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中日满，市上人喧，该是起床的时候了，我犹自拥被安枕，一任隔夜的余温烘托着自己的一番胡思乱想。
　　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妙语，不禁窃笑：“他们起得早，因为有许多事要做；睡得也早，因为没什么事好想。”
　　这话，既是损人，也在骄人。如果给约翰逊博士听见，一定会怒斥其懒。在他看来，懒汉正是“夸耀自己什么事都不做，而且庆幸自己没什么事可做”，所以每天要睡到不能再睡的时候才起床。大凡王尔德这号聪明人，总有点拥懒自重的味道，但是，与早睡早起的人比起来，迟睡迟起的不见得就懒。世人有许多偏见，歧视睡懒觉便是其中之一。平心而论，一般人正常待在床上的时间大致差不多，然而早睡早起者无可非议，迟睡迟起的却背恶名，盖世人只看起得早，不问睡得迟也。夜阑更深，你犹自青灯黄卷，可是周围的人早进了黑甜乡了，有谁得知？而太阳出来，大伙儿早已忙开，你一个人却酣然高卧，你不懒，谁懒？由此可见，早睡早起或迟睡迟起，纯粹是个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的问题，众人一喜一怒，何异于寓言里的众狙？
　　真正的勤快，应该是起得早又睡得迟，可即使像约翰逊博士，一个人编出一部辞典来，也只能像中文所谓的“焚膏继晷”，做不到英文常说的“两头点烛”（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他不是懊恼过自己的许多日子都给每天的“日食”空耗了吗？这位卡莱尔眼中的英雄都是如此，常人更不消说了。二三十年代的梁遇春，素不喜英雄之名，而对流浪汉与懒汉情有独钟。他自称精通赖床的艺术，家人上午9点钟走过他的房门还得踮着脚尖，可是他非但不认为自己虚掷了光阴，反而写了一篇文章，大讲卧床不起的好处。对于懒惰，他别有一解，说真正的懒汉该是这样一种人：“黎明即起，老早把事做好，坐着呆呆地打哈欠。”
　　是的。一个人懒与不懒，既不在起床的迟与早，也不在干事的多与少——如果世人把有些事不当回事的话。人类的活动，本有劳心劳力之分。只要好动，不管动手动脚，还是动脑动心，都不得谓之懒。只有那四体不勤，一心无用，只晓得伸腰张嘴打哈欠的，才真叫懒。问题是，大脑后边的思维，一如夜幕下面的行动，一般人无从知晓，又何以确认你懒还是不懒？“懒”既曰“偷”，可知是见不得人的；而人不得见的，也就有偷懒的嫌疑了。
　　那些习惯于在黑夜里苦思冥想的嫌犯，尽管自认倒霉，却也是不得已，因为他们的活动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作息时间。大凡早睡早起利于行，迟睡迟起宜于思。故劳力者贪的是天光，劳心者恋的是夜色。智慧的猫头鹰，不到黄昏是不会起飞的，因为精神活动总是孤独而宁静，不像体力劳动，喜欢合群，喜欢热闹。王尔德那句妙语，不是分明已将“想”与“干”分属“夜”与“昼”了吗？
　　可在一般人看来，“想”常是空想，“干”才叫实干；而懒惰之所以不被原谅，根本就在于它的一无所成。这又是一偏之见。伯特兰·罗素就叹息过，总是哈姆雷特的有思想无行动，而不是奥瑟罗的有行动无思想，给人看作要不得。显然，前者想而不干，纵使无益，也难有害；后者干而不想，就徒然有害而无益了。所以罗素要人培养起“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快乐的习惯”。听起来这话相当阿Q，可是他自有道理。从前的人，非终日劳作不得温饱；如今托现代科技的福，人们不需要长时间地工作就能维持生活了，照罗素的说法，每人每天4小时足矣。其余时间，正不妨懒一点。所以他真的写文章歌颂 闲散，提倡懒惰了。“我把懒惰大体看作人所拥有的最佳品质之一。”他说。
　　适度的懒惰，其实也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之一，不然约翰逊博士就不会承认懒惰的确逗人喜爱了。在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词中，那些美妙的女子常常微呈一些儿慵懒的意态：矇眬的星眼，蓬松的云鬟，以及滞涩的步容，于是“懒”竟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字眼。西方亦然。波德莱尔诗中的女主角，少不了带几分热带阳光下的懒散。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有诗句曰：“你的慵倦使我的眼中充满泪水。”想来他面对的人儿也是又懒又漂亮。而最懒最漂亮者，睡美人也。
　　可是，煞风景的是，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懒招损，勤受益。且勤者之益，端赖懒者之损。这话怎么讲？从国与国之间看这点，比人与人之间看得清楚些。比如咱们中国，睡得过了些头，一朝醒来，发现世事全非，自家的东西给人拿走不少，英国就拿走香港这很大的“份额”。“我不能陪你听我的鼾声”，诗人卞之琳这一妙句，正好形容人睡我醒的心情。难怪懒惰尽管是最佳的品质和形象，大家都敬而远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不睡！一个朝九晚五的人，怕就怕那朝五晚九的芳邻，搅了大好清梦，而且，连静静地躺着想点什么也不成，只好悻悻起床。
　　珠珠摘自《赖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