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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民举报：江苏省铁路公司下属的铁成公司总经理顾荣忠，在公司出现巨额亏损近3亿的情况下，将公司账上160余万元所谓效益工资全部私分，顾荣忠却在公司内外议论纷纷时，全身而退，被时任江苏省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张伯端安排至铁路公司任经营处处长。
公司内外一片哗然。
私下分了工资款
检察官们在初查后就已经判定，顾荣忠有重大职务犯罪嫌疑。同时。铁路公司内张伯端等人涉嫌受贿的线索也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线。
此时。贯穿江苏南北的干线通道——新长铁路(江苏新沂至浙江长兴)正在紧张施工。这条由铁道部、江苏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共同投资62亿元进行建设的铁路。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也是我国“九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因此。铁路系统内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工程的顺利完工。只有海晏河清才能迅速稳定人心。
查实顾荣忠的问题很可能将得到进一步指证张伯端犯罪的重要证据。
白下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果断采取行动。
顾荣忠等人私分160多万元效益工资是唯一的突破口。在铁成公司亏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效益工资从何而来？如果不是私分。那又是何人批准的呢?
2003年4月3日。铁成公司原财务部经理庄永忠被传讯到案，证实这160万是按照公司成立之初的规定计算出来的效益工资。本应和公司亏损挂钩。但顾荣忠向铁路公司提出要拿这笔钱。没想到张伯端主持董事会硬把这事儿批了下来。检察官们判断：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庄永忠到案后的6个小时。顾荣忠被“约请”到了白下区检察院。顾荣忠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动作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小金库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偷偷设立小金库
顾荣忠在审讯中表现得异常冷静。一口咬定自己除了把奖金分了这点事，没有任何其他问题，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可顾荣忠越是镇定。检察官们就越觉得他想极力隐瞒什么。
翻开顾荣忠的履历。人们对这个表面上斯文内敛、行为拘谨的44岁男人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1962年。顾荣忠出生于宜兴农村，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小时家中四处惜粮果腹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1980年。顾荣忠以宜兴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南京大学管理工程系。4年后又考入上海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在江苏省河海大学管理工程系任教10年。顾荣忠在交通规划方面屡屡创新，硕果累累。1995年在顾荣忠开始攻读在职博士时，被调入江苏省铁路公司工作，任投资管理科科长。
靠着灵活的头脑和坚实的理论根基。顾荣忠很快就脱颖而出。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张伯端，曾在宜兴当过市委书记，自然就对这个宜兴才子多加了几分关注。而顾荣忠此时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刻意在张伯端面前展示。这一阶段顾荣忠对经济活动的天分也在一笔笔赢利的投资操作中开始显露。
很快。精明能干的顾荣忠就赢得了张伯端的信任。1998年，铁路公司组建铁成公司时，作为张伯端信任的能人和心腹。顾荣忠顺理成章坐上了一把手的宝座，成为了正处级千部。
从顾荣忠在铁路系统的正作经历来看，在股票市场频频赢利是他得到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白下区检察院也曾经接到过关于顾荣忠和证券公司相互勾结违规操作的举报线索，因此，检察官们迅速调整侦查方向，果断以清查顾荣忠所涉的股票交易账目为突破口。
很快，在铁成公司账上就发现了一笔可疑的股票记录，记录显示一支名为“一汽轿车”的股票已经交易出去。但却并没有发现抛出后应转入账面的资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检察官继续侦查。铁成公司经营部原经理孙志远交待了实情。
原来顾荣忠自从当上投资管理科科长后。就在暗地里开始了小动作。1997年初。顾荣忠负责操作“一汽轿车”股票。委托“南方证券”进行代理。很快。“一汽轿车”价格上扬。顾荣忠立即致电“南方证券”在高位时赶紧把“一汽轿车”抛出，谁知。当天“南方证券”因机器故障导致交易未能成交。此后。“一汽轿车”股价下跌。铁成公司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顾荣忠立即找到“南方证券”理论。“南方证券”自知理亏，同意按照高位时市值30多万的价格将钱贴给铁成公司，顾荣忠将所持“一汽轿车”股票转手给“南方证券”就行。“南方证券”的钱很快就到了铁成公司账上，可精明的顾荣忠留了一手。他并没有及时将股票交还给对方。
过了一阵子，顾荣忠看看“南方证券”没人过问此事。便对孙志远说：“既然没人来拿这个股票。这钱就挂在账外吧!”他把“一汽轿车”股票以“安身来”的化名放到了南京证券公司金桥营业部进行操作。顾荣忠小试牛刀。就为自己搞定了第一个小金库。
这个账外小金库的发现。坚定了检察官一追到底的信心，并加大了工作力度。白下区检察院查遍铁成公司在前后5年，累计涉及十几亿的资金流向、299个股票账户、几千个股东账户。十几台电脑昼夜不停运转处理相关数据，检察官们兵分4路到全国各地证券营业部调取核查证据材料。更加惊人的犯罪事实终于浮出了水面。顾荣忠依托国资为自己牟利的贪婪形象逐渐清晰。
拆借资金跟大盘
在坐上了一把手的宝座后，顾荣忠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得到重用，是因为能在股票市场赚钱。铁成公司组建的初衷就是把铁路公司大量闲散资金汇集起来在资本市场牟利。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顾荣忠在当时并不规范的股票市场。动用近5亿元的巨额国资控制大盘走向，从而操纵股票价格。靠着违规操作。他在短期内就为公司赚得了近亿的利润。
在顾荣忠被当作功臣的同时，他也确立了自己公私兼顾搞双赢的原则。幻想能在公家赚钱的同时。自己也能悄悄攒上些银子。然后再去轰轰烈烈搞份属于个人的事业。
从此，顾荣忠不再满足于先前的小打小闹。而是依托巨额国有资本，运用自己的专业才识，大展拳脚。其捞钱的方式、方法在贪官腐败史上实在算得上是独辟蹊径。
顾荣忠往往利用铁成公司资金将一支股票价位打压到最低，然后用个人资金大量买进。接着操纵巨额国资将这只股票市值运作到高位。随即再将私人名下的同种股票高价位抛出。再用公司的钱高价位承接，实际上就是用公家的资金在股票市场杀开一条血路。自己则稳当地坐收渔利，当然渔利是惊人的。
顾荣忠这个中饱私囊的绝妙战略。不仅高智商，还是无成本。因为他为自己低价买进、高价抛出的大量本金。也是通过挪用公款获得的。
1998年2月。顾荣忠私自将铁成公司的1万股“江南重工”、2万股“东风电仪”等股票在高位时抛出。得款57．5万元，然后拿这笔钱紧跟公司的大盘，赚了20多万元。同年6月。为了掩人耳目，顾荣忠又将卖出的同种、同量的股票在低位时买回，归还给公司。自己轻松就赚了大钱。 渐渐地。顾荣忠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样几十万的来去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想紧跟坐庄的大盘路线。一次就赚个盘满钵溢。他这个战略的关键还是资金。而且是足够多的个人资金。
1999年初。顾荣忠向南京证券公司提出想私人拆借一笔资金。其实，顾荣忠知道证券公司向客户拆借资金是不允许的。一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导致资金无法收回：二是如果把钱借给关系户，证券公司虽然收取利息。但这对其他客户而言显失公平。
但顾荣忠成竹在胸。铁成公司在“南京证券”开的账户上投有2亿元的资金量，因此谁都不敢轻易得罪手握财权的他。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愿。“南京证券”在明知违规的情况下，还是不敢得罪这个财神爷。两次非法拆借给顾荣忠8000万元资金。顾荣忠口袋里有了钱。腰杆儿立马硬了。赶紧跟住铁成公司的坐庄路线。自己一方面指挥国资操纵股市，一方面让私人资本逮着便宜就钻。真正做起了稳赚不赔的捞钱买卖，短短两年就非法获利1000多万元。
贪污差价补偿款
在股票市场。铁成公司和顾荣忠终于依靠违规操作，获得了双赢。
1999年9月，铁成公司动用3亿元资金，坐庄一支名为“同仁铝业”的股票。很快从每股5元炒到了每股15元。而此时，南京的一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投资”)也动用上亿资金操作此支股票，双方几次大规模的对庄。结果谁也没占到便宜。
“H投资”的张总此后找到了顾荣忠，开门见山地表示：“顾总。你这支股票很有名气，你看能不能转给我，我们有了好处决不会忘了你。否则，老是对庄，大家都没有好处!”顾荣忠脑袋飞快一合计。立即答复：“你们天天和我对庄，搞得我头疼，你们得付给我们公司精神补偿金！”
张总立即明白了顾荣忠的意思。当即表示：铁成公司如果将手头持有的“同仁铝业”股票“倒仓”卖给“H投资”，“H投资”则按每股18元来结算。然后再把市场的差价补贴给铁成公司。至于这笔差价补偿款打到哪个账户，全听顾荣忠吩咐。
顾荣忠心想，5块买进18块卖出，反正公司赚了大钱。大家肯定没话说。市场价从当时看要比每股18元高。自己要是偷偷将差价拿下来，肯定也有得赚。于是，对此提议欣然同意。接着，双方成功“倒仓”，在顾荣忠的授意下，“H投资”用高出的差价购买了400多万元国债和100多万元股票。直接转入了顾的私人账户，600多万公款(即那笔差价)轻轻松松落入了顾荣忠的腰包，他同时还博得了为铁成公司赚取巨额利润的美名。
遭遇熊市终崩盘
就在顾荣忠公私兼顾春风得意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会遭遇中国股市的数年寒冬。可常在河边走，一直没湿鞋的顾荣忠刚愎自用。仍然妄想着利用手中职权再为自己狠捞几笔。他的顶头上司张伯端此时也坚决支持他的一意孤行。不肯退出股票市场。张伯端心里头也打着小九九：铁成公司改制在即。届时他按规定可以拥有10％的股份。如果铁成公司能够继续获取暴利。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分得更多。
可最终，连续的熊市让这两个心怀鬼胎的人彻底傻了眼。不仅此后再也没有机会中饱私囊，他们变本加厉的违规操作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铁成公司在股票市场连遭“滑铁卢”，造成了近3亿元的巨额亏损。
事发后。张伯端迅速认罪服法，而顾荣忠也为自已的罪行付出惨痛的代价。
2005年9月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顾荣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顾荣忠贪污赃款603万元、非法所得1022万元、“西安旅游”股票46万股。
铁窗高墙的会见室内，顾荣忠见到了赶来监狱探视的奏儿。儿子对顾荣忠说：“爸爸保重。将来儿子为你养老！”曾经的千万富豪悔恨交加。泪如雨下。
顾荣忠对检察官痛悔地表示：“我不抽不赌不嫖，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每年合法收入就有80万元之多，要这么多钱干嘛呢！”边说边摇头叹息。
这个戴着官帽子但却坐庄股市、中饱私囊的金融大亨，将在铁窗内去细细总结金钱对他而言的真正意义。
关注第三类“红顶”
近年来。“红顶商人”现象广为公众所知。一类本身是企业家、商人。当其所领导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后。一些人便开始谋取政治地位。争取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或头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这似乎体现了政府对于有突出贡献企业家的特殊回报；对企业家来说。红顶对于企业其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类是指官员到企业去兼职，这些企业因与政府关系的非同一般而被称为“红顶公司”。
与前两类“红顶商人”相比，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最新曝光的江苏省铁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顾荣忠腐败案，揭示了鲜为人知的第三类“红顶”。他属于那种为数并不多，但掌控的资金量庞大、地位显赫的国有独资公司的当家人。是以企业形式运作的国有资产的实际掌控者和支配者。也是区别于前两类的合法“红顶商人”。他们运用国有资金操纵股市，谋取小团体及个人利益。这样的红顶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物。是国企红顶的弄潮儿。
客观地说。这第三类“红顶”乃是公有制社会跨入市场经济后必然保留的大蛋糕。由于体制的未完善和公司人治的长期不能消除。它往往会带来国有企业经营非法的权力越位，妨害正常的市场竞争，或形成新的垄断，与之俱来的是滋生更多的红项企业家腐败行为。这是当前改革的难点和顽症之所在，其危害之严重，不可小觑。
第三类“红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足为奇的，那时候由政府直接操纵着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初期。这类“红顶”已经开始利用能够变现的权力拓展寻租的空间，并且初尝甜头，冒出了一批暴发户；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类“红顶”更多的是利用国企改制之机疯狂地吞噬国有资产。
铁成公司陷入困境。虽然有顾荣忠个人独断专行的原因，但最为根本的还是铁成公司混乱的管理结构酿成的恶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必须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在他们那里，什么也没有。
无数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家失败的主因，八成在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又源于决策失败，决策失败则是独裁作怪。也就是人治作祟。为防止企业领导违法违规，亟需事前预防。治理的程序是依法办事，核心是战略决策管理。决策、经营、监督相互制衡，相互促进，推动企业沿着法治轨迹运行。只有在这种科学制度的作用下，无论领导人怎样更换，企业都不会脱离法治轨道而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顾荣忠身兼国企管理人和股市大佬，其作案手法看起来很特别。但他绝不是空前绝后。随着国有资金的介入。他们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庄家。也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的产物。令人诱惑的公私兼顾的空间。会使任何一个人格并不完美的人都无法抗拒，从沉甸甸的“左口袋”取出一点放进自己的“右口袋”。值得重视的是。比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或共荣共舞者——主管部门为何一再纵容，证券公司为何敢于违规拆借……这才是红顶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
更进一步说，一批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主体正试图结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并寄生于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之中。在纷纷将噬血之管插入股市的同时。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将社会公共资源推入股市。以供其自肥。短短5年间。仅顾荣忠就操纵十几亿元国有资金在近300个股票账户之间流转，这又该坑了多少小股民!在一个大量使用公共资金的市场上，“红顶”成为庄家并不是偶然的。
庄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病。“红项”庄家则是因不良体制孳生的怪胎。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虽然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未结束，但社会正眼巴巴地盼着红顶庄家能随着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的加快。早日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
(责编：吴为)
公司内外一片哗然。
私下分了工资款
检察官们在初查后就已经判定，顾荣忠有重大职务犯罪嫌疑。同时。铁路公司内张伯端等人涉嫌受贿的线索也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线。
此时。贯穿江苏南北的干线通道——新长铁路(江苏新沂至浙江长兴)正在紧张施工。这条由铁道部、江苏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共同投资62亿元进行建设的铁路。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也是我国“九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因此。铁路系统内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工程的顺利完工。只有海晏河清才能迅速稳定人心。
查实顾荣忠的问题很可能将得到进一步指证张伯端犯罪的重要证据。
白下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果断采取行动。
顾荣忠等人私分160多万元效益工资是唯一的突破口。在铁成公司亏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效益工资从何而来？如果不是私分。那又是何人批准的呢?
2003年4月3日。铁成公司原财务部经理庄永忠被传讯到案，证实这160万是按照公司成立之初的规定计算出来的效益工资。本应和公司亏损挂钩。但顾荣忠向铁路公司提出要拿这笔钱。没想到张伯端主持董事会硬把这事儿批了下来。检察官们判断：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庄永忠到案后的6个小时。顾荣忠被“约请”到了白下区检察院。顾荣忠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动作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小金库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偷偷设立小金库
顾荣忠在审讯中表现得异常冷静。一口咬定自己除了把奖金分了这点事，没有任何其他问题，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可顾荣忠越是镇定。检察官们就越觉得他想极力隐瞒什么。
翻开顾荣忠的履历。人们对这个表面上斯文内敛、行为拘谨的44岁男人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1962年。顾荣忠出生于宜兴农村，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小时家中四处惜粮果腹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1980年。顾荣忠以宜兴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南京大学管理工程系。4年后又考入上海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在江苏省河海大学管理工程系任教10年。顾荣忠在交通规划方面屡屡创新，硕果累累。1995年在顾荣忠开始攻读在职博士时，被调入江苏省铁路公司工作，任投资管理科科长。
靠着灵活的头脑和坚实的理论根基。顾荣忠很快就脱颖而出。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张伯端，曾在宜兴当过市委书记，自然就对这个宜兴才子多加了几分关注。而顾荣忠此时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刻意在张伯端面前展示。这一阶段顾荣忠对经济活动的天分也在一笔笔赢利的投资操作中开始显露。
很快。精明能干的顾荣忠就赢得了张伯端的信任。1998年，铁路公司组建铁成公司时，作为张伯端信任的能人和心腹。顾荣忠顺理成章坐上了一把手的宝座，成为了正处级千部。
从顾荣忠在铁路系统的正作经历来看，在股票市场频频赢利是他得到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白下区检察院也曾经接到过关于顾荣忠和证券公司相互勾结违规操作的举报线索，因此，检察官们迅速调整侦查方向，果断以清查顾荣忠所涉的股票交易账目为突破口。
很快，在铁成公司账上就发现了一笔可疑的股票记录，记录显示一支名为“一汽轿车”的股票已经交易出去。但却并没有发现抛出后应转入账面的资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检察官继续侦查。铁成公司经营部原经理孙志远交待了实情。
原来顾荣忠自从当上投资管理科科长后。就在暗地里开始了小动作。1997年初。顾荣忠负责操作“一汽轿车”股票。委托“南方证券”进行代理。很快。“一汽轿车”价格上扬。顾荣忠立即致电“南方证券”在高位时赶紧把“一汽轿车”抛出，谁知。当天“南方证券”因机器故障导致交易未能成交。此后。“一汽轿车”股价下跌。铁成公司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顾荣忠立即找到“南方证券”理论。“南方证券”自知理亏，同意按照高位时市值30多万的价格将钱贴给铁成公司，顾荣忠将所持“一汽轿车”股票转手给“南方证券”就行。“南方证券”的钱很快就到了铁成公司账上，可精明的顾荣忠留了一手。他并没有及时将股票交还给对方。
过了一阵子，顾荣忠看看“南方证券”没人过问此事。便对孙志远说：“既然没人来拿这个股票。这钱就挂在账外吧!”他把“一汽轿车”股票以“安身来”的化名放到了南京证券公司金桥营业部进行操作。顾荣忠小试牛刀。就为自己搞定了第一个小金库。
这个账外小金库的发现。坚定了检察官一追到底的信心，并加大了工作力度。白下区检察院查遍铁成公司在前后5年，累计涉及十几亿的资金流向、299个股票账户、几千个股东账户。十几台电脑昼夜不停运转处理相关数据，检察官们兵分4路到全国各地证券营业部调取核查证据材料。更加惊人的犯罪事实终于浮出了水面。顾荣忠依托国资为自己牟利的贪婪形象逐渐清晰。
拆借资金跟大盘
在坐上了一把手的宝座后，顾荣忠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得到重用，是因为能在股票市场赚钱。铁成公司组建的初衷就是把铁路公司大量闲散资金汇集起来在资本市场牟利。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顾荣忠在当时并不规范的股票市场。动用近5亿元的巨额国资控制大盘走向，从而操纵股票价格。靠着违规操作。他在短期内就为公司赚得了近亿的利润。
在顾荣忠被当作功臣的同时，他也确立了自己公私兼顾搞双赢的原则。幻想能在公家赚钱的同时。自己也能悄悄攒上些银子。然后再去轰轰烈烈搞份属于个人的事业。
从此，顾荣忠不再满足于先前的小打小闹。而是依托巨额国有资本，运用自己的专业才识，大展拳脚。其捞钱的方式、方法在贪官腐败史上实在算得上是独辟蹊径。
顾荣忠往往利用铁成公司资金将一支股票价位打压到最低，然后用个人资金大量买进。接着操纵巨额国资将这只股票市值运作到高位。随即再将私人名下的同种股票高价位抛出。再用公司的钱高价位承接，实际上就是用公家的资金在股票市场杀开一条血路。自己则稳当地坐收渔利，当然渔利是惊人的。
顾荣忠这个中饱私囊的绝妙战略。不仅高智商，还是无成本。因为他为自己低价买进、高价抛出的大量本金。也是通过挪用公款获得的。
1998年2月。顾荣忠私自将铁成公司的1万股“江南重工”、2万股“东风电仪”等股票在高位时抛出。得款57．5万元，然后拿这笔钱紧跟公司的大盘，赚了20多万元。同年6月。为了掩人耳目，顾荣忠又将卖出的同种、同量的股票在低位时买回，归还给公司。自己轻松就赚了大钱。 渐渐地。顾荣忠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样几十万的来去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想紧跟坐庄的大盘路线。一次就赚个盘满钵溢。他这个战略的关键还是资金。而且是足够多的个人资金。
1999年初。顾荣忠向南京证券公司提出想私人拆借一笔资金。其实，顾荣忠知道证券公司向客户拆借资金是不允许的。一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导致资金无法收回：二是如果把钱借给关系户，证券公司虽然收取利息。但这对其他客户而言显失公平。
但顾荣忠成竹在胸。铁成公司在“南京证券”开的账户上投有2亿元的资金量，因此谁都不敢轻易得罪手握财权的他。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愿。“南京证券”在明知违规的情况下，还是不敢得罪这个财神爷。两次非法拆借给顾荣忠8000万元资金。顾荣忠口袋里有了钱。腰杆儿立马硬了。赶紧跟住铁成公司的坐庄路线。自己一方面指挥国资操纵股市，一方面让私人资本逮着便宜就钻。真正做起了稳赚不赔的捞钱买卖，短短两年就非法获利1000多万元。
贪污差价补偿款
在股票市场。铁成公司和顾荣忠终于依靠违规操作，获得了双赢。
1999年9月，铁成公司动用3亿元资金，坐庄一支名为“同仁铝业”的股票。很快从每股5元炒到了每股15元。而此时，南京的一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投资”)也动用上亿资金操作此支股票，双方几次大规模的对庄。结果谁也没占到便宜。
“H投资”的张总此后找到了顾荣忠，开门见山地表示：“顾总。你这支股票很有名气，你看能不能转给我，我们有了好处决不会忘了你。否则，老是对庄，大家都没有好处!”顾荣忠脑袋飞快一合计。立即答复：“你们天天和我对庄，搞得我头疼，你们得付给我们公司精神补偿金！”
张总立即明白了顾荣忠的意思。当即表示：铁成公司如果将手头持有的“同仁铝业”股票“倒仓”卖给“H投资”，“H投资”则按每股18元来结算。然后再把市场的差价补贴给铁成公司。至于这笔差价补偿款打到哪个账户，全听顾荣忠吩咐。
顾荣忠心想，5块买进18块卖出，反正公司赚了大钱。大家肯定没话说。市场价从当时看要比每股18元高。自己要是偷偷将差价拿下来，肯定也有得赚。于是，对此提议欣然同意。接着，双方成功“倒仓”，在顾荣忠的授意下，“H投资”用高出的差价购买了400多万元国债和100多万元股票。直接转入了顾的私人账户，600多万公款(即那笔差价)轻轻松松落入了顾荣忠的腰包，他同时还博得了为铁成公司赚取巨额利润的美名。
遭遇熊市终崩盘
就在顾荣忠公私兼顾春风得意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会遭遇中国股市的数年寒冬。可常在河边走，一直没湿鞋的顾荣忠刚愎自用。仍然妄想着利用手中职权再为自己狠捞几笔。他的顶头上司张伯端此时也坚决支持他的一意孤行。不肯退出股票市场。张伯端心里头也打着小九九：铁成公司改制在即。届时他按规定可以拥有10％的股份。如果铁成公司能够继续获取暴利。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分得更多。
可最终，连续的熊市让这两个心怀鬼胎的人彻底傻了眼。不仅此后再也没有机会中饱私囊，他们变本加厉的违规操作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铁成公司在股票市场连遭“滑铁卢”，造成了近3亿元的巨额亏损。
事发后。张伯端迅速认罪服法，而顾荣忠也为自已的罪行付出惨痛的代价。
2005年9月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顾荣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顾荣忠贪污赃款603万元、非法所得1022万元、“西安旅游”股票46万股。
铁窗高墙的会见室内，顾荣忠见到了赶来监狱探视的奏儿。儿子对顾荣忠说：“爸爸保重。将来儿子为你养老！”曾经的千万富豪悔恨交加。泪如雨下。
顾荣忠对检察官痛悔地表示：“我不抽不赌不嫖，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每年合法收入就有80万元之多，要这么多钱干嘛呢！”边说边摇头叹息。
这个戴着官帽子但却坐庄股市、中饱私囊的金融大亨，将在铁窗内去细细总结金钱对他而言的真正意义。
关注第三类“红顶”
近年来。“红顶商人”现象广为公众所知。一类本身是企业家、商人。当其所领导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后。一些人便开始谋取政治地位。争取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或头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这似乎体现了政府对于有突出贡献企业家的特殊回报；对企业家来说。红顶对于企业其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类是指官员到企业去兼职，这些企业因与政府关系的非同一般而被称为“红顶公司”。
与前两类“红顶商人”相比，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最新曝光的江苏省铁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顾荣忠腐败案，揭示了鲜为人知的第三类“红顶”。他属于那种为数并不多，但掌控的资金量庞大、地位显赫的国有独资公司的当家人。是以企业形式运作的国有资产的实际掌控者和支配者。也是区别于前两类的合法“红顶商人”。他们运用国有资金操纵股市，谋取小团体及个人利益。这样的红顶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物。是国企红顶的弄潮儿。
客观地说。这第三类“红顶”乃是公有制社会跨入市场经济后必然保留的大蛋糕。由于体制的未完善和公司人治的长期不能消除。它往往会带来国有企业经营非法的权力越位，妨害正常的市场竞争，或形成新的垄断，与之俱来的是滋生更多的红项企业家腐败行为。这是当前改革的难点和顽症之所在，其危害之严重，不可小觑。
第三类“红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足为奇的，那时候由政府直接操纵着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初期。这类“红顶”已经开始利用能够变现的权力拓展寻租的空间，并且初尝甜头，冒出了一批暴发户；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类“红顶”更多的是利用国企改制之机疯狂地吞噬国有资产。
铁成公司陷入困境。虽然有顾荣忠个人独断专行的原因，但最为根本的还是铁成公司混乱的管理结构酿成的恶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必须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在他们那里，什么也没有。
无数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家失败的主因，八成在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又源于决策失败，决策失败则是独裁作怪。也就是人治作祟。为防止企业领导违法违规，亟需事前预防。治理的程序是依法办事，核心是战略决策管理。决策、经营、监督相互制衡，相互促进，推动企业沿着法治轨迹运行。只有在这种科学制度的作用下，无论领导人怎样更换，企业都不会脱离法治轨道而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顾荣忠身兼国企管理人和股市大佬，其作案手法看起来很特别。但他绝不是空前绝后。随着国有资金的介入。他们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庄家。也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的产物。令人诱惑的公私兼顾的空间。会使任何一个人格并不完美的人都无法抗拒，从沉甸甸的“左口袋”取出一点放进自己的“右口袋”。值得重视的是。比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或共荣共舞者——主管部门为何一再纵容，证券公司为何敢于违规拆借……这才是红顶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
更进一步说，一批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主体正试图结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并寄生于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之中。在纷纷将噬血之管插入股市的同时。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将社会公共资源推入股市。以供其自肥。短短5年间。仅顾荣忠就操纵十几亿元国有资金在近300个股票账户之间流转，这又该坑了多少小股民!在一个大量使用公共资金的市场上，“红顶”成为庄家并不是偶然的。
庄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病。“红项”庄家则是因不良体制孳生的怪胎。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虽然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未结束，但社会正眼巴巴地盼着红顶庄家能随着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的加快。早日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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