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是自去年“襄汾溃坝”事故以来，山西广传的民谣。上级组织部物色了很多人选，但无人愿意到临汾任职。如今，谢海将出任临汾市委书记，这一职位终于在空缺了199天之后得到补充。
　　4月8日下午，临汾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山西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泽民代表省委宣布了谢海同志任临汾市委书记的决定。
　　谢海的履新，结束了自去年9月8日“襄汾溃坝”事件以来，临汾市无市委书记的日子。
　　
　　事故频发：临汾200天无书记
　　
　　至现任省长王君止，山西省在三年(2005年到2008年)内换了四任省长(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王君)，而这三年间，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依次是王国正、李天太、刘志杰、罗清字)。仅从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而言。临汾就是山西的缩影和典型。
　　夏振贵在李天太等临汾官员因“洪洞矿难”去职后来到临汾，此前，夏振贵在晋城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任职期间其口碑颇佳。2007年12月23日，夏振贵担任临汾市委副书记。主持市政府工作。2008年2月5日，夏振贵出任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到临汾工作未满一年，许多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即因为“襄汾溃坝”事故被停职检查，与其搭班子的市长刘志杰被免，这为“虎落平阳”增添了新的注脚。
　　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并不是正常工作调动，而是因重大责任事故问责被撤；当地分析人士称，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几乎都是长年积累的顽疾，恐怕他们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通常，政府领导者只是上级问责最终的买单者，但“襄汾溃坝”破天荒地问责到地方党委一把手——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这让临汾官场不少人为之一惊。
　　夏振贵被停职检查后，代市长罗清宇主持政府工作也有半年。据深谙临汾官场政情的人士对记者称，山西省官方正在物色临汾市市委书记人选，但“(对于书记一职)好多人都推辞”。该人士说：“晋官难当，而晋宫中临汾的官更难当”。有了李天太、夏振贵等前车之鉴，使临汾市的党政领导要职成为“烫手山芋”。
　　据记者了解，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
　　当地观察人士称，这除了中央自十七大以后加强了行政问责力度，更在于当地复杂的官商权势利益交织错综复杂。 “在这里当官风险太大，没来多久当地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呢，搞不好哪里‘哐当’一下出个事。自己又得走人。”
　　山西广传的民谣中，亦有这么一句：“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在各种制度，尤其是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尚未完善之际，“晋官难了”都将是一语成谶，而临汾只是这句谶语的真实反映而已。
　　在临汾为官之难，更在于当地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
　　临汾在山西的特殊地位，主要是由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矿产资源)所决定——临汾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其矿产潜在价值量为山西之首，煤矿和铁矿储量丰富。
　　在煤价高企时期，多煤的临汾造就了众多“煤老板”，由于利益所趋，煤老板往往寻求与地方官员结成权势利益同盟。去年，涉及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一案，被立案调查的官员就多达14名；昔日曾与记者侃侃而谈，大谈临汾矿权改革，大骂煤老板“素质低、胆子大、惟利是图”的临汾煤管局局长杨吉春，去年亦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沦为阶下囚。这只是被披露的当地官商勾结情况的一角。
　　“不在这里经营个十年八年，很难撼动地方势力。以前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后台是谁。”据接近临汾决策层的人士称，仅拆除违法建筑一项，就让夏振贵领教到临汾地方势力的复杂。汾河两岸的违章建筑，各式两层的别墅不是一般平民能盖得起的，其中不乏“手眼通天”的能人，“为了拆违建，夏振贵几乎把临汾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临危受命接管“多事之地”
　　
　　在4月8日的临汾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山西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泽民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进一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溃坝”事故后主持临汾市委工作的山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政文在会上讲了四点感受：深切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处在困难和特殊时期的临汾高度重视、非常关心；深切感受到安全生产是临汾各项事业发展的头等大事；深切感受到丰富的矿产资源、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独特的区位优势是临汾长远发展的巨大潜力；深切感受到一大批踏实苦干的干部是临汾各项事业发展的依靠力量和重要保证。
　　接任临汾市委书记一职的谢海，2006年2月起任中共阳泉市委书记。谢海有多年在煤炭行业任职的基层经验，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3年，其所任职务多与煤炭行业相关。1977年谢海就担任省直部门处级干部，熟悉煤炭的地质勘探、生产、营销，也曾在宏观经济部门任职。在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任职期间，积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目前该企业旗下已成长起了年产300万吨的三元煤矿等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下属企业。他在阳泉市任职期间。使得阳泉市二级天气由过去的每年7天增加到345天，阳泉市成为山西省首个退出“污染城市黑名单”的城市。
　　山西省委调谢海到临汾任市委书记，与中央调任王君任山西省长的精神暗合：二人除了都是“老煤炭”出身外，所去之地矿难等事故频发也是类同的地方。
　　谢海在讲话中表示：组织上把领导临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和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担交给自己，决不辜负省委的信任和重托，决不辜负临汾人民的期盼和厚望，勇当泰山石，顶天立地、忠于职守，保平阳一方平安；甘为孺子牛，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富临汾一方百姓。
　　据悉，谢海到临汾履新，也被视作是最好的安排——一临汾是个“多事之地”，今年已56岁的谢海在此任职属于临危受命。“这个年龄段已不会太在意政治上的上升空间”。
　　
　　晋官真的难当吗?
　　
　　为什么临汾市一把手的位置成了“烫手山芋”，令很多官员避之唯恐不及?解决“晋官难当”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晋官难当”之所以会成为官场真言。很显然，就是长期不断发生安全事故。已经成为官员们的心病。在官场问责制越来越明晰化的今天，带血的经济不可能再简单地成为官员的政绩了。然而。资本市场的那些打着血酬烙印的黑色经济。却并未销迹。事实上，从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到林林总总的大小矿难，都展现了资本无道德可怕的一面。显然，这样的经济形态与权力乱象又始终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某一经济领域出现坍塌，就随时可能引发官场地震。
　　不必讳言，置身官场必然要面对着种 种博弈。而报道也说，临汾为官之难，更在于当地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
　　很显然，过度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来强调相关官场博奔艰难，并不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价值本义。毕竟，哪里都有利益博弈，而法治就是调节相关博弈最重要的平衡器，民主就是保证法治施行的关键动力。“晋官难当”不能成为官场的“地域歧视”，反而应该作为一个真正选用德才兼备官员，来提升权力品质与民主政治的试验场。
　　综观古今，最锻炼官员和身手的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富足而风平浪静的省市区(县)，而是那些很穷很乱很令人头痛的地方。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近来有资可查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1996年之前的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很穷，治安很乱，当地各种势力也很复杂。当时，宿迁不少官员认为，沭阳县是“烂到了根子”、“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然而，在1996年12月，刚刚上任宿迁市副市长才3个月的仇和却主动要求担任沭阳县县委书记，他不信“烂到了根子”的沭阳县无药可救。4年后，事实如仇和想象的那样来了，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沭阳改变了，当然也改变了仇和的政治命运：2000年12月。他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此后步伐不停，直到如今。
　　相比当年的沭阳县而言。目前的临汾显然有着更大的优势：其一。临汾市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二，临汾市是旅游大市。其三，临汾市此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责任事故，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只要一把手用人得当，就能很好地抓问题和堵纰漏……应该说，这些都是一个地方加速发展，适于官员大显身手，发挥才能，正正当当彰显政绩的大好地方。
　　另一方面。官员问责制的出现，顺乎民意，顺理成章，是政治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问责制倾向于过错推定原则，即有错必究，只要有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官员必须受到追究。这原本也没有错。对官员就应该严格要求才能整肃党风政风，使所有官员能够谨慎履职，恪尽职守。但是在此大原则下，也应该讲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走向为了问贵而问责的极端做法上去。比如临汾市，事故多发恰恰说明当地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越是如此，越需要地方党政领导沉下来，踏踏实实地，研究问题，查找根源，有针对性地整顿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