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世纪，你会发现，无数人死于人类之间的种族灭绝、连环屠杀、战争和核毁灭。但总的来说，人类已经明显没有我们的远祖那么暴力了。其实早在17、18世纪，托马斯·霍布斯与让-雅克·盧梭以及其他哲学家就开启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人类猛烈的攻击行为与友善的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与我们关系最近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相比，我们人类在自己社群中的暴力行为大幅减少，与此同时，人类施于假想敌群体上的暴力行为又会如此强烈呢？
　　虽然有很多人研究人性的黑暗面，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从诞生之初开始，就是灵长类动物世界中合作性最强的物种。
　　人类演化是一丛灌木，而非一棵树
　　古人类学家一直着迷于研究人类的进化历史，不断增加的化石记录信息填补了史前人类的拼图，但是弥补了缺失的某一环，却又暴露出了另一环的缺失。一些平行及分岔的演化证据表明，这个星球上曾生活着其他几类原始人，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些我们曾经认为只有智人才有的特质。比如尼安德特人，比如丹尼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是一种高度进化的人种，他们甚至拥有超过现代智人的脑容量以及更加强大的体魄，尼安德特人马蹄形的颈骨与现代人的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具有和我们一样的说话交流能力，不过声音听起来像咕噜声。尼安德特人会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比如说锤子、刮刀和用于剥开甲壳类动物的工具。尼安德特人不仅是捕猎高手，也是美食家。考古挖掘发现他们的居住地遗址有海豹、野山羊和红鹿的残骸。除了上述食物，他们的食物还有野猪、兔子、海豚、鸟、乌龟、鱼和松子等。他们也食用植物，包括野草、豆科植物、根和块茎。4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就已经开始用火，在智人于4.3万年前抵达欧洲时，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生活了数十万年，但是在3.5万年前，作为一个单独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灭绝了。除了非洲人之外，欧亚大陆的现代人身上均有1%-4%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说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杂交共处时期。
　　和尼安德特人一样，丹尼索瓦人也在现代人身上留下了基因。2008年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洞发现了一块女孩的指骨化石，通过DNA提取，并最终测序，一种不同于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新人种出现了，因为是被发现在丹尼索瓦洞穴，所以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这次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同尼安德特人一样曾和我们发生杂交的全新人类物种。
　　除了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地球上还曾生活着弗洛勒斯人。2003年，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发现了一种小型人类的化石，后来称之为弗洛勒斯人。这些古老的人类身材矮小，成年的弗洛勒斯人也才1.1米，科学家根据托尔金的小说《魔戒》给他们取了个外号——“霍比特人”。考古遗迹表明，这个矮小的人种同样直立行走，并且也会制造工具。脑容量大概只有现代人的1/3，他们或许一直顽强生存到了大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来到这片地区为止。这意味着有一种小型的人类种群曾和“普通人种”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查尔斯·达尔文把演化描绘成了一株灌木，而不是一棵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只有智人发展成了现代人类呢？
　　人类自我驯化
　　美国杜克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赖恩·黑尔（Brian Hare）认为，人类在演化历史中无意间经历了一场自我驯化过程，这使得我们比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更具有合作精神。尼安德特人无法相互合作并传承生存所需的文化知识，这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尤其是当他们开始与入侵的智人争夺资源时。
　　什么是物种驯化呢？让我们来看看从1959年开始、如今还在进行中的狐狸实验。1959年，苏联动物学家、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i Belyaev）前往西伯利亚，寻找“最有礼貌”的狐狸。
　　别利亚耶夫对动物的驯化如何发生，以及野生犬科动物演化成性情温和的狗的过程中，其生物学特征发生了什么变化很感兴趣。在西伯利亚乡村，分布着数千个狐狸养殖场，这是他进行实验的理想场所。
　　别利亚耶夫开始培育特别温顺的狐狸，并观察其幼崽的性情。在短短三代之内，这些狐狸对人类的恐惧和攻击性明显降低。到了第四代，一些幼崽甚至会像小狗一样摇着尾巴接近捕捉者。这些动物对人类表现出友善的迹象，表明它们已经被驯化。
　　驯化了的动物会产生“驯化综合征”。达尔文发现，不同物种的驯养动物之间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家养动物的耳朵往往比野生动物的耳朵更松软，尾巴更卷，体型更小，下巴凹陷，牙齿也更小。驯化还会缩小大脑的恐惧中心——杏仁核，从而减少攻击性和恐惧
　　反应。
　　别利亚耶夫注意到，他驯养的狐狸最终长出了黑白相间的斑点，这种特征现在被认为是驯化的经典标志。
　　人类学家发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从身躯庞大、骨骼厚重、脸庞宽阔，进化为身量减小、脸庞窄小，粗壮的眉骨也渐渐消失了，形成了更圆滑的头部，男性和女性的体型差异也有所下降。总之，人类发展出了一副更利于合作的女性向面孔。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过程，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的睾丸素水平降低，睾丸素的降低不仅改变了人类头骨的形状，同时也使得文化发展更繁荣起来。伴随着人类的认知革命，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在4万至9万年前发生。在此期间，早期人类创造了工具、武器、雕刻品和洞穴绘画。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淘汰具有威胁性和不稳定的雄性、进行自我驯化是智人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唯有智人发生了这种进化行为。
　　杀死那些暴力分子
　　智人是如何进行自我驯化的呢？哈佛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认为：在我们人类的自我驯化过程中，众人合作杀死无可救药的暴力个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就像科学家从育种库内剔除了生性凶猛的狐狸崽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杀死了那些多次实施暴力行为的人。 　　在人类进入大规模的农业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复杂的官僚管理制度之前，人们觅食、打猎、收集食物，并生活在小型的高度流动的群体中。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觅食的群体都是和平的，而我们强烈的暴力行为直到我们进入农业社会后才得到发展。但是，兰厄姆引用了大量例证，证明了小规模的社会中，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也普遍存在。兰厄姆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农业社会后，对政府实施惩罚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暴力冲动，比如对邻近部落的凶残报复袭击。死刑是人类驯化的主要方式吗？
　　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社群中尚未形成政府的原始人的确有时会合作清除族群内部的一些暴力分子。不过加拿大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在对原住民桑人所作的大量深入研究表明，杀死暴力分子，这样的事件并不是那么常见，他记载说，某人杀死至少两人后，另有几个人合作伏击并杀死了他。
　　人类的攻击性行为在演化过程中被逐渐剔除，可能还有一种更为温和的选择过程，那就是雌性选择。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群落中的女性要比其他群落中的女性更接近获得与男性相当的权利。演化逻辑告诉我们，一连几代年轻女性及其父母挑选暴力程度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就能产生稳定的选择压力。这种压力要比出现频率相对较少的死刑所带来的压力更稳定。
　　人类生来具有暴力基因
　　自我驯化驱动人类进化的观点由来已久，其基本观点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名叫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弟子首次提出的，并且自18世纪以来已经经过了数次争论和修改。那人类到底为什么会经历驯化过程呢？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的近亲。
　　如果不深入研究我们的非人类亲属，我们可能永远也搞不明白自己的起源。栖息在刚果附近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它们和人类共享大部分的DNA，并有着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是很有价值的活体
　　案例。
　　倭黑猩猩是相对和平的生物，由雌性掌握着社会权力。和人类一样，雄性倭黑猩猩也很暴力，但雌性会团结在一起，以控制过于好斗的雄性。与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不会杀害自己物种的成员。它们还有大量的性生活，这为它们赢得了“自由恋爱”的名声。但黑猩猩却毫不顾忌地杀害朋友、伴侣甚至是婴儿。珍·古道尔也遗憾地坦承，她挚爱的黑猩猩可以表现得非常残暴。
　　现代观点认为，距今200万年至100万年前，倭黑猩猩就在演化树上和黑猩猩分道扬镳了，并且在刚果河的一个河湾南部独自演化。兰厄姆认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展示了在人类身上共存的暴力与和平。人类生来就携带着暴力基因，这是演化的产物。这是深入到遗传学层面上的霍布斯人性观的生动例证。
　　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为何进化得如此不同呢？一部分原因是，黑猩猩的暴力使它们能够和大猩猩争夺资源，而倭黑猩猩则生活在一个树叶茂盛、竞争很少的地区，暴力并不是物种进化的必需品，因此它们变得更加驯化。
　　人类和倭黑猩猩有著相似的过去，在我们的演化过程中，新的生态环境（水果和动物群更丰富）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朝向有利于合作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人类的友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会对熟悉的人更加友好，而对圈子以外的人更有侵略性。
　　的确，人类比大多数其他物种更善于合作。然而，人类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犯下的诸如谋杀、种族灭绝和奴役等暴行呢？人类学家认为，当我们变得更加社会化且更有合作性时，我们开始强烈地认同自己的社群。这样一来，我们对其他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圈子之外的任何人，都会更有疑心。自我驯化给人类的内部群体带来了凝聚力——我们与自己的小圈子联系得更加紧密。但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仇外情绪。人类常常以意识形态、性别、种族、政治差异或任何能找到的名义组成联盟，对某些人产生憎恨。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能感受到人性这头怪兽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人类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要想保护我们这些现代人类免遭危险，就需要大家都意识到，如今，危险主要来自人类自己的意愿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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