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经济学缺乏现实主义，其关于人类行为的“模型”最像讽刺漫画，而最不像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在我最近的著作《经济学有什么问题？》中，我认为在试图建立普遍规律时，经济学家会故意忽略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Thorstein Veblen很好地捕捉了这种盲目性。Veblen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想象着经济学家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解释“一群阿留申群岛人在海草和激浪中游荡，用耙子和神奇的咒语捕获贝类”。
　　在18世纪，经济学的实践者决定，将他們的研究与所谓的“硬性”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相对应，而抵制像历史那样的“人文”科学。他们的志向是构建社会的“物理学”，使社会结构与自然结构一样受不变定律的约束。因此，解释行星绕太阳轨道的重力定律，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规律—能够确保市场平衡的自利定律。
　　经济学的权威，是基于其推理的精确性和对度量的重视—不能定量的东西只能是见解，而不是知识。科学家不断发现新冠疾病的原因和感染进程的尝试，正是基于这种方法。
　　我仍然认为，经济学脱离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时的严重缺陷。但是，我现在看到了这种“文化中立”的可取之处，因为它在当前的震撼了非科学知识分子，而新闻工作者热衷于自以为是地谈论的文化大战中，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安全空间”。
　　当前文化战争爆发的威力，部分反映了缺乏替代新闻：媒体不能仅靠报道大流疫而生存，可惜经济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的正常开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有更多（更重要）的新闻，“取消文化”肯定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自1960年代以来，就有人在对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以使其更易于被其他文化接受。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历史学家可能仍然可以自由辩论，“志愿抹除西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性别歧视等的肖像、语言和思想习惯”是否代表着文明的进步或消退，以及在什么比例的情况下。
　　当然，答案将取决于未来的结果。而目前，不到30岁的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有足够的历史记忆来挑战当前的判断标准。
　　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并不比其他领域少受争议。我目前正在思考有关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开端。今天，另一个特别显著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富人的卓越才华，还是累积的社会经济优势？
　　这些辩论是激烈的。它们引发了政治运动，有的是反应，有的是改革和革命。但是在知识水平上，它们的参与者认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更好的推理和更好的证据原则上可以解决这些争论。主角的文化偏见，不是在经济思想之战中要使用的武器，因为身份政治或女权主义的论点不会推动辩论。
　　支持经济学的另一点，是它的有效主张是肤色盲和性别盲。经济学家仅将个人视为消费者，将其偏好和预算视为给定的条件，而忽略了导致其成为现实的原因。
　　总体而言，这种盲目性也适用于企业。公司不关心客户的肤色、性别或政治信仰；相反，它们在实际或预期的销售点响应消费者需求。因此，如果没有巨大的文化盲区，就不可能对经济或商业成果进行准确的计算。
　　然而，尽管承认了所有这些，我仍然不安于以为自己的学科能保护我免受文化大战的打击。因为我不禁感到，“文化”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无论是好是坏，都更加重要。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