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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理由★多年以来坚持“自由第一性”的写作态度，林贤治以批判的笔触和启蒙的态度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
2010年，其主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它以知识分子的勇气直面残酷的历史、对抗集体的沉默与健忘。
言论：“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人物简介：林贤治，作家、编辑。1948年出生于广东。高中学历。最初以诗人身份被公众注意，后转为研究鲁迅，以鲁迅研究者身份出版《人间鲁迅》等多种著作。同时开始文学史、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批评写作，以尖锐和批判性著称。出版有《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旷代的忧伤》等。
今年夏天之后，林贤治总能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和来信。这些陌生人向林贤治讲述着自己在文革期间亲见的恐怖。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林贤治诉说，都是因为他主编的一本书。2010年4月，《烙印》出版。这本“黑五类子女”的集体回忆录历经数年、辗转多处，最终得以问世。“算是给这些人在社会档案里留下了一笔。”
林贤治走进办公室时一直为迟到道歉。他有着规律的生活，而早起对他是个难事。他兴致不错，这一年还算收获颇丰。作为作家，他出版了自己的几本著作；作为编辑，推出了几位好作者。不久前，他被通知获得了“在场主义散文大奖”，有30万元奖金。这个由民间赞助的文学奖的宗旨强调“去蔽、介入、揭示本真”。
这一切都让他高兴。当然，还有他看重的那本《烙印》，半年内又加印一次。对于一本主题如此沉重的书，也算个惊喜。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林贤治的很多书一经出版都遭遇争议。他个人写作态度的激烈、决绝总会让读者阵营迅速分化。“邵燕祥先生对我说，《烙印》这本书如果把最基层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写得充分一点就好了。
这本书对他来说算是了却一个心愿，他并没有计划把这个口述史再继续下去。“我只是想做一个开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他说。
还有另外的工作其实也一直在默默进行。比如自己写的另外两本书《纸上的声音》和《沉思与反抗》。前者是近三年來的文化批评文集，内容从评点西方知识分子阿伦特、索尔仁尼琴一直到中国的鲁迅和胡适，主题和林贤治其他作品一致，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自由斗争与专制封锁。后者是他30年来写作的选本。在书的序言中，林贤治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己，他坦陈30年前曾经为了能够发表文章，按照报纸要求写下成打的颂歌。他写道，“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世界就无非就分成自由或不自由。”林贤治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任何写作，自由永远作为“第一性”。所以在他的书中，论及的人物无论中西均是个体对于强权的反抗。但是，不可否认，林贤治笔下的人和事大都在西方。虽然他一向以批判的锋芒著称，但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事件，极少见到他的发言。林贤治解释，“我写西方的历史、西方的人，其实言都在中国，算是一种隐喻的写法。这是他写作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为编辑选择书稿的标准。
林贤治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他选择“写作者”。“这个名字最朴素。”他笑笑说。他的本职是一名编辑。出版对于他是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同时也是爱好。
至今不会用电脑的林贤治一般都是通过纸媒寻找合适的作者。一次，他从一本书评刊物上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撰写了一篇介绍东欧解冻前地下文学的短文。林贤治就打电话向对方约稿。“我不认识他，跟他说希望你能来组织一本书，介绍东欧的地下文学。”
半年之后，这本书名为《地下》的书出版，成为林贤治作为编辑在这一年中颇为看重的一本。还有《哲学船事件》，讲述了1922年苏俄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异议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流放的历史。除了这些充满隐喻的书籍，他也关心周围的作家。两年前，上海一名教授因为在课堂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而被学生告密，一时舆论大哗。林贤治在媒体上看到那位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觉得“颇不错”，于是就约了他的书稿，“争取今年能出版”。
林贤治在花城出版社已经供职近30年，除中途被短暂借调去办报外，他一直在这里。对于这个高中学历、不会电脑、不善交际的编辑，出版社无论技能考试还是工作量考核，对林贤治总网开一面。“他们都还算宽容，不像我，很偏狭。”林贤治自嘲地说。
偏狭和极端，是他听到关于自己最多的评价。他从不回避，坦然承认。这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农民家庭，17岁开始被批斗。常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让他对于“达官贵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他后来不爱交往、拒绝商榷的极端性格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也是他长期以来的一种自我保护。
林贤治生活方式的“极端”在圈子里尽人皆知。例如，他从不参加三人以上的聚会，认为“那纯粹浪费时间”；20年来也再不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觉得“那些会议全部都是无聊的，研讨不出任何内容”；对于居住了几十年的广州，他甚至不清楚有哪些旅游景点，外地的朋友到粤约他一同出游，他回答“没兴趣”。
实际上他是一个随和的人，只不过他为自己划定的原则和界限比大多数人严厉一些。他生活简单，衣着朴素，对于每顿饭的要求是“只要有一条鱼，青菜或者一个蛋就足矣”。但是，每个月会花一两千元买书。他自己总结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其实都是工作。”最大的爱好是“拉拉小提琴和哼哼歌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极端的性格。他也乐得清静，每天步行上下班，每周去书店两次，读书、写作。
底层出身、学历不高的林贤治对于中国的高校充满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呼吸过学术界污浊的空气”是一种幸事，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读过大学而稍感惋惜。他厌恶学术界制定的种种框架与限制，认为写作最需要的就是自由而不是规范。早年一直研究鲁迅的林贤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着鲁迅的做派。林贤治如今已过“愤青”
年龄，但他仍然充满激情，时时生出愤怒之火。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就是批判”。★
（实习生蒙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0年，其主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它以知识分子的勇气直面残酷的历史、对抗集体的沉默与健忘。
言论：“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人物简介：林贤治，作家、编辑。1948年出生于广东。高中学历。最初以诗人身份被公众注意，后转为研究鲁迅，以鲁迅研究者身份出版《人间鲁迅》等多种著作。同时开始文学史、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批评写作，以尖锐和批判性著称。出版有《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旷代的忧伤》等。
今年夏天之后，林贤治总能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和来信。这些陌生人向林贤治讲述着自己在文革期间亲见的恐怖。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林贤治诉说，都是因为他主编的一本书。2010年4月，《烙印》出版。这本“黑五类子女”的集体回忆录历经数年、辗转多处，最终得以问世。“算是给这些人在社会档案里留下了一笔。”
林贤治走进办公室时一直为迟到道歉。他有着规律的生活，而早起对他是个难事。他兴致不错，这一年还算收获颇丰。作为作家，他出版了自己的几本著作；作为编辑，推出了几位好作者。不久前，他被通知获得了“在场主义散文大奖”，有30万元奖金。这个由民间赞助的文学奖的宗旨强调“去蔽、介入、揭示本真”。
这一切都让他高兴。当然，还有他看重的那本《烙印》，半年内又加印一次。对于一本主题如此沉重的书，也算个惊喜。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林贤治的很多书一经出版都遭遇争议。他个人写作态度的激烈、决绝总会让读者阵营迅速分化。“邵燕祥先生对我说，《烙印》这本书如果把最基层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写得充分一点就好了。
这本书对他来说算是了却一个心愿，他并没有计划把这个口述史再继续下去。“我只是想做一个开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他说。
还有另外的工作其实也一直在默默进行。比如自己写的另外两本书《纸上的声音》和《沉思与反抗》。前者是近三年來的文化批评文集，内容从评点西方知识分子阿伦特、索尔仁尼琴一直到中国的鲁迅和胡适，主题和林贤治其他作品一致，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自由斗争与专制封锁。后者是他30年来写作的选本。在书的序言中，林贤治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己，他坦陈30年前曾经为了能够发表文章，按照报纸要求写下成打的颂歌。他写道，“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我说，这是耻辱。”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世界就无非就分成自由或不自由。”林贤治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任何写作，自由永远作为“第一性”。所以在他的书中，论及的人物无论中西均是个体对于强权的反抗。但是，不可否认，林贤治笔下的人和事大都在西方。虽然他一向以批判的锋芒著称，但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事件，极少见到他的发言。林贤治解释，“我写西方的历史、西方的人，其实言都在中国，算是一种隐喻的写法。这是他写作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为编辑选择书稿的标准。
林贤治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他选择“写作者”。“这个名字最朴素。”他笑笑说。他的本职是一名编辑。出版对于他是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同时也是爱好。
至今不会用电脑的林贤治一般都是通过纸媒寻找合适的作者。一次，他从一本书评刊物上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撰写了一篇介绍东欧解冻前地下文学的短文。林贤治就打电话向对方约稿。“我不认识他，跟他说希望你能来组织一本书，介绍东欧的地下文学。”
半年之后，这本书名为《地下》的书出版，成为林贤治作为编辑在这一年中颇为看重的一本。还有《哲学船事件》，讲述了1922年苏俄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异议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流放的历史。除了这些充满隐喻的书籍，他也关心周围的作家。两年前，上海一名教授因为在课堂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而被学生告密，一时舆论大哗。林贤治在媒体上看到那位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觉得“颇不错”，于是就约了他的书稿，“争取今年能出版”。
林贤治在花城出版社已经供职近30年，除中途被短暂借调去办报外，他一直在这里。对于这个高中学历、不会电脑、不善交际的编辑，出版社无论技能考试还是工作量考核，对林贤治总网开一面。“他们都还算宽容，不像我，很偏狭。”林贤治自嘲地说。
偏狭和极端，是他听到关于自己最多的评价。他从不回避，坦然承认。这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农民家庭，17岁开始被批斗。常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让他对于“达官贵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他后来不爱交往、拒绝商榷的极端性格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也是他长期以来的一种自我保护。
林贤治生活方式的“极端”在圈子里尽人皆知。例如，他从不参加三人以上的聚会，认为“那纯粹浪费时间”；20年来也再不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觉得“那些会议全部都是无聊的，研讨不出任何内容”；对于居住了几十年的广州，他甚至不清楚有哪些旅游景点，外地的朋友到粤约他一同出游，他回答“没兴趣”。
实际上他是一个随和的人，只不过他为自己划定的原则和界限比大多数人严厉一些。他生活简单，衣着朴素，对于每顿饭的要求是“只要有一条鱼，青菜或者一个蛋就足矣”。但是，每个月会花一两千元买书。他自己总结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其实都是工作。”最大的爱好是“拉拉小提琴和哼哼歌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极端的性格。他也乐得清静，每天步行上下班，每周去书店两次，读书、写作。
底层出身、学历不高的林贤治对于中国的高校充满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呼吸过学术界污浊的空气”是一种幸事，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读过大学而稍感惋惜。他厌恶学术界制定的种种框架与限制，认为写作最需要的就是自由而不是规范。早年一直研究鲁迅的林贤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着鲁迅的做派。林贤治如今已过“愤青”
年龄，但他仍然充满激情，时时生出愤怒之火。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就是批判”。★
（实习生蒙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