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教科书上出现的往大海里倒牛奶的场景曾经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人们领略到了一个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时的残酷，如今因消费者信任危机而引发的中国奶业产能过剩正以另外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展现开来——屠牛。
4月7日，在北京密云打工的苏军保，接到任丘家中妻子打过来的电话。妻子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有人要买他们家最后一头奶牛。这个消息让他很是惊喜——如果卖掉手里的这头奶牛，一家子算是得到解脱了。能卖掉手上的这头奶牛是他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今年春节后，他手上只剩下两头奶牛了，实在是卖不掉。他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一直没敢对外人说，因为那是一个私人屠宰点。
卖牛行动
杀牛之前，苏军保和妻子已经在任丘养了三四年的奶牛。任丘是河北省的奶牛养殖大县，有很多规模化的养牛厂，也有不少散养的奶农。苏军保当年在北京做泥瓦工，看到当地很多亲戚养奶牛发了家，很动心。亲戚对他说：“一头奶牛年产奶量正常在五六千公斤，按照每公斤3元计算，就有一两万元的毛收入，相当于你一年的工钱了。”亲戚还表示愿意免费教他母牛顺利配种产子的技术。
在亲戚的鼓动下，夫妻二人带着所有的打工积蓄回到老家沧州，并在任丘的一个村子安顿下来饲养奶牛。到去年下半年，苏军保家已有9头奶牛，其中有4头是正在成长期的小奶牛，几头成年奶牛一天产奶近200公斤。由于产奶总量不大，他家的鲜奶都直接交给了一个在当地收奶的经纪人，每天都上门来取，有多少收多少，因此他们很少会为奶的出路发愁。按照当时每公斤3元的收购价，除去成本，他们家每天都有300多元的收入，这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由于亲戚指点有方，苏军保在两年前掌握了母牛配种技术，这个技术可是“点金指”。2008年上半年。一头日产奶量不到300公斤的奶牛，最高售价已达到2万元，而且价格还有继续走高的趋势。就连一头刚落地的小牛犊也能卖上三四千元。“那段时间真是疯掉了，一些大的奶牛养殖户们到处买奶牛。”苏军保说。
苏军保家的奶牛配种大获成功，相继有4只小牛犊降生，这让他和妻子真有“在家偷着乐”的感觉：一次配种的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一旦成功，那就是钞票滚滚来。一时间有很多奶农上门要买他的牛犊。出价一个比一个叫得高。
夫妻二人却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认为成年奶牛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按照奶牛的成长周期，一般生长两年后奶牛即可产奶，而成年奶牛的价格已经比牛犊的价格翻了近5倍，除了人力之外，其他投入并不大，这笔账非常合算。
照此推算，苏军保家四头正在生长期的奶牛本应在今年春节后即可产奶。但人算不如天算，去年9月份“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奶牛养殖行业的形势发生惊天逆变。苏军保意识到形势不妙，觉得像他这样的散户基本上没有任何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短时间内将手里的奶牛全部出手，不干了。
去年9月中旬，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成功地卖出了5头奶牛，这些都是产奶正旺盛的牛。苏军保不愿意透露具体的成交价格，只是说牛比较好卖。他认为，那5头牛出售赶上了“回光返照”的尾市。三鹿出事之后，至少有十多天时间，乳企对鲜奶收购量陡减，“但奇怪的是，很快就恢复了。”
那时，更多的企业还没有牵扯进来，大家以为也就三鹿一家添加了三聚氰胺。消费者长期喝牛奶的习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三鹿空出来的巨大的市场份额需要瞬间填补。进一步刺激了其余乳企的产销两旺，这也直接增强了处在产业链上游的奶农的信心。一些奶农从这短暂的繁荣中甚至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开始抢购奶牛来扩大产能。
此时妻子对苏军保先前的卖牛开始感到懊悔，试图阻止他继续卖牛。苏军保也有些迷糊，卖了5头牛后开始观望。不再急着出手其他几头牛。“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新闻报道，甚至天天都要上网浏览信息。”苏军保说，“那段时间上网的次数比以往两年加起来还要多。”
9月下旬，国家质检总局的检测报告出台，蒙牛、伊利、光明这些乳业大佬们的产品也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一场剧烈的行业“地震”已难以避免，苏军保确定前段时间的“繁荣”就是回光返照，于是果断继续卖牛。
夫妻二人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卖牛行动，这也是一位普通奶农在行业“地震”前夕最极端也是最好的自救行动。但形势的恶化已经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苏军保专程上门去找那些养牛大户，打着要转型的旗号，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奶牛。这些大户们也很清楚苏军保的意图。一改往日对成年奶牛的渴盼，态度不冷不热。买方几番推辞，然后才砍价，到最后成交，一头牛的价格相比一个月前缩水近一半。
“几乎求着他们买牛了。”在2009年春节前的三个月里。他们卖掉了两头即将产奶的牛。
偷偷杀牛
还剩最后两头奶牛，实在是卖不掉。此时非常焦急的苏军保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
当时一头奶牛的市场卖价只有5000元左右。一个朋友提示他，既然养着亏本又卖不掉，不如杀了算了，这位朋友认识一个屠宰点。可以介绍。当时一斤牛肉的市场价还是10多元，一头奶牛一千多斤，论斤卖可能比论头卖还划算。
接触后，他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那个屠宰点其实就是一个私人杀牛的地方。这家私人屠宰点老板也承认很少宰杀奶牛。由于搞不到牛，才考虑收苏军保家的奶牛。双方很快就谈妥了。约好由杀牛者开车上门收牛。
凌晨时分，收牛的开车来到苏军保家，将奶牛赶上了车，苏军保同车一起赶往屠宰点。由于担心被主管部门抓，这家屠宰点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司机驾着夜车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来到这个点。
到达后，苏随同司机一同走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霍霍的磨刀声伴着两头大狼狗高声地吠叫。与四周夜色中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地面到处是血水，绳索、铁钩和各类刀具一应俱全，几名彪形大汉在一边喝着水，院子里已经有两头捆好的牛正在待宰中。
苏军保的奶牛一被牵进院里，那几位大汉就站起来。将牛牵到院子进门左边的一个棚子里，先将牛拴到一个铁柱子上。有人上前握住牛角，再上去两个人将绳子系到牛脖子、4条腿上，然后慢慢收紧，抓牛角的人放手走到一边，另外几个人上前突然一紧拉绳索，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奶牛就摔倒在地。随后，上来一个人，手持长条刀，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将牛杀了。
奶牛被杀的那一刻。苏军保心里有些悲伤，一是以前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另外奶牛养了这么久。有感情了。“要不是不得已，谁会去杀奶牛啊。”他决定全部处理完这些奶牛后，继续去北京做他的泥瓦工，以后再也不养奶牛。但是最后一头奶牛他实在没勇气再交给屠宰厂了。
过完春节，苏军保就跟随以前的工友来到了离家200多公里的北京密云，继续他的打工生活。剩下的那头奶牛，他也没指望能卖出去了。不过妻子在家养一头牛，负担轻多了，每天还能产几十斤的奶，至少老婆儿子还可以喝点新鲜奶。最近妻子还学会了制作酸奶，喝不完的奶也不至于要倒掉。当然，苏军保心里还是想着能将最后那头牛卖掉，这样妻子就少了束缚。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北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
如今总算天遂人愿，有人要买他们家这最后一头奶牛了。
4月7日，在北京密云打工的苏军保，接到任丘家中妻子打过来的电话。妻子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有人要买他们家最后一头奶牛。这个消息让他很是惊喜——如果卖掉手里的这头奶牛，一家子算是得到解脱了。能卖掉手上的这头奶牛是他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今年春节后，他手上只剩下两头奶牛了，实在是卖不掉。他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一直没敢对外人说，因为那是一个私人屠宰点。
卖牛行动
杀牛之前，苏军保和妻子已经在任丘养了三四年的奶牛。任丘是河北省的奶牛养殖大县，有很多规模化的养牛厂，也有不少散养的奶农。苏军保当年在北京做泥瓦工，看到当地很多亲戚养奶牛发了家，很动心。亲戚对他说：“一头奶牛年产奶量正常在五六千公斤，按照每公斤3元计算，就有一两万元的毛收入，相当于你一年的工钱了。”亲戚还表示愿意免费教他母牛顺利配种产子的技术。
在亲戚的鼓动下，夫妻二人带着所有的打工积蓄回到老家沧州，并在任丘的一个村子安顿下来饲养奶牛。到去年下半年，苏军保家已有9头奶牛，其中有4头是正在成长期的小奶牛，几头成年奶牛一天产奶近200公斤。由于产奶总量不大，他家的鲜奶都直接交给了一个在当地收奶的经纪人，每天都上门来取，有多少收多少，因此他们很少会为奶的出路发愁。按照当时每公斤3元的收购价，除去成本，他们家每天都有300多元的收入，这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由于亲戚指点有方，苏军保在两年前掌握了母牛配种技术，这个技术可是“点金指”。2008年上半年。一头日产奶量不到300公斤的奶牛，最高售价已达到2万元，而且价格还有继续走高的趋势。就连一头刚落地的小牛犊也能卖上三四千元。“那段时间真是疯掉了，一些大的奶牛养殖户们到处买奶牛。”苏军保说。
苏军保家的奶牛配种大获成功，相继有4只小牛犊降生，这让他和妻子真有“在家偷着乐”的感觉：一次配种的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一旦成功，那就是钞票滚滚来。一时间有很多奶农上门要买他的牛犊。出价一个比一个叫得高。
夫妻二人却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认为成年奶牛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按照奶牛的成长周期，一般生长两年后奶牛即可产奶，而成年奶牛的价格已经比牛犊的价格翻了近5倍，除了人力之外，其他投入并不大，这笔账非常合算。
照此推算，苏军保家四头正在生长期的奶牛本应在今年春节后即可产奶。但人算不如天算，去年9月份“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奶牛养殖行业的形势发生惊天逆变。苏军保意识到形势不妙，觉得像他这样的散户基本上没有任何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短时间内将手里的奶牛全部出手，不干了。
去年9月中旬，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成功地卖出了5头奶牛，这些都是产奶正旺盛的牛。苏军保不愿意透露具体的成交价格，只是说牛比较好卖。他认为，那5头牛出售赶上了“回光返照”的尾市。三鹿出事之后，至少有十多天时间，乳企对鲜奶收购量陡减，“但奇怪的是，很快就恢复了。”
那时，更多的企业还没有牵扯进来，大家以为也就三鹿一家添加了三聚氰胺。消费者长期喝牛奶的习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三鹿空出来的巨大的市场份额需要瞬间填补。进一步刺激了其余乳企的产销两旺，这也直接增强了处在产业链上游的奶农的信心。一些奶农从这短暂的繁荣中甚至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开始抢购奶牛来扩大产能。
此时妻子对苏军保先前的卖牛开始感到懊悔，试图阻止他继续卖牛。苏军保也有些迷糊，卖了5头牛后开始观望。不再急着出手其他几头牛。“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新闻报道，甚至天天都要上网浏览信息。”苏军保说，“那段时间上网的次数比以往两年加起来还要多。”
9月下旬，国家质检总局的检测报告出台，蒙牛、伊利、光明这些乳业大佬们的产品也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一场剧烈的行业“地震”已难以避免，苏军保确定前段时间的“繁荣”就是回光返照，于是果断继续卖牛。
夫妻二人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卖牛行动，这也是一位普通奶农在行业“地震”前夕最极端也是最好的自救行动。但形势的恶化已经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苏军保专程上门去找那些养牛大户，打着要转型的旗号，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奶牛。这些大户们也很清楚苏军保的意图。一改往日对成年奶牛的渴盼，态度不冷不热。买方几番推辞，然后才砍价，到最后成交，一头牛的价格相比一个月前缩水近一半。
“几乎求着他们买牛了。”在2009年春节前的三个月里。他们卖掉了两头即将产奶的牛。
偷偷杀牛
还剩最后两头奶牛，实在是卖不掉。此时非常焦急的苏军保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
当时一头奶牛的市场卖价只有5000元左右。一个朋友提示他，既然养着亏本又卖不掉，不如杀了算了，这位朋友认识一个屠宰点。可以介绍。当时一斤牛肉的市场价还是10多元，一头奶牛一千多斤，论斤卖可能比论头卖还划算。
接触后，他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那个屠宰点其实就是一个私人杀牛的地方。这家私人屠宰点老板也承认很少宰杀奶牛。由于搞不到牛，才考虑收苏军保家的奶牛。双方很快就谈妥了。约好由杀牛者开车上门收牛。
凌晨时分，收牛的开车来到苏军保家，将奶牛赶上了车，苏军保同车一起赶往屠宰点。由于担心被主管部门抓，这家屠宰点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司机驾着夜车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来到这个点。
到达后，苏随同司机一同走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霍霍的磨刀声伴着两头大狼狗高声地吠叫。与四周夜色中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地面到处是血水，绳索、铁钩和各类刀具一应俱全，几名彪形大汉在一边喝着水，院子里已经有两头捆好的牛正在待宰中。
苏军保的奶牛一被牵进院里，那几位大汉就站起来。将牛牵到院子进门左边的一个棚子里，先将牛拴到一个铁柱子上。有人上前握住牛角，再上去两个人将绳子系到牛脖子、4条腿上，然后慢慢收紧，抓牛角的人放手走到一边，另外几个人上前突然一紧拉绳索，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奶牛就摔倒在地。随后，上来一个人，手持长条刀，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将牛杀了。
奶牛被杀的那一刻。苏军保心里有些悲伤，一是以前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另外奶牛养了这么久。有感情了。“要不是不得已，谁会去杀奶牛啊。”他决定全部处理完这些奶牛后，继续去北京做他的泥瓦工，以后再也不养奶牛。但是最后一头奶牛他实在没勇气再交给屠宰厂了。
过完春节，苏军保就跟随以前的工友来到了离家200多公里的北京密云，继续他的打工生活。剩下的那头奶牛，他也没指望能卖出去了。不过妻子在家养一头牛，负担轻多了，每天还能产几十斤的奶，至少老婆儿子还可以喝点新鲜奶。最近妻子还学会了制作酸奶，喝不完的奶也不至于要倒掉。当然，苏军保心里还是想着能将最后那头牛卖掉，这样妻子就少了束缚。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北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
如今总算天遂人愿，有人要买他们家这最后一头奶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