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一词当下很火。先是网络上“有钱不可任性”的热议，再有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严肃又不失活泼地讲“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任性”一词更是被广泛地传播与使用。其实，人的一生当中，每个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任性”的经历，尤其是在我们的孩童时代。成年之后，我们有了理智，受了约束，不敢轻易地“任性”了。
　　说到“任性”不可不谈及“人性”，因为所“任”之“性”乃人之“本性”。古今中外关于人性善恶之争颇多，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有过激烈而深入的辩论。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告子主张无善无恶论，也有人主张善恶兼有论，人性之善恶已被诸子百家争论完了。
　　孟子认为“人心本善”，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则认为“人心本恶”，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两人相同之处则在于都主张要“学习”，孟子认为通过学习可保其本心，荀子认为通过学习可抑制本心。
　　西方亦有人性善恶之说。性善论者，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卢梭。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卢梭则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乐、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等原因才变的“恶”了。性恶论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它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上帝意愿犯了“原罪”，其子孙后代来到这个世界即负有深重的罪恶。因此，人要用忏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从某种禁忌、戒律来获得上帝的救赎。否则，人的灵魂就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而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
　　性善论者认为，人天生善良，位高权重者当是德高望重者，拥有权力的人会注重内在道德自律，摆脱自私自利，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能够克服权力滥用；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趋利、自私的，要构建监督制约权力制度来弥补人性的缺陷。现代国家治理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和评价，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权力制约机制，崇尚并致力于建设契约型的法治社会，一来以法治克制人性之恶，用法律控制人性恶的泛滥；二来用权力制约权力，用法治限制权力，解决人理性的有限和德性的本恶。
　　笔者认为，人有自然资质，也有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社会资质，人性是寄生在人之感情上的种种欲望与渴求，虽有理性控制，但更具“任性”诱惑，说明人是靠不住的，切切不可“任性”！特别是手中拥有公权力的人，假若无所顾忌地“任性”，轻者劳民伤财，重者违法乱纪、祸国殃民！因此，有权真不可任性！
　　拥有权力，首先要始终敬畏权力，讲规矩、守准则，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之于民，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行使权力，更要谨记依法行权，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身份，恪守本分，不因位高而傲骄，不因权大而忘形。
　　有权不可任性，就是提醒拥有权力者应慎重和敬畏，告诫行使权力者切忌失范和越界。建设法治社会，我们不妨就从防止权力任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