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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翻译
1.1深度翻译定义及特点
“深度翻译”或称“厚语境化”，是在翻译中添加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等，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为文字所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Appiah，2000：417-429）。深度翻译的特点是以注释、术语表或引言等形式在翻译中加入大量解释性的内容，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将译文置于丰富的语境之中，彰显对他者文化的宽容与尊重。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方法，其特点是倡导术语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多角度（宋晓春，2014：940）。
1.2 Mary译本中的深度翻译
“Mary译本”在译文正文前撰写了内容丰富的序言，阐述所收集和参考的经学注疏，还有作者翻译《孝经》的初衷以及所传达的意愿;注释内容的总篇幅与正文译文篇幅大致相当。译本引经据典，旁采博涉，为中国古典文化提供了非常详实的介绍和说明，为读者理解译文铺平了道路。经分析归纳，“Mary译本”采用了深度翻译方法，如使用译者序、词义注、义理注、释译等，呈现出文本内、外深度翻译相互补充与照应。译者将人物和字词的详细含义补充出来，并增添人物背景和社会现实意义，为非源语读者扫清了阅读理解障碍，有利于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下面具体举例来说明增译的部分。
1.译者序
在“Mary”译本的正文前，作者深入剖析了《孝经》中的孝道文化，由浅入深，带领读者一步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作者还提到了该译本编辑初衷及理由，第一，《孝经》是一部对我们至今还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第二，《孝经》深刻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深层社会关系，第三，对于外国人初学中国文化来说，《孝经》是最好的学習材料。
2.词译注
对一些古字进行注明解释，以此补充和完善译文。
例如《孝经》第一章中
原文：仲尼居，曾子侍。
译文：Chung-ni was at leisure and Tseng Tzu attended him.
这一句中提到了仲尼，译者给出的注释内容包括仲尼的“字”，而且提到了“字”的历史渊源，随即还说到了“孔子”的“姓”和“名”，分别是“孔”和“丘”。不仅如此，注释中还提到了“乳名”、“书名”、“官名”、“别字”、“号”，提到“号”时，译者又把“国号”、“年号”、“朝号”给解释了一遍。这些补充的内容，让没有接触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对“字”的由来、发展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名”和“号”等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接触，会让人产生想去深入了解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外来读者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的门。
3.尾注
尾注出现在文章的正文后。起到补充正文的作用，以便读者理解。
例如，第一章中
原文：先王有至德要道
译文：Early kings possessed the highest virtue
译者将“德”翻译成“virtue”，同时还补充说明了“德”的用法。比如：“至德”，即“the highest virtue”，中文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恶德”，即“an evil disposition”，中文意思是邪恶的品行。译者还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首先由孔子提出，然后经孟子和董仲舒扩充，最后成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因素之一。“五常”作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用以处理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依五常之伦理原则处之，则能直接沟通; 通则去其间隔，相互感应和和洽。译者在注释中提到儒家“五常”，让外来读者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于人们价值观，人生观起着或多或少的启示作用，对指导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意义。
4.释译
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时，通过理解其本质意义，采用解释性的方法翻译。
例如，第十章中
原文：三者不除，岁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
译文：As long as these three evils are not uprooted， a son cannot be called filial even though he feasts his parents daily on the three kinds of choice meat.
这一句中，译者将“三牲之养”翻译成“Three kinds of choice meat”而且在注释中补充道，从表面上看，是“Three sacrificial animal support”，意思是杀三头牲口来供养父母，但是，原文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用三种牲口的肉来侍奉父母，所以，译者才会如是翻译。
三、中国“一带一路”与《孝经》英译本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上，在文化上也是紧密相连。其他国家在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来往的同时，也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产生浓厚的兴趣。“一带一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更有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更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都说文化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为了打造文化强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自古便是以仁孝治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孝经》是我们当代人应该拜读、研究和发扬的古文学典范。 但是众所周知，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时常会因为表达不恰当、不得体而使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寻求合适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语
综上所述，Mary的《孝经》英译本中，使用了深度翻译的方法，为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丰厚的源语语境，不仅仅只翻译出《孝经》中词句的表面意思，而且深入挖掘其中的歷史时代背景，和文化习俗。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像《孝经》这类中国经典作品，以译作的方式，向读者，特别是非源语读者演绎了中国文化，传播了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Appiah， K. A. 2000. Thick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417-429.
[2]Gouanvic， J. 2005.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J]. The Translator （2）： 147-166.
[3]Hermans， T. 2003.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 380-389.
[4]Legge， J. 1861.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M]. London：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李玉良、祝婷婷，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2-95。
[6]宋晓春，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 21 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6）：939-948。
[7]张虹、段彦艳，译者行为批评与 《孝经》两译本中评价意义的改变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4）：151-158。
作者简介：
钟文婷（1998—）女，湖南岳阳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2016级翻译1班学生，学号2016560425，
王鑫（1998—）女，湖南邵阳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2016级翻译1班学生，学号2016560419，
李江春（1967—）女，湖南益阳人，硕士，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变译理论的〈孝经〉翻译研究》（序号93）阶段性成果。
1.1深度翻译定义及特点
“深度翻译”或称“厚语境化”，是在翻译中添加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等，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为文字所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Appiah，2000：417-429）。深度翻译的特点是以注释、术语表或引言等形式在翻译中加入大量解释性的内容，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将译文置于丰富的语境之中，彰显对他者文化的宽容与尊重。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方法，其特点是倡导术语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多角度（宋晓春，2014：940）。
1.2 Mary译本中的深度翻译
“Mary译本”在译文正文前撰写了内容丰富的序言，阐述所收集和参考的经学注疏，还有作者翻译《孝经》的初衷以及所传达的意愿;注释内容的总篇幅与正文译文篇幅大致相当。译本引经据典，旁采博涉，为中国古典文化提供了非常详实的介绍和说明，为读者理解译文铺平了道路。经分析归纳，“Mary译本”采用了深度翻译方法，如使用译者序、词义注、义理注、释译等，呈现出文本内、外深度翻译相互补充与照应。译者将人物和字词的详细含义补充出来，并增添人物背景和社会现实意义，为非源语读者扫清了阅读理解障碍，有利于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下面具体举例来说明增译的部分。
1.译者序
在“Mary”译本的正文前，作者深入剖析了《孝经》中的孝道文化，由浅入深，带领读者一步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作者还提到了该译本编辑初衷及理由，第一，《孝经》是一部对我们至今还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第二，《孝经》深刻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深层社会关系，第三，对于外国人初学中国文化来说，《孝经》是最好的学習材料。
2.词译注
对一些古字进行注明解释，以此补充和完善译文。
例如《孝经》第一章中
原文：仲尼居，曾子侍。
译文：Chung-ni was at leisure and Tseng Tzu attended him.
这一句中提到了仲尼，译者给出的注释内容包括仲尼的“字”，而且提到了“字”的历史渊源，随即还说到了“孔子”的“姓”和“名”，分别是“孔”和“丘”。不仅如此，注释中还提到了“乳名”、“书名”、“官名”、“别字”、“号”，提到“号”时，译者又把“国号”、“年号”、“朝号”给解释了一遍。这些补充的内容，让没有接触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对“字”的由来、发展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名”和“号”等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接触，会让人产生想去深入了解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外来读者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的门。
3.尾注
尾注出现在文章的正文后。起到补充正文的作用，以便读者理解。
例如，第一章中
原文：先王有至德要道
译文：Early kings possessed the highest virtue
译者将“德”翻译成“virtue”，同时还补充说明了“德”的用法。比如：“至德”，即“the highest virtue”，中文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恶德”，即“an evil disposition”，中文意思是邪恶的品行。译者还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首先由孔子提出，然后经孟子和董仲舒扩充，最后成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因素之一。“五常”作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用以处理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依五常之伦理原则处之，则能直接沟通; 通则去其间隔，相互感应和和洽。译者在注释中提到儒家“五常”，让外来读者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于人们价值观，人生观起着或多或少的启示作用，对指导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意义。
4.释译
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时，通过理解其本质意义，采用解释性的方法翻译。
例如，第十章中
原文：三者不除，岁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
译文：As long as these three evils are not uprooted， a son cannot be called filial even though he feasts his parents daily on the three kinds of choice meat.
这一句中，译者将“三牲之养”翻译成“Three kinds of choice meat”而且在注释中补充道，从表面上看，是“Three sacrificial animal support”，意思是杀三头牲口来供养父母，但是，原文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用三种牲口的肉来侍奉父母，所以，译者才会如是翻译。
三、中国“一带一路”与《孝经》英译本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上，在文化上也是紧密相连。其他国家在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来往的同时，也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产生浓厚的兴趣。“一带一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更有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更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都说文化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为了打造文化强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自古便是以仁孝治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孝经》是我们当代人应该拜读、研究和发扬的古文学典范。 但是众所周知，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时常会因为表达不恰当、不得体而使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寻求合适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语
综上所述，Mary的《孝经》英译本中，使用了深度翻译的方法，为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丰厚的源语语境，不仅仅只翻译出《孝经》中词句的表面意思，而且深入挖掘其中的歷史时代背景，和文化习俗。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像《孝经》这类中国经典作品，以译作的方式，向读者，特别是非源语读者演绎了中国文化，传播了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Appiah， K. A. 2000. Thick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417-429.
[2]Gouanvic， J. 2005.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J]. The Translator （2）： 147-166.
[3]Hermans， T. 2003.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 380-389.
[4]Legge， J. 1861.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M]. London：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李玉良、祝婷婷，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2-95。
[6]宋晓春，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 21 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6）：939-948。
[7]张虹、段彦艳，译者行为批评与 《孝经》两译本中评价意义的改变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4）：151-158。
作者简介：
钟文婷（1998—）女，湖南岳阳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2016级翻译1班学生，学号2016560425，
王鑫（1998—）女，湖南邵阳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2016级翻译1班学生，学号2016560419，
李江春（1967—）女，湖南益阳人，硕士，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变译理论的〈孝经〉翻译研究》（序号9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