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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代诗人”到优秀诗人
原先定的讲题是《志摩与新诗》，没有变，还是谈志摩与新诗，现在这个题目，是为了发表文章（讲稿）用的。志摩与新诗，一听就知道会讲什么。这个题目太俏皮了，要解释一下，不解释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928年前后，徐志摩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住在上海，到了年根底下，会有报纸请他写新年贺词之类的文字，他人缘好，随和，叫写就写吧。这样到了1928年元旦这天，就有两家报纸登了他的新年贺词，一家是《申报》，一家是《新闻报》的元旦增刊。《申报》登的叫《年终便话》，《新闻报》登的叫《新年漫想》。本来该是欢喜的文章，鼓劲的文章，但这一年似乎流年不利，情绪不高，也就说不出什么慷慨激昂的活，可毕竟是徐志摩，对人性有深刻的体验，对生活从不会失望，情绪不好，反而让他说出一些更值得玩味的话。在《新年漫想》里，说“生活已皱缩到枯窘的边缘，想象脱尽了翱翔的健翮”。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是在《申报》的《年终便话》里说的，用在这里，是个短语，说全了是：“可是尽说这冷落丧气话也不公平，冷急了自然只能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我非常喜欢徐志摩这种语言表达，俏皮，隽永，越咂摸越有味儿。希望，总是美好的，热的，而在这个让人沮丧的环境里，没办法了，只能将希望劈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小柴，聚拢起来点一堆小火，热热身子烤烤手，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凉透了。
下面就要说到这个讲座的主题了。顺着这个话头说，就是看看我们的诗人，经历了什么事，思想上有了什么变化，怎样一个精神状态，这小小的柴堆，又能点起怎样的火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空疏，所有的讲述，都能落到实处。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个讲座，是首图和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合办的，是个新书推荐活动。着力推荐的是《远山》这本书。这样我的一切讲述，都将围绕着这本书展开。
书名《远山》，徐志摩的一本佚作集，商务印书馆出的，2018年3月印行。设计之典雅，印制之精美，近年我所见到的书里，都是数得着的。这是说包装，至于内容，也就是说所收的文章，是近二三十年来，徐志摩研究的一个大成果。有了这本佚作集，徐的著作更全了，这只是眼见的事实，重要的是，徐志摩的形象更丰满了，更端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从改革开放，徐志摩的作品解禁以来，人们对徐志摩的看法，不外三个面目，或者说三个脸嘴。由高往低里说，一是优秀的诗人，诗好，人样好，风流倜傥，让人爱慕。二是诗还能说得过去，但人品太差，风流成性，爱了这个爱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人。三是思想反动，仇视革命，跟胡适混在一起，鲁迅狠狠地骂过。怎么个说，在不同的年代里，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点，我也是最近才悟出来的。
人老了，没事的时候，会回忆年轻时候的事。我这人，出身不好，大概人品也不怎么样，从上大学开始，只要有个运动，都会敲打敲打，“学习班”就住过三次。每次都是大会小会批评批判，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过了关。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的面目，就看得多些，也看得透些。过去对批评过我的人，是一概的反感，觉得都是些心地歹毒的家伙。现在不这么一概而论了。我发觉，当年那些批评我的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批评我骄傲自满的人，多半是想保护我。说我有剥削阶级思想，不过是送个反面的“顺水人情”，并无多大仇恨。只有那些说我思想反动，将污水往你身上泼的人，才是真正要置你于死地。从这点切身体会出发，我觉得，解放前，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说徐志摩堕落的人，极有可能是袒护他的。比如茅盾先生，三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徐志摩论》，说徐是“一步一步走入怀疑颓唐”的“末代诗人”。
茅盾的《徐志摩论》是1932年12月写的，距徐志摩罹难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文章中，除了说徐是“末代诗人”外，还说徐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这一评价，几乎成了以后评价徐志摩的定谳。过去我总认为，茅盾是革命批评家，眼光又准又狠。现在我不这么看了，觉得茅盾这么说，极有可能是对徐志摩的一种保护，不是明里保护，是暗里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呢，茅盾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很早就是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要做什么事，他心里一清二楚，说白了，就是要跟胡适、徐志摩这一班人对着干。左联的首领是鲁迅，鲁迅跟徐志摩有过节，他是知道的。干胡适，他不能说什么，干徐志摩，还是有点不忍心，至少不愿意下狠手。可能有人对徐的定性毒了些，他便写了这么篇文章，说徐不过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祖师，顶多算个末代诗人，算不得反动分子，也就算不得革命的对象。说白了就是，革命还有大事，且放了这个颓废文人。
怎么想到的呢，也是最近的事。前不久，金庸死了，有人翻出我过去的一篇文章，放在微信上，我看到了。其中说到，金庸家跟茅盾家，是拐弯亲戚，金庸的父亲跟茅盾是表兄弟，又是大学同学，金庸小时候，还去茅盾家“走亲戚”。金庸家跟徐志摩家也是亲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样一来，茅盾家和徐志摩家不就是拐弯亲戚吗？还有一点，或许更重要，两人同岁，且有同学之谊。茅盾1896年生，属猴的，徐志摩是1897年1月生，也是属猴的。差下一年，是农历换算成阳历了。茅盾是1913年秋天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相当于文科，学的是文史和法律。徐是1914年秋天考上的，也是第一类。第二年冬天，结婚后转到上海沪江大学念书。预科两年，也就是说两人同学了半年的时间。有这么两层关系，茅盾怎么会下狠手，将徐志摩推到敌人的位置上去呢？
当然，解放以后，徐志摩的脸面，是越抹越黑了。和胡适一样，由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升级为反动文人。胡适有个小脚夫人，引人同情，不会怎么堕落。志摩可就不同了，离过婚，爱女人，也为女人所爱，那就不光是反动文人，还是堕落文人了。现在又变了，不管喜欢他的，厌恶他的，都得说这是个优秀的诗人，著名的诗人。若以诗句流传之广而论，怕还得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诗人。
《远山》的亮点
说《远山》的亮点，是一种文学化的说法，应该说《远山》在徐志摩研究上的价值。书挺厚的，篇目不少，不能光看增加了多少篇作品，還要看这些作品的内容。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句是丰富了志摩的形象，一句是端正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以前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是瘦削而微瑕的，看了这本书，会觉得丰满而端正。爱他的人会越发的喜爱，当然，恨他的人会越发的恨他。 增加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平事迹方面的，一类是思想境界方面的。两者我都喜欢，都欣赏，相比较而言，更喜欢思想境界方面的发现。这些内容，让我对徐志摩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先说生平事迹方面的。说增加，太虚泛，徐是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经过的事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只能说，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不知道，有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得要有个参照才行。我的参照，就是我写的《徐志摩传》。
我的徐传，有个重大失误。初版里，竟没有写徐志摩在沪江大学这段经历。写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能搜集到的资料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出版界，正在陆续推出一套书，叫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其中《徐志摩研究资料目录》这本，是邵华强先生编的。可以说，当时发表的纪念文章，研究文章的目录，全收了，竟没有一篇说到志摩曾在沪江大学上过学。只有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有句话，说1915年秋肄业于沪江大学。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时候说肄业，就是上学的意思，心想，刚刚还在北大上预科，怎么冬天就从上海的沪江大学毕业了呢。因此初版上我就没写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有沪江大学时的各科成绩单，又不能不理会。几乎在写传的同时，写了篇《徐志摩学历的疑点》，发表后又收在我的一个集子里。说到这个成绩单时，说了句，或许是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他父亲徐申如先生，走门子弄下的吧。这本书，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看到了，在一篇发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里，嘲讽我说，大陆学者韩石山不顾事实，以己度人，胡说什么徐父走门子开学科成绩单。我初看，还想反驳，后来一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跟个人声誉没有关系，错了承认错了就是，不存在丢人不丢人的问题。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我的《徐志摩传》，前面要有个新序，说到修订事项时，就把这件事写上了，说感谢秦先生在台湾，就近查阅教育部迁台资料，敲定徐志摩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
沪江大学这地方，后来成了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园，资料也归理工大学图书馆保管。这儿的学者在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发表过许多徐志摩的文章，整理之后，竟有十一篇之多。
生平事迹方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收入了志摩致英国学者奥格登的六封信。内容不是很多，联系的人事很丰富。这也是我过去有疑惑，而没有深入思考的地方。除了《徐志摩传》，我还写过一本《徐志摩图传》。说是图传，也有十几万字。书中特辟一章，名为《做一个汉密尔顿》，想从留学经历上探讨一下，什么人给了他精神力量，以之为榜样，才有回国后的一番作为。1931年8月，徐出了在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叫《猛虎集》，闻一多画的封面，一张虎皮，从书脊那儿折过来。志摩写了序，在他的集子里，大概是最长的，有点梳理一生的意思。谈到早年的志向，说他查过他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他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他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将来进“金融界”的。可他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这个汉密尔顿，在美国历史上，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755—1804年在世，早年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炮兵上尉，参加过对英军的战斗。1789年华盛顿建立新的联邦政府，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说徐志摩回国后的作为，以汉密尔顿为榜样，显得太遥远了。现在好了，有了致奥格登的六封信，又知道奥格登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以谁为师的问题就解决了。没说的，办报纸办刊物，组织文学社团，学的就是奥格登。
亮点的第三个，是1928年回国后的几次演讲。他是11月回来的，梁启超病了，他来北平看望。轉年1月有两次演讲，一次是在清华，一次是在燕京大学。在清华的这次，有学生整理出来，叫《徐志摩漫谈》，在燕京大学的，也是学生整理出来，叫《现代中国文艺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在上海的大夏大学也都讲过。不说内容了，光一次又一次的讲，就说明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要做事了，不多久就应胡适之邀，来北大教书。
亮点的第四个，是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沿革以其影响》。我写传时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在北图，现在叫国图查资料时，想找没找见，或许就没有。现在陈建军找见了，编入书中。徐志摩研究相对论，我是知道的，他曾给林徽因说，任公，就是梁启超，知道相对论还是我徐志摩告诉的呢。有了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章，就知道徐志摩对前苏联反感，不是情绪上的，是有社会学的理论素养支撑的。
事实方面的亮点讲过了，该着说思想境界方面的亮点了。这个说法不怎么周全，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要总括，该依据各方面的材料，仅从《远山》里的文章归纳，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是讲《远山》，我们只能说由《远山》中的文章，引发了我们对徐的思想境界的重新认识。这个弯拐过来，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过去我们谈徐志摩，很少谈人品，也不谈什么思想境界。似乎说诗好，已是高抬了，思想境界嘛，他也配！今天是专门谈他，还是应当宽容些。人品就不说了，要说也只说一句，你就是说他好，怕也没有达到他的那个好。还是说说思想境界吧。
这上头，志摩最可贵的，一是清醒的社会认识。前面说他与胡适，在对前苏联教育上的不同看法，就是一个显豁的证据。二是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组织社团，办刊物，不要看作是爱热闹，爱文学，不，他的心志比这要大得多。在这上头，他的顽强，也是可敬佩的。这不是说，没有烦恼，没有颓唐，就像长途跋涉的人，累了得歇息一样，歇好了，不累了，接着往前走。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看似希望的幻灭，实则是对希望的依赖，只有依偎在希望的小柴燃烧的火堆旁，就还有希望，就不会冻馁而亡。
第三个是他的反省精神。对一个优秀人物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前行路线，不会是直直的一条线，直通目的地不打弯。左右的摇摆，前后的趔趄，甚至绕着圈儿的徘徊，都是会有的，靠什么走上正途呢，靠的是思辨的能力，反省的精神。志摩在家庭生活上，遭逢感情的幻灭，仍能振作起来，呵护爱妻，维系家庭，得力于他的反省。当初那么爱小曼，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拉上一起往前走。 志摩与新文化运动
过去说起徐志摩，不管他做过什么，印象中只是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不会往高里抬。我觉得，该抬的时候，还是要抬的。事实上，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明确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要掂量掂量。我们总爱拿新旧说事，于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真像一首古诗说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杜甫《佳人》）。透过新人的笑脸，看到的是一个个弃妇，悲苦的面容，凄惨的哽咽。该叫什么呢，该叫“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说，我们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学艺术都有其精髓，衰落了，暗淡了，到了这个时候，要振作起来，复兴起来。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这样自命的。海外的研究者，也是这样定义的。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过这么个小故事，胡适的儿子思杜吧，在美国上学，语文考试不及格，唐德刚将这件事跟胡先生说起，胡笑着说：“哈，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语文考试竟然不及格！”我看过两本美国学者（多为华人）写的新文化运动史，用的英文词都是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在国外的汉学界，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文化运动是一回事。既然已得到国际文化界的公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呢？接下来要探究的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怎样发起的，由谁倡议，又由哪些人推波助澜，最后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一般的说法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发动且领导了这一运动。三人各有所司，蔡元培办学校，是作务人才，陈独秀办刊物，是鼓动舆论，也是提供阵地，胡适发表《白话文刍议》则是一声号令，天下影从。这个说法，太科学了，也太形象了，几十年添油加醋，越来越真实生动。再过上一两百年，就可以归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古代史”系列里了。说不定会传成，蔡元培将他的新科进士的儒冠一摔，一手拉着陈独秀，一手拉着胡适之，到了一个酒馆，推杯换盏，喝得兴起，朗声言道：“仲甫（陈的字）你去办刊物，适之你去写篇文章，咱们来他一场新文化运动！”拆字先生甚至可从三人的名字上，看出他们各自的志向与作为。
实际上，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在起事之初，会想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但是，文艺复兴这个词儿，这个念头，有一个人却想到了，做到了，且有一番精心的布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此中原委，起承转合，二十年前写《徐志摩传》时，我已写上了。原以为出版后，定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砍来，我挺枪迎战，写上几篇文章，就把这个历史的误会纠正过来了。没想到言重而人轻，喊破嗓子也无人理睬。今天在这里，只简略地谈谈，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徐志摩传》看看。这段叙述，在第五章《回国之初》里，说在徐志摩回国前，梁启超率团，赴欧洲考察回来，有个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迫切需要人才，正好徐志摩回来了，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坐镇，便聘为英文秘书，倚为得力助手。好些文章里，谈到民国文人的逸事，常爱说一个典故，说梁启超写起文章来，大江长河，汪洋恣肆，一发而不可收。给某人写序，写出的序比人家那本书的字数还多，只好再写一短序，将那个长序当一本书印出来。给谁写的呢，给蒋百里写的，什么书呢，《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呢，梁启超让他写的。原来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一时国威上扬，段祺瑞当政，研究系一班人吃香，梁启超当了财政部长，大概也没什么要紧事，便组织了个欧洲考察团去欧洲作了一次漫游，带的人员，可谓兵强马壮，都有学问专长。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蒋百里实为梁的助手，考察团的领队。欧洲之行，梁启超最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也想在中国造成一个文艺复兴，把中国的颓势，扳了回来，就让蒋百里写了这么一本书。不光是说一说，他们还有具体的布置。在北京建立了三個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二是设立共学社，收集经济、政治、军事、文艺多种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三是与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另一人是梁启超，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著名学者来华演讲。这三个机构，均由蒋百里主持。徐志摩这个英文秘书，就是协助百里工作的。这样你就知道，徐志摩请泰戈尔来华，不过是讲学社的业务安排。成立新月社，也不过是业余的助兴。梁启超、蒋百里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因为梁启超的猝死，蒋的他走，未成大气候。但这个职志，徐志摩自觉地承担起来。办 《新月》，是开辟阵地，在大学任教，是作务人才。前面说了的办第一届画展，也可说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汉密尔顿的雄心，落到实处，便是奥格登的作为。
还有个说法，很是可笑。说志摩跟胡适关系好，胡适知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倡有功，实行无力，见徐志摩的诗写得好，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势，就把徐志摩拉进这个阵营里。过去我也这么看，觉得是胡适这个帅才，成全了徐志摩这个将才。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在倡导与践行上，徐志摩一直就是自觉的，不是跟上谁才走上这条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志摩乃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历史总是将那些既有倡导之功，又有践行之绩的人物，镌刻在史册上。我甚至在想，过上一两百年，当一切都沉寂下来，暗淡下来，新文化运动的天空，熠熠闪光的，怕只有徐志摩这一颗星星了。
徐志摩对长篇小说的看法
时间还有，轻松些吧。
我看见下面有的人一边听讲，一边玩手机，要在过去，我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反感的。现在不了，能理解了。因为我也玩起手机了。三年前，我有个新手机，儿子要为我设定微信，刚设定上就有两个老朋友加上，我让我儿子赶紧取消了。当时我正在忙着写一部叫《边将》的长篇小说，怕分心，耽搁了思考与进展。去年吧，写完了，慢慢修改，就让儿子设了微信，不光看别人的，点赞，评论，自己也发朋友圈，希望别人点赞评论，很快就上了瘾。一醒来先看手机，晚上躺下了睡不着，嘟的响一下，赶紧拿起来看。我发朋友圈，最爱发的是我的信札，毛笔小行书，不衫不履，多半恰好六行，八行笺也是六行，八行就显得挤了。一说又远了，我要说的是，前几天在微信圈里，放了一封信札，是写给一个叫孙茜的女孩子的，是我们省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前两三年，小孙出过我两本书，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这几年，我在北京闲住，她在太原，闲了就写封信。跟一个女孩子，又不能说框外的话，只能是谈谈学问，谈谈读书的体会。这封札是这样写的： 经多年之研究思考，我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中文化之祸害，两项最大，一是毁灭了中国的诗歌，二是割断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中国的长篇小说，多为名士逞才使性之作也。戊戌秋韩石山上（印）。
你不是谈徐志摩吗，怎么说起你的信了。是的，信上说的，是我的看法，这儿提起，道理还是刚才讲过的道理。就是我的看法，都是从徐先生那儿推衍出来的，生发出来的。我的判断，或许孟浪了些，却不能说没有来由。这来由，就是徐志摩说过的话。志摩回国后，写了许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我们看重的，还是1928年从国外回来这三年，倦游归来，感慨良多。思想和感情，都到了成熟期，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关于诗歌，关于小说，都做了许多事，说了好多话——写了诸多文章。先说小说，后说诗歌。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心，书店之多，不可想像。我说的书店，不是光卖书，也出书，是书店与出版社的一体化经营，较之卖书，更注重出版，只有出了好书，才能卖出大价钱。有一家叫东亚图书馆的书店，很会经营，老板叫汪孟邹，安徽人，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好朋友。当年旧小说销路广，全是只有句读的老本子，汪老板就想，何不出个带标点的新本，于是便请人标点，又请胡适写序。胡适写了几个，《红楼梦》啊，《海上花列传》啊，都是他写的。还有一部《醒世姻缘》，也叫《醒世姻缘传》，亚东也要出，也该胡适写序，他不想写了，转给徐志摩。这时是1931年的7月，徐志摩来北大教书，住在胡适家里。起初让志摩看的是旧本子，拿在手上掉渣渣，后来给了个带标点的校样本，看起来就方便多了。志摩那一辈人，从小就看说部小说，留学后外国小说也不少看，他自己也写过小说，对小说的技巧与社会作用，早就熟烂于心。看完之后，没几天便写出一篇万字长文交差。这篇文章，在徐志摩的作品里，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可以看他的文学见识，二是可以看他对当时小说写作的具体看法。
见识就不说了，只说对当时小说的批评。徐志摩的话，颇有后世钱钟书的风格，就是时不时的，会带点色。他看这部《醒世姻缘》，一百回一百万字，而当时新小说的长篇，大都不长，比如巴金的《雾》，也就十一二万字。于是徐志摩说了：“当代的新小说越来越缩小，小得都不像个书样了，且不说芝麻绿豆大的短篇，就是号称长篇的也是寒碜得可怜！要不了顿饭的时光已露了底。是谁说的刻薄话，‘现在的文人，比如现代的丈夫一样，都还不曾开头已经完了的！’”谁说的，我看就是徐志摩写到这儿来了这么个奇思妙想，又觉得笔下有碍，便趁势将恶名转赠给了别人，留下实利自家暗自欣喜。
这还只是就篇幅而论，内容呢，一样看不上眼。仍是跟《醒世姻缘》比，《醒》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而现代最盛行的写实主义如何呢，可怜的新小说家，手里拿着纸本和全铅竺，想充分描写一个洋车夫的生活，结果洋车夫腿上的皮色，似乎比别的部分更焦黄，或是描写一个女人的结果，只说到她的奶子确乎比男人的夸大。看志摩的意思，是说作家的笔锋，沒有触到社会的肌肤，更不要说怎样的真实，怎样的深刻。
五四时代，写洋车夫，几乎成了一个时尚。鲁迅写过，郁达夫写过，老舍写过。志摩这话，是说谁呢？鲁迅的那篇太短，不会是，老舍写洋车夫，迟了好多年，也不会是，极有可能说的是郁达夫。正因为是好朋友，才会看，才会记得。达夫的那篇叫《薄奠》，早先看过，写没写到腿上的皮色，记不清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上一本看看。
中国的长篇小说，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明清时代，叫说部，其作家，起初是整理充实说书人的本子，《金瓶梅》之后，就走向文人执笔创作的路子，可说是才子之书，特点是逞才使性，淫喻邪说。就我所知，许多当代的学者，都喜欢看这类小说。我山西大学上过学，毕业好多年了，有一年春节，和谢泳一起去山西大学看望几个老先生。到了姚青苗先生家，老先生都九十岁了，说起他最近的烦心事，竟是他听说山东某人手里有个金瓶梅的新本子，他要看，拿好多本书跟人家换，人家就是不同意。他烦心的是，他的书要比那个值钱得多，而竟不能如愿。有的大学者，说是在家里看书，不愿接待外面的人，我看他们的书里，不排除这类小说。据谢泳先生跟我说，陈寅恪就很爱看旧小说。
当代长篇小说的状况，我不想多说了，想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当今的作家，境界太低了，太不把写作当回事了。觉得写小说嘛，不就是编个故事，至于思想的深度，连想都不用想。你要再问下去，他会瞪了眼反问你：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写小说，不过是用一个美好的，或是悲惨的故事，来诠释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大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过去人们都知道，写小说是要有大才的，现在却成了，学习不好，升不了学，做不成别的什么，就去写小说。学习不好，去写小说，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最荒唐的事，最大的笑话。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上看到一篇文章，冉隆中先生写的，《时间会记住哪些小说》，文末引用了一个日本作家池田正夫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念给大家听听，池田正夫说：“好小说以细节形象以及隱藏其间的情感和思想，披露时代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由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来写，不是笑话是什么？
徐志摩对新诗的看法
该着说诗了。我在这儿，用的是一种撂远了说的办法，就像写小说一样，笔搭得远远的，一步一步往近处走，直到走到眼前。说了徐志摩的职志，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再来说他在新诗上的努力，和对新诗运动的贡献，许多问题就看得清楚了。
原先定的讲题是《志摩与新诗》，没有变，还是谈志摩与新诗，现在这个题目，是为了发表文章（讲稿）用的。志摩与新诗，一听就知道会讲什么。这个题目太俏皮了，要解释一下，不解释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928年前后，徐志摩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住在上海，到了年根底下，会有报纸请他写新年贺词之类的文字，他人缘好，随和，叫写就写吧。这样到了1928年元旦这天，就有两家报纸登了他的新年贺词，一家是《申报》，一家是《新闻报》的元旦增刊。《申报》登的叫《年终便话》，《新闻报》登的叫《新年漫想》。本来该是欢喜的文章，鼓劲的文章，但这一年似乎流年不利，情绪不高，也就说不出什么慷慨激昂的活，可毕竟是徐志摩，对人性有深刻的体验，对生活从不会失望，情绪不好，反而让他说出一些更值得玩味的话。在《新年漫想》里，说“生活已皱缩到枯窘的边缘，想象脱尽了翱翔的健翮”。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是在《申报》的《年终便话》里说的，用在这里，是个短语，说全了是：“可是尽说这冷落丧气话也不公平，冷急了自然只能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我非常喜欢徐志摩这种语言表达，俏皮，隽永，越咂摸越有味儿。希望，总是美好的，热的，而在这个让人沮丧的环境里，没办法了，只能将希望劈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小柴，聚拢起来点一堆小火，热热身子烤烤手，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凉透了。
下面就要说到这个讲座的主题了。顺着这个话头说，就是看看我们的诗人，经历了什么事，思想上有了什么变化，怎样一个精神状态，这小小的柴堆，又能点起怎样的火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空疏，所有的讲述，都能落到实处。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个讲座，是首图和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合办的，是个新书推荐活动。着力推荐的是《远山》这本书。这样我的一切讲述，都将围绕着这本书展开。
书名《远山》，徐志摩的一本佚作集，商务印书馆出的，2018年3月印行。设计之典雅，印制之精美，近年我所见到的书里，都是数得着的。这是说包装，至于内容，也就是说所收的文章，是近二三十年来，徐志摩研究的一个大成果。有了这本佚作集，徐的著作更全了，这只是眼见的事实，重要的是，徐志摩的形象更丰满了，更端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从改革开放，徐志摩的作品解禁以来，人们对徐志摩的看法，不外三个面目，或者说三个脸嘴。由高往低里说，一是优秀的诗人，诗好，人样好，风流倜傥，让人爱慕。二是诗还能说得过去，但人品太差，风流成性，爱了这个爱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人。三是思想反动，仇视革命，跟胡适混在一起，鲁迅狠狠地骂过。怎么个说，在不同的年代里，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点，我也是最近才悟出来的。
人老了，没事的时候，会回忆年轻时候的事。我这人，出身不好，大概人品也不怎么样，从上大学开始，只要有个运动，都会敲打敲打，“学习班”就住过三次。每次都是大会小会批评批判，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过了关。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的面目，就看得多些，也看得透些。过去对批评过我的人，是一概的反感，觉得都是些心地歹毒的家伙。现在不这么一概而论了。我发觉，当年那些批评我的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批评我骄傲自满的人，多半是想保护我。说我有剥削阶级思想，不过是送个反面的“顺水人情”，并无多大仇恨。只有那些说我思想反动，将污水往你身上泼的人，才是真正要置你于死地。从这点切身体会出发，我觉得，解放前，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说徐志摩堕落的人，极有可能是袒护他的。比如茅盾先生，三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徐志摩论》，说徐是“一步一步走入怀疑颓唐”的“末代诗人”。
茅盾的《徐志摩论》是1932年12月写的，距徐志摩罹难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文章中，除了说徐是“末代诗人”外，还说徐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这一评价，几乎成了以后评价徐志摩的定谳。过去我总认为，茅盾是革命批评家，眼光又准又狠。现在我不这么看了，觉得茅盾这么说，极有可能是对徐志摩的一种保护，不是明里保护，是暗里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呢，茅盾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很早就是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要做什么事，他心里一清二楚，说白了，就是要跟胡适、徐志摩这一班人对着干。左联的首领是鲁迅，鲁迅跟徐志摩有过节，他是知道的。干胡适，他不能说什么，干徐志摩，还是有点不忍心，至少不愿意下狠手。可能有人对徐的定性毒了些，他便写了这么篇文章，说徐不过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祖师，顶多算个末代诗人，算不得反动分子，也就算不得革命的对象。说白了就是，革命还有大事，且放了这个颓废文人。
怎么想到的呢，也是最近的事。前不久，金庸死了，有人翻出我过去的一篇文章，放在微信上，我看到了。其中说到，金庸家跟茅盾家，是拐弯亲戚，金庸的父亲跟茅盾是表兄弟，又是大学同学，金庸小时候，还去茅盾家“走亲戚”。金庸家跟徐志摩家也是亲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样一来，茅盾家和徐志摩家不就是拐弯亲戚吗？还有一点，或许更重要，两人同岁，且有同学之谊。茅盾1896年生，属猴的，徐志摩是1897年1月生，也是属猴的。差下一年，是农历换算成阳历了。茅盾是1913年秋天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相当于文科，学的是文史和法律。徐是1914年秋天考上的，也是第一类。第二年冬天，结婚后转到上海沪江大学念书。预科两年，也就是说两人同学了半年的时间。有这么两层关系，茅盾怎么会下狠手，将徐志摩推到敌人的位置上去呢？
当然，解放以后，徐志摩的脸面，是越抹越黑了。和胡适一样，由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升级为反动文人。胡适有个小脚夫人，引人同情，不会怎么堕落。志摩可就不同了，离过婚，爱女人，也为女人所爱，那就不光是反动文人，还是堕落文人了。现在又变了，不管喜欢他的，厌恶他的，都得说这是个优秀的诗人，著名的诗人。若以诗句流传之广而论，怕还得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诗人。
《远山》的亮点
说《远山》的亮点，是一种文学化的说法，应该说《远山》在徐志摩研究上的价值。书挺厚的，篇目不少，不能光看增加了多少篇作品，還要看这些作品的内容。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句是丰富了志摩的形象，一句是端正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以前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是瘦削而微瑕的，看了这本书，会觉得丰满而端正。爱他的人会越发的喜爱，当然，恨他的人会越发的恨他。 增加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平事迹方面的，一类是思想境界方面的。两者我都喜欢，都欣赏，相比较而言，更喜欢思想境界方面的发现。这些内容，让我对徐志摩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先说生平事迹方面的。说增加，太虚泛，徐是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经过的事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只能说，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不知道，有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得要有个参照才行。我的参照，就是我写的《徐志摩传》。
我的徐传，有个重大失误。初版里，竟没有写徐志摩在沪江大学这段经历。写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能搜集到的资料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出版界，正在陆续推出一套书，叫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其中《徐志摩研究资料目录》这本，是邵华强先生编的。可以说，当时发表的纪念文章，研究文章的目录，全收了，竟没有一篇说到志摩曾在沪江大学上过学。只有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有句话，说1915年秋肄业于沪江大学。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时候说肄业，就是上学的意思，心想，刚刚还在北大上预科，怎么冬天就从上海的沪江大学毕业了呢。因此初版上我就没写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有沪江大学时的各科成绩单，又不能不理会。几乎在写传的同时，写了篇《徐志摩学历的疑点》，发表后又收在我的一个集子里。说到这个成绩单时，说了句，或许是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他父亲徐申如先生，走门子弄下的吧。这本书，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看到了，在一篇发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里，嘲讽我说，大陆学者韩石山不顾事实，以己度人，胡说什么徐父走门子开学科成绩单。我初看，还想反驳，后来一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跟个人声誉没有关系，错了承认错了就是，不存在丢人不丢人的问题。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我的《徐志摩传》，前面要有个新序，说到修订事项时，就把这件事写上了，说感谢秦先生在台湾，就近查阅教育部迁台资料，敲定徐志摩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
沪江大学这地方，后来成了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园，资料也归理工大学图书馆保管。这儿的学者在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发表过许多徐志摩的文章，整理之后，竟有十一篇之多。
生平事迹方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收入了志摩致英国学者奥格登的六封信。内容不是很多，联系的人事很丰富。这也是我过去有疑惑，而没有深入思考的地方。除了《徐志摩传》，我还写过一本《徐志摩图传》。说是图传，也有十几万字。书中特辟一章，名为《做一个汉密尔顿》，想从留学经历上探讨一下，什么人给了他精神力量，以之为榜样，才有回国后的一番作为。1931年8月，徐出了在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叫《猛虎集》，闻一多画的封面，一张虎皮，从书脊那儿折过来。志摩写了序，在他的集子里，大概是最长的，有点梳理一生的意思。谈到早年的志向，说他查过他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他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他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将来进“金融界”的。可他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这个汉密尔顿，在美国历史上，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755—1804年在世，早年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炮兵上尉，参加过对英军的战斗。1789年华盛顿建立新的联邦政府，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说徐志摩回国后的作为，以汉密尔顿为榜样，显得太遥远了。现在好了，有了致奥格登的六封信，又知道奥格登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以谁为师的问题就解决了。没说的，办报纸办刊物，组织文学社团，学的就是奥格登。
亮点的第三个，是1928年回国后的几次演讲。他是11月回来的，梁启超病了，他来北平看望。轉年1月有两次演讲，一次是在清华，一次是在燕京大学。在清华的这次，有学生整理出来，叫《徐志摩漫谈》，在燕京大学的，也是学生整理出来，叫《现代中国文艺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在上海的大夏大学也都讲过。不说内容了，光一次又一次的讲，就说明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要做事了，不多久就应胡适之邀，来北大教书。
亮点的第四个，是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沿革以其影响》。我写传时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在北图，现在叫国图查资料时，想找没找见，或许就没有。现在陈建军找见了，编入书中。徐志摩研究相对论，我是知道的，他曾给林徽因说，任公，就是梁启超，知道相对论还是我徐志摩告诉的呢。有了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章，就知道徐志摩对前苏联反感，不是情绪上的，是有社会学的理论素养支撑的。
事实方面的亮点讲过了，该着说思想境界方面的亮点了。这个说法不怎么周全，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要总括，该依据各方面的材料，仅从《远山》里的文章归纳，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是讲《远山》，我们只能说由《远山》中的文章，引发了我们对徐的思想境界的重新认识。这个弯拐过来，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过去我们谈徐志摩，很少谈人品，也不谈什么思想境界。似乎说诗好，已是高抬了，思想境界嘛，他也配！今天是专门谈他，还是应当宽容些。人品就不说了，要说也只说一句，你就是说他好，怕也没有达到他的那个好。还是说说思想境界吧。
这上头，志摩最可贵的，一是清醒的社会认识。前面说他与胡适，在对前苏联教育上的不同看法，就是一个显豁的证据。二是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组织社团，办刊物，不要看作是爱热闹，爱文学，不，他的心志比这要大得多。在这上头，他的顽强，也是可敬佩的。这不是说，没有烦恼，没有颓唐，就像长途跋涉的人，累了得歇息一样，歇好了，不累了，接着往前走。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看似希望的幻灭，实则是对希望的依赖，只有依偎在希望的小柴燃烧的火堆旁，就还有希望，就不会冻馁而亡。
第三个是他的反省精神。对一个优秀人物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前行路线，不会是直直的一条线，直通目的地不打弯。左右的摇摆，前后的趔趄，甚至绕着圈儿的徘徊，都是会有的，靠什么走上正途呢，靠的是思辨的能力，反省的精神。志摩在家庭生活上，遭逢感情的幻灭，仍能振作起来，呵护爱妻，维系家庭，得力于他的反省。当初那么爱小曼，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拉上一起往前走。 志摩与新文化运动
过去说起徐志摩，不管他做过什么，印象中只是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不会往高里抬。我觉得，该抬的时候，还是要抬的。事实上，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明确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要掂量掂量。我们总爱拿新旧说事，于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真像一首古诗说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杜甫《佳人》）。透过新人的笑脸，看到的是一个个弃妇，悲苦的面容，凄惨的哽咽。该叫什么呢，该叫“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说，我们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学艺术都有其精髓，衰落了，暗淡了，到了这个时候，要振作起来，复兴起来。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这样自命的。海外的研究者，也是这样定义的。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过这么个小故事，胡适的儿子思杜吧，在美国上学，语文考试不及格，唐德刚将这件事跟胡先生说起，胡笑着说：“哈，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语文考试竟然不及格！”我看过两本美国学者（多为华人）写的新文化运动史，用的英文词都是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在国外的汉学界，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文化运动是一回事。既然已得到国际文化界的公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呢？接下来要探究的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怎样发起的，由谁倡议，又由哪些人推波助澜，最后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一般的说法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发动且领导了这一运动。三人各有所司，蔡元培办学校，是作务人才，陈独秀办刊物，是鼓动舆论，也是提供阵地，胡适发表《白话文刍议》则是一声号令，天下影从。这个说法，太科学了，也太形象了，几十年添油加醋，越来越真实生动。再过上一两百年，就可以归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古代史”系列里了。说不定会传成，蔡元培将他的新科进士的儒冠一摔，一手拉着陈独秀，一手拉着胡适之，到了一个酒馆，推杯换盏，喝得兴起，朗声言道：“仲甫（陈的字）你去办刊物，适之你去写篇文章，咱们来他一场新文化运动！”拆字先生甚至可从三人的名字上，看出他们各自的志向与作为。
实际上，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在起事之初，会想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但是，文艺复兴这个词儿，这个念头，有一个人却想到了，做到了，且有一番精心的布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此中原委，起承转合，二十年前写《徐志摩传》时，我已写上了。原以为出版后，定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砍来，我挺枪迎战，写上几篇文章，就把这个历史的误会纠正过来了。没想到言重而人轻，喊破嗓子也无人理睬。今天在这里，只简略地谈谈，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徐志摩传》看看。这段叙述，在第五章《回国之初》里，说在徐志摩回国前，梁启超率团，赴欧洲考察回来，有个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迫切需要人才，正好徐志摩回来了，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坐镇，便聘为英文秘书，倚为得力助手。好些文章里，谈到民国文人的逸事，常爱说一个典故，说梁启超写起文章来，大江长河，汪洋恣肆，一发而不可收。给某人写序，写出的序比人家那本书的字数还多，只好再写一短序，将那个长序当一本书印出来。给谁写的呢，给蒋百里写的，什么书呢，《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呢，梁启超让他写的。原来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一时国威上扬，段祺瑞当政，研究系一班人吃香，梁启超当了财政部长，大概也没什么要紧事，便组织了个欧洲考察团去欧洲作了一次漫游，带的人员，可谓兵强马壮，都有学问专长。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蒋百里实为梁的助手，考察团的领队。欧洲之行，梁启超最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也想在中国造成一个文艺复兴，把中国的颓势，扳了回来，就让蒋百里写了这么一本书。不光是说一说，他们还有具体的布置。在北京建立了三個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二是设立共学社，收集经济、政治、军事、文艺多种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三是与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另一人是梁启超，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著名学者来华演讲。这三个机构，均由蒋百里主持。徐志摩这个英文秘书，就是协助百里工作的。这样你就知道，徐志摩请泰戈尔来华，不过是讲学社的业务安排。成立新月社，也不过是业余的助兴。梁启超、蒋百里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因为梁启超的猝死，蒋的他走，未成大气候。但这个职志，徐志摩自觉地承担起来。办 《新月》，是开辟阵地，在大学任教，是作务人才。前面说了的办第一届画展，也可说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汉密尔顿的雄心，落到实处，便是奥格登的作为。
还有个说法，很是可笑。说志摩跟胡适关系好，胡适知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倡有功，实行无力，见徐志摩的诗写得好，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势，就把徐志摩拉进这个阵营里。过去我也这么看，觉得是胡适这个帅才，成全了徐志摩这个将才。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在倡导与践行上，徐志摩一直就是自觉的，不是跟上谁才走上这条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志摩乃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历史总是将那些既有倡导之功，又有践行之绩的人物，镌刻在史册上。我甚至在想，过上一两百年，当一切都沉寂下来，暗淡下来，新文化运动的天空，熠熠闪光的，怕只有徐志摩这一颗星星了。
徐志摩对长篇小说的看法
时间还有，轻松些吧。
我看见下面有的人一边听讲，一边玩手机，要在过去，我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反感的。现在不了，能理解了。因为我也玩起手机了。三年前，我有个新手机，儿子要为我设定微信，刚设定上就有两个老朋友加上，我让我儿子赶紧取消了。当时我正在忙着写一部叫《边将》的长篇小说，怕分心，耽搁了思考与进展。去年吧，写完了，慢慢修改，就让儿子设了微信，不光看别人的，点赞，评论，自己也发朋友圈，希望别人点赞评论，很快就上了瘾。一醒来先看手机，晚上躺下了睡不着，嘟的响一下，赶紧拿起来看。我发朋友圈，最爱发的是我的信札，毛笔小行书，不衫不履，多半恰好六行，八行笺也是六行，八行就显得挤了。一说又远了，我要说的是，前几天在微信圈里，放了一封信札，是写给一个叫孙茜的女孩子的，是我们省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前两三年，小孙出过我两本书，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这几年，我在北京闲住，她在太原，闲了就写封信。跟一个女孩子，又不能说框外的话，只能是谈谈学问，谈谈读书的体会。这封札是这样写的： 经多年之研究思考，我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中文化之祸害，两项最大，一是毁灭了中国的诗歌，二是割断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中国的长篇小说，多为名士逞才使性之作也。戊戌秋韩石山上（印）。
你不是谈徐志摩吗，怎么说起你的信了。是的，信上说的，是我的看法，这儿提起，道理还是刚才讲过的道理。就是我的看法，都是从徐先生那儿推衍出来的，生发出来的。我的判断，或许孟浪了些，却不能说没有来由。这来由，就是徐志摩说过的话。志摩回国后，写了许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我们看重的，还是1928年从国外回来这三年，倦游归来，感慨良多。思想和感情，都到了成熟期，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关于诗歌，关于小说，都做了许多事，说了好多话——写了诸多文章。先说小说，后说诗歌。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心，书店之多，不可想像。我说的书店，不是光卖书，也出书，是书店与出版社的一体化经营，较之卖书，更注重出版，只有出了好书，才能卖出大价钱。有一家叫东亚图书馆的书店，很会经营，老板叫汪孟邹，安徽人，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好朋友。当年旧小说销路广，全是只有句读的老本子，汪老板就想，何不出个带标点的新本，于是便请人标点，又请胡适写序。胡适写了几个，《红楼梦》啊，《海上花列传》啊，都是他写的。还有一部《醒世姻缘》，也叫《醒世姻缘传》，亚东也要出，也该胡适写序，他不想写了，转给徐志摩。这时是1931年的7月，徐志摩来北大教书，住在胡适家里。起初让志摩看的是旧本子，拿在手上掉渣渣，后来给了个带标点的校样本，看起来就方便多了。志摩那一辈人，从小就看说部小说，留学后外国小说也不少看，他自己也写过小说，对小说的技巧与社会作用，早就熟烂于心。看完之后，没几天便写出一篇万字长文交差。这篇文章，在徐志摩的作品里，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可以看他的文学见识，二是可以看他对当时小说写作的具体看法。
见识就不说了，只说对当时小说的批评。徐志摩的话，颇有后世钱钟书的风格，就是时不时的，会带点色。他看这部《醒世姻缘》，一百回一百万字，而当时新小说的长篇，大都不长，比如巴金的《雾》，也就十一二万字。于是徐志摩说了：“当代的新小说越来越缩小，小得都不像个书样了，且不说芝麻绿豆大的短篇，就是号称长篇的也是寒碜得可怜！要不了顿饭的时光已露了底。是谁说的刻薄话，‘现在的文人，比如现代的丈夫一样，都还不曾开头已经完了的！’”谁说的，我看就是徐志摩写到这儿来了这么个奇思妙想，又觉得笔下有碍，便趁势将恶名转赠给了别人，留下实利自家暗自欣喜。
这还只是就篇幅而论，内容呢，一样看不上眼。仍是跟《醒世姻缘》比，《醒》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而现代最盛行的写实主义如何呢，可怜的新小说家，手里拿着纸本和全铅竺，想充分描写一个洋车夫的生活，结果洋车夫腿上的皮色，似乎比别的部分更焦黄，或是描写一个女人的结果，只说到她的奶子确乎比男人的夸大。看志摩的意思，是说作家的笔锋，沒有触到社会的肌肤，更不要说怎样的真实，怎样的深刻。
五四时代，写洋车夫，几乎成了一个时尚。鲁迅写过，郁达夫写过，老舍写过。志摩这话，是说谁呢？鲁迅的那篇太短，不会是，老舍写洋车夫，迟了好多年，也不会是，极有可能说的是郁达夫。正因为是好朋友，才会看，才会记得。达夫的那篇叫《薄奠》，早先看过，写没写到腿上的皮色，记不清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上一本看看。
中国的长篇小说，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明清时代，叫说部，其作家，起初是整理充实说书人的本子，《金瓶梅》之后，就走向文人执笔创作的路子，可说是才子之书，特点是逞才使性，淫喻邪说。就我所知，许多当代的学者，都喜欢看这类小说。我山西大学上过学，毕业好多年了，有一年春节，和谢泳一起去山西大学看望几个老先生。到了姚青苗先生家，老先生都九十岁了，说起他最近的烦心事，竟是他听说山东某人手里有个金瓶梅的新本子，他要看，拿好多本书跟人家换，人家就是不同意。他烦心的是，他的书要比那个值钱得多，而竟不能如愿。有的大学者，说是在家里看书，不愿接待外面的人，我看他们的书里，不排除这类小说。据谢泳先生跟我说，陈寅恪就很爱看旧小说。
当代长篇小说的状况，我不想多说了，想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当今的作家，境界太低了，太不把写作当回事了。觉得写小说嘛，不就是编个故事，至于思想的深度，连想都不用想。你要再问下去，他会瞪了眼反问你：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写小说，不过是用一个美好的，或是悲惨的故事，来诠释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大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过去人们都知道，写小说是要有大才的，现在却成了，学习不好，升不了学，做不成别的什么，就去写小说。学习不好，去写小说，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最荒唐的事，最大的笑话。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上看到一篇文章，冉隆中先生写的，《时间会记住哪些小说》，文末引用了一个日本作家池田正夫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念给大家听听，池田正夫说：“好小说以细节形象以及隱藏其间的情感和思想，披露时代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由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来写，不是笑话是什么？
徐志摩对新诗的看法
该着说诗了。我在这儿，用的是一种撂远了说的办法，就像写小说一样，笔搭得远远的，一步一步往近处走，直到走到眼前。说了徐志摩的职志，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再来说他在新诗上的努力，和对新诗运动的贡献，许多问题就看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