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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巅峰之作，是我们华夏文明宝库的璀璨明珠。而从古至今，这本书里的人物形象就备受读者讨论，特别是作为三国的三位主要君主之一曹操，一直都是读者们茶余饭后拿出来消遣娱乐的主要角色。而现今，我们面对诸多的版本和史料，更能推出此书写作者的意图。两项对比，也不失为一个新的对曹操形象的理解。
关键词：三国演义;演义计谋;正史形象;变化根源
说到史诗，彷佛我们中原汉家文明真的找不到一本能与希腊史诗等相提并论的，这本身就是极其可笑的。就各国家文明形态来说，也会分别反映在文学著作上。而我们的史诗，其实就是浩瀚的文明。如果非要取一朵为之绽放的花，那么这部恢弘而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足矣。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一个近似“反派”的定位让他背负了很多的标签：乱世奸雄、乱臣贼子、曹贼、狡猾阴险、残酷好色等等。不过在读过整本书之后，曹操的人物形象和小说主体发展脉络的冲突又会让我们产生疑问，曹操，真如此不堪吗？一个有着如此性格与品德缺点的人真的能成为三国中最强的存在吗？ 本文就基于此阐述个人见解。
一、《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具体表现
整个三国故事的根源起于东汉末年的数次大乱，黄巾之役崛起了无数世间英雄，曹操正是其中一位。曹操，字孟德，他的父亲是当时东汉朝廷大内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可以说就家世来说曹操连孙权都不如，更何况累世官宦的袁绍和大汉皇叔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成了一个奸诈多疑的小人，不仅残暴好色，还多用阴谋诡计，与仁义无双的刘皇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这一点，大多数读者都会对曹操这个角色带有一些“感情色彩”。
在第四回中曹操献刀这个情节就可以看出曹操与刘备的根本不同之处。当时的西凉刺史董卓趁乱率军进入洛阳，先擅行废立，又自封为相国。当时忠于中央汉室的一群大臣来说，都想除之而后快。而曹操则已经有暗杀董卓之心。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政治谋略和军事计谋的篇幅是很大的，但“刺杀”这种手段看起来略显下乘，考虑到由儒家主导的文化和道德体系，这种手段被曹操利用本身就是与全书的“仁义刘备”做对比，在作者铺垫暗示之下，后来的奸诈小人形象的接受就不会显得突兀。反言之，如果刘玄德突然提出暗杀曹孙二人，这就会使作者感到错愕，难以接受。
说完了曹操在《三国演义》里较不为人喜的方面，再来看看曹操之于军政上的建树。
整本书较精彩的战争部份，比如曹操一决黄河以北归属的官渡之战，就凸显了曹操作为一军主帅和一地诸侯的能力和魅力。在官渡之战里，袁绍占据优势，他坐拥数十万大军，粮草无数，只需坚守做长期消耗战绝对能拖垮曹操。可这时候统帅的军事嗅觉和诸侯的人格魅力就凸显出来了。
在开战之初，袁本初就有两个人进言：沮授认为，我军虽众但勇猛不足，彼军虽精但粮草不足，提议缓守，使彼军不战自败。袁绍却认为沮授“慢我军心”，将他锁禁军中。[1]而曹操反应却与袁绍截然不同，他听从荀攸建议，也认为“利在急战”，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1]这把双方的长短做了对比，很显然的道理袁绍却刚愎自用地视而不见，不愿承认自己治军不如曹孟德，非要以众击寡。
到了即将进入关键性决战之前的时候，许攸在“袁曹”两方被不同的对待也是反映两方主公政治手段和人格魅力的重要地方。在袁绍处，许攸提出计谋却惨遭呵斥辱骂;而在许攸投奔曹操时，曹操跣足出迎，携手共入。“跣足出迎”，不论是政治作秀还是“千金买马骨”的求才姿态，曹操对待人才谋士的态度与袁绍却高下立判。由小极大，从细微处见天下，曹操的形象就这样在作者的笔墨下逐渐立体丰满，白脸曹操从此天下闻名。
二、曹操在《三国演义》中形象与正史形象对比
在《三国演义》塑造地曹操形象里，有两大处是后世儒学所不能容的，其一曰奸诈卑鄙，其二曰篡逆。以下将在这两点将演义中的“曹操”与正史中的曹操进行对比，以重现当年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奸诈卑鄙的人物性格与雄才大略的历史成就
关于曹操为人卑鄙奸邪的传闻，最早应该追述在曹操年轻时的“年少情况”之举。曹操为了不让自己的叔叔打自己小报告，便想出了方法让叔叔失信于自己的父亲。不过就这一点来说却并不能成为攻讦曹操品德有失，为人奸诈的直接理由。少年时的心态向来不是否定一个人的借口，年轻人的顽皮不是考验人品高尚的正确选择。但这一点却成了《三国演义》中较为明显的曹操品德有亏的地方。
而曹操却也有刘备“专属”的仁义之心：先是用“五色棒”打杀了宦官，后来在官渡之战时，曹操自知兵力不足，主动在白马延津二地“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2]。如果没有爱民之仁义，在不见得能赢的战争面前，粮草捉襟见肘，又哪里会想着百姓是否被大军交战所影响呢？
（二）、曹操“篡逆”形象的树立
曹操的“篡逆”之说从始至终就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悖论。
在历史朝代兴亡之际，取得胜利的统治者往往称自己“顺民心，承天命”。前朝气数尽不尽都是统治者说了算。封建统治者们一方面宣传自己得位之正顺应天意民心，又一方面极度避讳“起义”、“权臣”、“谋逆”等字眼，实在是处于统治封建局限性。曹操的評价也是如此。
当初许劭那句“治世之能臣，浊世之奸雄”让“奸”这个字伴随了曹操千百载，民间不知其谓者便宣判曹操为奸臣。
最致命的便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东汉皇权从桓灵二帝开始就已经备受其他势力左右，少帝和献帝都饱受兵灾流离之苦。当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后，就胁迫太后和大臣废立皇帝，皇权就已经落入了权臣之手。而到了公元201年，献帝逃乱进入山东，却是曹操前往迎接，后建都许昌，这虽是把持朝政，但这种买卖确实不是曹操首创。
当时的各地军阀都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各自为政，长此以往统一江山将会四分五裂。曹操正是想渴望完成一统江山的伟大功业，因此借汉室名义牵制对汉室皇位有所觊觎的人，顺便有利于顺理组织进行他的统一大业。但就史料所载，曹操却还是得到了应有的评价。陈寿于《三国志》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2]
所以，曹操谋逆叛臣一说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顺民”“忠君”思想所强加的主观色彩。历代王朝开国，得国根正苗红者寥寥无几，以此来攻讦曹操，实为可笑。
结语：
《三国演义》是我们国家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民间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相得益彰的典范。其中的各个角色都是珍贵的艺术形象，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读的宝贵财富。而对于艺术形象的认知和分析也应该辨证来看待。既要学会分析艺术形象的文学特色，又要结合史料史实，辨清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关系。当然，随着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进一步研读和分析，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对这些宝贵的文学财富的学习借鉴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明]罗贯中著.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62页，第266页.
[2][汉]陈寿撰，[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明]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0.第16页，第269页.
[4][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批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M].岳麓书社.2006.第11页，第195页.
[5]黄晋著.《三国演义》版本流传考证[A].2012.
关键词：三国演义;演义计谋;正史形象;变化根源
说到史诗，彷佛我们中原汉家文明真的找不到一本能与希腊史诗等相提并论的，这本身就是极其可笑的。就各国家文明形态来说，也会分别反映在文学著作上。而我们的史诗，其实就是浩瀚的文明。如果非要取一朵为之绽放的花，那么这部恢弘而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足矣。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一个近似“反派”的定位让他背负了很多的标签：乱世奸雄、乱臣贼子、曹贼、狡猾阴险、残酷好色等等。不过在读过整本书之后，曹操的人物形象和小说主体发展脉络的冲突又会让我们产生疑问，曹操，真如此不堪吗？一个有着如此性格与品德缺点的人真的能成为三国中最强的存在吗？ 本文就基于此阐述个人见解。
一、《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具体表现
整个三国故事的根源起于东汉末年的数次大乱，黄巾之役崛起了无数世间英雄，曹操正是其中一位。曹操，字孟德，他的父亲是当时东汉朝廷大内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可以说就家世来说曹操连孙权都不如，更何况累世官宦的袁绍和大汉皇叔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成了一个奸诈多疑的小人，不仅残暴好色，还多用阴谋诡计，与仁义无双的刘皇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这一点，大多数读者都会对曹操这个角色带有一些“感情色彩”。
在第四回中曹操献刀这个情节就可以看出曹操与刘备的根本不同之处。当时的西凉刺史董卓趁乱率军进入洛阳，先擅行废立，又自封为相国。当时忠于中央汉室的一群大臣来说，都想除之而后快。而曹操则已经有暗杀董卓之心。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政治谋略和军事计谋的篇幅是很大的，但“刺杀”这种手段看起来略显下乘，考虑到由儒家主导的文化和道德体系，这种手段被曹操利用本身就是与全书的“仁义刘备”做对比，在作者铺垫暗示之下，后来的奸诈小人形象的接受就不会显得突兀。反言之，如果刘玄德突然提出暗杀曹孙二人，这就会使作者感到错愕，难以接受。
说完了曹操在《三国演义》里较不为人喜的方面，再来看看曹操之于军政上的建树。
整本书较精彩的战争部份，比如曹操一决黄河以北归属的官渡之战，就凸显了曹操作为一军主帅和一地诸侯的能力和魅力。在官渡之战里，袁绍占据优势，他坐拥数十万大军，粮草无数，只需坚守做长期消耗战绝对能拖垮曹操。可这时候统帅的军事嗅觉和诸侯的人格魅力就凸显出来了。
在开战之初，袁本初就有两个人进言：沮授认为，我军虽众但勇猛不足，彼军虽精但粮草不足，提议缓守，使彼军不战自败。袁绍却认为沮授“慢我军心”，将他锁禁军中。[1]而曹操反应却与袁绍截然不同，他听从荀攸建议，也认为“利在急战”，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1]这把双方的长短做了对比，很显然的道理袁绍却刚愎自用地视而不见，不愿承认自己治军不如曹孟德，非要以众击寡。
到了即将进入关键性决战之前的时候，许攸在“袁曹”两方被不同的对待也是反映两方主公政治手段和人格魅力的重要地方。在袁绍处，许攸提出计谋却惨遭呵斥辱骂;而在许攸投奔曹操时，曹操跣足出迎，携手共入。“跣足出迎”，不论是政治作秀还是“千金买马骨”的求才姿态，曹操对待人才谋士的态度与袁绍却高下立判。由小极大，从细微处见天下，曹操的形象就这样在作者的笔墨下逐渐立体丰满，白脸曹操从此天下闻名。
二、曹操在《三国演义》中形象与正史形象对比
在《三国演义》塑造地曹操形象里，有两大处是后世儒学所不能容的，其一曰奸诈卑鄙，其二曰篡逆。以下将在这两点将演义中的“曹操”与正史中的曹操进行对比，以重现当年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奸诈卑鄙的人物性格与雄才大略的历史成就
关于曹操为人卑鄙奸邪的传闻，最早应该追述在曹操年轻时的“年少情况”之举。曹操为了不让自己的叔叔打自己小报告，便想出了方法让叔叔失信于自己的父亲。不过就这一点来说却并不能成为攻讦曹操品德有失，为人奸诈的直接理由。少年时的心态向来不是否定一个人的借口，年轻人的顽皮不是考验人品高尚的正确选择。但这一点却成了《三国演义》中较为明显的曹操品德有亏的地方。
而曹操却也有刘备“专属”的仁义之心：先是用“五色棒”打杀了宦官，后来在官渡之战时，曹操自知兵力不足，主动在白马延津二地“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2]。如果没有爱民之仁义，在不见得能赢的战争面前，粮草捉襟见肘，又哪里会想着百姓是否被大军交战所影响呢？
（二）、曹操“篡逆”形象的树立
曹操的“篡逆”之说从始至终就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悖论。
在历史朝代兴亡之际，取得胜利的统治者往往称自己“顺民心，承天命”。前朝气数尽不尽都是统治者说了算。封建统治者们一方面宣传自己得位之正顺应天意民心，又一方面极度避讳“起义”、“权臣”、“谋逆”等字眼，实在是处于统治封建局限性。曹操的評价也是如此。
当初许劭那句“治世之能臣，浊世之奸雄”让“奸”这个字伴随了曹操千百载，民间不知其谓者便宣判曹操为奸臣。
最致命的便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东汉皇权从桓灵二帝开始就已经备受其他势力左右，少帝和献帝都饱受兵灾流离之苦。当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后，就胁迫太后和大臣废立皇帝，皇权就已经落入了权臣之手。而到了公元201年，献帝逃乱进入山东，却是曹操前往迎接，后建都许昌，这虽是把持朝政，但这种买卖确实不是曹操首创。
当时的各地军阀都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各自为政，长此以往统一江山将会四分五裂。曹操正是想渴望完成一统江山的伟大功业，因此借汉室名义牵制对汉室皇位有所觊觎的人，顺便有利于顺理组织进行他的统一大业。但就史料所载，曹操却还是得到了应有的评价。陈寿于《三国志》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2]
所以，曹操谋逆叛臣一说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顺民”“忠君”思想所强加的主观色彩。历代王朝开国，得国根正苗红者寥寥无几，以此来攻讦曹操，实为可笑。
结语：
《三国演义》是我们国家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民间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相得益彰的典范。其中的各个角色都是珍贵的艺术形象，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读的宝贵财富。而对于艺术形象的认知和分析也应该辨证来看待。既要学会分析艺术形象的文学特色，又要结合史料史实，辨清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关系。当然，随着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进一步研读和分析，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对这些宝贵的文学财富的学习借鉴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明]罗贯中著.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62页，第266页.
[2][汉]陈寿撰，[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明]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0.第16页，第269页.
[4][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批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M].岳麓书社.2006.第11页，第195页.
[5]黄晋著.《三国演义》版本流传考证[A].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