 性别、年龄对DRD4基因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关联性的附加影响分析
相关人口统计变量的附加影响研究里，一些研究认为，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行为过程中性别、年龄 、种族、宗教等因素不会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龄（特别是成年与未成年人之间）与性别对于不同行为有可能存在一定附加影响。因此，为了检验这些变量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的附加影响效果，将样本进行性别、年龄区分后，分别以性别与年龄为调节变量，对DRD4基因S型、L型与探求新奇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中的互交作用显著性分析。分析表明，不同性别与年龄组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影响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性别与年龄DRD4基因多态性对动机（p>0.05）不产生影响。这一统计结果，部分支持（性别）了本研究的假设3。 将性别与年龄的统计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发现，性别上不存在差异的结果基本与其他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而年龄上不存在差异的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不尽相同。虽然部分遗传学领域研究认为，年龄在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行为关系中不存在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此基因在不同年龄段对一些特定行为（如：暴力行为、药物成瘾等比较显著）存在一定差异。遗传学研究领域针对不同行为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争议。在年龄段上未出现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还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所选样本均为成年人，未能采集到未成年人样本，导致未能对成年与未成年样本进行比对。因此，本次实验结果仅能说明成年组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影响中表现一致，但不能绝对排除年龄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单从本次实验所获统计结果来看，说明除传统上我们一直关注的影响动机的要素以外，“DRD4基因”变量可能也是能够合理解释旅游动机以及出游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重要变量之一。从能够展示实验过程与分析结果的视角来看，说明本次研究假定的大体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即，可以进行深入的后续探讨。而从探讨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通过实验设计能够获得统计结果则说明，旅游研究领域可以融合遗传学领域观点、技术、实验设计等研究方法探究旅游行为。另外，能够通过遗传学已有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旅游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即代表着旅游研究领域在现有研究体系外也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去理解旅游现象。虽然如此，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后续研究予以补充与完善。
4 结论与局限
4.1 研究结论
旅游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争论持续至今，诸多结论并未统一。传统的探索旅游行为研究方法论上，大多学者会从已有的文献中检索，通过人类学、社会学等视角的归纳方法去探索 [67]。虽然通过上述方法获得了大量旅游行为成因的证据，但由于这些研究内容与方法尚不能演绎旅游的内在驱动机制，致使现实中难以解释旅游者行为发生的模式与演化过程。
本研究响应Crouch的引领，希望唤起旅游领域对基因乃至“生物社会科学”的关注。首先，可能通过本次研究也未必能达到定论产生旅游行为个体差异原因的效果，但至少可以通过本研究初步认定“基因对旅游动机以及出游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方向可行。其次，通过生物学领域已有研究范式对本研究进行实验设计、获取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结论，显示了生物学领域相关技术与研究方法在旅游行为实证研究中的适用性。再者，可以对本次实验结果加以合理的遗传学解释，说明旅游行为研究可以在现有研究范式外围拓展以遗传学理论基础为背景的、崭新的旅游行为研究逻辑。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次研究显然还存在諸多缺陷。首先，实验设计方面，由于本研究仅是为后续验证性研究提供支持的一项探索性研究，又因实验条件的局限，所以仅选择了少量样本进行了探索性数据分析。因此，后续研究还需通过扩大与细化样本、充分控制外生变量、对不同旅游行为进行具体分类，从而获得更为令人信服的验证性检验研究结果。其次，研究内容方面，诸多生物相关学者在前期研究中指出，大多人类复杂行为并非完全由基因、单一基因或单一环境的影响。“探求新奇”行为也是人类复杂行为表现之一，依然有可能存在多基因与环境的共同影响的可能性。当然，这些问题仍需遗传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解决，而对于旅游行为研究领域而言则更是任重道远。因此，虽然本研究命题的方向正确，但还需后续研究对影响“探求新奇”特质的行为候选基因进行更广泛地查找与确认，用以补充理论框架。再次，研究方法上，旅游研究领域内暂没有发现可以为本研究提供直接参考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体现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在大量考察遗传学领域行为研究方法1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显然，这已超出了现有旅游研究领域研究范式。以旅游行为科学发展的角度，在此，本研究也呼吁更多学者关注相关“生物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并希望得到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帮助。
除上述研究局限外，本研究可能还存在其他缺陷，但这一探究为旅游行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研究得出“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可行”的初步实验结果，说明旅游行为科学研究可以逐渐从单一的社会科学层面的理解更为多元化的转向社会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如果后续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将会为旅游供给侧加深理解旅游行为并准确地预测旅游行为提供相关依据；并可为诸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如带薪休假、外汇兑换等）制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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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ality， tourists may not to go on a trip even though all conditions for travel are satisfied. Paradoxically， some of them choose to do so although not all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These two types of behavior contradict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tourism-related research， which states that people will start traveling once travel conditions are met. As existing theories are unable to fully explain this behavioral phenomeno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Homo sapiens is a life entity that is a kind of composite phenomena which are expressed in genes self-reproduc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etabolism， genetic variation and reaction to the stimulus. The life not only records and transfers and cumulates the information by intrinsic biochemical process but also obtains the behavioral traits by the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replication. Molecular genetics is a branch of genetics that studies biological heredity and variation mechanism in molecular level that concentrates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gene. The human being behavior is the important symbol of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phenomena which becom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molecular genetics 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rain of thought and ways for the behavioral research， as maybe causes the radical change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Tourism is a kind of human being behaviorand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behavior research. Moreover， the Manila Declarationpoints out that tourism is the basic need for human being， whichis to clarif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beingsin tourism. So， it is worth taking advantage of molecular genetics to develop the studies on the tourism behavio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general can be explained， at least in part， by biological attributes. In particular， an emerging line of biosocial research， featuring genetic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could possibly be utilized to inform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rom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Molecular genetic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DRD4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sire to seek novelty， and that this novelty-seeking tra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key reason driving many actions. This parallels traditional tourism research in that novelty-seeking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motivator underlying travel behavior.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irs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attempts to link travel behavior with DRD4 gene polymorphism via the novelty-seeking trait. This is then followed by an exploratory genetic testing experi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proper research methods in a tourism context.
Although only a small sample size is used，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construal direction proposed by thetheoretical framework. Further， it appears the genetics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d for this research can indeed be utilized to explain travel behavior.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material impact of tourism behavior and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tourism theory research. It is also expected to change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earch.
Keywords： travel motive； novelty-seeking； DRD4 genetic polymorphism； genetic research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
[关键词]旅游动机；探求新奇；DRD4基因多态性； 遗传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1-011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17
引言
Crompton指出，在旅游研究领域中，关于“谁、何时、何地以及怎么样”的问题都容易回答，但“为什么”这一问题却很难回答[1]。Gnoth认为，欲看清“为什么”出游，就应该更为深入地探究旅游者行为背后的内在驱动因素[2]。目前，旅游动机研究大致思路可分为两类：一类基于社会学的考量，强调环境和社会、文化、经济等外部要素对旅游者的吸引所诱发的旅游动机；另一类则偏重于人们心理研究，强调个性、认知等内在条件驱使的旅游动机。学界通过不同视角对不同资源或不同情境下群体旅游动机进行了大量论证。更有学者将两类思路相结合，建立供需两端引发旅游动机的理论框架，在群组动机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尽管如此，目前依然很难阐明个体间旅游动机差异如何形成。或许还有传统上我们未曾关注到的某种要素在对个体出游动机差异的形成产生影响。
“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旅游是“适应器-环境”响应模型下的行为，是环境影响下“心理適应器”进化的结果[3]。“心理适应器”理论根基源自现代进化论，认为进化是心理和行为的基础。Crouch对旅游行为影响要素进行文献回顾认为，旅游倾向可能存在诸多基因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DRD4基因可能对“探求新奇”等特质产生影响，据此猜测“DRD4基因相同的变异对旅游行为倾向产生积极影响”[4]。虽然他未能对这一猜测构建理论框架或实证，但为本研究的理论推导奠定了基础。
综上，以基因科学、神经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生物社会科学”1（biosocial science）研究体系，也许可以为旅游动机内在要素查找与旅游行为个体差异研究创造第三条解释途径，这一解释途径可对传统的旅游行为研究进行补充与强化。本研究通过遗传学与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拟构建DRD4基因多态性与旅游行为相关的理论框架，并尝试寻找与“生物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相融合的新颖且现实可行的旅游动机、行为的研究方法。构建特定基因与旅游行为相关关系的桥梁，既是旅游研究思维上的一种跨越，也有望引出旅游行为研究方法上的变革，现实中也可提高旅游行为预测的准确性与实用性。
1 理论框架构建
1.1 传统的旅游行为研究起点——动机
通过动机测量，可识别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并进一步确定他们相应的旅游行为模式[5]。因此，旅游行为形成的起点实际上就是动机的起点问题。动机是诱发人们付诸行动的内在原动力[1]，通过行为使个体实现主观目的[6]。旅游动机则是驱使个体出游的内在原因，是个体旅游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1]，也是理解旅游行为和旅游系统的起点[7]。
国内旅游动机研究最早文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8]；国外对旅游动机的研究较早，成果比较丰硕。在“需求层次”理论[9]、“推-拉”模型[10]以及“逃-寻”理论[11]等诸多动机理论模型中，“推-拉”模型及其研究方法被旅游界普遍认同与应用[12-17]。19世纪中叶，“推-拉”模型首先被应用于研究人口流动与移民现象。此后，在旅游领域里Dann最早引用“推-拉”模型研究了旅游动机，认为旅游动机由推力与拉力组成，并同时作用于个体构成旅游动机[10]。根据这一框架，推力动机被解释为个体内在心理方面的因素，意味着渴望远离既定环境中的一切而到达一个新环境进行探求的内在动力因素（动因），推力动机是内在心理作用的结果，所以行为指向具备非选择性[13，18]；相对于推力动机，拉力动机则是引导旅游者在诸多目的地之间进行选择的因素，是对目的地主观特性和吸引物的概括，是外在的，意味着能够提供在既定环境中所缺乏的外在诱导因素（诱因），所以行为具备选择性[13，18]。理论上，动因关注是否出行，通常可用来解释个体出游的成因；相对于动因，诱因关注去哪里，可用来分析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15，19-20]。逻辑上，动因先于诱因产生[21]，动因与诱因相互作用于个体而形成完整的动机[1，2]，并促使旅游行为发生。
1.2 旅游内在动因解释变量——“探求新奇”
虽然通过推-拉模型对旅游动机进行的研究已非常广泛，但部分学者认为“诱因”只是出游行为形成的必备条件，并非是导向行为的直接原因，内驱力才是导向行为的直接内在原因。因此，诱因不应该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研究范畴[15]。尽管如此，旅游学界还是引用推-拉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Crompton首先对推力与拉力动机进行了测量[1]。依此思路，后期大量研究将推力动机区分为追求文化、回归、康体、地位与声望、需求心理、探求新奇（novelty-seeking， NS）等因子；拉力动机区分为设施与服务、环境与资源、文化与形象等因子，并通过这些因子对旅游动机的推-拉力进行了实证。在诸多推力动机因子中，“探求新奇”动机最早也是由Crompton提出[1]。Cloninger的动机心理学研究体系认为，“探求新奇”是个体对新颖刺激或潜在奖赏线索表现出愉悦或兴奋的先天倾向，这一倾向使人们产生“探求新奇”动机[22]。同时，新颖刺激会导致个体为寻求潜在的奖赏而频繁地进行新奇探求[23]，并产生与“探求新奇”相对应的行为模式。旅游研究领域里Lee和Crompton首先针对“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关系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人们旅游是因为人们想体验新奇和不同的事物而采取的探索活动，后续诸多实证研究支持了Lee和Crompton的研究结果[22，24-26]。虽然Lee和Crompton以旅游为基础[23]，Cloninger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22] 定义“探求新奇”动机，但不难看出两者概念上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再者，Lee和Crompton所设计量表本身出自心理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只是针对旅游研究领域进行了专门设计，因此其理论基础也就相互一致。至今，学者们通过多种旅游形式、不同旅游者群体对“探求新奇”动机进行了大量实证，大多研究赞同了“探求新奇”动机对旅游行为的显著影响[13，17，27-31]。除推-拉模型对旅游动机研究外，其他动机理论下的实证研究也认同旅游者的旅游目的与其寻求新奇的动机有着重要关联，且存在显著影响[23-24，32-37]。 综上，学者们已对不同动机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在了解旅游动机的构成以及理解旅游动机维度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至今，很少有专门探讨内在旅游动机根源的文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旅游基础研究还不全面，还需从相关学科实证研究中总结更多的规律；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现有旅游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致使旅游行为研究难以实现内在驱动因素根源的查找。因此，旅游行为内在“推力”驱动的查找，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已对人类行为内在影响因素进行充分总结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加以补充与完善。本研究将继续沿着前人研究路线，尝试在现有研究范式外围寻找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1.3 遗传学视角下的行为
现代人类的诸多行为是远古过去的“表现型”1（phenotype），与表现型相对应的概念是基因型[38]。对于“一般行为”而言，遗传学或心理学界普遍认同行为受人类自身“内涵”即基因的影响。在人们选择出游时，这一“内涵”有没有起到作用？如果起了作用，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去发现、测量并理解它呢？不可否认，旅游是人文与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外部社会、经济等环境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旅游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发生着的“一般行为”。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旅游行为也存在基因影响的可能。也许这也是旅游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真实内在原因之一。以往“生物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内相关行为起源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为本命题的探索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与可靠的研究方法。遗传学观点普遍认同基因能够运送行为模式信息，并存在复杂的关联。虽然复杂的关联使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孟德尔遗传规律对行为进行全面的解释，但将两者贯通进行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的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成因与本质[39]。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行为遗传学主要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内行为特征的遗传基礎[40]。它以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生与发展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正是个体差异，强调基因是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排斥与忽视环境的作用，主张行为的各种差异是由多种基因、多种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行为遗传研究领域里，通过果蝇研究发现，11号染色体的某一点位具有控制果蝇迁移行为的基因[41]；通过德国黑顶莺的迁徙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黑顶莺的迁徙与迁徙方向都存在基因的选择性[42]。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证明了行为存在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且基因对正常与异常行为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影响的确凿证据[43]。Galton是人类行为遗传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利用家谱法和双生子法系统地研究了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尽管他的研究未能明确区分遗传和环境，但他的研究为“人类行为的变异范围提供了档案证明，且说明了行为变异存在遗传基础”[44]。
分子遗传学研究大范围地补充了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局限。20世纪80年代前，分子遗传学只能通过生化缺陷或改变基因蛋白进行人类基因的探索。近来，有关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的复制、分离、处理和分析等新技术的出现，绘制了各条染色体的特定部位以及染色体上特定基因的相对位置的染色体图。这一进步使学界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出与某些与行为相关的特定基因。人类行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非常普遍，成果也非常丰富。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肥胖等人类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阅读困难、羞怯、认知、成瘾、酗酒和吸毒等诸多人类特征和行为的遗传基础。
为了寻找人类一般特征与行为的成因，分子遗传学对众多行为候选基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行为候选基因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来影响行为的，多巴胺2是一种重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参与奖赏、运动、情绪等多种生理功能的调控[45]。研究还发现，能够调节多巴胺水平的一些基因在行为性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在于，大脑中枢多巴胺系统的信号传递取决于突触间隙内多巴胺的浓度水平，通过重摄取和酶解这两种途径可以调控突触间隙内多巴胺的有效浓度及细胞间的信息传递。Lichter认为，此区域的蛋白有变异可能，而变异可能存在通过胞环结构的不同改变跨膜区的构型；或改变下调G蛋白或其他胞内蛋白间的相互作用，继而影响信号的传导作用[46]。参与调解神经递质系统的行为候选基因中，对位于11号染色体15.5区域的多巴胺受体D4（dopamine receptor D4，DRD4）基因Ⅲ外显子 48-bp 可变数目串联重复（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VNTR）多态性研究最多、最广泛。DRD4基因持有48对碱基片段，这个片段可以有1到10次不同的重复。人类DRD4基因的碱基片段带有4次重复的最多、其次是带有7次与2次重复的[47]。DRD4基因的任务是在某种神经细胞与其他神经细胞相连的地方接纳多巴胺。此基因的特点是其分子结构几乎因人而异[48]，而接纳多巴胺的水平也会随着DRD4基因的结构不同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此基因对行为的影响是因其结构不同而异，不会受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影响[48]，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人类不同行为作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附加影响的可能。
1.4 “探求新奇”的分子遗传观点
Nissen认为“探求新奇”是由一种原始的“生物内驱力”所激发[49]，Ebstein与Benjamin研究团队通过行为研究，发现影响“探求新奇”的这一“生物内驱力”存在于影响行为的候选基因里[50-51]。而“探求新奇”特质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又有着密切的联系[52]。Costa通过多巴胺系统对“探求新奇”的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多巴胺系统能提高新奇驱动的价值，这一特质是通过增加多巴胺所引起的[53]。因此，参与调节神经递质系统的DRD4基因便成为“探求新奇”特质研究的主要候选基因。在人格心理生物理论中，“探求新奇”特质也被假定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多巴胺系统相联系[54]。由此可见，虽然大部分研究提到了“探求新奇”特质与行为之间的关联，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候选基因 多态性对“探求新奇”特质的遗传效应上[55-56]，而并非基因通过“探求新奇”特质对更为具体的行为的影响。 1996年，Ebstein的研究团队在《自然遗传学》里，首次报告了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心理学领域里描述的“探求新奇”特质之间存在相关。该研究通过三维人格（t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TPQ）问卷进行实证，发现长重复（5次以上重复，含5次）DRD4（L-DRD4）等位基因对“探求新奇”具有解释效应[50]；同一时期，Benjamin团队运用“大五”人格修订量表（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R）进行测量，也发现拥有L-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的“探求新奇”水平显著高于拥有短重复DRD4（S-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并且L-DRD4等位基因还与外倾性维度显著相关[51，57]。这一结果说明，DRD4基因的不同结构对具体的外在行为表达也可能存在影响。遗传学领域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58-64]，研究结果基本与Ebstein及Benjamin的研究结果一致。产生如上行为性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DRD4基因启动子区的多态性位点能通过改变启动子与信使核糖核酸（mRNA）聚合酶的亲和性继而影响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65]。即，DRD4等位基因造出的蛋白质长、短不同，他对多巴胺的亲和力就不一致，蛋白质越长、亲和力越强[48，50-51]，致使DRD4等位基因不同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种行为特质，其中也包括了“探求新奇”这一特质。
1.5 理论框架的构成
正如DNA双螺旋结构理论创始人Watson所言：“过去我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在我们的星座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也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41]本研究在归纳遗传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实证证据基础上认为，旅游行为与受“探求新奇”特质影响的其他行为（如认知、羞怯等，其原因是个体存在DRD4等位基因多态性，多态性调整了个体多巴胺的吸收水平，而形成了行为表达的差异1）一样，受DRD4基因影响的可能性极大[3]，在旅游研究领域，Crouch对这一观点也进行过一定探讨[4]。就行为而言，该基因对参与奖赏、运动、情绪等生理功能应该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多巴胺也应该对出游存在影响。调整多巴胺接受水平的行为候选基因中DRD4基因的证据是最为核心与广泛的研究对象。因此，本研究导出如下理论框架（图1）。
图1中的板块1部分是遗传学相关研究领域内DRD4基因多态性与“探求新奇”特质在多巴胺系统影响下的相互关联。行为遗传学观点认为，诸多行为存在生物学基础，其中“探求新奇”特质出自人类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49-51，54-56]。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揭示，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探求新奇”特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50-51，58-65]，其原因是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了多巴胺的亲和 力[46，48，53]，造成行为表达的差异。板块2部分是旅游相关研究领域里“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的相互关联。传统旅游动机研究认为探求新奇动机与旅游行为存在非常重要的关联，并通过大量实证确认了探求新奇动机是旅游行为发生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1，17，26-30，34-37]。板块1与板块2交互形成了在遗传学与旅游研究的共同研究领域——“探求新奇”，这一共同研究领域的存在为构建全新的旅游行为理论框架起到了关键桥梁作用。
图1中的箭头方向表示相互影响关系。Ebstein与Benjamin的研究认为，DRD4基因的L-DRD4等位基因与行为的外倾性存在显著相关。即说明DRD4基因多态性对具体的外在行为表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后期诸多研究结果[58-64]与Ebstein和Benjamin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虚线箭头代表DRD4基因多态性对多巴胺系统的影响下，多巴胺系统对个体生理功能的调整而影响出游的可能。实线箭头则是，在各学科领域内通过实证已证明的要素间直接关联。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遗传学领域对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相关研究认为，在不同行为模式中人口统计变量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附加影响1。
虽然，以往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设立提供了宝贵参考，但在旅游研究领域内很难查找到相关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的出发点与重点是通过以往相关领域的文献回顾来归纳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并构建“生物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旅游动机与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试图针对构建理的论框架拓展相对应的、现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研究无意提出完整的技术路线，也不能通过本次实验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结果。
盡管如此，本次研究还是在本理论框架基础上，获取了少量实验数据，并尝试在已有科学研究范式内对数据加以分析。展现数据分析与解释分析结果过程能够解决以下4个方面的科学问题：（1）理论框架的构建方向是否正确；（2）探索已在“生物社会科学”领域适用的相关技术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适用性；（3）遗传学领域研究行为的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的适用性；（4）实证检验过程在后续研究中是否可以再现等。
2 研究假设及实验设计
2.1 研究假设2
遗传学视角的“探求新奇”特质实证研究发现，“探求新奇”特质会受到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的影响。旅游行为研究认为，旅游行为是个体对新颖刺激或潜在奖赏线索而进行的一种行为，这一倾向使人们产生“探求新奇”动机，进而形成出游行为。因此，旅游动机与出游行为也极有可能应该受到影响“探求新奇”这一特质的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影响。因此，导出假设1与假设2：
H1：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次数存在相关
H2：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长、短型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统计学方面，有一些针对“探求新奇”特质的研究表明，年龄与性别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人类特定行为作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附加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因素不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年龄与性别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中的附加影响效果，本研究导出假设3： H3：年龄与性别对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长、短型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的相关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
2.2 实验设计3
2015年10月25日，对某大学在校师生20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第一，人口统计特征。第二，旅游“探求新奇”动机（预调查采用Lee和Crompton编制的“探求新奇”动机量表4）。通过预调查数据整理，发现量表中相关休闲的2个问项不符合本项研究。因此，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原有4个维度的大框架不变，但剔除了与本研究目的不相关的休闲问项（2项），共采用了17个問项。第三，年出游次数。2015年11月8日，对上述样本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同时将采集血样送华东某公司进行DNA测序。引物设计、合成、溶解以至基因测序实验由华东某公司运用PCR产物直接测序技术完成。2015年12月19日，收回所有实验样本基因测序数据，将DRD4等位基因所测序列与NCBI BLAST（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进行比对，结果均为DRD4等位基因Ⅲ外显子48-bp重复，样本测序数据均可用于本项研究。
3 实验结果①及讨论
为了检验研究方向的可靠性与研究方法的现实可操作性，本研究采用了社会科学领域现有分析范式进行了总结。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数据的信度和效度；通过Pearson相关关系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与多元方差分析检验了假设。
3.1 实验样本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作为后续研究计划的基础论证部分，仅是检验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探索性研究②。一般，探索性研究可不进行样本估算 [66]。再者，因实验条件的局限，本次研究仅选择了20个研究样本。性别分布为男女各10名；年龄分布为20岁年龄段15人、30～45岁年龄段5人；基因测序调查中，样本的DRD4基因Ⅲ外显子可变数目串联4次重复基因型最多（13人）；7次重复次之（6人）；2次最少（1人）。测序检出最大等位基因为7次重复，未发现有7次以上重复序列，这一结果应该是因为检测样本的区域局限和样本种属性差异所致。
3.2 因子分析
如表1所示，旅游探求新奇动机问卷中，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的统计学标准，说明本次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问卷中的各项标准负载均大于0.7，并满足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的统计学标准。各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最小值为0.545，均大于0.5的统计学标准。组合信度最小值为0.778，均符合大于0.7的统计学标准。这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3.3 DRD4基因型与“探求新奇”动机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以遗传学相关领域对DRD4基因进行的研究为依据，将本次调查所检测到的DRD4等位基因Ⅲ外显子VNTR序列，以5次重复为划分准则，序列重复5次以下为短型，共14人；5次以上（含5次）为长型，共6人。其次，将DRD4基因与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次数进行Pearson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r=0.452，p<0.05）以及出游次数（r=0.287，p<0.05）均存在相关。这说明，DRD4基因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以及出游行为之间应该存在关联。其原因应该是DRD4基因能够调整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内多巴胺的吸收水平，而影响旅游动机与行为的“探求新奇”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三者间可以形成必然关联。这一结果与遗传学领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上述关联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DRD4基因S型、L型与总体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2所示。统计表明，DRD4基因S型、L型样本在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上均存在差异。也就是说S-DRD4基因型样本与L-DRD4基因型样本间旅游“探求新奇”动机与出游次数差异可能是受调整多巴胺接受程度的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所致。理论上，动机的差异是因为个体接受多巴胺水平的强弱可以调控个体的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这些生理功能进一步调整个体新奇驱动的价值，新奇驱动价值影响了探求新奇动机水平，就形成了个体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强度上的差异。动机强度上，L-DRD4基因型应该比S-DRD4基因型接受多巴胺的水平高，因此，L-DRD4基因型样本的“探求新奇”旅游动机就应该更为强烈，这一结论与遗传学领域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出游次数上，首先，多巴胺系统可以调控个体的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个体的多巴胺接受水平与个体外倾性特质存在一定相关；其次，“探求新奇”动机是出游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一般逻辑上，动机越强出游次数也应该越多。因此，样本间多巴胺接受水平不同而影响个体奖赏、情绪、认知等多种生理功能，生理功能进一步影响了外倾型特质使L-DRD4基因型与S-DRD4基因型之间出现了出游次数上的差异。但就本次调查的现实上，虽然本次统计数据是DRD4基因S基因型、L基因型在“探求新奇”的年出游次数上的差异，由于实验条件限制而没有能够严格控制外部变量，显然针对出游行为的统计结果仍存在巨大的可信度疑问。因此，本研究对本次统计结果既不予以肯定也不否定，有待后续研究对此关系加以验证。
3.4 性别、年龄对DRD4基因多态性与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关联性的附加影响分析
相关人口统计变量的附加影响研究里，一些研究认为，DRD4基因多态性影响行为过程中性别、年龄 、种族、宗教等因素不会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龄（特别是成年与未成年人之间）与性别对于不同行为有可能存在一定附加影响。因此，为了检验这些变量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的附加影响效果，将样本进行性别、年龄区分后，分别以性别与年龄为调节变量，对DRD4基因S型、L型与探求新奇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中的互交作用显著性分析。分析表明，不同性别与年龄组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影响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性别与年龄DRD4基因多态性对动机（p>0.05）不产生影响。这一统计结果，部分支持（性别）了本研究的假设3。 将性别与年龄的统计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发现，性别上不存在差异的结果基本与其他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而年龄上不存在差异的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不尽相同。虽然部分遗传学领域研究认为，年龄在DRD4基因Ⅲ外显子VNTR多态性与行为关系中不存在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此基因在不同年龄段对一些特定行为（如：暴力行为、药物成瘾等比较显著）存在一定差异。遗传学研究领域针对不同行为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争议。在年龄段上未出现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还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所选样本均为成年人，未能采集到未成年人样本，导致未能对成年与未成年样本进行比对。因此，本次实验结果仅能说明成年组在DRD4基因多态性对旅游探求新奇动机影响中表现一致，但不能绝对排除年龄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单从本次实验所获统计结果来看，说明除传统上我们一直关注的影响动机的要素以外，“DRD4基因”变量可能也是能够合理解释旅游动机以及出游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重要变量之一。从能够展示实验过程与分析结果的视角来看，说明本次研究假定的大体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即，可以进行深入的后续探讨。而从探讨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通过实验设计能够获得统计结果则说明，旅游研究领域可以融合遗传学领域观点、技术、实验设计等研究方法探究旅游行为。另外，能够通过遗传学已有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旅游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即代表着旅游研究领域在现有研究体系外也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去理解旅游现象。虽然如此，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后续研究予以补充与完善。
4 结论与局限
4.1 研究结论
旅游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争论持续至今，诸多结论并未统一。传统的探索旅游行为研究方法论上，大多学者会从已有的文献中检索，通过人类学、社会学等视角的归纳方法去探索 [67]。虽然通过上述方法获得了大量旅游行为成因的证据，但由于这些研究内容与方法尚不能演绎旅游的内在驱动机制，致使现实中难以解释旅游者行为发生的模式与演化过程。
本研究响应Crouch的引领，希望唤起旅游领域对基因乃至“生物社会科学”的关注。首先，可能通过本次研究也未必能达到定论产生旅游行为个体差异原因的效果，但至少可以通过本研究初步认定“基因对旅游动机以及出游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方向可行。其次，通过生物学领域已有研究范式对本研究进行实验设计、获取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结论，显示了生物学领域相关技术与研究方法在旅游行为实证研究中的适用性。再者，可以对本次实验结果加以合理的遗传学解释，说明旅游行为研究可以在现有研究范式外围拓展以遗传学理论基础为背景的、崭新的旅游行为研究逻辑。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次研究显然还存在諸多缺陷。首先，实验设计方面，由于本研究仅是为后续验证性研究提供支持的一项探索性研究，又因实验条件的局限，所以仅选择了少量样本进行了探索性数据分析。因此，后续研究还需通过扩大与细化样本、充分控制外生变量、对不同旅游行为进行具体分类，从而获得更为令人信服的验证性检验研究结果。其次，研究内容方面，诸多生物相关学者在前期研究中指出，大多人类复杂行为并非完全由基因、单一基因或单一环境的影响。“探求新奇”行为也是人类复杂行为表现之一，依然有可能存在多基因与环境的共同影响的可能性。当然，这些问题仍需遗传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解决，而对于旅游行为研究领域而言则更是任重道远。因此，虽然本研究命题的方向正确，但还需后续研究对影响“探求新奇”特质的行为候选基因进行更广泛地查找与确认，用以补充理论框架。再次，研究方法上，旅游研究领域内暂没有发现可以为本研究提供直接参考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体现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在大量考察遗传学领域行为研究方法1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显然，这已超出了现有旅游研究领域研究范式。以旅游行为科学发展的角度，在此，本研究也呼吁更多学者关注相关“生物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并希望得到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帮助。
除上述研究局限外，本研究可能还存在其他缺陷，但这一探究为旅游行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研究得出“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可行”的初步实验结果，说明旅游行为科学研究可以逐渐从单一的社会科学层面的理解更为多元化的转向社会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如果后续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将会为旅游供给侧加深理解旅游行为并准确地预测旅游行为提供相关依据；并可为诸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如带薪休假、外汇兑换等）制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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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ality， tourists may not to go on a trip even though all conditions for travel are satisfied. Paradoxically， some of them choose to do so although not all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These two types of behavior contradict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tourism-related research， which states that people will start traveling once travel conditions are met. As existing theories are unable to fully explain this behavioral phenomeno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Homo sapiens is a life entity that is a kind of composite phenomena which are expressed in genes self-reproduc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etabolism， genetic variation and reaction to the stimulus. The life not only records and transfers and cumulates the information by intrinsic biochemical process but also obtains the behavioral traits by the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replication. Molecular genetics is a branch of genetics that studies biological heredity and variation mechanism in molecular level that concentrates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gene. The human being behavior is the important symbol of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phenomena which becom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molecular genetics 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rain of thought and ways for the behavioral research， as maybe causes the radical change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Tourism is a kind of human being behaviorand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behavior research. Moreover， the Manila Declarationpoints out that tourism is the basic need for human being， whichis to clarif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beingsin tourism. So， it is worth taking advantage of molecular genetics to develop the studies on the tourism behavio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general can be explained， at least in part， by biological attributes. In particular， an emerging line of biosocial research， featuring genetic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could possibly be utilized to inform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rom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Molecular genetic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DRD4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sire to seek novelty， and that this novelty-seeking tra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key reason driving many actions. This parallels traditional tourism research in that novelty-seeking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motivator underlying travel behavior.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irs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attempts to link travel behavior with DRD4 gene polymorphism via the novelty-seeking trait. This is then followed by an exploratory genetic testing experi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proper research methods in a tourism context.
Although only a small sample size is used，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construal direction proposed by thetheoretical framework. Further， it appears the genetics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d for this research can indeed be utilized to explain travel behavior.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material impact of tourism behavior and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tourism theory research. It is also expected to change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earch.
Keywords： travel motive； novelty-seeking； DRD4 genetic polymorphism； genetic research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