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贸易战的因素，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一些困境，经济发展放缓。但是一些塑造全球经济的基本因素也值得被关注，这些因素已经持续存在了很多年，并且在未来会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气候变化，这催生了对低碳技术的绿色投资。应对当前的宏观经济挑战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充分把握绿色发展机遇。
　　审视当今全球经济，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相对陌生的“新常态”现象，其具体体现包括：其一，发达经济体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几乎所有中央银行都在努力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但都不太成功;其二，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都低于2%，其中很多国家接近于零甚至为负值，而15年前被视为“正常水平”的利率为5%左右;其三，各大经济体的长期名义利率接近甚至低于零，实际利率则远低于零;其四，尽管利率非常低，但是经济增幅却很有限。
　　全球化、自动化、以及人口老龄化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以及自动化是导致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的原因，英格兰银行的安迪·哈德恩（Andy Haldane）等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实际平缓的菲利普斯曲线”（an essentially flat Phillips curve）。具體而言，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共同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灵活性，工会的影响力下降。自动化也具有类似的作用，每当发达经济体内的实际工资开始出现上涨趋势，各个公司就会充分利用最新的自动化技术成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可以说，当代劳动力市场有充足的“后备机器人大军”。
　　除此之外，这三个因素还会影响预期储蓄和预期投资，带动实际利率下降。
　　目前全球的名义和实际利率较低，不仅是因为过去十年中央银行大多采用了宽松的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实际利率的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近4%的水平一直下降到现在的负利率。
　　长期来看，事前的预期储蓄和预期投资从结构角度影响实际利率，事后实际储蓄和投资的情况影响名义利率。最近，英格兰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卢卡兹·雷切尔（Lukasz Rachel）和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发表了一篇高水平论文，其中提到：有很多因素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储蓄率上升，同时导致了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需求下降。
　　从储蓄角度来看，全球化以及自动化的浪潮加剧了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总储蓄额，因为收入更高的人群储蓄的意愿更强烈，如果富裕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更高，总的期望储蓄率就越高。在包括中国、德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高额储蓄的倾向很明显，因此也使得经常账户盈余额较高。在中国，个人收入对经常账户盈余的影响没有那么大，高储蓄率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国有企业的储蓄率极高，而这些企业只向其股东（包括中国政府和群众）支付少量股息，大量利润用于储蓄。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投资率的下降不仅受短期不确定性以及政策影响，老龄化和自动化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在发达经济体中，人口增速放缓导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逐渐下降，这种情况在日本尤为突出。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硬件和软件的成本越来越低，使得厂房设备和机械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中，与总体物价相比，厂房设备和机械设备的价格下降了20%。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率显著下降。
　　储蓄率升高和投资需求下降的趋势，在未来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在未来的很多年中，实际利率可能都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甚至为负。当然，中国的投资率仍然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不过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在2050年会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仍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全国储蓄率一直比较高，从2000到2008年，储蓄大幅度上升，占到了GDP的50%左右，投资率占到40%，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0%。2008年之后，随着房地产信贷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投资率高涨，从而显著降低了经常账户盈余的占比。2012年之后，全国储蓄率和投资率都略有下降。
　　中国的高投资率会继续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即使中国为了实现高价值型经济模式，加大高新技术厂房设备和机械的投资，但随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下降，总的投资率必然会下降。根据预测，大约从2026年开始，中国的人口会开始逐渐减少，到2050年，总人口会比高峰时少5%左右。另外到2030年，中国可以充分实现政府制定的70%的城镇化目标，实际从最新的趋势来看，城镇化的目标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因此，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个时期，针对新增房地产需求的投资会显著下降，届时，中国将完成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以及多个城市地铁系统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都将达到全球一流水平，从而减少针对后续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
　　即使全国储蓄率也呈现出自然下降的趋势，但是不断下降的投资率仍然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挑战，中国的情况会与目前发达国家类似，较高的储蓄率可能会一直高于下滑的投资需求，因此实际利率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发达的经济体需要通过大量投资来解决气候变化难题。同时，很多新兴经济体存在大量的基础设施需求，包括中国正在进行投资的“一带一路”建设，这可以适当弥补全球投资需求的下降。
　　对于全人类来说，气候变化是潜在的灾难性威胁。《巴黎协定》中的气候目标是，要控制全球变暖幅度，确保气温相对工业化时代之前升高不超过2℃，最好是不超过1.5℃。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球必须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零排放，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需要在2050年之前达到这个水平。如果中国在2050年之前会成为一个全面富裕的发达经济体，那么中国也责无旁贷。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这个目标都是可行的。实现零碳经济的技术已经面世，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的话，零碳经济所需的必要投资对消费者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小。 　　零碳经济所需的额外投资规模很大，在全球，发电量需要从目前的23，000太瓦时增加到2050年的90，000太瓦时。在中国，发电量需要从6500太瓦时增加到15，000太瓦时，而且所有电力都必须来自零碳能源。
　　在中国，需要将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和核电在内的零碳发电容量从目前的200吉瓦增加到2050年的5000吉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风力和太阳能的投资需要增加两到三倍。

　　此外，还需要对建筑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提高设施质量，并安装能够提升建筑热能效的热泵。
　　另外，还需要对电力收费基础设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投资，并投资于零碳方式生产钢、水泥或化学品。
　　如果把所有这些需求都考虑进去，那么未来30年全球所需的额外投资约为9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虽然看上去很庞大，但实际上仅占全球总GDP的0.6%左右。而目前来看，全球关键的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在于：在发达经济体中，似乎没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来实现期望的节能目标。
　　对于中国来说，要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碳经济，就必须将太阳能投资速度翻倍，将风能投资速度增加到三倍以上，这些投资可能会占该阶段中国总GDP的0.4%。如果再加上输配电、储能、相关工业和建筑，那么总投资额可能高达GDP的1%。不过，中国目前的投资额已经占GDP40%以上，绿色经济的投资占比并不高。
　　减少浪费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增加零碳经济的投资，会给中国带来双赢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早在2012年，中国的人均住宅面积已经与欧洲各国相仿，与此同时，中国有超过19%的家庭拥有两套及更多的住房，其中有很多住房甚至还没有连入电网，从全国范围来看，所有城区库存房中大约有20%是空置的。
　　在发展速度较快的一线城市，比如上海，这些空置住房可能会被充分利用，但是在二三线城市，很多住宅区根本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入住率，最终不少住宅区会被拆除，这意味着大规模投资的浪费。因此，減少此类投资浪费，同时增加零碳经济投资比例，会带来双赢结果。
　　我们需要把握绿色投资机遇，以避免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与此同时，通过必要的投资，也有助于我们应对陌生的“新常态”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